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

──二十九年七月在汉藏教理院暑期训綀班讲──

第一期　　   甲　思想的来源　　   乙　进行的前奏　　   丙　运动的实施

第二期　   　甲　理论的集成　     乙　运动的复活　   　丙　学院的创建

第三期　　   甲　世苑的创设　   　乙　教会的演变　   　丙　僧制的新议

第四期　   　甲　旧会的整理     　乙　大学的改建　   　丙　新制的开制

我对于佛教三十多年来改进运动的经过，可从好几方面去观察，而以关于僧众寺院制度在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改进为最重要。在民国十六、七年间，全国都充满了国民革命的朝气，我们僧众也有起来作佛教革命行动的。当时我对之有篇训辞，内中有几句话，可作我改进佛教略史的提纲：“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我历来的主张，是要在寺院僧众制度的改进上做起；这几句扼要的提示，可以把我三十多年来佛教改革的宗旨都说明了。至于我改进佛教的经过，可以分作四个时期来讲：

第一期

甲　思想的来源

我改进佛教的第一个时期，是从十九岁至二十六岁的七年间──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年。在民国十六年曾作有告徒众书，内中曾提到我这个时期思想来源的概论：

余在民国纪元前四年起，受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严复天演论、群学肆言、孙中山、章太炎民报，及章之告佛子书、告白衣书，梁启超新民丛报之佛教与群治关系，又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各种影响，及本其得于禅与般若、天台之佛学，尝有一期作激昂之佛教革新运动。

在光绪三十四年以前，我那时专门在佛学及古书上用功夫：或作禅宗的参究，或于天台教义及大藏经论的研讨。后来受了中西新思想的熏习，把从前得于禅宗般若的领悟，和天台宗等教义的理解，适应这个时代思潮，而建立了我改进佛教的思想。其实、从当时佛教环境趋势上说来，也不得不发生这种思想。因为在光绪的庚子年后，有所谓变法维新的新政，国家对于一切都实行改革，尤以办学校为急进；教育当局往往藉经费无出为名，不特占庙宇作校址，且有提僧产充经费的举动。这种占僧寺、提僧产、逐僧人的趋势，曾为一般教育家热烈地进行著；故当时章太炎先生有告佛子书之作，一方面叫僧众们认清时代，快些起来自己办学；一方面劝告士大夫们，不应该有这种不当的妄举，应该对佛教加以发扬。

乙　进行的前奏

当时国人去日本留学的很多──因觉得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已成为一个强国，所以值得我们去就近学习──，而日人到中国来的也不少。日本盛行的真宗和曹洞宗底布教师也跟著来华了，故有曹洞宗的水野梅晓，在长沙与湖南僧界长老办僧师范学校；而扬州天宁寺文希办普通僧学校，亦因此而起。我国僧众因受了国家社会对佛教摧残，和日僧来华传教影响，便起了依赖日僧保护寺产的心愿；日人眼见我国佛教受摧残，也就效法西洋耶稣教来华传教的办法，引诱中国的僧寺受其保护，故杭州就有三十多寺投入了日本真宗的怀抱。那时、日本真宗来华代表为伊藤贤道。杭州各寺在真宗保护之下，如遇提僧产、占僧寺等情，就由日本领事出面保护。因了这些瓜葛而闹出很大风潮，连地方长官如浙江巡抚也不敢作主判断，把这种情形呈报中央政府──那时应该说是入奏皇上──。结果、一方面向日本交涉，把投入真宗的事情取消；一方面由政府下诏保护佛教，并令僧众自办教育，故有僧教育会的产生。于是全国各省各县，纷起组织教育会，与普通教育会成了对立的形势。

僧教育会组织的性质，一方面是办幼年僧徒小学，培育僧众的人材；一方面是办普通小学，以补助国民教育。但大都是各省各县各自为政的设立，谈不上有系统的组织。僧教育会的组织成功，虽然是由各寺院长老的联合，但僧教育会的会长却有两个：一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出家长老，一是地方上有名望而热心教育的绅士，而绅士也不一定是佛教的信徒。这是受政府明令所成的教育组织，又有绅士在中协助，故能与当地的官厅发生密切的联系。经费由各寺院分担，如有不愿捐款或不送幼僧入学的行为，得由政府差人催索或强迫入学。这些僧教育会，组织健全，办理完善的固然是有，但徒拥虚名，实际由绅士主持，或随新潮流趋向，失却佛教立场的亦不少；甚或俗化成饮酒、吃肉、聚赌等违反僧制的腐败勾当。这种组织不健全，办理不完善的僧教育会，和当地非佛教徒的乡绅会长，任用私人操纵会务以图中饱分肥，有著莫大的关系。我在当时也曾参加过几处的僧教育会。

