儒理哲学

十四卷，宋蔡模著。赵顺孙《四书纂疏》载蔡模有《大学演说》、《论语集疏》、《孟子集疏》。今唯存此书。卷末有其弟蔡抗序，称“(蔡)沈书以《论语·孟子集注》，气象涵蓄，语气精密，至引而未发，尤未易读。欲取《集义》、《或问》及张(栻)、吕(祖谦)诸贤门人高第往复问答语，如朱子所谓搜辑条流，附益诸说者。类聚缕析，期于语脉分明，宗旨端的。未及编次而卒。模乃与抗商榷以成此书。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其书于各家之说有所去取，少有辨证。以发明朱熹《孟子集注》为主，或佐证其义，或旁推馀意。因蔡沈为朱熹弟子，蔡模又为蔡沈之子，此书又本蔡沈初创，故于《孟子集注》的疏解，知之确，择之精。今存《四库全书》。 查看详情>>

作为晚明佛教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智旭，自幼受到程朱学派的熏陶与感染，后来转而成为佛教的信仰者，其一生都致力于佛教的复兴与三教的融合。他在坚持不懈地研习佛法，笃实修行的同时，极力主张儒佛会通。其著作《四书蕅益解》为晚明佛教界儒佛会通的代表作，体现了晚明佛教界调和儒佛的成就，也显示了佛教界在处理儒佛交涉问题上的日趋圆熟。蕅益在重新注解《四书》时，有意识地与朱子学对立，力图打破当时朱子四书学的范式，而以佛家旨意诠释《四书》，冀望藉此以儒扶佛，复兴佛教，达到引儒门同归佛海的目的。 查看详情>>

南宋胡宏著。原本1卷，现传本6卷。为平日论学随笔札记，屡经修改而成。此书对理学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如道、理、心、性等多有论述，而于性命之理阐发尤详。主张“性”是宇宙本体，是“天命之全体”，而“理”则包括人伦和物理两方面。在他看来，“性”既是人伦之理的渊源，但又高出于“理”;虽无善恶，却有好恶。因此，“世儒之言性者，类指一理而言之尔，未有见天命之全体者也”。认为“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反对天理人欲对立观。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主张“务圣人之道”，“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见，方力行以终”。此书对衡湘学者影响深远。但朱熹、吕祖谦、张栻等人对之既有肯定，也有责疑。今有明嘉靖间正心书院本、清道光间粤雅堂本等。 查看详情>>

十八卷。姚际恒撰。是书成书于康熙年间汉、宋学斗争之时，它不受传统传疏束缚，认为《诗序》无论大序、小序皆东汉人卫宏所撰，多不可信；而朱熹《集传》虽反《诗序》，又每每阳违之而阴从之。汉学、宋学各有缺点和谬误，“汉人失之固，宋人失之妄，明人失之凿。”故是书论诗，既不追随《诗序》，亦不附合《集传》，正如《自序》中所云“惟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义不致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凿之中。”主张以求实精神，从诗的本文探求诗义，对历代各家注疏逐一辨析。求得了部分诗篇本义，对历代说诗歪曲诗义处多有驳斥，尤对朱熹《诗集传》驳难最力。有些篇章，录列汉、宋各家释义逐一驳诘，因提不出新解，便以“不可详”或“不得其解”存疑，不肯妄断。是书除逐章串讲诗文，通解全篇意旨外，间或有艺术表现手法的评析。指明诗中的赋、比、兴手法，从章法、句法、修辞法，均有精确评价。如评《关雎》第二章曰：“通篇关键，在此一章。”评《卷耳》末章云：“四‘矣’字，有急管繁弦之意。”评《广汉》谓每章最后三句“一字不换，此方谓一唱三叹。”评《鄘风·君子偕老》中“邦之媛”，犹后世所言“国色”，此篇乃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之滥觞。此类见解能突破前人成说，开辟了《诗经》研究之新学风，至今仍可供借鉴，极有价值。然谓一些男女恋歌为“刺淫”之作，则是其因袭传统，美中不足。因是书不倚任何门派，故当时不受重视，《四库全书》竟不录。百余年后，其价值渐被发现。方玉润《诗经原始》多采其说。郑振铎赞曰“此书极为重要，多独特的新解，而能超出于毛(亨)、朱(熹)的聚讼之外”。最初之版本为道光十七年韩城王笃刻本，后有1927年双流郑璋复印本，1958年中华书局排印顾颉刚点校本为最新版本。 查看详情>>

