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维思(John Hareded Levis)先生是郑颖孙先生介绍给我的,是我的新朋友中的一个。他抱着研究中国音乐的宏愿从美国到中国来,虽然这一次只能作短期的勾留,却还想明年再来,若然事实能于允许他,他打算用极长的时间在中国作彻底的研究。这一点,是我们有心研究学问的人所十二分欢迎的。

他这回虽然在中国住得不久,却已把他在美国时开始工作的一部小书写完成了。承他不弃,在稿子写成之前把全书的计划同我详谈了一次,写成之后又把全稿交给我细看,看完了我又同他详谈了一次。我觉得他的态度很恳挚,所以我也愿意用恳挚的态度帮助他:我把书中应行改正,或删除,或补加的地方都告诉了他,他都虚心诚意的接受了。但就全体而论,这工作仍旧是他自己的,我不过处于很微薄的帮助的地位。

因为有这样一段因缘,他要求我替他在书前写一篇小序,我想,这是应当写的,因为我对于他的书亦许比别人更能了解些。

中国诗歌中的声调,至今还是个大哑谜。《声调谱》一类的书,虽然已有了几部,然而作者们只知道何字是平,何字是仄;何处宜平,何处宜仄;却不知道什么是平,什么是仄;更不知道何以某处要用平,某处要用仄,正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七年前我在巴黎,因为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国字的声调(即所谓“四声”)已有相当的结果,就打算进而研究中国诗歌的声调。当时曾做了几个月的工。却因诗歌的休裁太多,而且同是一诗或一歌,因方言之不同,吟诵起来声调可以有无穷的变化,要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之下抽绎条理,求出一个总解决来,实在很不容易,只得暂且搁下。近年虽有志赓续此项研究,却因手头还有许多工作挤着,须待整理清楚了再说。

来维思先生他在现在这一部书中所研究的,并不是中国诗歌的全体,而是诗歌中的一小部分,词,也还不是词的全体,只是在《碎金词谱》中取了二十章加以分析研究,而现在所发表的,只是《保寿乐》、《丹桂》两章。这范围当然太小,但我们要知道,这只是来维思先生的工作的开始,是他研究中国音乐的第一个贡献。

他所用的方法,是依据《碎金词谱》那两章词中每一个字左边所注的平仄,和右边注的工尺,分析,比较,综合,以求其相互的关系。平仄是语言方面的事,工尺是音乐方面的事,这两者中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宋史·乐志》载姜夔《大乐议》云,“七音之协四声,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浊,以上去配轻清,多不谐协”,可见要讲合乐的诗歌,必须双方顾到。来维思先生抓住了这一点,从平仄的安排与变化,以求工尺的安排与变化,更从工尺的安排与变化,以求平仄的安排与变化,然后从这里面找出一个归结来。这方法看上去似乎很笨,实在却是真正的科学方法,因为所得到的归结是颠移不动的。他用模式(patterns)与图格(diagrams)把平仄或工尺方面的情形表显出来,使耳可听者变为目可见,使不懂音乐的人可以懂,懂音乐的人可以更懂,这也是他的科学精神的表现。

当然,他这方法只能用于合乐的诗歌,遇到不合乐的诗歌,不得不从语音的自然上别寻研究的方法。但若能把他这方法扩充应用,把中国所有的合乐诗歌通盘研究,那已是一个惊人的功绩了。

他所采用的两首词,是宋朝人做的,而乐谱却是清朝人配的,中间相隔了六七百年,似乎不能作为研究的材料。这一层,我可以代为解释一下。假使我们能于得到宋朝人自己所做的乐谱,那自然更好。但事实上一时还做不到(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的乐谱至今还没有能完全解释出来)。那么就把后一点的乐谱借来研究,也还不失为一种方法。因为六七百年的时光,在音乐传衍的生命上看去,并不算很长。一九二〇年我在伦敦听过一位印度同学向我吟诵孟加拉地方的诗,其音调和现在中国和尚唱经的音调很相像;一九二八年我在汉城听过朝鲜旧时王府中所奏的古乐,所谓“李王府雅乐”,其音调也很有些同中国旧时的庙堂之乐相像;至于朝鲜的民间音乐,那就另是一派,听上去全没有中国的意味了。和尚唱经的音调是什么时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我们不大知道,恐怕还在唐以前罢。朝鲜王府中的古乐,日本田边尚雄先生说是周代的乐;究竟是不是在周朝时候传过去的,我虽然还有些怀疑,可决然不是近数百年中事。一种音乐从甲国传到了乙国,又经过了很悠久的年代,还能把原来的风色相当保存着,难道宋词中的音乐风色,到了清朝就完全绝了根么?我们所看见的宋朝人的书画,当然和清朝人的书画大不相同;但无论不同到怎样一个地步,中间必还有呼吸相通处,决不至于和西洋的立方派或未来派一样的离奇与渺远。这可见文艺之事,虽然也受到时间的支配,却没有被地域或民族性支配得那样凶,所以,在现在得不到宋朝的乐谱的时候,暂借清朝的乐谱来研究,总还胜于完全不研究。做个近视眼总比做个瞎子好。

前文说到听朝鲜李王府雅乐一件事,叫我连带想起了一件事。就是在听雅乐的那一天晚上,我在一处宴会中碰到了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他是研究西洋音乐的,又恰恰坐在我旁边,我就同他谈起音乐来。我因为那天听到了雅乐,心上很高兴,就问他:“你听过这种音乐没有?”

他想了好一会,说:“啊!听过的,那好像是没头没脑的东西!”他这样一说,我也不便再往下说了。我想:东方的较为古老一点的东西,要得到东方人自己的了解,已经很不容易,若欲求之于西方人,自然更难。但我也并不是说凡是东方的古老的东西都是好的。若然中国的旧音乐也同非洲原人的那魔鼓同样的简单与可怕,自然我也无话可说;事实上既不是如此,我们总得在分析研究之后才下断语,要不然,我们的态度未免太高傲了。昨天我和来维思先生在一处吃饭,我指着盘中的松花向他说:“你知道么?美国有一种杂志上说,中国人吃三十年以前的陈蛋,就是这东西!”他问我:“是真的么?”我说:“这就是在没有研究之前所下的断语呵!”于是在座的人都笑了。

来维思先生在西洋音乐上有相当的根底,又善能应用科学方法,以他这种资格,再加之以诚挚、不高傲、无成见的态度来研究中国音乐,他所得的结果一定可以十分完满——当然,这是说他将来大规模研究之后所得的结果,并不是说现在这一本小书里已得的结果。我希望他明年当真能再到中国来,来了之后能住多久就住多久,必须在研究中国音乐之外,兼在中国的语言、文艺、风俗、历史等等上面也有相当的努力,以求彼此贯通,然后他的收获才是完整的,不是破碎的,也不是片面的。我想,来维思先生不见得以为我这话说得太大太远罢。

此序原文是用英文写的。原书名Melody and Rhytham of the Music-poem of Ancient China。

二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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