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
法藏和尚传，一卷，新罗崔致远结，日本僧濬凤潭序，高丽梁璋镂版题记，宋义和题记，前附阎朝隐撰康藏法师碑，后附日本道忠著碑传正误及崔致远事实。
体论
杜氏《体论》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旧、新《唐志》同。恕字务伯，晋征南大将军杜预之父也。官御史中丞，出刺幽州，以斩鲜卑小子一人为程喜所劾，免为庶人，徙章武。阮武谓恕曰：「今向闲暇，可潜思成一家言。」遂著《体论》八篇，又著《兴性论》一篇。嘉平四年卒于徙所，《魏志》有传。八篇者，一曰《君》，二《臣》，三《言》，四《行》，五《政》，六《法》，七《听察》，八《用兵》；四卷者，卷凡二篇，其书盖亡于唐末，《群书治要》载有六千余言，不著篇名，审观知是《君》、《臣》、《行》、《政》、《法》、《听察》六篇，其余《言》篇、《用兵》篇略见《御览·六帖》，而《意林》以《自叙》终焉。今录出校定为一卷。恕又有《笃论》，别载于后。嘉庆二十年岁次乙亥二月既望。
名人轶事
郑经之初立也，清廷遣疆吏贻书招之，经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剃发，不易衣冠，议遂中辍。至三藩既平，赖塔复与经书曰：“自海上用兵以来，朝廷屡下招抚之令，而议终不成，皆由封疆诸臣，执泥削发登岸，彼此龃龉……（删八字）足下父子自辟荆榛，且眷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今三藩殄灭，中外一家，豪杰识时，必不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与世无患，与人无争，而沿海生灵，永息涂炭，惟足下图之。”经报书请如约，惟欲留海澄为互市公所，而姚启圣持不可，议复寝。启圣督闽，务欲灭郑氏收台湾为功，数遣刺客谋暗杀，事皆无效，经亦寻卒。于是王位继承之争起，郑氏遂败。
白云樵唱集
四卷。《附录》一卷。明王恭撰。王恭，字安中，闽县(今福建闽侯)人，生卒年不详。王恭自称皆山樵者，为“闽中十子”之一。成祖初，以儒士被荐修《永乐大典》，授翰林院典籍，旋投牒归。著有《白云樵唱集》、《凤台清啸》、《草泽狂歌》。王恭没后，其诗湮晦不传。成化十九年(1483)，南京户部尚书黄稿搜王恭遗稿，始得此集于吏部郎中黄汝明家。黄汝明编次分为前后二集。卷首有永乐三年(1405)林环旧序。序中所列次第，以此集为首。知其诗成于《草泽狂歌》以前。卷末又有永乐中林蕙诸人所作《皆山樵者传》、《赞》、《辞》、《说》，系此集刻成之后，又续为增入附于卷末。王恭与同邑高蕙齐名，同以布衣征入翰林。然高蕙出山以后之诗，皆应酬潦倒，无复清思。王恭则历官未久，投牒递归。其性情喜爱徜徉山水丘壑。而此集又作于田居之时，时人评曰：“故吐言清拔，不染俗尘，格韵远在高蕙之上。”有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松崖医径
二卷。明程玠(生卒年不详)撰。程玠,字文玉,号松崖,歙县(今属安徽省)人。成化甲辰(1484)进士,通九流医卜之学,著述较多,除此书外,另有《八门遁甲》、《眼科秘方》、《医论集粹》等书。此书卷上首先论述伤寒诸证,认为杂病治法均应以此为准绳。然后以脏腑分六经,论二十四脉。每经列图,并据脉象浮、中、沉分三种证候,浮脉又分迟、数、平,以定虚实寒热。以图为纲,以方为目,每证之下,必列方药,首列引经之剂,次为虚实寒热之药,共一百六十五方。卷下按杂病分四十四门,每门先有总论,次列方药,简便有效,变通实用。此书虽无高论新说,但平实无偏,为入门参考,颇可借鉴。有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初刊本,天启间刊本,《珍本医书集成》本。
中朝故事
笔记。五代尉迟偓撰。二卷。共二十九条,七千多字。偓官南唐朝议郎，给事中。参修国史。李昇得国，自以为出唐太宗之后，袭承唐统，故称长安为中朝，因以名书。上卷记朝廷典章制度及君臣间事，下卷多记神仙志怪、掌故遗闻、轶事杂录等。多载晚唐宣宗、懿宗、昭宗、哀帝四朝故事。有关郑畋、李纳、李德裕轶事传闻多属无稽。如郑宰相堂饭。黄巢退出长安后，巨富捐纳修缮殿堂寺观，颇有参考价值。书版本有: 《广四十家小说》本二卷,又《历代小史》本、 《说郛》本、 《五朝小说》本、 《唐人说荟》本、 《唐代丛书》本、 《随庵徐氏丛书》本、《丛书集成》本均一卷。《随庵徐氏丛书》影刻宋抄本较佳。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标点本，可资研读。
珂雪斋集
明袁中道撰。凡25卷。珂雪,洁白义,出自梁元帝《与萧谘议等书》,取为书斋名,志趣可知。其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诗文因此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论文反对蹈袭粉饰,主张师法自然:“山水之清美,且足以发灵慧之性,而助其深湛之思”(《程申之文序》)。他认为作家应当接近社会和自然,以获得真实深刻的情感体验,这样才能创造出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作品。“士生而处丰厚,安居饱食,毫不沾风霜冰雪之气,即有所成,去凡品不远。惟夫计穷虑迫,困衡之极,有志者往往淬励磨练,琢为美器。何也?心机震撼之后,灵机逼极而通,而知慧生焉。即经世出世之学问,皆由此出,而况举业文字乎?”(《陈无异寄生篇序》)这与其兄见解大致相同,钱谦益以为“小修兄弟间师承议论”(《列朝诗集小传》本传)。当竟陵以幽峭之风反对剿袭剽窃之七子,异军突起时,他却强调真情实感对于审美和艺术创作的极端重要性,反对仅仅限于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上的翻新争奇,认为应“以意役法”,提倡“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笔之间”(《中郎先生全集序》),排击竟陵之谬。对于中郎“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袁宏道《与张幼于》),他坚持以历史的、分析的态度进行考察,既肯定其矫枉整刷之功,又提出了性灵与格调的结合,以弥补过正偏激之失。他的散文创作,多写闲情逸致,流露出脱离现实的思想倾向。他的散文美学理论及创作实践的优劣利弊,对当代及清初文坛均较有影响。
廓清荀子人性论的千年迷雾
孟子的思想很明确，我们人性之中至少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味、色、声、嗅”等生理欲望，一方面是“仁、义、礼、智”的道德禀赋，孟子主张不应将前者而应将后者也就是“仁、义、礼、智”看作我们真正的性。关于荀子的心，学术界一般认为是认识心或智识心，其与孟子心的最大不同在于，孟子是以仁识心，其心是道德本心，此心具有良知、良能，可做道德判断，引发道德行为。因此，它是善之根源，善之“生起因”，其心也可称为道德本心，本有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