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五月在云南昆明佛教会──
在一个空气静肃的暮色里，我们四人踏进一间简洁的客室；一种伟大人格的感化力，令我们从心坎中发出敬佩，不期然的来个五体投地──顶礼大师！
‘坐坐！请坐！你们有什么话要讲呢’？大师慈和的笑容和音调，减低了空气的严肃性，谈话也就这样开始了。
‘这回我们从香港到重庆去求法，途经昆明，适大师访问国际佛教回国，得以拜见，现在这难得的机缘中，想从僧青年的立场提出几个问题，请大师指示’！妙钦简要的说明了来意，接著就提出问题来：
‘从大师这回访问考察各佛教国的所得说来，一般曾受过新佛教洗礼的僧青年，今后应走的是什么路向’？
‘说到新佛教青年僧今后应走的路向，就要涉及中国佛教今后革兴的整个问题上来’。大师微展笑颜，从容不迫的答道：‘革兴今后中国佛教的方法，可有二点：第一、将中国原有的佛教来改善，新旧融和，而使旧的分子潜移默化，慢慢的改新，以达复兴目的。第二、原有旧的佛教不管他，自己来创立一种健全的新的佛教集团，将这新的集团扩充普遍起来，以代替旧的佛教。根据这两点，今后僧青年就有两种路向可走。譬如要从第一种办法去革兴佛教的，新佛教的僧青年就要锻炼出坚强的意志和愿力，透澈的认识和见解，吃苦耐劳的体魄和习惯，准备深入到丛林里、禅堂内和经忏群中去，潜移默化，把那旧的腐化的份子转移过来，佛教就可以渐渐的走上复兴之路。班超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要做这事业的僧青年，最重要的是必须有出淤泥而不染，能转移环境而不被环境所转移的意志，不受任何外力的引诱同化或挫折屈服，向著不变的主义和目的迈进。这是今后僧青年应走的第一条路向。如果说要从第二种办法去革兴佛教的话，有志的僧青年就要著手做那组织新佛教集团的准备工作，因为这是一件艰巨的事业，必需有广多的信众和丰裕的财力做基础才成；假如这集团仍旧是贫乏的──无充裕之财力──、少数人的──无广多的信众──，发挥不出力量来，则成为佛教的一种畸形组织，对于复兴佛教毫无裨益，不如无之。著手做这新佛教集团组织的艰巨工作，是今后僧青年可走的第二条路向。在这两条路向中，第二条路向，不但工作非常艰巨，即使新佛教集团是组织成功了，但革兴的力量只能在新集团的范围内；对于原有的旧佛教，形成一种隔膜，则非感化革兴的力量所能及的了！其工作难而收效小，所以我还是希望新佛教的僧青年，今后应该向第一路线深入到丛林中、禅堂里去’！
说到这儿，达居起问道：‘大师所指示的这两点，简明扼要，确是我们僧青年的指针。但是、我们看见很多前进有为的僧青年，一走进旧佛教的圈围中，就妥协屈服，受其同化了！这就是缺乏了大师上来所说的“坚强的意志，透澈的认识’，没有一个主义来做他们的中心思想，所以精神涣散，不能贯彻的奋斗下去。但这坚强的意志和贯彻的思想，非经过一番严格的精神训练是不容易做到的；为要挽救过去的失败，是否须要设办这类的团体或学院来加以精神训练呢’？
‘关于精神训练，我从前在武院和闽院时，都曾向这方面努力过，可惜成就很微！再者、如办佛教刊物，原也是对僧青年精神训练的最好方法，但历年来从事佛教刊物的工作者，很少能向建设方面去努力，只是做些过激言论的破坏工作，所以给与僧青年的只是一种对现实佛教不满的心理，而不能达到对僧青年的主义思想训练和意志训练的目的。今后呢？我以为不须要明显标榜的组织什么精神训练班；唯有一方面希望佛教刊物能改变方针，向这上面努力；另一方面，希望你们有志的僧青年，能够集 合十个或二十个──不必太多或太少──志同道合的同志，互相切磋研讨，比由我们出来组织的被动式的训练之效力，是要大得多了。希望你们多多努力’！关于我们僧青年本身问题的谈话，似乎是告一段落了。