宁波在八指头陀──寄禅老和尚领导之下，在光绪三十四年也把僧教育会组织起来，该会管辖的范围包括宁波府──除定海县──所属各县。在光绪末年，我因为上来所说种种关系，也就热心参加这种活动。入冬、在江苏有个比较有系统的省僧教育会的组织，在镇江金山寺开成立会，八指头陀与我代表宁波去列席参加。江苏因为有全省组织的缘故，力量比较雄厚，除各县办有僧徒和民众小学外，并筹办全省僧师范学校。同年、南京杨仁山居士就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该舍与锡兰达磨波罗居士取得密切的联系，同抱有复兴印度佛教的意志，欲使佛教传到各国去。我因参加江苏僧教育会底关系，听到有这种作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于是次年也到南京去加入。该舍的主要科为国文、佛学、英文。祗洹精舍只有一年的历史，因经济不继而停办。初办的上半年我未参加，我是第二期才进去的。我在祗洹精舍的时候，已有普陀山定海县教育会的成立，该会办有：在定海县城的慈云小学──国民小学，至今尚存；在普陀山上纯沙弥的化雨小学，下半年因华山法师辞职，遂请我去当佛学教员。这就是我参加僧教育会、佛教学校、祗洹精舍的经过。

宣统二年，我二十一岁，广东新辟一家丛林，有创办全省僧教会的建议。有人来请我去相助办理，于是我就去广州。后来、因为该寺的主持者是外省人，与当地僧众语言和风俗习惯种种隔膜的关系，结果没有组织成功。在广东时，我曾专门作宣传佛学的工作，引起一般社会知名之士，对佛学研究的兴趣，如中山大学校长──中委邹海滨﹝鲁﹞先生，曾经替我翻译；因此在广州组织佛学精舍，如现在纯为研究佛学的佛学会一样的组织，并与当地的官绅及学界、报界结了不少文字缘，遂开广东研究佛学的风气；下半年，被推为那个新开丛林的住持。我在广东住了一年多，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当时遂多与革命党人往来；后来因了富有历史意义的黄花岗事件，清廷严拿革命党人，我也受其影响，结束了广东的佛教事业，回到上海。

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就是要怎样根据佛教的真理，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由于此种思想的影响，随著中国维新和革命趋势，与革命党人自然而然的接近，在思想上也受了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在广东所经过的大概情形。

我由广东回到上海、浙江，正是清廷预备立宪的时期，各地佛教寺产，多发生被占提以办自治事业的风潮。江苏和浙江等省的僧徒，在上海召开联合会议，推举八指头陀入京请愿：请政府保护寺产，并呈递振兴佛教计划书。该书是由我和上海神州日报主笔汪德渊先生起草的，筹备到八月间，适革命发动，遂未果举行。

丙　运动的实施

革命进展得很快，辛亥年末，就进占江、浙；不久，孙中山先生回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宣布废除农历改用阳历，于元旦成立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后，佛教徒曾分头发起组织各种事业，如李政纲、欧阳竟无等人发起组织佛教会，佛教会上并无中国或某省等范围，曾拟有章程，主张政教分离，呈请总统承认，得到总统表示赞同的覆函。同时、谢无量亦发起组织佛教大同会。我在辛亥之冬的民国元年，也到了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在毗卢寺设立筹备处。当时僧师范学校学生领袖仁山法师，也是我在祗洹精舍时的同学，因欲以镇江金山寺办学校，亦来京请愿。我遇见仁山法师后，对他这种举动，认为只是应办的一件事业；我就把我的佛教协进会向他说明，希望他参加发起。他很乐意地接受我的意见，并主张会所虽设南京，成立大会则在金山寺举行。我们就积极地草了宣言和章程；我曾请了一位广东朋友介绍，谒见了临时总统──那时的政府是很平民化的，每日规定了时间，会见民众，接纳民意──，我报告佛教协进会的计划，孙总统指定马君武先生和我接谈。这佛教协进会，就是我对改进佛教具体的实际的表现。

先时，我既接受了仁山法师底意见，就履行佛教协进会成立会在金山寺举行的诺言，到金山寺上仁山法师剃度的观音阁，进行筹备开会的工作。在开会前，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会中主要的人物，除了我同去数人之外，就是仁山领导的僧师范同学们──他们从前在僧师范学校时，曾与扬、镇诸山长老发生过很大的磨擦──。金山的僧众，虽不愿意此会在寺内举行，惟处于当时革命浓厚的气氛中，亦无可如何，唯有暗中勾结诸山长老，作非公开的抵抗。开会时，到有会员和各界代表诸山长老约六七百人。我以和平态度报告筹备之经过，并宣读通过章程。接著，仁山法师就作了一番演说。当时即有扬州的寂山和尚起立，拿出长老的资格，以老和尚训诲小和尚的态度，对这位新进的仁山法师，加以严厉的驳斥。由此引起了血气方刚的僧师范同学们底剧烈反抗，全场空气极度紧张，从唇枪舌剑式的辩战，几演成“全武行”的惨剧。幸得赴会各界代表底排解和制止，把章程上负责的人提出通过后，草草散会。会期终结后，我仍回南京策划全国会务的进行。仁山法师和同学们，仍留金山，依照会中计划，在寺内划出一部分房子来作会所及开办学校，积极进行。讵料在辛亥十二月二十外，金山寺暗中进行破坏的工作成熟，由库房、客堂的职事为领导，率著三四十个工役，在半夜里打进了佛教协进会会所；人少的僧师范同学，大半受了伤，仁山法师就是受重伤的一个。这场风波闹得不算小，监院、知客、副寺和许多工役都被法院逮捕拘押。我事前毫无所闻，后来在报章上看到这种消息，佛教协进会受了这个打击，无形中陷于停顿了。

