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劳分配之哲学问题──
阎百川先生之在山西，关于国民党训政时期所要做未能做之地方自治，似乎在十六七年前早就做过了，然未有稳固基础及显著成绩，则因国际及国内潮流的牵荡，亦因所施多未切于人民生活所需要──例受小学教育的，过后仍种田数年，即完全忘却了，等于浪费──，故不能同于有根的植物一般自趋生长。今以讲求防共方法而研究出“按劳分配”及“物产证券”“土地村有”等要义，然其学说皆从按劳分配而演出，故今就是略论之。
近世对于社会经济，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之两派学说。取所需，是共产党及无政府的主张；取所值，即阎氏所谓按劳分配，亦谓之“资──生产的资本──公有”、“产──消费的物产──私有”。阎氏以此制最合公道人情。所谓公道者，即劳动与享受相当之谓，劳动少者少享受，劳动多者多享受，以劳动定享受，以享受励劳动，是即合乎公道也。人情者，人心之所同然也。如劳动上之“好逸恶劳”，享受上之“好多恶少，好美恶劣”；处事定制，以其所好之多与美，以励其所恶之劳，即合乎人情也。其谓‘“按需分配”──即主各取所需之共产党等──是以生产工具给劳动者，固然十分不喜欢；“按劳分配”，使劳动者十分喜欢处同，而劳动结果全归劳动者所有，无一分不喜欢’，可为其攻击共产制之最有力处。
但其哲理之精粹处，乃在‘人生非劳动不能达享受之目的，制度为限制欲享受而不欲劳动者，应使享受与劳动合一。故按劳分配属于政治范围，而分配制度之极则，只是按劳分配。若按需分配，便使享受与劳动分离，则劳动之目的，非为享受而生产，非“不藏己不为己”者，不能是超乎本能人情之上而为公为人的。为公为人是理的表现，为己为私是欲的表现，在人行为上有公私，在内心上必有理欲，社会上可行的是公道，不可任的是私，人心上可启的是理，不可纵的是欲，用本身的理以擒本身的欲是德行，用大家的理以擒大家的欲是政治。定制度只能收政治的效果，不能收道德的效果，纵令人人人情优化，事实上竟可按需分配，而定制度亦只能定按劳分配，而以优化人情属教学德行，不属政制’。
其说先分为公为人之理与为私为己之欲，于理又分顺成环境的子理──后天而奉天时──，与改造环境的母理──先天而天不违──。子理是人与物关系上表现的，是什么能什么、就要什么，如饿了该吃饭。母理是人与人关系上表现的，该什么能什么、才可什么，如“蹴尔而予之，乞人勿屑”。似乎子理是顺成欲的，母理是节制欲的。据此、自应比以“环境决定意志”之唯物史观高一筹。
然阎氏对于“用本身的理以擒本身的欲”之德行教学，似稍欠注重。盖“人与物”、“人与人”之事上，更有“人与自”之一事。人生大事，莫过于将自身人格优化，非此则仍未发展人类高等的精神，不过可平平庸庸的混度一生而已。吾意人以经济生存，政治平安，教化进善，必能进善而后有人生之价值。阎氏谓“知行合一的政治教学与政治制度不可分开，优化人情的教学必与政治分开”，亦甚有理。故政制中所施之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大抵为资生学术，是与政治应合一者。由此应将“优化人情”之职能付之宗教，而与政治平等提倡。
宗教之独能适今后人类的理智而最有优化人情的力量者，莫过儒之与佛；以儒而切近优化人生，极至乎不藏己不为己之大同社会；以佛而深圆优化人情，极至乎证无我而契一切法缘生实相，其精义略备王君恩洋所著人生学。近之当道者，虽高至阎氏，亦犹未能重视此优化人情之要旨，故今特为表而出之──王君属序人生学，拟即以此篇充之。（见海刊十七卷五期）
（附注） 原题“按劳分配之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