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乡陆放翁近来似乎很交时运，大有追赠国防诗人头衔的光荣。这件事且莫谈，因为我不懂诗，虽然我也是推尊放翁的，其原因却别有所在。其一因为放翁是我的小同乡。他晚年住在鲁墟，就是我祖母的母家所在地，他题《钗头凤》的沈园离吾家不到半里路。五年前写《姑恶诗话》中曾说起过：
“清道光时周寄帆著《越中怀古百咏》，其《沈园》一律末联云，寺桥春水流如故，我亦踟蹰立晚风。沈园早不知到那里去了，现在只剩了一片菜园，禹迹寺还留下一块大匾，题曰古禹迹寺，里边只有瓦砾草莱，两株大树。但是桥还存在，虽是四十年前新修的圆洞石桥，大约还是旧址，题曰春波桥，即用放翁诗句的典故，民间通称罗汉桥，是时常上下的船步，船头脑汤小毛氏即住在桥侧北岸，正与废园隔河相对。越城东南一隅原也不少古迹，怪山，唐将军墓，季彭山故里，王玄趾投水的柳桥，但最令人惆怅者莫过于沈园遗址，因为有些事情或是悲苦或是壮烈，还不十分难过，唯独这种啼笑不敢之情（如毛子晋题跋所说），深微幽郁，好像有虫在心里蛀似的，最难为怀，数百年后，登石桥，坐石阑上，倚天灯柱，望沈园墙北临河的芦荻萧萧，犹为之怅然，——是的，这里怅然二字用得正好，我们平常大约有点滥用，多没有那样的切贴了。”放翁三十二岁时在沈园见其故妻，至七十五岁又有题《沈园》二绝句，其二云：
再说第二个原因是我爱读他的游记随笔，即《老学庵笔记》与《入蜀记》。据《四库书目提要》云《笔记》十卷，续二卷，《书目答问》亦如是说，注云津逮本，学津本。但是我不幸一直没有能够见到《续笔记》，查毛子晋所刻的无论是放翁全集本或津逮秘书本的《笔记》，都只有十卷，民国八年上海活字本据穴砚斋抄宋本亦无续笔，大约这只在四库里才有，而《答问》所注乃不可靠也。《复堂日记补编》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条云：
《笔记》中有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的一则，即关于李和儿的炒栗子的事。文在卷二，云：
“阅《老学庵笔记》十卷，放翁文士多琐语，不足为著述也，然吾师吴和甫先生最嗜此书，盖才识与务观近耳。”谭复堂亦是清末之有学识者，而此言颇偏，盖其意似与《四库提要》相近，必须“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才是好笔记也。我的意思却正是相反，轶闻旧典未尝不可以记，不过那应该是别一类，为野史的枝流，若好的随笔乃是文章，多琐语多独自的意见正是他的好处，我读《老学庵笔记》如有所不满足，那就是这些分子之还太少一点耳。
“钱王名其居曰握发殿。吴音握恶相乱，钱塘人遂谓其处曰，此钱大王恶发殿也。”连类抄录，亦颇有致。笔记中又有些文字，亦是琐语而中含至理，可以满正宗读者之意，如卷一云：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两则在正统派看去当然是萧鹧巴曾鹑脯之流，即使不算清谈误国，也总是逃避现实了吧。但是仔细想来，这是如此的么？汉子的语源便直戳了老受异族欺侮的国民的心，“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俗谚岂不是至今还是存在，而且还活着么？这种看法容易走入牛角湾的魔道里去，不过当作指点老实人出迷津的方便如有用处，那么似乎也不妨一试的吧。又卷一有一则云：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这种情况是很可悲的。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绝笔也本写得好，却不能胜于此二首，虽然比起岳鹏举的《满江红》来自然已经好多了。
“栗生啖之益人，而新者微觉寡味，干取食之则味佳矣，苏子由服栗法亦是取其极干者耳。然市肆皆传炒栗法。余幼时自塾晚归，闻街头唤炒栗声，舌本流津，买之盈袖，恣意咀嚼。其栗殊小而壳薄，中实充满，炒用糖膏（俗名糖稀），则壳极柔脆，手微剥之，壳肉易离而皮膜不粘，意甚快也。及来京师，见市肆门外置柴锅，一人向火，一人坐高兀子，操长柄铁勺，频搅之令匀遍。其栗稍大，而炒制之法和以濡糖藉以粗沙，亦如余幼时所见，而甜美过之，都市炫鬻，相染成风，盘饤间称佳味矣。偶读《老学庵笔记》二言，云云。惜其法竟不传，放翁虽著记而不能究言其详也。”郝君所说更有风致，叙述炒栗子处极细腻可喜，盖由于对名物自有兴味，非他人所可及，唯与放翁原来的感情却不相接触，无异于赵云松也。《放翁题跋》卷三有《跋吕侍讲岁时杂记》云：
