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东方世界中除上述的中国、印度、巴比伦与埃及四大古国外，在埃及与巴比伦之间及其周围地区还有许多种族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古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些国家的历史，今日还未能如埃及、巴比伦那样清楚地为人所知，而且其中有一些国家也只如昙花一现，存在的时间非常短促。但这些国家具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即这些地区的种族之进入阶级社会都是由于受到埃及或巴比伦文明的或多或少的影响所致。所以我们统称这些国家为“埃及、巴比伦的边区殖民地和边外诸族”。
所谓“埃及、巴比伦的边区殖民地”就是指埃及、巴比伦周围的那些原来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当其还未有国家出现时，已为一个大国—埃及或巴比伦所控制。而这些地区也正因得以接受了埃及或巴比伦的较高文化，开始比其自身发展更为迅速地建立起了国家。“埃及、巴比伦的边外诸族”则是指那些原来比较远离埃及、巴比伦地区的原始部族，由于他们间接地受到了两大国文化的影响，或是由于他们曾侵入两大国而与之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从而接受了两者之一的影响，使其历史发展加速，能够更快地进入了阶级社会。
这些地区又可分为三类：（一）全属埃及文化范围者；（二）全属巴比伦文化范围者；（三）兼属两大文化范围者。
综观这些地区和种族最初与埃及、巴比伦所发生的交往关系不外两种情况。一是和平交往，通过文化交流和商业来往双方发生了接触。在文化交流方面，最初则是埃及、巴比伦对这些地区的单方面的输入。而相互间的通商关系—促使彼此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最初也并不是一种对等的交易，主要是由这些地区以原料和金银等矿产来交换两大国的手工业制成品。一是敌对关系，彼此间互相侵略和征服，而就在此过程中收到了文化影响的结果。
一、埃及文化的边区与边民
甲、克里特（Crete）
关于克里特的早期历史—原始社会时代的历史今日所知仍甚少。根据考古学家在此岛上发掘出来的一些公元前四〇〇〇年至公元前三〇〇〇年时期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推断在此时克里特已与埃及发生了通商关系。根据在此岛上发掘出来的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以后各个时期的许多城市废墟和各种器物，可以看出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以后的克里特岛的历史完全是与埃及并行发展的，两者同盛同衰，同兴同败。就今日所能知道的两者在政治、经济关系上联系之密切这一点看来，其中似乎不是偶然的巧合。但因克里特的文字至今还无人能读，故此问题还不能贸然判断。
克里特是一个多山的海岛，除沿海地方地势比较平坦外，内地都是纵横交错着的小山脉，山间原谷也多是互相隔绝的，这样就造成了许多天然的小区域。虽然岛上可耕地很少，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有了农业。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时，岛上已出现了许多城市，这些城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沿海城市，这是岛上航海与对外贸易的中心。一类是内地城市，这些城市多建在山上，其下有一小片平原，可以用来进行农业生产。但后一类城市在岛上的地位远不如前一类城市重要，因岛上很少平原，农产不丰，所以从很早时候起岛上人即以商业为其主要的经济活动，故海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在冬季至春季之间，克里特岛周围的风向无定，在当时航海技术条件下，人根本无法出海。但到夏季（很长，约半年），风向即很规则，故岛上人皆乘此时期大批出海活动。他们除与埃及通商外，并且向北到爱琴海上，与海上各岛屿及爱琴海沿岸各地进行贸易，向东与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岸地方及腓尼基的许多城市通商。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以后克里特已逐渐成为了东地中海的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
