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讲的问题,是要用什么方法来恢复民族主义。照以前所讲的情形,中国退化到现在地位的原因,是由于失去了民族精神,所以我们民族被别种民族征服,统制了两百多年。从前做满洲人的奴隶,现在做各国人的奴隶。现在做各国人的奴隶,所受的痛苦,比从前还要更甚。长此以往,如果不想方法来恢复民族主义,中国将来不但是要亡国,或者要亡种。所以我们要救中国,便先要想一个完善的方法来恢复民族主义。

今天所讲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有两种:头一种是要令四万万人皆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是生死关头,在这个生死关头须要避祸求福,避死求生。要怎么能够避祸求福、避死求生呢?须先要知道很清楚了,那便自然要去行。诸君要知道知难行易的道理,可以参考我的学说。中国从前因为不知道要亡国,所以国家便亡,如果预先知道,或者不至于亡。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又说:“多难可以兴邦”,这两句话完全是心理作用。譬如就头一句话说,所谓无敌国外患,是自己心理上觉得没有外患,自以为很安全,是世界中最强大的国家,外人不敢来侵犯,可以不必讲国防,所以一遇有外患,便至亡国。至于多难可以兴邦,也就是由于自己知道国家多难,故发奋为雄,也完全是心理作用。照从前四次所讲的情形,我们要恢复民族主义,就要自己心理中知道现在中国是多难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时代,那末已经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才可以图恢复;如果心中不知,要想图恢复,便永远没有希望,中国的民族,不久便要灭亡。

总结从前四次所讲的情形:我们民族是受什么祸害呢?所受的祸害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列强来的;所受的祸害详细的说,一是受政治力的压迫,二是受经济力的压迫,三是受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这三件外来的大祸,已经临头,我们民族处于现在的地位,是很危险的。

譬如就第一件的祸害说,政治力亡人的国家,是一朝可以做得到的。中国此时受列强政治力的压迫,随时都可以亡,今日不知道明日的生死。应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国家,有两种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怎么说兵力一朝可以亡国呢?拿历史来证明,从前宋朝怎么样亡国呢?是由于崖门一战,便亡于元朝。明朝怎么样亡国呢?是由于扬州一战,便亡于清朝。拿外国来看,华铁路一战,拿破仑第一之帝国便亡;斯丹一战,拿破仑第三之帝国便亡。照这样看,只要一战便至亡国,中国天天都可以亡。因为我们的海陆军和各险要地方,没有预备国防,外国随时可以冲入,随时可以亡中国。

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他们的陆军,平常可出一百万,战时可加到三百万,海军也是很强的,几几乎可以和英美争雄。经过华盛顿会议之后,战斗舰才限制到三十万吨,日本的大战船,像巡洋舰、潜水艇、驱逐舰,都是很坚固,战斗力都是很大的。譬如日本此次派到白鹅潭来的两只驱逐舰,中国便没有更大战斗力的兵船可以抵抗,像这种驱逐舰在日本有百几十只,日本如果用这种战舰和我们打仗,随时便可以破我们的国防,制我们的死命;而且我们沿海各险要地方,又没有很大的炮台,可以巩固国防,所以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陆海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日本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如果要动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国。从日本动员之日起,开到中国攻击之日止,最多不过十天;所以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

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洋东岸,最强的是美国。美国海军从前多过日本三倍,近来因为受华盛顿会议的束缚,战斗舰减少到五十万吨,其他潜水艇、驱逐舰,种种新战船,都要比日本多。至于陆军,美国的教育是很普及的,小学教育是强迫制度,通国无论男女,都要进学校去读书,全国国民,多数受过中学教育,及大学教育,他们国民在中学大学之内,都受过军事教育,所以美国政府随时可以加多兵。当参加欧战的时候,不到一年便可以出二百万兵;故美国平时常备军虽然不多,但是军队的潜势力是非常之大,随时可以出几百万兵。假若中美绝交,美国自动员之日起,到攻击中国之日止,袛要一个月;故中美绝交,在一个月之后,美国便可以亡中国。

