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旬，国际间有两段消息，我们中国多数的报纸似乎都未登载。这两段消息，代表今日世界问题的阴阳两面，深值注意。我们简单叙述如下，作为本文的引言。
第一段消息来自旧金山，据谓华来士于五月二十三日提出弭止战争的一个计划，内容包括四点：（一）军事部分——包括一个可实行的世界性的原子能管制办法，军略地区的国际化，杀人武器的解除，及整个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肃清；（二）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消弭希腊与中国的内战；（三）使不自由的人得到自由，使流离失所的人有家可归，增助世界性的人权法案的完成，最后希望能达到世界法律系统的目的；（四）经济部分——利用美国资源，在联合国的管理之下，推行一个全世界重建的十年计划。
第二段消息来自华盛顿：关于美国东大西洋及地中海舰队司令康纳利将军对于伊朗与土耳其两国首都的访问，路透社驻华府的采访主任兰金氏于五月二十五日发表显有所本的评述。据兰氏的报导，华府的官方人士相信，根据康纳利将军所采得的资料，美国对于希腊、土耳其，以及中东油区的美国生命线，可以拟定一个全新的军略计划，包括三点：（一）美国实际已等于与希腊、土耳其两国订立同盟条约，只要苏联的扩张政策一日不变，美国对此区域的责任也不会改变；（二）中东区域为美国在战争时间所必需的石油来源，所以在任何情形下，也不能容它落在苏联的势力圈内；（三）国务院与军政部意见一致，认为鞑靼尼尔海峡为危险的焦点，该峡一旦遭受威胁，美国将不惜以武力抵抗。
上面两段消息的强烈对照，是再清楚不过的。华来士所发表的一套仁至义尽的建议，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从头至尾所讲的都是“应当”如何，对于利害的关系撇开不谈，或只附带的论及。第二段消息与此相反，出发点是利害与力量，只讲实际“究是”如何，根本不问“应当”或“不应当”。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评判两种观点的孰是孰非，因为这个根本是无从评判的，我们叙述上面两段消息，目的只在举例，这两件事恰巧代表古今一切国际关系的两面：一面是人类的希望；一面是人世的现实。要明了国际关系的实况，必须两者兼顾，同时又须认清两者之间的界线，若把两者混为一谈，对于国际政治，以及一切政治，就永无了解的希望。
理想与现实，是人生的两种境界，有的人注重现实，有的人倾向理想，两人所处的实际是两个世界，在政治兴趣特别浓厚的今日，两个世界的分野格外的显得清楚。少数人想要同时处在两个世界，在理论上虽非绝不可能，在事实上可说是不可能的。宗教与哲学，以及各种高超的主义，都属于理想的世界。一切事业的经营，就事业而论事业，都是现实的。但人生最现实的，莫过政治：离开现实，根本无政治可言。就对内而言，政治，即或是历史上或今日最上乘的政治，也不过是勉强调和大多数人之间的兴趣矛盾与利益冲突；如能使矛盾不太严重，使冲突不表面化，就已是政治尽善尽美的境界。等而下之，就不必问了。就对外而言，只要有列国的局面存在，国际的政治必为尔诈我虞互相排挤的世界，诈虞排挤的最后结果总是战争，若极端地讲，甚至可说玉帛相将和平时期只不过是两段战争期间的休战状态而已；和平为疲乏后的养息，战争才是正常的状态。
撇开专为现实辩护的冒牌思想不谈，一切理想，无论为哲学的或宗教的，都不问现实如何，而要否定现实，化现实，超现实，打破眼前丑恶的世界，实现合人心意的世界。如中国先秦的道家，如今日西洋的自由主义者，不问事实认定人性至善至美，因被难以解释清楚的人生种种所蒙蔽而变为丑恶，只要去蔽还真，理想就可以实现，哲人的企望就可成为庸人的实在。理想家如只提倡理想，不积极的企求实现理想，还不致多逢烦恼。最可怜的是比较高尚的热中人士，抱有理想，同时又坚要用理想改变现实。先秦的儒墨两家都属此类，结果当然是整个的失败。墨家最后完全消灭。儒家到大一统的汉代为人主所利用，但至此早非孔孟荀之旧矣。今日西洋化的世界，又逢新的列国之世，滔滔者天下皆是，热中的新儒新墨多至不可胜数，最后的命运恐怕也不会大异于先秦的儒墨。若暂且不论救国救民甚至救世的大题目，专言个人的态度，我们究当何以自处？最重要的，恐怕是每人都要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属于理想类型，或现实类型，是宗教家哲学家的质料，或事业家政治家的质料。历史上虽有两质兼备的人，但那是例外又例外的，普通的所谓才智之士都有一偏。一般讲来，理想不能渗入事业的领域，最多不过有时可作事业的护符与工具。事业的目的是成功，理想的目的是至善。普通的成功与至善无关，一切的至善都难成功。哲学与宗教为心灵上的永恒境界，不受现实的支配，就本质言，谈不到成功或失败。现实的力量可以迫害哲学家或宗教家，耶稣与苏格拉底都是牺牲于现实强力之下的理想家，但现实对于理想本身都无力伤害，耶稣的教义与苏氏的哲理至今仍为世人所推研不绝。但反过来讲，两位圣哲的主义，就主义本身言，从古至今向未影响现实的发展，现实既未因之改善，也未因之更为丑恶。政治的对内争夺与对外欺诈，古今相同，绝无二致。战争的频繁，今日与二千年前无异。人性的难测，今与古同。所不同的，是知道耶稣或苏格拉底的政治家，有时可多有一些响亮的名词供他们利用而已。
理想家与现实家所处的是两个世界。两个世界永远对立。理想家视现实家为不可救药，现实家视理想家为愚不可及，两者发生真正的接触或联系，可说是不可能的。有的哲学家可以提出“现实的就是理想的，理想的就是现实的”一类的口号，这只能说是莫可奈何的自慰自娱。又有的哲学家想象乌托邦，或置于远方，如培根的“新大西洋国”；或置于远古，如先秦诸子的种种托古思想；或悬诸未来，如韦尔斯的“彗星的时代”。这是聊自慰娱的另一种类型。此种思想最发达的，莫过中国，我们早在先秦时代就把这种说法人格化，提倡“内圣外王之道”。并且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自以为“圣”的文人以此自评，虽然那仅是可怪的自欺；又不知有多少已经为“王”的当局以此自命，虽然那仅是夸大狂的表现。降至今日，中国虽然处处落后，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既可超迈前代，又可媲美西洋：我们今日所最不缺乏的人才，就是利用西洋新名词而提倡各形各类内圣外王之类的理想家。由此点言，中国文化可称为人类历史上思路最不清楚的一个文化。
既然如此，是否我们就可下一个人类无希望无前途的结论？却又不然。今日人类之所以异于一切其他动物或已经消灭的各种远古人类的，就是因为它有理想；除了现存的人类外，一切的有生之物都只有现实。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矛盾，就是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最大主题。最后的结果尽管是毫无结果，这种冲突矛盾的过程都正是历史文化的意义。将来人类的发展是否可以更上一层楼，不停滞在好似毫无结果的矛盾中？我们最少不妨如此希望。在此日未达到前，事业者只有发展事业，理想家只有发挥理想。只要不违本性，不强求己所不能，一个人或追理想，或求现实，都可成为推动历史的力量，在个人都是成功，如果违背本性而强求自己所不能，在个人为可悲的失败，在历史为可惜的浪费。苏格拉底的智慧的结晶，仍值得我们记取服膺：“知道你自己！”
（原载《独立时论》第一集，独立时论出版社，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