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序
律者八，以正罪名；令者八，以存事制。二者相须为用。（《书钞》四十五，《艺文类聚》五十四，《御览》六百三十八）
◇ 《春秋左氏》传序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之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皆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焕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
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起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也，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违避，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书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示制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人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逊，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曰：然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避患，非所闻也。子路欲让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以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文选》，《唐石经春秋传》）
◇ 《春秋左氏传》后序
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韩襄王之十三年，赵武灵王之二十七年，楚怀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齐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岁，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岁。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文称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书邾仪父，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又称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所书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又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即《春秋》所书天王狩于河阳，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诸若此辈甚多，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又称卫懿公及赤翟战于洞泽，疑「洞」当作「洞」，即《左传》所谓荧泽也。齐国佐来献玉磬纪公之，即《左传》所谓宾媚人也。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审矣。虽不皆与史记尚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钞集者人名也。《纪年》又称，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知桐，杀伊，乃立共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而中分之。《左氏传》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然则大甲虽见放，还杀伊尹，而犹以其子为相也。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太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为其粗有益于《左氏》，故略记之，附《集解》之末焉。
◇ 长历
释例曰：《书》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业，以考其术。举全数而言，故曰六日，其实五日四分日之一，日。一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有畸，日官当会集此之迟速以考成晦朔，错综以设闰月。闰月无中气，而北斗邪指两辰之间，所以异于他月也。积此以相通，四时八节无违，乃得成岁，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则事叙而不愆。故《传》曰：「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然阴阳之运，随动而差，差而不已，遂与历错。故仲尼、丘明，每于朔闰发文，盖矫正得失，因以宣明历数也。
桓十七年，日有食之，得朔。而史阙其日，单书朔，僖十五年，日食，亦得朔，而史阙朔与日。故《传》因其得失，并起时史之谬，兼以明其余日食，或历失其正也。庄二十五年，《经》书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谓正阳之月也。而时历误，实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传》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用币于社，伐鼓于朝，明此非用币：伐鼓常月，因变而起，历误也。文十五年，经文皆同，而更复发，《传》曰《非礼》，明前《传》欲以审正阳之月，后《传》发例，欲以明诸侯之礼也。此乃对贤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