我对于佛教协进会所定的章程及宣言，虽极和平，然有一次演说，曾对佛教提出了三种革命：一、教理的革命；二、教制的革命；三、教产的革命。第一、关于教理的革命，当时的佛学丛报曾加反对。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底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这些主张，在章程上都没有明显规定，但实含有此种趋向，可待时议决施行，惜该会不久即遽行夭折！

经过金山风潮后，江、浙诸山长老于上海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由八指头陀商量将佛教协进会并入中华佛教总会，因此中华佛教总会成了全国统一的佛教最高机关，辖有省支会二十多个，县分会四百多个，佛教会、大同会等组织亦自行解散。总会办有佛教月报，由我负责主编。元年冬天，八指头陀为保护寺产入北京请愿，事未竟而圆寂，会长由冶开挂名，静波、应干等办事不力，佛教月报仅出至四期便即停刊。佛教总会于民国三年被静波改为中华佛教会，自任会长，会务无形陷于停顿。我于佛教月报停刊，早不预闻会务。到民三欧战起后，遂至普陀闭关，我的佛教改进运动，在此暂告一段落。至民四，由预备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公布内务部所制寺庙管理条例三十一条，明令取销了佛教会，全国便没有佛教改进运动可言。

第二期

甲　理论的集成

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的第二个时期，是从民国三年至十七年间──二十六岁至四十一岁。民国三年秋起，在普陀闭关的三年中，一方面著重在个人身心──戒定慧──的修养工夫，同时对于律藏和小乘的经论，大乘曼殊、龙树的一系经论，弥勒、天亲一系的经论，以及台、贤、净、密、禅诸部，都一一作有系统的研究。我国固有的诸子百家底学说，和从西洋译来的新文化，亦时加浏览。由此种身心学术的修养而感发出来的思想，便演成了当时的各种著述。

从民国三年至六年间，把我从前研究佛法的基础，更扩大而深造了。过去我仅于禅宗、般若及天台教理深有领悟，贤首、慈恩稍有涉猎；这时我却把唯识、三论精刻研究，在整个的大藏典籍中，对大小乘各宗加以比较和综合。我经过这番钻研的工夫后，所构成佛学整个体系思想，就和从前迥然不同了。

民国五年，我著有首楞严经摄论，佛学导言，这可以说是对于佛教大小乘的教义，有个大体的判定。中国原有的十三宗，我把其中的小乘成实和俱舍归附于大乘，并并合涅槃、摄论、地论总为大乘八宗。在八宗的教理和历史，作分别的综合研究之后，在佛学的基本的宗旨上，一方面看到各宗的殊胜方便，一方面看到各宗都是究竟平等。对于中西古今的学术，亦多有说明，如著有古学的周易及荀、墨诸论，今学的破神执、订天演、辨严译与教育新见、哲学正观各篇。

为欲根据教理、教史以树立佛教改进运动的理论，我又著「僧伽制度论”和较简略的“人乘正法论”。僧伽制度论是对出家僧伽的集团生活，加以严密的修整，使其适应时势所宜，成为合理化的现代组织；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团。这论所拟的整理计划，全是根据原有住持三宝的僧律仪演绎出来的，可以说是现代僧伽的规律。因为、佛在世时制定的比丘律等，就是僧伽制度；故古代丛林创设的清规，也从佛陀所制的规律沿革而来，不过因为风尚俗习不同的关系，古德根据佛陀制律的根本原则，另创适应当时当地环境需要的规矩。佛教从印度传至锡兰、缅甸等地，因锡兰与印境毗连的原故，直至现在，尚多分保守佛陀原始所制的律仪；惟传至西藏、中国、日本等地，就因气候风俗等环境全然差异，佛制的律仪──除了根本──和僧伽生活的方式，不得不随著而改变。由此可以证明佛教律仪每因其所流传的地域而迁易，如中国的隋、唐间，僧伽律仪就演变到丛林和小庙的僧制，这也是说明当时须要这样的僧团，方能住持当时的佛教。但这种制度，是只适宜于中国帝制时代的，一入民国，即不能不有所更改。

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并附有佛教正信会的纲要。僧伽制度的整理，是在改组出家佛徒；而正信会纲要，是在组织在家佛徒。这纲要的提示，为依著人乘正法的理论去实行，目的是使在家佛徒对佛法由真正的理解，而起正确的信仰──对三宝起清净的信德，明因果业报，实行五戒十善。这不仅应用于个人，而且应用于家庭乃至社会国家之间，建立人与人间的道德能力，以这道德能力改造社会国家──，构成佛化的伦理、政治、经济的新社会。这就是以极普遍极广泛的人群为对象，依著大乘菩萨精神的组织──佛教正信会。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的演变。自从隋、唐一度的隆盛后，宋、元以降，渐渐就消沉下去；至清朝末年，更是佛教最衰颓的时期，也就是佛教兴亡的一个重要关节。这也是由于国家政治底变革，致形成这种情况。辛亥革命成功，中国既成立了共和立宪的国家，僧伽制度也不得不依据佛制加以适时的改变，使成为今此中国社会需要的佛教僧寺，这就是我作僧伽制度论的动机。在僧伽制度论，我一方面想对在家佛徒作个极普泛的大联系，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僧伽地位，这是我在当时对于佛教改进运动所发生的理论。关于住持佛教僧伽，要经过一个严格的长期训练，养成高尚、优美、完善的德学，以佛法为修学实习的中心；旁参以近代的思想学说，准备作宏扬佛法的僧伽，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 而住持僧的数量不必多， 但求质的提高，然亦以为无减少当时僧数的必要；我的计划是要全国的僧众，每个都真正有住持佛教的资格。正信会是以摄化在家信众为目的，重在将佛法普遍深入民间，使全世界的人类，都变为佛陀的信徒。这和僧团组织大不相同，僧团是住持佛法，这是专为佛教普及人类。我国古来的佛教制度，全以出家人为代表，在家佛徒没有独立组织，要实行佛法即须出家，在家是不能的；而且素有学佛要待年老和摆脱家庭环境的思想，故在家众没有离开出家众的制度。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故有在家与出家分别组织的制度；出家佛徒要提高其僧格和地位，能真正住持弘扬佛法，使人们崇仰为导师；在家佛徒则使其由研究信解佛法的学理，行为则以社会道德为基本，实行五戒十善之人间道德，改良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这种平易近人的道德规律，最易于实行和普及人间，使人人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一个佛教徒。当时我对于改进佛教制度，有这样理论建立，我虽在闭关的时期没有作其他的活动，却集成了我对于改进佛教的理论。