儒家经典之一。又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旧题战国公羊高撰。开始只是口耳相传，汉初成书，据称由汉景帝时公羊寿和胡母生(子都)写成文字。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着重阐释、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但大半逞胸臆，不合本旨，史事记载较略，历代今文经学家常用它作为议论时政的工具，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注本有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代徐彦《公羊传疏》、清代陈立《公羊义疏》等。 查看详情>>

八卷，清焦袁熹著。其书仅及成公八年而止，为未成之书。前有其孙焦钟璜跋。其论无骇书名，若后世帝室之胄不系以姓，非贬而去之;论书螟为虫伤苗稼，即当留意补救，不以此一事便为恶，所论皆能酌情理之平，洗孙复以来之曲说。末附读《春秋》数条，论即位或书或不书，四时或备或不备，有史所本无，有传写脱佚，非圣人增减于其间，足破穿凿之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近代说《春秋》者，当以此书为最。虽编辑未终，而义例已备，于经学深为有裨。”收入《四库全书》。 查看详情>>

传说为秦时隐士黄石公所作，并授之于张良。“按前汉列传黄石公圯桥所授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於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宋张商英：《素书序》)。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依据，阐述了道、德、仁、义、礼等道德原则及其具体规范，并说明其对处世和安邦的重要意义。该书六章为“原始”、“正道”、“求人之志”、“本德宗道”、“遵义”、“安礼”。“原始”章概括说明了道德原则：“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其余各章是对这一原则的具体说明。该书言简单意赅，总结社会政治伦理经验，有不少警人之句。如“亲谗远忠者亡”，“略己而责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弃”。“货赂公行者昧”，“为人择官者乱”，“女谒公行者乱”，“决策于不仁者险”，“厚敛薄施者凋”，(《遵义》)“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安礼》)等等。收入《百子全书》。 查看详情>>

《春秋》学著作。又称《春秋说》,《半农先生春秋说》。清惠士奇撰。十五卷。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儒,晚号半农,人称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官编修,侍读学士,曾典试湖南,督学广东。为清代著名经学家,尤精“三礼”。此书考辨《春秋》礼制、史事、书法等,分门别类,经文以类相从,每卷约论三四类,然不立目类。每经文后约采三传之文附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每传文之后又多附诸儒之说。其史事多信《左传》,礼制时据“三礼”,对《公羊》、《榖梁》、啖、赵之妄,时加驳正。每类之后,又以己意为总论。其意多出自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虽不免有拘泥窒塞之处,但大抵典核可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所谓原原本本之学,非孙复等之枵腹而谈,亦非叶梦得等之恃博而辨也。”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等。 查看详情>>

唐玄宗李隆基注。开元十年（722），玄宗训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载（743），重加修订，亦颁天下。天宝四载九月，以御注刻石于太学，谓之《石台孝经》。《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为1卷。天宝五载，元行冲奉诏作疏，增为2卷。宋至道三年（997），宋太宗诏命李沅、杜镐纂《孝经正义》又增1卷。咸平年间（998～1003），以邢昺续理其事。邢昺系据元行冲疏释校定敷衍，约而修之，而成后世通行之本。明万历监本、崇祯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校刊本、阮元校刊本皆作9卷。玄宗《孝经注》，会合韦昭、王肃、虞翻、刘劭、刘炫、陆澄六家之异同，芟去其烦乱，撮取其义理允当者而成。唐玄宗注意到，提倡孝道，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使“上下臣人（民）和睦无怨”（《孝经·开宗明义注》）。以事亲尽孝而移情于君，则可以尽忠，有利于巩固封建皇权的统治地位。故“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孝经注序》）。《孝经注》的内容，于此处可见一斑。 查看详情>>

明末清初顾炎武抉摘杜预《左传集解》缺误并加补正之书。3卷。以杜《解》时有缺失,贾逵、服虔之《註》,乐逊之《春秋序义》,又佚而不传,于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至于邵宝《左镌》等书,如有合者,亦皆采辑。“若室如悬磬,取诸《国语》; 肉谓之羹,取诸《尔雅》;车之有辅,取诸《吕览》; 田禄其子,取诸《楚辞》; 千亩原之在晋州,取诸郑康成; 祏为庙主,取诸《说文》; 石四为鼓,取诸王肃《家语注》; 祝其之为莱芜,取诸《水经注》” (《四库全书总目》) 。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惟文求义,研究训诂,亦多得《左氏》之意。然炎武甚重杜《解》,又能弥缝其缺失,可谓扫除门户,是非持平。后惠栋著《左传补注》,“拾炎武之遗者尚多,其纠炎武之错者仅五六条耳”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有《四库全书》本。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