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阳之月，以诬一朝，近于指鹿为马，故《传》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为得天正也。刘子骏造「三统历」，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统历》唯得一食，历术比诸家既最疏，又六千余岁辄益一日。凡岁当累日为次，而无故益也，此不可行之甚者。固前代名儒，而谓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来，诸论《春秋》者，多述谬误，或造家术，或用黄帝以来诸历，以推《经传》朔日，皆不得谐合。日食于朔，此乃天验，《经传》又书其朔日食，可谓得天，而刘、贾诸儒说，皆以为月二日或三日，公违圣人明文，其蔽在于守一元，不与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尝著历论，极言历之通理。其大指有云：「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运其舍，皆动物也。」物动则不一，虽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为月，累月为岁，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频月而食者，有旷年而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数，故历无有不差失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觉，积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则不得不改宪以从之《书》所谓「铁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易》所谓「治历明时」，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者。惟此论之，春秋二百余年，其治历通变多矣，虽数术绝来，还寻《经传》微旨，大量可知，时之违谬则《经传》有验，学者固当曲循《经传》月日日之食，以考朔晦，以推时验。而见皆不然，各据其学以推《春秋》，此无异度己之迹，而欲削他人之足也。
余为《历论》之后，至咸宁中，有善算李修、夏显，依《论体》为术，名《乾度历》，表上朝廷，其术合日行四分之数，而微增月行用三百岁改宪之意，二元相推，七十余岁，承以强弱。强弱之差盖少，而适足以远通盈缩。时尚书及史官以《乾度历》与《太始历》参校《古今记》注，《乾度历》殊胜《太始历》，上胜《官历》四十五事，今其术具存。时又并考古今十历，以验《春秋》，知《三统历》之最疏也。今具列其时得失之数，又据《经传》微旨证据及失闰者，考日辰朔晦，以相发明，为《经传》长历如左，诸《经》传证据及失闰违时，文字谬误，皆甄发之。虽未必其得天，盖春秋当时之历也。学者览焉。（《续汉·律历志中》注，《永乐大典》本《春秋释例》，《晋书·律历志下》）
◇ 宗谱
别子者，群之嫡妻之子，长子之母弟也。君命为祖，其子则为大宗。常有一主，审昭穆之序，辨亲疏之别，是故百代不迁。若无子，则支子为后，虽七十，无主妇。若殇死，则衰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殇无为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为之齐衰，其月数各随亲疏为限。虽尊、虽出嫁，犹不敢降也。属绝，则为之齐三月，若始封群相传，则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孙皆宗大宗。然则继体君为宗中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别子为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属逮于君则就君，属绝于君则适宗子家也。而说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大宗」，或云「别子之母弟亦得为祖」，或云「命妾子为别子，其适妻子则迁宗于君」，皆非也。别子之弟，子孙无贵贱，皆宜宗别子之子孙。小宗一家之长也。同族则宗之。其服随亲疏为此。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属断服，则不宗之矣。（《通典》七十三）
◇ 遗令
古不合葬，明于终始之理，同于无有也。中古圣人改而合之，盖以别合无在，更缘生以示教也。自此以来，大人群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为台郎，尝以公事使过密县之邢山山上有冢，问耕父，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也。遂率从者祭而观焉。其造冢居山之顶，四望周达，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向新郑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无珍宝，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为冢藏，贵不劳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吾人入朝，因郭氏丧亡，缘陪陵旧义，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无旧冢。其高未足以邢山然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树开道，为一定之制。至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隧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晋书·杜预传》，又《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御览》五百五十四并引王隐《晋书》）
◇ 集要
凡挽，天子六绋，诸侯四，大夫士二。（《御览》五百五十二）
◇ 自述
少而好学，在官则勤于吏治，在家则滋味典籍。（《书钞》九十七）
◇ 杜预集序
预为镇南将军，观兵于江，男女降者百万余口，军中为之谣曰：以计待战一当万。（《书钞》一百十九）
◎ 王
字士治，弘农湖人。辟河东从事，后参羊祜征南军事，转车骑从事中郎，除巴郡太守，转广汉太守，迁益州刺史，封关内侯，拜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军事，进平东将军假节。吴平，拜辅国大将军，领步兵校尉，封襄阳县侯，迁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转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太康六年卒，年八十，谥曰武。有《集》二卷。
◇ 上书请平吴
臣数参访吴、楚同异，孙皓荒淫凶逆，荆、扬贤愚莫不嗟怨。且观时运，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晋书·王传》）
◇ 上书自理
臣前被庚戌诏书曰：「军人乘胜，猛气益壮，便当顺流长骛，直造秣陵。」臣被诏之日，即便东下。又前被诏书云「太尉贾充总统诸方，自镇东大将军及浑、彬等皆受充节度」，无令臣别受浑节度之文。
