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诗人中间，有一个人为我所最佩服，这就是黄公度。公度名遵宪，是广东嘉应州人，曾参与戊戌政变，但是他政治上的主张不及文学上的更为出色。不过讲到诗的问题上，我是个外行，我所以佩服他的，还因为他的学问与见识，古人所谓“买椟还珠”，我其实是难免这句话的讽刺的。
黄公度的著作有《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和《日本杂事诗》这三种，都已有刻本。《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看似平常，这里却有黄公度的特色。第一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有研究，看日本继承中国文化的地方特别清楚，也很有兴趣。第二又因为他懂得新学，知道凡事应当革新，所以他对于改革能够了解。这两种特色若不能具备，一个人的意见便不免于偏。《杂事诗》定本序有云：“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讽刺，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因为定本刊于光绪戊戌（一八九八），已在初版十九年之后，他的对于变法的见解已经大有改进了。如原本卷上七十二论诗云：
几人汉魏溯根源，唐宋以还格尚存，
难怪鸡林贾争市，白香山外数随园。
日本人学做汉诗，可以来同中国人唱和，这是中国文人所觉得高兴的一件事，这里黄君却简单的加以取消，无丝毫留恋之意，这在当时是不可及的了。
定本却改作：
岂独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横驰，
不知近日鸡林贾，谁费黄金更购诗。
《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是他的诗集，其特色在实行他所主张的“我手写我口”，开中国新诗之先河，此外便不是我所能说的了。我以前曾经得到一种抄本，竹纸绿色直格，每半叶十三行，中缝刻“人境庐写书”五字，书签篆文“人境庐诗草”，乃用木刻，当是黄君手笔，书高二十三公分，而签长有二十二公分，印红色蜡笺上，书凡四卷，与刊本比较一下，内容大致与前六卷相同，其中有九十四首乃被删去，当系少作的集外诗，但也很值得收罗，只可惜这个抄本今已失去了。其中也有不少好诗，刊本中有《人境庐杂诗》八首，抄本原有十首，所删第九十两首昔曾抄存，今录于下，也是人境庐的掌故。
扶筇访花柳，偶一过邻家。
高芋如人立，疏藤当壁遮。
絮谈十年乱，苦问长官衙。
春水池塘满，时闻阁阁蛙。
无数杨花落，随波半化萍。
未知春去处，先爱子规声。
九曲栏回绕，三叉路送迎。
猿啼并鹤怨，惭对草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