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半年的来往折冲，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方于今夏在北非成立，由吉罗德与戴高乐二氏同为主席。但至十一月十日阿尔及尔的消息，忽谓吉罗德已辞去主席职务，此后由戴高乐独任主席，吉氏将专任法军总司令。当日晚间，戴高乐招待记者，显然的事前授意记者询问：“如吉罗德不誓绝维琪，是否能继续担任法军总司令之职？”戴高乐答称：“法国之伟大领袖，均不应与维琪有任何联系……全体法人，尤其是法国军队及其领袖，均受制于委会……委会而外，任何方面之命令均为无效。”又有人询戴氏战后是否接受总统之职，戴氏只作模棱两可的答复。并由上列一段消息，可见吉罗德已被排挤，戴高乐有唯我独尊之概，并且颇有战后求取法国最高政治地位的野心。
但吉罗德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摈弃的人。吉氏以辞去总司令职务相要挟，勉强解委会对于肃军问题让步，不能以倾向法西斯或维琪政府为名而强迫大批将领去职。吉罗德在法军中颇孚众望，除吉氏外恐无第二人能调动法国的多数军人，解委会只得让步，至十五日吉氏方才打消辞意。据谓吉氏被解除主席之议，吉氏个人事前全无所悉，乃临时被迫承认。戴高乐似乎所为太过，结果只得又后退一大步。但至十八日解委会又决议扩大“肃清委员会”的权限，似此戴吉之争尚未解决，未来的发展深值关心法国前途的人的注意。
吉戴两人间的问题，可分立场的与个人的两方面。由立场言，戴高乐比较急进，吉罗德比较保守。法国的军人倾向于保守，一部分并且属于保王党，根本反对第三共和国。在一九四〇年法国屈服的许多原因中，军人的反对民主共和国倾向纳粹主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吉罗德、贝当、魏刚一群军队首要大体都采此种态度。吉罗德唯一超群的特点，是他极力主张反德，始终认德意志为法兰西的世仇，法国绝不能由亲德政策中求出路。所以他虽在法国屈服前被俘，后来居然设法逃脱，待英美在北非登陆时他又到北非加入同盟军向纳粹军作战。他在法军中声望甚高，在达尔朗被刺之后，他是唯一能够号召法国多数高级将领与中级军人的首领。他与这些人政见本来一致，这些人经过两年半的惨痛教训后，也知道与纳粹妥协而求出路为幻想，所以他们在抗德一点上也与吉罗德意见相同，达氏死后吉氏继为北非的军政首领是很自然的。假定战后的法国能听这一批军人自由安排，第三共和国绝不能恢复，即或旧王朝不立刻复辟，一种修改的法西斯主义也会成为法国的政治经济纲领。
但这并不是说戴高乐代表不折不扣的民主主义。他虽不属于正统的保王党，但他也是军人出身，左右的要人也多为军人，在法国军人中找一个死心踏地的民主主义者，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他年事较轻，资格较浅，在法国屈服前不久仍是上校，属于中级军人，保守主义的色彩不似老军人的浓厚，在口头上服膺民主主义还不致如鲠在喉的不能说出。战后的法国如让戴氏的一党自由摆布，最少暂时是要恢复第三共和国的，但最后的结局如何仍在未定之天，能否与吉氏一党的作风有多大的分别，恐怕不是任何人所敢肯定答复的。
吉戴两人之间如果只有立场的不同，问题就将简单许多，主义崇拜者也就可以各随所好而放心大胆地扬此抑彼，但个人的成分又非常复杂，使任何客观考量的人都有无所适从之感。一九三九年欧战爆发时，吉罗德已是上将，戴高乐只是上校，到一九四〇年春季雷诺的短命内阁，才擢升戴氏为准将，他今日仍只是准将。在古今中外官阶观念森严的军队中，戴氏绝无与吉氏并肩而立的资格。同时，戴氏在法军中一向被认为捣乱分子，在战前他著作了《未来的陆军》一本书，毫不客气地批评法国的军事当局与作战策略，更增加了一些老将领对于这个年幼无知的青年军人的厌恶。他提倡机械化的小陆军主义，反对法国一贯的以步兵为主的大陆军主义。他这种主张，不能说全无见地，一部的主张并且被纳粹采纳。他的机械化的主张在今日公认为正确的，但他的机械化之后，就只需人数甚少的一个军队的主张，已为此次大战证明为完全错误。但无论如何，他如果只平心静气地发表主张，他的人缘还不至于高度的恶化。但书中的口气逼人太甚，使多数的军事首要读后感到难堪。例如书中有一段说：
一个天降大任的人物的深沉孤特与自足，使他只在非常时期才为人所重视。虽然与他接触时，使人不得已而承认他的超绝性，因而对他发生敬仰，但他总不为人所喜，并且他不屑于把他的大才用于平时登进所需的逢迎阴谋与虚伪。所以除非他意志坚决，百折不回，他一定被环境所软化或腐化。
他这一套话并不是无的放矢，与全书的论调合观，他一方面是在痛骂法国军队中的一批老前辈，一方面又在说明他自己是一个特殊的天才，一个上天将降大任的人物。一个自认为有才的人，不妨有此抱负，但大可不必半公开的如此自我夸耀。认清此点之后，我们就可明白为何戴高乐虽然抓住机会发动自由法国运动，但无论是投到他的旗下的法人，或与他合作的英美军政要人，都感到与他共事的困难。单就他与吉罗德的关系而言，在半年的来往折冲期间，吉氏的让步还较戴氏的为多，最后吉氏不顾官阶的界线，与他同为解放委员会的主席，但仍不能满足戴氏的要求，仍要用政治的手腕强迫吉氏辞职，此种作风在平时已不足为训，在国家命脉不绝如缕的今日更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动。就私人论，我们并不说吉罗德是完人，但就他那比较谦让比较妥协的行动言，他可说是有略高一等的政治风度。
假定吉戴之争只是两人之间的问题，或只是解放委员会的问题，我们就无需多加研究。但实际此事一方面影响法兰西的整个前途，一方面牵涉到盟军在欧陆大规模作战时的利害，所以凡属同盟国的人士对此不能漠不关心。先就法国本身言，一九四〇年的屈服证明法国内部情形的复杂万分，将来只有一批谨慎周到的领袖才有重导法国于常轨的希望，凡一意孤行或政争气味太浓的个人或派别都只有增加复国后法兰西的复杂性，这是我们站在同盟国的立场而为法国担心的。法国将来如不能稳定，整个的欧洲就极少稳定的机会。这是使我们更加深一层忧虑的可能发展。
再就同盟国将来在欧陆的作战前途言，法兰西当然是同盟国要解放的一个重要对象。但因解放委员会既不是逃亡海外的旧政府，又不是合法产生的新政府，而法国的情形又不可思议的复杂，所以主要同盟国虽都已承认解委会，但都是有条件的承认。承认照会措词最概括的是苏联的照会，但也没有正式承认该会为法国的合法政府，以免将来盟军真在法国登陆时引起无谓的内部纷纠。戴氏对此一概漠视，近来屡次公开表示该会也就等于戴氏自己是法国的主权政府，将来盟军一在法国登陆，该会就当然进入法国，毫无问题地统治法国。这个立场是没有一个同盟国的政府肯接受的。将来登陆时可能因此而发生无穷的误会与困难。
以上的话或过于直率，但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法国能积极增助盟军的作战，并能在战后恢复它的旧日欧洲文化重心的地位。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今日法国各首领的行动作风是有莫大的关系的。
（原载《当代评论》第四卷第三期，1943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