民国六年出关后，下半年有人请我到台湾讲学，我顺便往日本考察佛教，大概一个多月。所到的地方，只有神户、大阪、和京都──京都是日本的西京，明治维新前的京城──，虽然没有去到新都的东京， 但佛教的中心仍在西京， 故考察的结果，觉得日本佛教很多与我的僧伽制度论吻合之处。日本佛教各宗都有一个严密系统的组织，一宗有一宗的宗务院，管理全宗的行政；寺院分成大小等级，某种事应该是某种人去办理，都能“人尽其材”去分配工作。各宗同样办有佛教教育，小学、中学是普通的，大学则专属某宗，是某宗所办；社会的文化慈善等事业，皆有多方活动。这些都和我的僧伽制度论所拟的计划不谋而合。

但日本虽有各宗系统严密的组织，而没有全国佛教最高的整个管辖机关。那时有一个佛教联合会，可是在草创时期，且有几个专尊自宗的宗寺反对参加。因为、日本佛教是各宗各自为政的，故力量分布在各宗的身上，形成了宗派的信仰，没有整个佛教的信仰可言。关于分宗，各宗有各宗的宗寺等，我在僧伽制度论中亦有论及，但我主张有行教院和持教院及佛法僧园的总团体；且在家组织的正信会，对佛教要有统一的信仰，绝不能和僧寺一般的分宗，应以三宝为唯一信仰的对象。日本虽有佛教联合会的组织，但甚松懈，未见健全，实不及我计划的佛法僧园组织的严密。故觉得我的僧伽制度论，有其分宗的长处，无其分散信仰力量的短处。关于日本佛教教育，我亦作了一番的考察，备作回国后办佛学院的参考。这就是我理论的建立，和从日本考察证明了我的理论底结果。

乙　运动的复活

从日本回国后，民国七年我在普陀山宣讲佛学，由黄葆苍──大慈、蒋作宾、陈裕时等听讲之结果，到上海联合王一亭、章太炎、刘笠青、史裕如、张季直等，创办觉社，刊刻关于我的著作，如楞严经摄论等；并编发觉社季刊，作文字的宣传；一方面又随时开会，演讲佛学。而我的改进佛教运动，也就从此复活起来了。当时欧战未停，很多人都感到科学愈昌明，物质愈进步，侵略者屠杀人类的利器亦愈猖獗，世界人类真正的和平幸福更得不到保障。觉社是以佛法来作救人救世的和平运动为宗旨；这样以佛法作口头和文字的宣传后，各地设会讲经或讲学的，盛极一时。民国七、八、九年，我在武汉、北平、上海、广州等地讲经讲佛学。在这种风气和提倡之下，各地都有佛教讲学会和讲经会的设立，而许多佛教团体的组织，如上海佛教居土林等，亦乘时出现。

在过去讲经的法会，局在寺院一隅，祗讲给出家的僧众、和少数的在家信徒听。但自觉社风气一开之后，社会群众对于佛学起了研究的兴趣。我提倡这种讲学的目的，是想以佛法真正应用到救人救世上， 即我所说的由正信佛教以实行“人乘正法”；但仍不忘另一方面的重要作用──僧寺制度改革，使僧寺真成为弘法利生的机关，养成真能住持佛法的僧材。整理僧伽制度论，曾在民国九年的海潮音印行。但仍不过是一种理论的公布，尚无任何根据地去实行。那时、全国既无一个有系统组织的佛教机关，连各地方的僧众团体也没有，有的只是“各家打扫门前雪”的寺院而已。政府对于僧寺，也祗有寺庙管理条例的具文。因此、我对于僧寺的改进，当时只想就原有的一个僧寺而先行著手整理。