再从美国更向东望,位于欧洲大陆与大西洋之间的便是英伦三岛。英国从前号称海上的霸王,他们的海军是世界上最强的。自从华盛顿会议之后,也限制战斗舰不得过五十万吨,至于普通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都比美国多。英国到中国不过四五十天,且在中国已经有了根据地,像香港已经经营了几十年,地方虽然很小,但是商务非常发达,这个地势,在军事上掌握中国南方几省的咽喉,练得有陆军,驻得有海军,以香港的海陆军来攻,我们一时虽然不至亡国,但是没有力量可以抵抗。除了香港以外,还有极接近的印度、澳洲,用那些殖民地的海陆军,一齐来攻击,自动员之日起,不过两个月,都可以到中国。故中英两国如果绝交,最多在两个月之内,英国便可以亡中国。

再来望到欧洲大陆,现在最强的是法国。他们的陆军是世界上最强的,现在有了两三千架飞机,以后战时还可以增加。他们在离中国最近的地方,也有安南的根据地,并且由安南筑成了一条铁路,通到云南省城;假若中法绝交,法国的军队也只要四五十日,便可以来攻击中国。所以法国也和英国一样,最多不过两个多月,便可以亡中国。

照这样讲来,专就军事上的压迫说,世界上无论那一个强国,都可以亡中国、为什么中国至今还能够存在呢?中国到今天还能够存在的理由,不是中国自身有力可以抵抗,是由于列强都想亡中国,彼此都来窥伺,彼此不肯相让,各国在中国的势力,成了平衡状态,所以中国还可以存在。中国有些痴心妄想的人,以为列强对于中国的权利,彼此之间,总是要妒忌的;列强在中国的权力,总是平均,不能统一的;长此以往,中国不必靠自己去抵抗,便不至亡国。像这样专靠别人,不靠自己,岂不是望天打卦吗!望天打卦是靠不住的,这种痴心妄想是终不得了的。列强还是想要亡中国,不过列强以为专用兵力来亡中国,恐怕为中国的问题,又发生像欧洲从前一样的大战争,弄到结果,列强两败俱伤,于自身没有大利益。外国政治家看到很明白,所以不专用兵力;就是列强专用兵力来亡中国,彼此之间,总免不了战争,其馀权利上平均不平均的一切问题,或者能免冲突,到了统治的时候,还是免不了冲突,既免不了冲突,于他们自身还是有大大的不利。列强把这层利害,看得也很清楚,所以现在他们便不主张战争,主张减少军备;日本的战斗舰只准三十万吨的海军,英美两国海军的战斗舰只准各有五十万吨。那次会议,表面上为缩小军备问题,实在是为中国问题,要瓜分中国的权利,想用一个什么方法,彼此可以免去冲突,所以才开那次会议。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用政治力亡人国家,本有两种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枪炮,他们用枪炮来,我们还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袛要一张纸和一枝笔,亡了中国,我们便不知道抵抗。在华盛顿会议的时候,中国虽然派了代表,所议关于中国之事,表面都说为中国谋利益,但是华盛顿散会不久,各国报纸便有共管之说发生。此共管之说,以后必一日进步一日,各国之处心积虑,必想一个很完全的方法来亡中国。他们以后的方法,不必要动陆军,要开兵船,只要用一张纸和一枝笔,彼此妥协,便可以亡中国。如果动陆军开兵船,还要十天或者四五十天,才可以亡中国,至于用妥协的方法,只要各国外交官,坐在一处,各人签一个字,便可以亡中国。签字只是一朝,所以用妥协的方法来亡中国,袛要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国家,从前不是没有先例的。譬如从前的波兰,是俄国德国奥国瓜分了的,他们从前瓜分波兰的情形,是由于彼此一朝协商停妥之后,波兰便亡。照这个先例,如果英法美日几个强国,一朝妥协之后,中国也要灭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国家的情形讲,中国现在所处的地位是很危险的!

就第二件的祸害说,中国现在所受经济压迫的毒,我前说过,每年要被外国人夺去十二万万元的金钱。这种被夺去的金钱,还是一天增多一天。若照海关前十年出入口货相抵,亏蚀只有二万万元,现在出入口货相抵,亏蚀就有五万万元,每十年增加了两倍半;照此比例算起来,那么十年之后,我们每年被外国人夺去的金钱,应为三十万万元。若将此三十万万元,分担到我们四万万人身上,我们每年每人应担任七元五角,我们每年每人要送七元五角与外国人;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每年每人应纳七元五角人头税与外国。况且四万万人中除了二万万是女子,照现在女子能力状况而论,不能担负此项七元五角之人头税,是很明白的,那末在男子方面,应该要多担任一倍,当为每年每人应担任十五元。男子之中又有三种分别:一种是老弱的,一种是幼稚的,此二种虽系男子,但是袛能分利,不能生利,更不能希望其担负此项款项;轮到男子应担之十五元人头税,除去三分二不能担负以外,所担负的完全是中年生利的男子;这项中年生利的男子,应该把老幼所应担负的十五元,一齐担下。那就是一个中年生利的男子,每年每人要担负四十五元的人头税。试想,我们一年中生利的男子,应纳四十五元的人头税与外国。