考古学家曾在此岛上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发掘，发现了许多城市遗址、器物和文字。就所发现的文字形体来看，最少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可分之为早、中、晚三期。但无论是哪一期的文字现在还都不能认读，故只能根据地下发掘出的其他材料将克里特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初期（公元前二九〇〇—公元前二一〇〇年）。这一时期岛上最重要的城市是菲斯陀（Phaistos），菲斯陀位于克里特岛南岸，为当时全岛之政治、经济中心。这一阶段正相当于埃及的古王国时代。
中期（公元前二一〇〇—公元前一六〇〇年）。此时岛上的势力重心已发生了变化，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岛北岸的诺索斯城（Cnossos）。其时相当于埃及的中王国时代。
晚期（公元前一六〇〇—公元前一四〇〇年）。在中期之末全岛曾混乱了一个时期，岛上有被破坏的痕迹。但进至此时期后，诺索斯仍很强大，不但能控制和统一了全岛，而且在地中海上建立起了一个商业帝国。其势力范围向西达到了西西里岛，甚至意大利半岛南部也在其控制之下，向北发展到希腊半岛，半岛南部与中部皆为其所控制。当时希腊半岛中部的两个大城：迈其尼（Mycenae）与梯林斯（Tiryns）即为诺索斯所建，用以控制希腊半岛的商业。两城的建筑形式与同时期的克里特岛上的建筑完全相同。
从克里特岛上各个城市皆有大路直达诺索斯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全岛的大小城邦皆已被诺索斯征服，受其控制，向其入贡。前一时期中的许多在经济上曾独立发展的城市，此时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都已消失，诺索斯一城包办了一切对外的种种复杂经济活动。在诺索斯城内外有许多规模很大的手工工场，其中最重要的是陶业和纺织业的工场。这些工场集中有大批奴隶在内工作，其成品的绝大部分是作为商品来输出的。在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希腊各地（甚至深入希腊以北的内地）与意大利的内地都曾发现有诺索斯的陶器与绒、布。
关于这一时期诺索斯对其商业帝国范围之内的控制情况，后来希腊曾有一个传说故事反映了这一时期克里特与希腊的关系，在这个传说故事中讲到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正是克里特最盛之时）诺索斯的王名弥挪（Minos），弥挪王的王后生了一个半人半牛的怪胎，弥挪王特为此半人半牛妖（Minotauros）修建了一座迷宫（Labyrinthos）。这时诺索斯已征服了雅典，弥挪王乃令雅典人每年贡献七对童男女来喂此妖物。后雅典王爱琴（Aegaios）之子提西阿（Theseus）长大了，武艺高强，自告奋勇要求将自己入贡往诺索斯，以便相机杀死妖物，为雅典人除害。他到诺索斯后结织了弥挪王的女儿雅丽阿德妮（Ariadne），两人彼此相爱，雅丽阿德妮给了他一团绒线，让他在进入迷宫时将线头结在门上，然后在杀死妖物后得依线循路走出迷宫。结果提西阿杀死了半人半牛妖，安然回返了雅典。
这座迷宫就是诺索斯的王宫，现在已被发掘出来，虽然这座建筑只余少许断墙残垣，但由其全部地基系统中还可看出这座宫殿路线的复杂情况的确很像迷宫。至于雅典每年向诺索斯入贡童男女来喂妖物则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它是根据公元前一六〇〇—公元前一四〇〇年间希腊半岛中南部皆为诺索斯所控制这一事实而编造出来的，由此可见当时诺索斯对希腊地方的控制一定是非常严厉和残酷的。而诺索斯城的真正下场，也正像故事中的结尾—提西阿杀死了怪物，重返雅典—所象征的，在公元前一四〇〇年左右，自希腊半岛上来的一批人（阿卡亚人）攻入了克里特岛，将全岛彻底破坏，诺索斯城亦未幸免。希腊人破坏克里特岛的痕迹，在发掘出的诺索斯和其他许多城的遗址上仍然清晰可见。
公元前一四〇〇年以后，克里特岛上的人除一部分被希腊人所杀死外，另一部分有组织地流亡到外地去。但也可以推想还有一部分当地人接受了希腊人的统治，而逐渐希腊化，成为了希腊人，到公元前一一〇〇年左右时，原来岛上的人可说已完全消灭，此后居住在岛上的人从其语言上、生活方式上看，都已是希腊人了。至此克里特岛已成为希腊之一部分。
