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字茂会，江夏钟武人。父亲李景，任秦州刺史、都亭定侯。李重少时爱好学习，有文章辞彩；早年父母双亡，同几个弟弟居住，以友爱著称。二十岁当本国中正，谦让没有就职。后来当始平王元勰的文学，上疏陈述九品之制道：“先王议定制度，根据时代不同而因循或改变，因循或改变的根据，只求变得适宜。九品制始于时局动乱的魏代，战争年代的政治，确实并非治国而不改的法律。检点防范的方法变得琐碎，验证刑律的办法失去实情，所以朝廷与民间的议论都说驱使人们改变风俗，弊病很大。可等到议论改制时，又以为可疑。我认为改变旧法创立新制，应当先全面了解通塞利害的道理，因为要制定实施，使体例畅通没有阻滞也不容易。古时候诸侯治国，封地有常，侯国有固定的君主，人们没有其他期望，卿大夫世袭俸禄，仕人没有越位的想法，臣属也没有越境的交往，上下政体牢固，人们的品行归于厚道。秦朝与此相反，废除诸侯设置郡守，风俗浅薄便从此兴起了。汉朝改革旧弊，斟酌损益周、秦制度，建立了诸侯和郡守两制，也让分封的土地不变，管民政的地方官都各举贤能，贡士凭乡议任用，事情合乎圣典，可与三代比迹。而今圣德兴隆，光泽普照全国，万民仰慕，欣慰自己遇到了太平盛世。然而承继魏氏凋弊的政权之后，优秀人才离散、逃亡，仕人没有固定的朝廷任职，百姓没有固定的住处，郎吏蓄养在军府，豪右聚集在都邑，世事错乱混杂，与古制不同。所以九品制废除之后，应该实行移徙之例，允许互相合并。并申明贡举之法，不让它在各地泛滥，这样，士族官吏的等级不用分自会平均，就连土断法事实上也实行了。另外，设置百官，应着眼于等级少任职久。等级少，则人心安定；任职久，则政治教化成功，才能优劣显现，这就是三代能直道而行的原因。我以为选拔按九等之例，是当今要事，应该施行。圣明的君王知道治理天下艰难，常常从容易的事做起，所以把政令放到民间去修改，这样，平民百姓都是有司。如果任命不当所任，事情没有经过检验，那么即使竭尽聪明才智，也不能使它安定。由此看来，果真能让二者都实行，就能人人想到返回本性，在乡里修养品行，浮华奢侈自然平息，谦恭礼让就日益兴隆了。”
升任太子舍人，转任尚书郎。当时太中大夫恬和上表陈奏当办的事，称举汉代孔光、魏代徐干等人的观点，让王公贵族以下使用奴婢限定人数，以及禁止百姓变卖田产房屋。中书同意，让主管者制定条例。李重上奏说：“先王的制度，士农工商各有所职，不改变他们的职业，以便人们生活富裕，各尽其力。《尚书·周官》用土均法，经略土地用井田制，区分五类地形的物产和九等贡赋的序列，然后公私制度有规定，境内平均统一。自从秦朝立田界，建郡县制，古代的制度就已沦落。到了汉朝、魏朝，因循旧法的踪迹，王法中严格要求的，只剩下服饰器物车马有贵贱的区别，使人们不能越位比拟而搞乱尊卑等级罢了。至于奴婢是私人财产，实际上都不曾为此限制过。太康八年(287)的《己巳诏书》申明律令，所有的士卒百工以上，配备衣服车马都不准违背礼制。如果一县在一年中有三家违犯，洛陽县有十家以上违犯，就罢免该县长官。如同诏书的旨意，法律已经严明。现在像恬和所陈奏称举孔光、徐干的议论，就只会使衰乱之世更加奢侈，是当今皇上的祸患。如此说来，兴盛的汉朝不议论这种制度，孔光等人制定却没有执行，并非疏漏或来不及，也不是有用而不实行。大抵因为诸侯的法制已经失落，井田之制又未恢复，因而君王的法令不能约束人们的私行。人们的田产房屋既然没有一定限额，那么奴婢的数量也就不应该限制数额，只怕制定个空法令确实琐碎又难以检察。现在圣明的制度，每每崇尚简单易行，法律禁令已经具备，恬和的陈奏无所施行。”
另外，司隶校尉石鉴上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管辖的人，请求把他召回；尚书荀恺认为边远郡地不是人情所乐意的地方，上奏对介登降级任职。李重反驳道：“我听说立法没有特例，因为要使众人一齐检举邪恶，不是一定要另找事由开脱，常理是没有什么遗漏的。因此所阻塞的少，所成全的多。现在像介登这样的远郡很多，如果同意他降职留任，动辄成为准例，我担心平庸之辈倚仗边远，必定会有贪污纳贿的忧患，这不是肃清王化、安宁边域的办法。我以为应当依石鉴所奏，先召介登还朝，以致使体例符合常法，不因地域远近而制度不同。”下诏同意。