你们想想,这种担负是大不大呢!是可怕不可怕呢!而且这种人头税,还是有加无已的,所以依我看起来,若是中国人再不觉悟,长此以往,就是外国的政治家天天睡觉,不到十年便要亡国。因为现在已经是民穷财尽,再过十年之后,人民的困穷,更是可想而知;而且还要增加比较现在的负担有两倍半之多,你们想想中国要亡不要亡呢?列强经过这次欧洲大战之后,或者不想再有战争,不想暴动,以后是好静恶动,我们由此可以免去军事的压迫。但是外交的压迫,便不能免去;就令外交的压迫,可以侥幸免去,专由这样大的经济压迫,天天侵入,天天来吸收,而我们国民还是在睡梦之中,如何可以免去灭亡呢!

再就第三件的祸害说,我们中国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没有加多,以后一百年,若没有振作之法,当然难得加多。环看世界各国的情形,在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德国增多两倍半,在法国的增多是最少,还有四分之一。若他们逐日的增多,我们中国却仍然如故,或者甚至于减少;拿我们中国的历史来考查,从前汉族扩充大了,原来中国的土人苗、猺、獠、獞等族,便要灭亡,那么我们民族被世界各国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就要灭亡,这是显然可见的事。

故中国现在受列强的政治压迫,是朝不保夕的。受经济的压迫,刚才算出十年之后,便要亡国。讲到人口增加的问题,中国将来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中国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的压迫,这三件大祸是已经临头了。我们自己便先要知道,自己知道了这三件大祸临头,便要到处宣传,使人人都知道亡国惨祸,中国是难逃于天地之间的。到了人人都知道大祸临头,应该要怎么样呢?俗话说困兽犹斗,逼到无可逃免的时候,常要发奋起来,和敌人拼一死命。我们有了大祸临头,能斗不能斗呢?一定是能斗的;但是要能斗,便先要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知道了自己的死期将至,才能够奋斗。所以我们提倡民族主义,便先要四万万人都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知道了死期将至,困兽尚且要斗,我们将死的民族,是要斗不要斗呢?诸君是学生,是军人,是政治家,都是先觉先知,就要令四万万人都知道我们民族,现在是很危险的。如果四万万人都知道了危险,我们对于民族主义就不难于图恢复了。

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但是除了民族团体之外,有没有别的团体呢?我从前说过了,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譬如有两个中国人在路上遇见了,交谈之后,请问贵姓大名,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是非常亲热,都是认为同姓的伯叔兄弟。由这种好观念推广出来,便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民族主义。我们失了的民族主义,要想恢复起来,便要有团体,要有很大的团体;我们要结成大团体,便先要有小基础,彼此联合起来,才容易做成功。我们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此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

依我看起来,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要达到这个目的,便先要大家去做,中国人照此做去,恢复民族主义,比较外国人是容易得多;因为外国是以个人为单位,他们的法律,对于父子兄弟姊妹夫妇各个人的权利,都是单独保护的,打起官司来,不问家族的情形是怎么样,只问个人的是非是怎么样,再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再没有很坚固很普遍的中间社会,所以说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外国不如中国。因为中国社会是注重家族,有了什么事,便要问家长,这种组织,有的说是好,有的说是不好;依我看起来,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若是用个人做单位,在一国之中,至少有几千万个单位,像中国便有四万万个单位,要想把这样多数的单位,都联络起来,自然是很难的。