乙、努比亚、伊提欧匹亚与利比亚
关于努比亚、伊提欧匹亚与利比亚这三个地区本身历史的具体发展情况我们完全不知道，关于他们，唯一所知的只是当他们与埃及发生了关系时所发生的事情。
努比亚在埃及第十二王朝时（公元前一九九一—公元前一七七八年）被征服，受到了埃及的直接统治，此后努比亚就与埃及有了长期的密切的政治、文化上的关系。许多埃及移民迁入其境内，使当地人大量地接受了埃及的文化，进入了阶级社会，但努比亚的边区地带始终发展得很缓慢。当埃及衰败之际，这个半埃及化的地区往往就脱离了埃及的羁绊，成为独立的国家，并且时常向北发展，侵入埃及，占领埃及边境的一部分地区。
伊提欧匹亚也是自埃及第十二王朝时起才开始不断遭受到埃及的侵略，但因其地多山，距离埃及本土又较远，故埃及始终未能将其征服。但伊提欧匹亚却因此接触了埃及较高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它本身的发展，迅速地建立起了国家。关于其上古时代的历史，我们唯一知道的一件具体事实就是在埃及衰败后，伊提欧匹亚人曾在短时期内征服并统治了埃及，即埃及第二十五王朝（公元前七一二—公元前六六三年）。
“利比亚”（Libya）是一希腊字，本意指除埃及以外的整个非洲，实即埃及以外的北非。到近代乃专用此字以称埃及西边的利比亚国。现在我们也仿照这种用法，专指近代利比亚国的古代区域。利比亚始终是一个游牧地区，人口很稀少。自埃及建立国之后，这个地区就与埃及有密切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关系，埃及经常雇佣当地人当兵，在埃及兴盛时又不断侵略它。利比亚人在埃及衰败时也不断侵入埃及边境，肆行抢掠，但他们始终未能征服全埃及，仅在短时期内占据了埃及的西北边疆的一部分，到埃及强大后再被埃及逐出。至于两者之间具体关系的全部过程今日尚不能知。
二、巴比伦文化之边区与边民
甲、印度欧罗巴人的迁徙
古代历史上在世界范围之内曾前后发生了三次游牧民族由草原地带向农业人口地区的大迁徙。其中第一次的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当第一次大迁徙的潮流还未过去，第二次的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的大迁徙就又开始活动起来。此后到古代末期，公元三四百年间又有第三次的大迁徙。在这些进行迁徙的游牧民族中，主要是以所谓“印度欧罗巴”族为主，尤其是第一次迁徙，完全是印度欧罗巴人的活动，只是在后两次迁徙中才夹杂着其他种族的游牧民族。古代史上这三次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对古代世界农业人口的土著地带——奴隶制国家的历史发展发生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最初，它们所发生的作用都是破坏性的。在西方，第一次、第二次的迁徙先后破坏了两个大帝国—巴比伦与埃及。这两个大帝国的衰败、混乱，以至于古巴比伦帝国的最后灭亡，固然有其内在原因，但这些外来游牧民族给予他们的长期而剧烈的打击也是其覆亡的很重要的和最后的原因。此外，第一次或第二次的迁徙也曾影响了中国，曾在古代中国史书中出现的大月氏人实即此次迁徙的印度欧罗巴人的一支，他们已达到了中国的边疆，但被中国挡住，未得进入中国内部。公元三四百年间的游牧民族的第三次迁移，破坏了罗马帝国，同时又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因为其中的几支游牧民族曾深入中国内部，即中国史上所谓的“五胡乱华”，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受到了这些游牧民族的严重破坏，只是这些游牧民族并未能像他们在罗马帝国内部所作为的那样，毁灭掉中国原有的政治和文化的基础。虽然中国在文化、语言和风习上曾受到了他们的很大影响，但始终未被其彻底改变，所以不久中国即在旧有的文化基础上，吸收了外来的新血液，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强大与安定。这是中国与西方古代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同点。