于是达居就把谈话的范围扩大：‘新佛教运动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但还没有成功，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这失败的症结是在那儿呢？记得我们在觉津寺时，大醒法师曾对我们说：“中国佛教，只要有十个有为的僧伽能真诚合作，就有办法”！这话的反面好像道出了新佛教运动工作者的不能真诚团结底毛病，致弄到中国的佛教没办法。这种说法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请教大师又有什么办法补救’？
‘新佛教运动──即佛教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很多的，而大家不能精诚团结，确是占了主要的成分。一方面因为没有一个严密组织的团体来维系大家的精神，而最大的缘故还是大家都没有统一的主义思想，所以精神涣散，不能团结。说到补救的办法，唯有希望大家以后都向统一思想、集中意志的路上走’！大师颇有不胜感慨之意，对于这问题好像很不愿意多所发表，于是妙钦就把话题转到另一方面去：‘从大师这回访问考察的所得看来，各佛教国的佛教制度，有什么长处可为将来革兴中国佛教的借镜呢’？
‘整个的都搬到中国来的适宜的制度是没有的；有些部分足堪我们采取者，实在不少。尤其是锡兰佛教徒实行大乘行，办理社会、慈善、教育事业的精神，更值得我们效法。说到大乘和小乘，中国佛教徒向来高谈大乘道理，而实际的行为大都是小乘行；锡兰虽只谈小乘理，而所做所为的却是大乘行。佛教办的医院等等慈善机关姑且勿论，就是全国的学校，几乎都是佛教办的，僧人自充教员，全国人民受的都是佛教的教育，社会一般人士对于佛教的认识与信仰非常深固，僧人在社会上地位很高，所以锡兰佛教的基础非常的稳定。以后我们中国的佛教，不应专在理论上空谈大乘，应该要效法于锡兰佛教，实地的去实践大乘的行愿。日本佛教，原也有办理社会事业大乘精神的表现，但佛从不能严持戒律，没有住持佛教的僧宝，所以日本佛教的前途未可乐观。至于暹罗和缅甸的佛教，现在因为人民教育已脱离了佛教寺院，即办理其他社会事业亦不如锡兰之盛，人民对佛教已渐淡其信仰；故暹、缅的佛教，假使不经一番适当的改进，则现在维有帝王或执政者的拥护，将来必趋衰败无疑’！‘以大师这回访问的观感说来，中国的佛教和政治应该合一或分离’？妙钦又问。
‘政教分合，原是没有一定的好坏。譬如锡兰、缅甸、暹罗、西藏等处，他们在没有佛教之前，都无原有的文化学术，故佛教就是他们的文化学术；同时人民的宗教信仰浓厚，所以他们主教者就是执政者，“政教合一”在他们的情形下说来是很好的。至于中国，文化学术很复杂，人民宗教信仰并不浓厚，而且在佛教输入之先已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术文化，并不需要佛教来参加政治，所以还是政教分开好。我一向就主张：裁减僧数，提高僧格。这少数有高深智学的僧人，站于超然的地位，专门做些弘扬佛法、办理社会公益的专业。既不障碍于行政，且可补助政治之所不及；政治方面则负保护佛教的责任。如是、政教不合一，亦不是截然无关系；这种不即不离、相互裨益的政教关系，是最切合于中国的环境和情形的’。
刚说到这儿，侍役进来报告：云南省佛会执监会议的开会时间已经到了。于是大师就作个最后的叮嘱：‘希望你们在研究教理之暇，多多互相作些思想认识上的切磋，以为将来为佛教牺牲奋斗的准备’！大师说是语已，我们皆大欢喜，作礼而退。回到了寝室，大家互相勉励的说著：‘今晚亲聆了大师法诲，我们应该要信受奉行’！二十九、六、六，整理于汉院自修室。（妙钦、达居、白慧、松慧记）（见觉音第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