臣自达巴丘，所向风靡，知孙皓穷，势无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设部分，为攻取节度。前至三山，见浑在北岸，遣书与臣，可暂来过，共有所议，亦不语臣当受节度之意。臣水军风发，乘势造贼城，加宿设部分行有次第，无缘得于长流之中回船过浑，令首尾断绝。须臾之间，皓遗使归命。臣即报浑书，并写皓笺，具以示浑，使速来，当于石头相待。军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将所领，还围石头，备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镇南诸军人名定见。臣以为皓已来首都亭，无缘共合空围。又兵人定见，不可仓卒，皆非当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诏谓臣忽弃明制，专擅自由。伏读严诏，惊怖悚忄栗，不知躯命当所投厝。岂惟老臣独怀战灼，三军上下咸尽丧气。世受国恩，任重事大，常恐托付不效，孤负圣朝。故投身死地，转战万里。被蒙宽恕之恩，得从临履之宜。是以凭赖威灵，幸而能济，皆是陛下神策庙算。臣承指授，效鹰犬之用耳，有何勋劳而恃功肆意，宁敢昧利而违圣诏。
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诏书以十六日起洛阳，其间悬阔，不相赴接，则臣之罪责宜蒙察恕，假令孙皓犹有螳螂举斧之势，而臣轻军单入，有所亏丧，罪之可也。臣所统八万余人，乘胜席卷。皓以余叛亲离，无复羽翼，匹夫独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诸军不知其虚实，不早缚取，自为小误。臣至便得，更见怨恚，并云守贼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语尊沓不可听闻。
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犹有专辄。臣虽愚蠢，以为事群之道，唯当竭节尽忠，奋不顾身，量力受任，临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顾护嫌疑，以避咎责，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实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输写肝脑，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庶必扫除凶逆，清一宇宙，愿令圣世与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识其欲自效之诚，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讨之事。虽燕王之人乐毅，汉祖之任萧何，无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报，而以顽疏，举错失宜。陛下弘恩，财加切让，惶怖怔营，无地自厝，愿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晋书·王传》）
◇ 复上表自理
被《壬戌诏书》，下安东将军所上扬州刺史周浚书，谓臣诸军得孙皓宝物，又谓牙门将李高放火烧皓伪宫。辄公文上尚书，具列本末。又闻浑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举动，信心而前，期于不负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表，而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欲构南箕，成此贝锦，公于圣世，反白为黑。
夫佞邪害国，自古而然。故无极破楚，宰灭吴，及至右显，倾乱汉朝，皆载在典籍，为世所戒。昔乐毅伐齐，下城七十，而卒被谗间，脱身出奔。乐羊既反，谤书盈箧。况臣顽疏，能免谗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领者，实赖陛下圣哲钦明，使浸润之谮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独立，朝无党援，久弃遐外，人道断绝，而结恨强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处雷霆之冲，茧栗之质，当豺狼之路，其见吞噬，岂抗唇齿！
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贵臣，则祸在不测。故朱云折槛，婴逆鳞之怒，庆忌救之，成帝不问。望之、周堪违忤石显，虽阖朝嗟叹，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浑之支党姻，内外皆根据磐牙，并处世位。闻遣人在洛中，专共交构，盗言孔甘，疑惑观听。夫曾参之不杀人，亦以明矣，然三人传之，共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参之著，而谗构沸腾，非徒三夫之对，外内扇助，为二五之应。夫猛兽当途，麒麟恐惧，况臣脆弱，敢不悚栗！
伪吴群臣，今皆生在，便可验问，以明虚实。前伪中郎将孔摅说云，二月武昌失守，水军行至。孙皓出案行石头还，左右兵人皆跳刀大呼云：「要当为陛下一死战决之。」魏帝尚以千人定天下，况今有数万众，自足辨事。皓意大喜，谓必能然，便开库藏，尽出金宝，以赐与之。小人无状，得便持走，皓惧，乃图降首。降使适去，左右劫夺财物，略取妻妾，放火烧宫。皓逃身窜首，恐不脱死，臣至，遣参军主者救断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宫，臣时遣记室吏往观书籍，浚使收缚。若有遗宝，则浚前得，不应移踪后人，欲求苟免也。
臣前在三山得浚书云：「皓散宝货以赐将士，府库略虚。」而今复言「金银箧笥，动有万计」，疑臣军得之。言语反复，无复本末。臣得与军司张牧、汝南相冯ヨ等共入观皓宫，乃无席可坐。后日又与牧等共视皓舟船。浑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浑所知见。臣之案行，皆出其后，若有宝货，浑应得之。
又臣将军素严，兵人不得妄离部阵间。在秣陵诸军，凡二十万众。臣军先至，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归仰臣。臣切敕所领，秋毫不犯。诸有市易，皆有伍任证左，明从券契，有违犯者，凡斩十三人，皆吴人所知也。余军纵横，诈称臣军，而臣军类皆蜀人，幸以此自别耳。岂独浚之将士皆夷齐，而臣诸军悉聚盗跖邪！时有八百余人，缘石头城劫取布帛，臣牙门将军马潜即收得二十余人，并疏其督将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结，而寂无反报，疑皆纵遣，绝其端绪也。
又闻吴人言，前张悌战时，所杀财有二千人，而浑、浚露布言以万计。以吴刚子为主簿，而遣刚至洛，欲令刚增斩级之数。可具问孙皓及其诸臣，则知其定审。若信如所闻，浚等虚作，尚欺陛下，岂惜于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时送皓，欲有反状。又恐动吴人，言臣等当诛杀，取其妻子，冀其作乱，得骋私忿。谋反大逆，尚以见加，其余谤沓，故其宜耳。
浑案臣「瓶磬小器，蒙国厚恩，频繁擢叙，遂过其任」。浑此言最信，内省惭惧。今年平吴，诚为大庆，于臣之身，更受咎累，既无孟侧策马之好，而令济济之朝有谗邪之人，亏穆穆之风，损皇代之美，由臣顽疏，使致于此，拜表流汗，言不识次。（《晋书·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