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开始第一次大迁徙的印度欧罗巴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种族集团，这个名称的来源是因为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家由于这些迁徙的部落与部族在其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属于同一大的语言系统，故以为他们原来就是一个统一的种族集团，因而统称他们为“印度欧罗巴”人。今日我们仍用“印度欧罗巴”这个名称来统称这些从亚欧大草原地带向外迁移的许多游牧部族，主要是把他们看作为一个语言的集团，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一个统一的血统种族集团。因为在迁移以前，最原始的印度欧罗巴人究竟是什么人现在已无从知道。当他们尚在亚欧大草原上活动之时，曾席卷了许多生活方式与之相同的不同种的部族，这些人后来都被其同化了，所以印度欧罗巴人的血统非常复杂，当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早已不是原来种族的面目了。
这些自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开始同时自亚欧大草原向外迁徙的印度欧罗巴人，其最初的根据地究竟在哪里？近百年来关于这个问题曾有种种的说法，最后一般的判断趋向，认为其根据地当在里海以东以北地方。这一结论主要是从研究最早的印度欧罗巴人早期梵文的字汇中得出来的。从早期梵文的字汇中可以看出印度欧罗巴人最初居住生活的地方一定是在一个气候比较温和的草原地带，但在气候比较温和的自然条件下，季节的变化却又很显著。这个地方最多的树木是柳树和赤杨，而没有鱼和任何热带动物。旧大陆上合乎以上几个条件的，只有一个地方，即里海以东以北的地方。
当时他们主要靠游牧和畜牧为主，几年中小规模地移动一次。他们也已有了初步的农业，但因草原地带不利于农业生产，故农业很不重要。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时已知用牛耕田，并用牛来拉车。同时他们又是最早会用马来作战的民族。
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前后，每一次开始向外迁徙的印度欧罗巴人，其活动的范围非常广。其中最早向外发展的一支就是雅利安人，他们大约在公元前二三〇〇年时已开始向外活动了。雅利安人首先向东南发展，进入中国史书上所谓“大夏”的地方（今阿富汗及伊朗东部之一部分），在此停留了数百年后，到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又开始移动，分两支向外发展。一支向西进入了伊朗高原，后在此建立了玛代国和波斯国。另一支越过了印度高加索山（Caucasus lndicus，今印度库施山），更南下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土著——达罗毗荼人，在印度建立起了雅利安人的国家。
继雅利安之后，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前后又有大批的印度欧罗巴人向外迁徙，其中有一部分人向西进入后日俄罗斯南部及东南欧地区。一部分人则东去进入了中央亚细亚，甚至到达了中国的西部边疆，大月氏人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支，而大部分人是向南发展的。他们进入巴比伦范围之内或其边疆地带，都与巴比伦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在这些向南发展与巴比伦发生了关系的印度欧罗巴人中，最重要的又有三个部族，即哈梯（Hatti）、卡西（Kassi）和胡里（Hurri）——包括邬拉图（Urartu）。而上述雅利安人中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西迁入伊朗高原的一支，后来亦与巴比伦发生了接触。
乙、巴比伦文化范围内之印度欧罗巴人