民国十年春初，我接管净慈寺，这是杭州有名的古刹。虽是一个丛林，但内里情形非常腐败。我接管此寺的动机，是深想以此为实行著手改革僧制的根据地。在初到的数月间，即竭力著手内部的整理，费了不少的力，才稍为有点头绪。因净慈寺是永明寿禅师的道场，我把禅堂改为禅净双修的角虎堂，并筹设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学，栽培弘法人材的地方。当时的风气不比现在，因为整理净慈寺的关系，引起杭州诸山僧的忌嫉，他们怕我把净慈寺整理好了，使他们相形见绌。而寺中囿于恶习不甘拘束的退居与老班首等，勾结了诸山寺僧及豪绅军人，到六月间，便假借名目，向我大肆攻击。但当地的官绅，也多对我同情而拥护的。秋天、我到北京讲经，京人士亦多遥为声援，大有相持不下之概。在这种恶势力之下争持，我觉得有点徒耗精神力量；次年就让出净慈寺，这是我著手实际改革僧寺得到的障碍。

又我曾以“人工与佛学”一文发表在海潮音，内容是说僧众对于资生事业，在不违背佛法原则上，都可以工作， 不妨仿效半工半读的性质， 并引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劳作精神，证明我们要以自己的劳力取得工资，把剩余的时间来研究实行高深的佛学。当时因苏俄革命成功，共产党的思想很流行中国，如果自己不有生产工作就等于灭亡，故僧众都感到有工作的需要。由于我这样的提倡，遂生了后来所谓农禅、工禅的流行语。在另一个时候，我又发了“职业与志业”一文，说明分开职业与志业的重要性。这是专对一般广泛的佛教徒而言的，要他们不要存学了佛不做事的念头，要一方面勤于职业，一方面研究佛法。这篇文章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有过一班职业青年组织了佛教利济会，曾作过热烈的运动。

依照当时各行有各行的行会设立，我又提倡“僧自治会”。意思是说：僧众应该实行独立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地方豪绅的压迫。当时地方人士，往往利用“十方”二字发生干涉，连法院的法官也弄不清，都以为“十方”僧寺是指地方人民而言，故时有自称“十方”驱僧提产的事件发生。他们实不知道“十方”是指的十方常住僧伽，故我针对他们的误解而有组织“僧自治会”的提议，但这理论始终未见实行。

民国十二年，我著有“志行自述”，讲我作改进佛教运动，著重整理僧伽制度和大乘菩萨行。这篇文章的内容，就是后来常为人引用的“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这两句话。

民国十二、三年，同时有实际行动的，就是在庐山建设大林寺的讲堂。初时的组织极简单，在一间木屋里，陈了一些桌椅，不特没有举行什么佛教仪式，就是连佛像也没有；但干起事来却极有精神，因为那里是国际避暑区，中外人士大都信仰基督教，差不多是耶教徒的势力范围。我们在庐山演讲佛学，无异走进了基督教区宣传佛法；当时来听讲的，也有外国洋人的耶教牧师。于是我就很想联合世界佛徒，作国际佛教的运动，使各国人士都能信受佛法，就创组世界佛教联合会。十三年，不特日本派代表来参加讲演，就是德、美及芬兰等也有佛学家来加入，这是一种广泛轻松的运动，不能说是佛教国际的组织，只可说是国际佛教徒的聚集。

日本参加了世界佛教联合会后，要求第二年在日本开会。后来经过双方──中、日──讨论，把范围缩小了，改为东亚佛教大会。为著要派代表去日本出席，觉得全国无一个代表佛教的最高组织，我国代表实无从派遣。故民国十四年上半年，我在北平讲经时，提倡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即进行章程备案，江、浙、赣、鄂、川、湘等省，亦起而组织省联合会，但未能每省都有，故不能全国整齐划一。由此，下半年出席日本的东亚佛教大会代表，推派了二十八个。

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打到湘、鄂而至赣、皖、江、浙。因为那时国民党容共的关系，故共党宣传社会革命的工作非常活跃，大有实行共产的危险，所以僧众大起恐慌。同时、开封有破坏僧寺的举动，当时很多受过僧教育及未受过僧教育的人，纷纷来问我有何对付之策，故我有“僧制新论”之作，因觉得前著僧伽制度论已有些不能适应那时的环境。新论说明中国只有二十万僧众，以当时趋势而论，若不注重生产事业，光受别人供养自己，那是靠不住的；故就二十万僧众中，以十六万或十八万作生产事业，选出二万或四万作修学及弘扬佛法的住持僧，这是适应当时环境而发的理论。及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后，国家社会对于佛教情形渐好，寺产亦渐可保障，僧众不像以前那样惊慌了。但在国民革命的趋势上说来，主张革命民权，不革命者无权，革命空气仍极浓厚，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故僧众亦觉得有革命的需要，曾受过僧教育的僧众，咸以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存，非来个佛教革命不可。可是只有空论而无系统的组织行动，甚至有离开了佛教立场，成为俗化以革掉佛教整个生命的；也有以佛教没有办法，随著旧势力而意志消沉的。当时我就作了一篇革命僧的训辞：“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

我举出了他们的弊病和佛教革命俗化的危险后 ， 就指出一个佛教革命的根本办法：

最根本者，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其宗旨为：1.革除：甲、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乙、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2.革改：甲、遁隐改精进修习，化导社会；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资生服务人群。3.建设：甲、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中国僧寺制；丙、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

这其中，关于佛教革命的僧制，则为佛僧主义；至于佛教普及到民间的，则为佛化主义，佛国主义；文虽简略，义甚扼要。僧制论、 正信会理论的精要， 都含摄其中。当时唯一希求，是要有主干的组织去依次进行。

