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北京大学自从创办到现在,已整整三十五年了。我们在校中做事的,读书的,碰到了这样一个大纪念日,自然应当兴高采烈的庆祝一下。

但是,严重的困难还依然严重,国内分裂的现象又已重演于目前,1936年的世界大恐慌,也一天天的紧逼上来。我们处身于这样的局面之中,只须稍稍一想,马上就可以收回了兴高采烈,立时变做了愁眉苦脸。

不错,瞧我们的校徽罢!“北大”两个篆文,外面一道圈子,是不是活画了个愁眉苦脸?

但我并不在这里说笑话。我以为这愁眉苦脸的校徽,正在指示我们应取的态度,应走的道路。我们唯有在愁眉苦脸中生活着,唯有在愁眉苦脸中咬紧了牙齿苦干着,在愁眉苦脸中用沉着强毅的精神挣扎着,然后才可以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要不然,“覆巢之下无完卵”,就是醉生梦死者应得的报应。

瞧瞧欧战以后的德国人罢!他们真能在愁眉苦脸之中蛮干。他们痛苦时只是抬起头来喘口气,喘完了气还是低着头干。而我们呢?在我们的账簿上,只怕除去呼口号,贴标语,开会,游行示威,发通电之外,所余下的也就近于〇了罢!

回想三十五年前,清政府因为甲午一役,受了日本人的大挫折,才有开办大学的决议。而大学开办了三十五年,其结果曾不能损及日本人之一草一木,反断送了辽东千里,外加热河一省,这责任当然不能全由大学师生担负,而大学师生回想当年所以开办大学之故,再摸摸自己身上这三十五年中所受到的血渍未干的新创,请问还是应当兴高采烈呢?还是应当愁眉苦脸呢?

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的北大已有相当的根底,更不能不承认已往三十五年中的北大已有相当的成绩。我们到国内各处去旅行,几乎没一处不碰到北大的旧同学。这些同学们或做中央的委员部长,或做各省县的厅长局长县长,做大中小学校长教员的更多。他们各以其学问经验用之于所办的事业,自然对于国家各有各的贡献。把这一笔总账算起来,自然也不能不算伟大。所以,若然我们要说一句自为譬慰的话,也就不妨说:要是这三十五年中没有北大,恐怕中国的情形还要更糟。可是这样的话,要是校外的人拿来恭维我们,我们还应当谦逊不遑。要是我们自己这样说,那就是不求上进,没有出息的表征。

我们应当取极严厉的态度责备我们自己。我们应当把已往所得的光荣——若然有的话——看作没有,应当努力找寻自己的耻辱,而力求所以雪耻之道。

我们这学校并不是研究飞机大炮的,所以,我们造不出飞机大炮,并不是我们的耻辱。但是,我们研究自然科学,而我们在自然科学上还没有很重要的发明,那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研究社会科学,而我们对于本国社会的情状,亦许还没有外国学者调查得清楚,那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研究本国文史,而我们所考据的东西,亦许有时还不比上外国学者所考据的精确,那是我们的耻辱。

大家都呼号着要雪国耻。我以为国耻应当一部分一部分的雪。做商的应当雪商耻,做工的应当雪工耻,我们头顶三十五年老招牌的北大,应当努力于雪学术耻。

单有坚甲利兵而没有其他种种事业以为其后盾,决不足以立国。我们的职任,既不在于为国家研究坚甲利兵,就应当在我们的本份上做工夫!要是能把本份上的工夫做得好,其功业亦决不在于为国家研究坚甲利兵之下。

前几年,“读书”“救国”两问题的冲突,真闹到我们透气不得。到了今年五月二十二日,这问题就被事实解决了。虽然我们回想到了这样的事实就要心痛,但心痛的结果可以指示出一条我们应步的路,那还不得不认为“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同学们,同事们,三十五年已经过去了,愁眉苦脸的校徽正在诏示着我们应当愁眉苦脸的去做,我们在今天一天上,自然不妨强为欢笑,兴高采烈,从明天起,就该切切实实,愁眉苦脸去再做上三十五年再说!

廿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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