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十一月在杭州作──

夏历十月十日,由北京讲法华经毕返杭,适与张仲仁先生共车,出梁漱溟君所著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之终夜,不忍释手,真近年有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之杰作也。梁君以深细精锐之思,成此不朽之文,恐透彻了解者殊不易多得。余既真知灼见其义,且与我所提倡之佛化关系颇大,故不得不粗略先为一文以评之。

梁君推究各方文化之发生,于地理、天时、经济、交通等种种周围之助缘外,特别注重于“天才”及“意欲之主因”。且为中华文化数千年所以停滞不进者,乃由老、孔等几人之天才太高,使后人仰摹犹虞不及之所致,此皆深获我心,而去年评胡适之君所著中国哲学大纲时,亦曾略言及之者也。

梁君以“生活意欲”之向前求增进,说明西洋古代及近代之文化;处中求调适,说明中华之文化,回后求解脱,说明印度之文化。但言人世,虽觉甚当,统观法界,殊不谓然。今另为表如下:

             ┌向前求进的……西洋文化    思议的障碍的生活┤因顺苟安的……中华文化            └根本解除的……印度一般文化及三乘的共佛法                       ┌分证的……菩萨法界    不思议的无障碍的生活──大乘的不共佛法┤                       └满证的……佛法界

梁君以“物质”、“他心”、“无常律”、为障碍生活之对境,意谓对增上物质之障碍,可用西洋文化排除之;若他心之障碍,则须用中华文化融和之;而有生必灭之无常律,唯印度文化乃足解除其障碍。另将文艺、美术等列为一种相似不思议的无障碍的生活。其实、文艺美术为一类之无记法,展转亦为障碍,而物质、他心之障碍,亦必由三乘之共佛法,达到大乘之不共佛法,乃成真正之不思议的无障碍的生活也。

梁君以“现量”、“直觉”、“理智”三种为知识之根源,盖即现量、非量、比量之三量也。然非量原以指似现量、似比量者,梁君似专指似现量言;且直觉非不美之辞,在凡情之直觉虽属非量,而圣智之直觉亦不违真现量、真比量,故成无得不思议之任运无障碍法界智。另为表如下:

    ┌似现量─┐      │    ├─直觉───非量      │似比量─┘    凡情┤      │真比量───理智────┐      │            │      └真现量───感觉┐   │               │   │          ┌──真智├现量 │      ┌自证智┤    │   │    圣智┤   └──俗智┘直觉┐└┐      └悟他智────────┴─┴─比量

梁君以西洋文化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华文化是理智运用直觉的。所云直觉、皆专指似现量言。换言之,直觉境即俱生我法二执之心境也。又言:佛法是现量运用比量的,或比量运用现量的。由余观之,当言佛法是由圣智的比量排除非量的凡情直觉,获真现量,起不思议无障碍法界之直觉而运用比量的。所云起不思议无障碍法界之直觉者,即示现他受用身土及应化身土是也。

梁君视佛法但为三乘的共法,前遗五乘的共法,后遗大乘的不共法,故划然以为佛法犹未能适用于今世,且虑反以延长人世之祸乱,乃决意排斥之。其理由、盖谓东方人民犹未能战胜天行,当用西洋化以排除物质之障碍;西洋人民犹未能得尝人生之真味,当用中华化以融洽自然之乐趣。待物质之障碍尽而人生之乐味深,乃能觉悟到与生活俱有的无常之苦,以求根本的解脱生活,于是代表印度化的佛法,始为人生唯一之需要。若现时则仅为少数处特殊地位者之所能,非一般人之所能也。故对于特殊人的个人之学佛虽或赞成,而对于向一般人提倡,必力反对之。果如梁君之言者,似乎如佛典所云之北俱卢洲人,乃真能适宜佛化者,何以佛法兴世,又偏在南阎浮提,而北俱卢洲人适得其反欤?且梁君自云:在个人唯觉佛法为真对的,其欲专提倡代表中华文化的孔家哲学,纯出于舍己从众的悲愿,则梁君殆不免自视太高,而视人太卑欤?同为人类,同生斯世,梁君能觉得唯佛法为真对,众人便亦能觉得唯佛法为真对;众人既亦能觉得唯佛法为真对,梁君压良为贱,强谓其不能,乃云佛法在今日但为贵族的,则纯出梁君之错觉可知也。虽然、近来学佛之人,所知于佛者,不及梁君之正确,故大都迷信为鬼神之一,好为扶乩、圆光及贪玩守窍出神等种种秘戏;其不然者,则悉趋于厌弃世事消极主义之一途而已。前者徒益邪秽,后者又懦弱自了,无裨人世。且当今佛法乏人,间有一二深思专精之士,则又寝馈昔贤,高文奥义,非一般人所能共喻。梁君视佛法为贵族的,盖亦有在。

余则视今为最宜宣扬佛法的时代:一则菩提所缘,缘苦众生,今正五浊恶世之焦点故。二则全地球人类皆已被西洋化同化,外驰之极,反之以究其内情。下者、可渐之以五乘的佛法,除恶行善,以增进人世之福乐;中者、可渐之以三乘的共佛法,断妄证真以解脱人生之苦恼;上者、可顿之以大乘的不共法,即人而佛以圆满人性之妙觉故。而对于中国,排斥混沌为本的孔老化,受用西洋的科学,同时、即施行完全的佛法。以混沌之本拔,则鬼神之迷信破故。若对西洋,则直顺时机以施行完全的佛化可也。余所谓完全的佛法,亦未尝不以三乘的共佛法为中坚,但前不遗五乘的共法,后不遗大乘的不共佛法耳。五乘共法,十法界的正因果律也,乃属于依他起性者。三乘的共法,生死烦恼之解脱也,乃通于三性三无性者。大乘的不共法,常乐我净之法身也,乃属于圆成实性者。今以明正因果以破迷事无明之异熟愚,则中华宗极混沌,乐为自然之惑袪,而西洋逐物追求、欲得满足迷亦除,于是先获世人之安乐,渐进了生脱死之域以蕲达乎究竟圆满之地。此先得人世之安乐,亦与梁君所期者同;但梁君欲从排斥佛法、摄受欧化、提倡孔学达之,余则谓须昌明五乘的共佛法以达到之耳。此后当另著「佛教人生学”、“具足佛教学”二书以明之。余并愿脱离寺院及讲经之务,周流全国及全球以专事讲演。

梁君欲排斥佛化,先以提倡孔化,使迷入人生之深处,极感苦痛,然后再推开孔氏,救以佛化。乃不直施佛化,俾世人得孔氏同样之利益,而预免其弊害,用心颇为不仁。又孔子天才之高,殆大士之应生,而此种人才,决非孔学所能产生,唯佛法乃能产生之耳。故宋明儒者,亦莫不与禅宗有渊源者。即梁君自身,要非先曾入佛不为功,乃反欲排佛以期孔化,何异斫除本根而求枝叶敷荣乎?则又颇为不智。一言而不仁不智,窃为梁君惜焉!(见海刊一卷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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