如果用宗族做单位,中国人的姓,普通都说是百家姓,不过经过年代太久,每姓中的祖宗,或者有不同,由此所成的宗族,或者不袛一百族,但是最多不过四百族。各族中总有连带带的关系,譬如各姓修家谱,常由祖宗几十代推到从前几百代,追求到几千年以前,先祖的姓氏,多半是由于别姓改成的,考求最古的姓是很少的。像这样宗族中穷源极流的旧习惯,在中国有了几千年,牢不可破,在外国人看起来,或者以为没有用处,但是敬宗亲族的观念,深入中国人的脑箸,有了几千年;国亡他可以不管,以为人人做皇帝,他总是一样纳粮,若说到灭族,他就怕祖宗血食断绝,不由得不去拼命奋斗。闽粤两省向多各姓械斗的事,起因多是为这一姓对于那一姓,名分上或私人上小有凌辱侵占,便不惜牺牲无数金钱生命,求为族中吐气。事虽野蛮,义至可取。若是给他知道外国目前种种压迫,民族不久就要亡,民族亡了,家族便无从存在,譬如中国原来的土人苗猺等族,到了今日祖宗血食都是老早断绝了,若我们不放大眼光,结合各宗族之力来成为一个国族,以抵抗外国,则苗猺等族今日祖宗之不血食,就是我们异日祖宗不能血食的样子;那么,一方可以化各宗族之争,而为对外族之争,国内野蛮的各姓械斗,可以消灭;二来他怕灭族,结合容易而且坚固,可以成就极有力量的国族。用宗族的小基础,来做扩充国族的工夫,譬如中国现有四百族,好像对于四百人做工夫一样。在每一姓中,用其原来宗族的组织,拿同宗的名义,先从一乡一县联络起;再扩充到一省一国,各姓便可以成一个很大的团体。譬如姓陈的人,因其原有组织,一乡一县一省中,专向姓陈的人去联络,我想不过两三年,姓陈的人便有很大的团体。到了各姓有很大的团体之后,再由有关系的各姓,互相联合起来,成功许多极大的团体;更令各姓的团体,都知道大祸临头,死期将至,都结合起来,便可以成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有了国族团体,还怕什么外患,还怕不能兴邦吗?

尚书所载唐尧的时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他的治平工夫,亦是由家族入手,逐渐扩充到百姓,使到万邦协和,黎民于变时雍,岂不是目前团结宗族造成国族以兴邦御外的好榜样,如果不从四百个宗族团体中做工夫,要从四万万人中去做工夫,那末一片散沙便不知道从那里联络起。从前日本用藩阀诸侯的关系,联络成了大和民族。当时日本要用藩阀诸侯那些关系的原因,和我主张联成中国民族,要用宗族的关系也是一样。

大家如果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国民,已经到了不得了的时代,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团体,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我们四万万人有了民族的大团体,要抵抗外国人,积极上自然有办法。现在所以没有办法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团体,有了团体去抵抗外国人,不是难事。譬如印度现在受英国人的压迫,被英国人所统治,印度人对于政治的压迫,没有办法,对于经济的压迫,便有甘地主张“不合作”。什么是不合作呢?就是英国人所需要的,印度人不供给,英国人所供给的,印度人不需要;好比英国人需要工人,印度人便不去和他们工作,英国人供给印度许多洋货,印度人不用他们的洋货,专用自制的土货。甘地这种主张,在最初发表的时候,英国人以为不要紧,可以不大理他。但是久而久之,印度便有许多不合作的团体出现,英国经济一方面,便受极大的影响,故英国政府捕甘地下狱。推究印度所以能够收不合作之效果的原因,是由于全国国民能够实行;但是印度是已经亡了的国家,尚且能够实行不合作,我们中国此刻还没有亡,普通国民对于别的事业不容易做到,至于不做外国人的工,不去当洋奴,不用外来的洋货,提倡国货,不用外国银行的纸币,专用中国政府的钱,实行经济绝交,是很可以做到的。他若人口增加的问题,更是容易解决。中国的人口,向来很多,物产又很丰富,向来所以要受外国压迫的原因,毛病是由于大家不知,醉生梦死;假若全体国民,都能够和印度人一样的不合作,又用宗族团体做基础,联成一个大民族团体,无论外国用什么兵力,经济,和人口压迫,我们都不怕他。所以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体来救国家,便有办法,无论对付那一国,都可以抵抗。

抵抗外国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积极的,这种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问题的解决,以与外国奋斗。二是消极的,这种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极的抵制,使外国的帝国主义减少作用,以维持民族的地位,挽救民族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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