最早与巴比伦发生关系的印度欧罗巴人是胡里人。在公元前一八〇〇年左右，胡里人已征服了两河流域上游地方的弥坦尼人（Mitanni），占据了这块地方以及叙利亚北部地区，建立起胡里人的国家。两河流域上游地方和叙利亚一向是巴比伦文化的边区，并且巴比伦强大时也曾间或在政治上控制过这两个地区，故胡里人在此建国后，在文化、生活习俗方面都接受了巴比伦的影响。胡里的首都建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卡其米施（Cachemish），此地恰是当时两河流域地方与叙利亚交通必经之要道，因胡里为一商业国家，故特于此地建都。其国家的最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即依赖商业税之收入。农业、手工业在其国内经济生活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胡里人除与最早的一些印度欧罗巴人一样，知道以马拖车作战的技术外，在其建国之后又逐渐发展了一种新的技术，即骑马。就今日所知之材料看，世界上最早会骑马的人就是胡里人。关于胡里人的历史，今日所知极少，只知它曾征服了两河上游地方的哈梯与亚述。公元前一五〇〇—公元前一四五〇年间为胡里帝国之极盛时期，此后即开始衰败，公元前一四〇〇年为哈梯人所征服。
继胡里人之后，卡西人亦自北方进入两河流域下游地方。他们最初和巴比伦的关系是受雇于巴比伦帝国为其佣军，之后进入巴比伦的卡西人日益增多，声势渐大，终而征服了巴比伦。卡西人在公元前一七四〇—公元前一一六四年间统治了巴比伦地方，成立了卡西帝国，但因其无多少文字记载传下，故其统治详情今尚不知。
哈梯人在公元前一八〇〇年左右开始自草原地带向外发展，最初是向西移动，到了东南欧一带，后又折回到小亚细亚，最后集中在小亚细亚的东部。此后他们即屡次向南发展，侵掠巴比伦与叙利亚一带。公元前一六〇〇年以后为胡里人所征服。但到胡里人势衰后，哈梯势力又转强盛。公元前一四〇〇年哈梯不但推翻了胡里的统治恢复了独立，并且还征服和统治了原来胡里的全部地方。
哈梯在其名王苏毕鲁黎巫马（Shubbiluliuma，公元前一三八五—公元前一三四五年）在位时，不但完全征服了胡里人，并且向西发展，征服了小亚细亚中部地方，开始建都于哈图沙施（Hattushash，在今土耳其首都安哥拉以东）。其后诸王更向南发展，夺取了原属于埃及的全部叙利亚地方。哈梯王在各征服地区广置藩属，派其子侄及族人为王以统治之。哈梯帝国最强大时势力曾及于小亚细亚西部直至爱琴海沿岸。
哈梯帝国的主要敌国有二：一是埃及，自公元前一四〇〇年以后哈梯即与之争夺对叙利亚之统治权；一是亚述，哈梯与之争夺胡里人之旧地。此三大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分合无定。至公元前十三世纪初，哈梯与埃及之间曾发生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国之间的复杂外交关系，而这个关系的重心和优势又是在哈梯这一边的。公元前一二七一年哈梯王与埃及王缔结了一项攻守同盟条约。条约内容主要有三点：（一）互相尊重对方领土之完整。（二）签约国的任何一方受到第三者的攻击时，另一国应立即出兵协助其抵抗。（三）如果签约国之一方内部发生了叛乱，经其要求，另一国也须出兵协助平乱。从这项条约的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点的规定实际是等于埃及放弃了夺回叙利亚的企图。第二点的规定是哈梯联合埃及共同对付亚述的。而第三点规定，就当时的政治局面推想，可能是埃及单方面对哈梯要求的条件。因公元前一三〇〇年以后埃及内部即非常紊乱，所以埃及统治者企图借用外族力量来镇压其国内人民的反抗。当时哈梯除与埃及组成联合阵线以对付亚述外，并且还与卡西人统治下的巴比伦勾结，暗中鼓励巴比伦自背后攻击亚述。由以上种种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国际上的矛盾关系主要是操纵在哈梯手中。
但到公元前一二五〇年左右自哈梯西北方又有一批新的印度欧罗巴人进入了哈梯境内，给予了哈梯以致命的打击，其经过情形已不可知，只知在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时哈梯即被灭亡。哈梯人大部被杀或被奴役，只一部分人得以向东北逃亡，退却到亚美尼亚地方，成为后日亚美尼亚人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哈梯人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曾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冶金技术方面的贡献。他们不但是西方世界中最早制出最坚锐的青铜器的人，并且就今日所知的材料讲，他们还是世界上最早用铁来制作兵器的人。结合这个问题，我们顺便在这里谈一下铁器的使用以及铁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
