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慧鉴：自称意见是很浅薄的，诚然是很浅薄的！然马说固不无片面理由，佛出印度以三衣一钵奠定僧团生活，而锡、缅、暹且相承至今，而入西藏则另成西藏样式，入日本则另成日本样式，在中国至唐、宋亦不得不变成开山力田的禅寺，乃至迄今末流不得不群趋于应赴经忏一途，岂非在在可以证明佛教也是生产关系的一种么！惟核之“万有因缘生”的佛法，则──马说──与黑格尔之说，都不过据一方面的增上缘为执偏以概全之谬见。余往讲缘成史观，曾对破之。即如所谓“人类获得新的生产力的时候”，此新的生产力是什么？又怎样获得？岂应不再加思索，遽据以推断一切！你向来颇好文艺，而于佛法胜义未研究深入，对一般哲学与各种社会学益鲜探涉，偶及马说，故亦同一般浅薄少年的骤然倾向。其实近人的文化社会学亦远胜马氏之说，况于佛法之所明耶？为佛教徒而不信奉佛法为根本的、 至极的 、唯一的思想标准，则所谓破见，较之毁戒尤甚，直可舍佛而去，何用更自居佛徒而以改教制为言耶？余光、宣以来，即好泛览各种经济、政治学说，及各种社会主义书籍，对中、印、希、欧各家哲学亦好探究较择之，无有逮于佛法之圆澈者。虽所著真现实论尚未完成，而关于社会学则自由史观已可见其纲领。要言之，佛法明因缘生法，尤其因缘生法则中的业报法则，实为佛教最根本的亦最究竟的信念所在。此而不信，即无所谓佛教，更何所用其为住持佛教的僧寺而谋适应改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佛教，曾与日本整个生产的和文化的各种社会组织发生缜密的有力的联系，但过于迁就苟求生存发达而渐失佛教的真实性。余民四前，揆度我国将成一欧、美式的民主国，故作整理僧伽制度论，为适应之建设。然以国内军阀割据，政变迭生，及欧战后俄国革命成，形势异前，迨民十六遂适应改为僧制今论。民二十后，外感世界经济大恐慌，内觉中国佛教会无由有全国之健全组织，另为建僧大纲之拟议。今更缩为先建一菩萨学处。皆因中国经济、政治尚无一确定之趋向，不能如近代日本佛教与整个经济政治文化成就联系的功效。然其屡变皆与整个中国相呼应而起，且皆从佛教根本信念流出。惜乎你等都不能深切注意研究及此，轻易看过，致新进后生亦漫不经心而妄生訾议！要之、佛教必须从根本信念上立起，从有根本信念的广大信众上增进成立住持佛教的僧众，则纵为适应生存环境，变更僧制，甚而退出僧众，亦必仍为佛教之信众；否则、但为个人或一群人生活求出路，别无超俗向上之意义，存佛教之名而无佛教之实，又乌用是佛教僧寺为哉？愿你与诸友生同体究之！太虚特复。二八年四月三日。（见海刊二十卷三四五六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