“晏尚书景初作一士大夫墓志，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问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处欠。又问欠何字，曰，当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实用希真意也。”卷七有谈诗的一则云：
“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閤恺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赵云松著《陔余丛考》卷三十三京师炒栗一则云：
“承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年，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阙。吕公论著实崇宁大观间，岂前辈达识固已知有后日耶。然年运而往，士大夫安于江左，求新亭对泣者正未易得，抚卷累欷。庆元三年二月乙卯，笠泽陆游书。”读此可知在炒栗中自有故宫禾黍之思，后之读者安于北朝与安于江左相同，便自然不能觉得了。但是这种文字终不能很多，多的大都是琐语，我也以为很有意思。卷三有一则云：
“北方民家吉凶辄有相礼者，谓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礼席，偶取盘中一荔支欲啖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资政吃荔支，请众客同吃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白席者又曰，资政恶发也，却请众客放下荔支。魏公为一笑。恶发犹云怒也。”又卷二云：
“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长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受！此其证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汉，自恶人犯其名，谓汉子曰兵士，举宫皆然。其妻供罗汉，其子授《汉书》，宫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罗兵士，大保请官教点兵士书。都下哄然传以为笑。”又卷五有类似的一则云：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崑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放翁的意见固佳，其文字亦冷隽可喜，末数语尤妙，“不妨其为恶诗”，大有刀笔余风，令人想起后来的章实斋，上节记“不行于世”虽非放翁自己的话，也有同样的趣味。卷八又有云：
“今京师炒栗最佳，四方皆不能及。按宋人小说，汴京李和炒栗名闻四方，绍兴中陈长卿及钱恺使金，至燕山，忽有人持炒栗十枚来献，自白曰，汴京李和儿也，挥涕而去。盖金破汴后流转于燕，仍以炒栗世其业耳，然则今京师炒栗是其遗法耶。”所云宋人小说当然即是放翁《笔记》，唯误十裹为十枚，未免少得可笑也。郝兰皋著《晒书堂笔录》卷四中亦有炒栗一则云：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瞆，一语不肯答。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忽自语养生曰，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予大喜，从而叩之，则已复言瞆矣。”上官道人其殆得道者欤，行事固妙，所说治国卫生的道理寥寥几句话，却最高妙也最切实。我想这或者可以说是黄老之精髓吧，一方面亦未尝不合于儒家的道理，盖由于中国人元是黄帝子孙而孔子也尝问礼于老聃乎。所可惜的是不容易做，大抵也没有人想做过，北宋南宋以至明的季世差不多都是成心在做乱与夭，这实是件奇事。中国的思想大都可以分为道与儒与法，而实际上的政教却往往是非道亦非儒亦非法，总之是非黄老，而于中国最有益的办法恐怕正是黄老，如上官道人所说是也。读《老学庵笔记》而得救国之道，似乎滑稽之甚，但我这里并不是说反话，真理元是平凡的东西，日光之下本无新事也。
廿六年三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