人类很早就知道了金属这种物质，甚至可以说从人类开始用火以后就已有可能见到金属这种物质。因为石器时代的人类往往要利用火来烤弯木柄和烧裂石块以制造石制工具，在烧炼石块之时，其中有某些石头（矿苗）在经久的火烧之后就会变成流质，冷却后即改变了形状，而为人类所发现。但这时人类之发现金属只是一种偶然的无意识的发现，并且是极少量的，因此人在这个时期中还不可能利用这种金属。所以金属对人类发生重大影响的时候不是当它被发现，而一定是要当它已被制成生产工具并已能为人类较普遍使用的时候，而能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则必须具有这样的条件，即金属在此时已能较大量的出产。而较大量的出产则不可能依靠人类偶然地和无意识地发现，必须是有计划、有意识地来生产才可以。而人类要想有意识地大量生产金属并将之制作成工具又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即能有意识地控制能使矿石熔化的高度火力，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冶金技术才能成为一种专门的技术而出现，从而给人类创造了使用金属工具必需的前提条件。
由此可见，在原始和古代社会中对人类社会发展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冶金技术的不断提高，而不是金属本身的被发现。金属的被发现可能是很早的，并且有些金属也可能是同时被发现的，如最重要的两种金属，铜和铁。但在人类使用金属的过程中，最早使用金属只能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之时，即人类的生产能力已提高到能够有意识地控制某种金属的熔化火力的时候，而其过程则必然又是先普遍使用铜，而后再普遍使用铁。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铜和铁的熔点不同上。人类最初所知道的几种主要金属的熔点如下：
银960.5°金1063°红铜1083°生铁1150°—1250°钢铁1400°—1500°熟铁1500°（青铜的熔点则高于红铜，低于生铁）。
在这里面金和银的熔点最低，但金银的矿苗太少，并且它们的性能不适宜制作工具和武器，所以古代人只用它来作装饰品。除此以外，则以红铜的熔点最低，熟铁的熔点最高，如果人类在控制火力高度的能力方面必然是由低向高发展的话，那么人类只能最早使用红铜，而最后才使用熟铁。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偶然地发现了一些熔点最低的较纯的铜矿苗，在把它们当作石头敲打时并不像一般石头那样会破裂，反而可以把它随心所欲地敲打成为一件器物，这样就出现了最早的红铜器。但这种铜器质不纯，无甚实用价值。之后再进一步，人始掌握了真正的冶铜技术，将铜矿中所含有的杂质去除，使之变成纯铜。人类最早正式开始冶铜是在公元前四〇〇〇年左右，据今日所确知的，当时世界上有两个冶铜的中心，即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中国可能与之同时或稍晚）。公元前三五〇〇年以后，红铜器就在这两个地方被普遍使用了。
铜器的使用则又是到青铜器时期对人类的功用始形重要起来的。因红铜软而脆，易弯易碎，故其使用范围有限。而青铜却既硬又坚，可以做出很薄很利的刃。青铜器最早使用，据今日所知，也是在巴比伦与埃及这两个地方，但两者之中究竟何者最先使用尚不能知，就今日所发现之材料看，似乎巴比伦较早，但两地皆在公元前二四〇〇年左右开始普遍使用青铜。
人类知道“铁”这种金属是很早的，可以说在人类知道铜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铁。考古学家曾发掘出一些最早的铁，其存在年代约为公元前四〇〇〇年至公元前三〇〇〇年。经化验后知道这些铁是石铁，因石铁与地下的铁矿不同，它包含有某些普通铁所没有的特殊的物质，特别是镍和钴，一般的铁矿虽然有时也包含有这两种物质，但绝对没有纯钴，地球上唯一自然存在的钴就是石中的钴。也就是由于这点才使我们知道了最早的铁的来源。由于最早的铁是从天上掉落下来的，故古代的许多民族都称铁为“天降金属”，认为铁是神物，常将小块的铁镶嵌在刀剑上作为装饰品，相信这块神铁能起一种保障他们生命安全的作用。此外在这个时期内的非石的小铁器也发现了一二件，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当人类在偶然和无意识中发现已烧化了的铁矿石后，趁其还比较温软时即敲打之成为一种器物的铁器，这种器物都是很小很粗糙的。