太熙初年(290)，升迁为廷尉平。他批评廷尉上奏邯郸醉等，文字繁多不录。经过两次升迁为中书郎，每逢大事以及有疑问的奏议，总是参阅经典处置决定，大多都施行。升迁为尚书吏部郎，致力于抑制浮华豪奢，从来不通私事谒见，特别留意隐逸之士，因此有才能的人都被选拔举荐，选拔录用北海的西郭汤、琅王牙的刘珩、燕国的霍原、冯翊的吉谋等为秘书郎和诸王的文学之职，所以海内没有谁不归附他。当时燕国中正刘沈推荐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刘沈又抗命到中书处为霍原上奏，中书又委托司徒讨论。司徒左长史荀组认为：“寒素，应当是门庭清寒、自身清白，又没有世袭资本的人。霍原是列侯，有显贵的地位佩有金印紫绶，先前在民间经商，后来才从事学业，年少和年长时职业不同，过了而立之年才立名，民间的称誉不普遍，德行礼义不为人知，不应当授以寒素之名。”李重上奏说：“谨按照《癸酉诏书》上所说，廉洁礼让应当推崇，浮华豪奢应当罢黜。如有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出身贫寒、历史清白、恭敬执事的人，应当优先。按诏书的意思，以二品为资格，或许会遗失廉洁谦逊之士，所以设寒素这个名称以表明崇尚美德的言行。司徒总管人伦，掌管国家教化，应当务求评论严肃公正，使风俗教化统一。然而古代品行高尚之士，或者在岩穴栖身，或者在丘园隐迹，或者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或者上百岁讲述大道，行止不语，只追求道义所在。因而不能因为年纪大小或职业不同，就怀疑他所保持的美德，甚至要求他自始至终职业相同，这也不符合一定要在人伦方面与他人相比的大义。的确应当让邦国同乡的人考核，让推荐的人审察。刘沈当中正，亲自执事铨选之事。他陈述霍原隐居厉志，厚古好学，求学不为获利，行事不求美名，隐迹于深山，致力于道艺，外表不显露入世之容，内心有隐逸山林之节，操行修成美名树立，缙绅士大夫仰慕他，执礼求学的人千里响应，确实有荀况与孟轲的风范、严君平和郑子真的节操。当初举荐霍原，事先征询侍中、领中书监张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华轶的意见。离开三年，各州的人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地报上霍原的名字，把他比作子夏，请求加级征召聘用。正如刘沈所列，州郡同行的评议已经举荐，又有刺史表疏推举，像这样还说民间赞誉不多，德行礼义不为人知，舍弃考核验证的事实，又没有正大光明的理由，却要废除刘沈的推荐。再说委任二品，并非要求完备。只是霍原立志在深山，修述儒家学说，其义值得嘉奖。如果又废弃，将会违背幽州的期望，伤害仁德的政教。按诏书要求的旨意，应为二品。”下诏同意。
李重和李毅都是吏部郎，当时王戎是尚书，李重以高尚的节操见称，李毅以渊博的知识见长，虽然二人所持不同，但都身居要职，王戎以识鉴对待他们，各得其所。李毅字茂彦，旧史书缺少他的行踪事迹。当时朝官权力大，地方官权力小，外加等级烦多，李重评论此事，见于《百官志》。他又上疏说：“凡是山林躲避圣恩的隐士，虽然违背时世，出入不合法度，但先王却允许他们这样的原因，是嘉许他们内心的高尚道义。以前先帝担心风俗凋弊，想恢复纯朴，便咨询朝臣，访求隐逸之士。咸宁二年(276)首先征召安定的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四年(278)又征召朱冲为博士，太康元年(280)又征召朱冲为太子中庶子，虽说他们都因疾病未到任，但朝廷内外都心悦诚服。陛下您远远超过先帝的礼贤下士，我寻访朱冲所在的州邑，人们说他虽然年事已高，而志向气节仍然弘大，沉醉于大道，穷究其奥秘。到老了而更有新意，节操纯正，所居之地风俗为此改变，这的确是栖身山林德高望重的人，足以为世人表率而使风俗敦厚。我以为应该赐圣恩，趁他还活着，加赠优厚的赏赐任命。”当时朝政混乱，最终也没实行。出任行讨虏将军，平陽太守，崇尚德行教化，修建学校，表彰忠厚的品行，选拔贤能，清正简朴没有私欲，自身品行端正，率领下属，在任三年，弹劾罢免了四县官长。弟弟李嶷死后，上表离官。
永康初年(300)，赵王司马伦任他为相国左司马，因忧虑成疾而死，时年四十八岁。家中贫穷，房屋狭小，没有出殡的地方，下诏在典客署治丧。追赠为散骑常侍，谥号叫成。儿子李式，有美好的名声，官至侍中，咸和初年(326)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