我作这篇训辞的本旨，不是公开发表，是给与从事改进佛教运动的现代僧伽社去作实际运动。可惜大醒、芝峰在现代僧伽发表了我的训辞，以致成为文字上的东西。而现代僧伽社亦仅改为一个月刊社，不能组织成革命僧团。那时、我因预备好欧、美之行，故对于此事亦未能顾及，而十八年冬演为会觉、慈航等在安庆迎江寺昙华一现的失败行动。而我发表人工与佛学，志行的自述，僧自治会等言论，与提倡世界的中华的佛教联合会之组织，亦为此期运动的波澜。

丙　学院的创建

十一年春，我到武汉讲经，商量改进佛教，须有基本干部人材的养成。得著李开侁居士等援助，平空产生了武昌佛学院。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而管理参取丛林规制，学生在家出家兼收。第一期是造就师范人材，毕业后，出家的实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去做改进僧寺及办理僧教育的工作；在家的依著人乘正法论去组织佛教正信会，推动佛教到人间去。这就是改进佛教理论底进一步的实施，也就是改进僧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关键。

武昌佛学院以前，虽有观宗寺的宏法社及月霞法师华严大学的设立，但这不过是养成讲说天台宗或华严宗的讲经法师而已！干脆说一句：就是讲经法师的养成所，与我造就改进整个佛教的人材相差得很远。后来各地创办仿效武院的佛学院渐渐多了，如常惺法师在安徽、闽南、杭州、北平等地办的佛学院等，都受了武院风气宗旨的影响。从我造就出去的人材中，办开封、九华、岭东、普陀等佛学院，和武院有连带的关系，更不待言了。

在我办佛学院的本意，是想第一届在二年中速成了一班师范人材后，优秀者留院深造研究，而第二届专招出家众以律仪为训练，俾佛学院成为新的僧寺。民国十三年，我把宗旨提出之后，院董多未赞成，希望仍照第一届作广泛的佛教徒教育。第二届新生开始上课后，我因前期讲学操劳过度，得了胃病，又因未全照我的办法去行，故托善因法师代理了我的职务，回到浙江休养。在这休养数月中，著成人生观的科学，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大乘起信论唯识释等书。次春回过武院，一切仍继续办去，但因我不长驻院讲学的关系，精神比前松懈得多。又因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进抵武昌，武院受战事的影响而陷于停顿，至民国十七、八年，方渐渐恢复起来。但从我十六年主持南普陀后，重心反移在闽南佛学院了。

第三期

甲　世苑的创设

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四十一岁到五十一岁，是我佛教改进运动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动，应该从世界佛教运动说起。世界佛教运动，即是佛法救世运动。这种运动，是我佛教运动中一贯的宗旨，在前二期中早就有这种趋势，不过当时我想先把中国的佛教复兴起来，用作世界佛教运动的中心和基础。

到了民国十三、十四之后，我的思想上有点转动，觉得中国革命了十多年，政局一点也不能安定下来，因此政治没有一定的轨道，社会没有一点的趋向；中国的佛教之设立团体，也不过做些应付当时环境的事情，没有确定实际办法可以建树；所以民国三四年间造的僧伽制度论，已经不适用于当时了。

由于国家没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可依据，想复兴中国佛教，整理中国僧寺，是不可能的。中国各派政治的兴仆，都是受了国际思潮的迁动，故我当时有应先著手世界佛教运动的理想，先使欧西各国优秀人士信解于佛法，把他们做人立国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才可安定，中国的民众亦因欧美的信仰佛法而信仰。如果这个从大处著手的运动成功，那么建立中国的佛教就有办法了。在民国初年，中国随世界各国走上了民主立宪的阵线，所以中国大众都共认为要建立一个民治的国家，就可马上复兴起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到了民国七、八年至十三、四年间就不然了，新的主义纷纷抬头，如苏联则为共产主义国家，义大利则有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德国、日本也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趋势，中国则被各种不同的政见牵动了，有主张改采共产主义的，有主张仍行民主主义的，也有主张采取法西斯主义的，中国政治既然随著世界各国政治的趋向而飘摇不稳，想改进佛教，自然也找不著一个适应的办法。

在各种不同主义中，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但能够适应中国的环境、风土和民情，同时能采各主义的长处，舍去他的短处，民权主义采有民主主义的优点，民族主义采有国族主义的长处，民生主义采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可惜因当时局面的纷乱，三民主义的范围仅局于广东一隅，未能在中国普遍实行，而其他各党各派的纷歧思想，形成了互相仇视、互相倾轧争夺的趋势。

当时、我觉得无论那种思想也好，不外乎社会主义──共产、全体主义──法西斯、个人主义──民主。在主义虽各有不同，但都各有一共通点，无论做人立国，自个人阶级至民族国家，总为一种斗争，发展自己而统制他人，以自己的阶级获得了政权而统治其他一切阶级；以发展自己的国家民族而统制别的国家民族；以个人或团体的资本，压迫剥削他人而获取自己的利益。无论做人立国，都以自己利益为前提而竭力侵略他人，结果只有走上战争一途。如果这种国际趋势不改变，中国想实行三民主义是很难的；在世界这样的纷扰不定中，中国想得到安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把佛教传到世界各国，能够从做人立国的思想根本改造，使他们知道万有皆从众缘所成，没有孤立存在的个体，想得到个人的利益，要从大众的利益做起，大家得到利益则个人自然亦得利益；不特人与人间要相资相成，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也要相助相益，不应有你死我活的争斗。要是以这种真理去感化世界人心，感化有思想学问的领袖，改变他们做人立国之道路，从这做人立国的思想，解除了世界纷乱的因素，取得真正的世界和平，中国才可以安宁，佛教才有昌明的日子。在这种意义之下，我就准备到欧、美去一趟，一方面实地考察欧美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状况，一方面向思想界的领袖学者们宣讲佛学。故当时曾集有几个人研习英文，打算组织一个团体同去，后来因为机缘不就，故改为设法以我个人先去出国。民十四年间，我就作著这种准备；民国十五年到南洋，就有由南洋以赴西洋的企图，后来得了热病回沪。国民革命军已到了长江流域，在时局动荡之下，仍作赴欧美之准备。十六年，曾得胡子笏、杨性诚居士赞助；秋间蒋委员长短期下野，回到奉化休养，约我到雪窦寺住了几日，我顺便把出国的意思告诉他，承他力予资助。十七年春，我就把住持不久的厦门南普陀寺与闽南佛学院交由芝峰、大醒代理，到夏间就放洋去外国了。在那时候，国内经国民革命之后，佛教时在风雨飘摇中。出国前，蒋委员长约我到南京会见，由他介绍的关系，访过党国当局多人，我觉得全国应该有个佛教会之类的组织。但当时的蔡元培先生等，认为民初的信教自由，此时已失其效，对于宗教不便提倡，以先设佛学会为宜，因为佛学会是研究学术的机关。我在南京许多要人提倡中，讲了三天佛陀学纲，乃发起成立中国佛学会，并设立佛教办事人员训练班，预备我第二年返国后，应发表次年召开全国佛教代表大会，把中国佛教会组织起来。把佛学会的会务办得有点头绪之后，即回上海作欧、美之游。我此行重在考察与宣传，这在海潮音及寰游记中已说得很清楚。在法国巴黎时，发起世界佛学苑，发表宣言书及组织计划，在英、德、义各地都设有通讯处。法国朝野人士颇热心赞助，在德国柏林时，法国电邀我回到巴黎，商议在巴黎送一地皮与我作世苑的苑址，建筑和开办费等由我担任筹集。当时因经济尚无把握，声明待返国后再作接收与否之决定，遂由法而渡美。

民国十八年回国后，曾为世苑筹备经费之规划，因机缘相左，经过数年，尚无头绪。于是把巴黎的捐地辞却，想先在中国建立世苑的中心，将来慢慢才推广欧、美去；但最大的困难，还是经济问题。

民国二十年在南京接管佛国寺，打算以该寺为世苑的地址，曾和戴院长等商及，极蒙赞成；曾与在坐的李子宽居士等，印布筹集基金捐册，进行稍有头绪。不幸长江大水灾发生，又继以“九一八”的事件，国内情形骤然起了很大的变化，政局因之分裂动摇，蒋委员长又作短时下野，世苑经费的筹备亦无形中就陷于停顿了。从此，历年都在暴力侵略之下，更加无从建立，决意先为局部的筹设。整个世苑底目的，在综合世界的佛教，研究成世界的佛学，实现为世界的新佛教，故有依教、理、行、果四门的计划：一、教：从佛陀所遗留下来的佛寺塔像及文字经典，向东西各国搜集，设立法物馆、图书馆，作为研究所根据的教。二、理：如南方的小乘教理，西藏的大乘教理，中国的综合教理，欧美以新方法研究的佛学，都一一加以分类的、比较的研究。三、行：包括律、禅、密、净诸修行的法门。四、果：果是依教理而修行所得的结果，如信果的信众，和戒果的僧众，以及定慧果的贤圣众。故世苑是把世界凡足以为研究根据的教理，依之修行证果，而树立世界的佛教为目的。从这整个计划为局部进行，曾在冠以世界佛学院的名称下，拟以雪窦寺为禅观林，北平柏林佛学院为中英文系，闽南佛学院为华日文系以资联络；而实属世苑系统的，惟专为研究汉藏文佛学的汉藏教理院，及武昌佛学院改设之世苑图书馆。

汉藏院的发起，系十九年我来朝峨眉的时候，刘军长有派僧入藏留学之议，我主张与其派僧入藏，不如就地设立汉藏文佛学院招僧学习为宜。至二十年，就正式提出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名义，积极筹备。至二十一年秋季来举行第一班开学礼，同时、武昌佛学院改为世苑的图书馆，亦在是秋开幕。这就是我关于世界佛学苑的世界佛教运动。

乙　教会的演变

前面我已经说过，在民十七出国之前，我先在南京设立佛学会，并发表在次年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组织中国佛教会。那晓得在我未回国前，内政部长薛笃弼，订立了管理寺庙条例二十一条，对于佛教有如日本对中国所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苛刻，有把庙产全部充办社会公益的趋势。故由代我经办南京之中国佛学会的谢健、黄忏华等居士，会同上海的江浙佛教联合会，商议火速把中国佛教会组织起来。当时在佛教存亡的生死关头之下，全国僧众都感到有整兴佛教的需要，如印光法师等也拟出整理僧伽制度的方案。

在我未返国前，已在上海草草开了一个佛教代表会议，到有十七省代表，都由在上海的各省佛徒集合而成，拟定章程，呈请党部及内政部备案。但在当时的情形，很难有批准的希望，故以王一亭居士和我的联名函，由王一亭居士亲见蒋主席，批交行政院谭延闿院长，命令内政部准予备案，但仍未得党部批准；中国佛教会起初是如此勉强成立的。成立会虽然开过，我回国后开执监会议，被推为九个常委中的一人。从十八年下半年至二十年上半年，为我参加中佛会的时期。中佛会成立后，呈请把内政部的管理寺庙条例，改由立法院另议条例；当时立法院法制委员长焦易堂氏，曾征询我的意见，我主张以佛教会为整理振兴佛教的机关，草有“佛寺管理条例”，作为立法院的参考。可惜立法委员中明了佛法及我的佛教改进建议者甚少，经过几次开会的结果，大都认为佛教是封建迷信的遗物，以暂让他自生自灭的意思，而制定为寺庙监督条例，经立法院三读通过，于十九年公布，取销了内政部的管理条例。此监督条例的内容，一方面将佛教原有的习惯保存，一方面责令兴办社会慈善事业。我初时看到法制委员会的条例草案，每条中都有教会二字，逮议决时，都把教会二字眼取消了；后来公布的不知怎样又有一条留著教会二字，中国佛教会方有了一点根据。监督条例公布后，庙产兴学仍热烈进行著，中央大学的教授们，有组织庙产兴学委员会的，发表宣言作公开活动。全国僧众在监督条例保障之下，仍惶恐不安，故十九年冬，我在中国佛教会决议，二十年夏召开扩大的代表大会，不特包括各省区代表，且蒙藏佛教领袖，及四大名山、佛教学院等都派代表出席。这次盛大会议的结果，我有几个重要提案得到通过，即席筹定经费。办事处由我与仁山法师、王一亭、谢健居士等接管，搬去南京，并筹备佛教办事人员训练班，我就在南京常驻会办事，一方面宣讲佛学，一方面进行向党部立案及保护与改革的运动，办理二个月，已有相当的基础。当时首都开国民大会，我拟就了保护寺产的提议，由班禅所派代表在会中提出，获得通过，送由国府蒋主席公布施行。内中有云：‘ 凡寺产任何机关团体不得侵占，如有侵占，即以法律制裁’。

因此、庙产兴学即无形打消。可是一般的寺僧都以为有了政府的明令保护，对于佛教会的事业，大可不必进行，中佛会的内部遂发生障碍，以前承认的经费亦不肯缴，仍主张佛会移沪。我因宣布辞职，从此不愿预闻会务，会中虽仍列我的名字，但我始终未出席任何的会议。

到了二十三年，少数人把中佛会三级制改为两级制，各省群起反对，投诉内政部及中央党部。廿四年，中央党部之民众训练部觉得中佛会须加整理，指导处张处长商心梵居士，修改佛教会章程，主张僧众居士分别组织。草案未发表前，曾抄一份征询我的意见；我觉得如果分别组织，“ 中国佛教会”名称太泛，应改为佛教僧寺会和另设佛教居士会，章程要改简单。如不分别组织，居士名额少一些亦可。我的意见未蒙接纳，即行发表，民训部责成中佛会在京开理监会，并约我必须赴会，谓中国在国难中，不同的政见已统一起来，佛徒更应舍除我见，真诚合作。要由中佛会在南京开的理监事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代表的产生，主张由我和圆瑛各介绍一百名代表，呈部圈定半数作为出席的代表人数。可是圆瑛阳奉阴违，回沪后即不履行部令，一方面设法阻挠，一方面仍在沪开了少数人操纵的代表会，另订修正章程呈民训部、内政部批核，直到去年方叠经核改批下，故这几年的中佛会，已失了办事的凭借。加以京、沪沦陷，势成停顿。去年内政部公布的章程，容纳二十四年的修正点甚多，大致可用，惜沪办事处已失作用，而我在渝设立临时办事处，亦不过便于后方通讯而已，虽有修正章程，亦无从发动。

又我于二十年，根据寺庙监督条例，曾提议过组织“僧寺联合会”， 而“佛教僧寺会”的名称亦是我提出的，但这些皆未曾实行组织过。

二十二年春间，曾提出“佛教青年护国团”办法，以赴救严重之国难，即提及出家僧众办救护看护等事。后来请训练总监部，免僧普通兵役，另受救护等训练，即为现今各地僧众救护队的滥觞。

丙　僧制的新议

僧制新义的提出，大概是民国二十年在闽南佛学院的时候，原题为“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简称“建僧大纲”。因为、当时感于立法院所定、所公布的寺庙监督条例，其用意似在让佛教自生自灭，政府采不管不理的态度，而以一般佛教徒组合的佛教会来改进佛教亦办不到。因多数是要被整理的旧势力，以被整理者作整理的工作当然不可能，故只可根据教理，重新另建僧制，而订与僧伽制度论依据原有僧寺者不同的“建僧大纲”。 其要义大概是这样：

    一、以现代中国为范围：现代：僧制为僧伽所依据的法制，大至弘宣教化，小至个人行为，悉皆以此僧制为准绳。现代的僧，当然要依现代的时势所宜，而不必泥用古代僧制的；原来制度这样东西，是有时代性的。中国：以现代二字还很普遍，这里加上中国者，只是限于中国而言，而且连蒙、藏亦未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