如上所述，人类要想普遍使用铁器则必须首先解决铁矿的熔点火力问题，同时不但要能解决生铁的熔点火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解决熟铁的熔点火力问题，因为生铁非常脆，很容易折断，只能作一些较粗笨的器物，其用途远不如青铜广泛，而其熔点却比青铜高。人类能用铁器来代替青铜器则是能够大量制造熟铁工具以后的事。
当然，人既能控制了冶炼青铜的火力，在不久时间之后冶炼生铁，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冶炼少量的熟铁是有可能的事。如埃及很早就有铁匠，可能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前后埃及人就已有粗糙的生铁和熟铁的工具与石制和铜制的工具并用了。但它在此时绝对不能代替青铜，其原因当然是首先因为生铁的功用远不如青铜，少量的熟铁虽能冶炼，但在技术操作上是非常困难的，还无大量生产的可能。再加以古代人对铁的迷信看法，如最早的一些熟铁器多是用来祭神的，公元前一五〇〇年以前埃及教士就用铁器来祭神了，这种心理也妨碍了人们对普遍使用铁器的要求。所以这些最早出现的粗糙的铁器，只是被人当作一种比青铜器便宜的代用品罢了。此时它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并未像红铜和青铜的出现那样发生了重大影响。
铁器之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重大作用，并日渐取青铜的地位而代之，则是自公元前一四〇〇年左右哈梯人高度发展了冶铁技术，能够控制了强度的火力，从而开始大规模的冶炼熟铁之后的事。从此时起，武器以外的一切工具都有可能开始用铁制造了。又过了二百年后，哈梯人已完全掌握了冶铁技术，冶炼出了精良的熟铁，用以制作兵器，至此铁始可能代替青铜。哈梯人之所以能是上古世界中最早真正将铁应用在作战与农业上的人，固然有其物质条件，因其所在地的小亚细亚东部直到亚美尼亚地方皆富有铁矿，但更重要的是哈梯人能够最早的控制了能够冶炼熟铁的高度火力并发展了冶铁的技术。这是哈梯人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哈梯亡后，其技术传播至各地。至公元前一一〇〇年前后，西亚一带、小亚细亚及希腊等地都有了铁制农具，但农具本身大部分是生铁制成的，只在尖刃地方用熟铁。兵器则已开始全部用熟铁制造。世界其他地区在此时则还未用铁，埃及亦然。这可能是因为埃及当地缺乏铁矿所致，故其地虽早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以前已知冶铁，但大规模用铁却是公元前八〇〇年以后的事，它是西方大规模用铁最晚的地区。
由上述铁器使用的规律来看，中国也一定和其他地区一样很早就知道用铁了。中国最早有关铁的文字记载是《左传》中讲到晋国铸铁鼎（公元前六世纪时）。根据最近地下发掘的材料看，比较大量的用铁则是在战国时代。不过战国时代中国还不能冶炼较精良的熟铁，多是铸铁（生铁）。故铁在当时主要是用来制作农具，而一般兵器还都是用青铜制作，仅间或有几把为个别王公将帅特制的铁剑或其他兵器。中国之大量使用铁兵器是在西汉以后。
铁器在历史上究竟占有什么样地位呢？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工具发展的步骤是从木石工具到铜工具再到铁工具。但如就农具讲，则是从木石农具到铁农具，基本上没有一个铜农具的阶段。红铜农具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的，因红铜既贵又不坚利。在个别铜矿较多的地方，虽或有用青铜制作的农具，但这种农具的量极少，而且都是很小的。故历史上所谓的“铜器时代”特别是“青铜器时代”在铜的使用上首先是兵器，其次是用在为生产铜所必需的工具和其他为手工业所需要的工具上，再次则是用在专为统治阶级享受用的器皿上。然而，自铜器出现后，尤其是青铜器出现后，农具的制作上却开始有了极大的变化，因为此时农具本身虽不是铜制的，但由于制作木石农具的工具已经是铜制的了，因而使农具在量上大大增加，在质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相对地农具的价格却降低了，一般农民都可以有较多的农具了，这就促使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所以铜器的出现，对人类由原始社会发展向阶级社会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当铜器出现后，社会生产力才能提高到使人在生产过程中有了剩余生产物，从而提供了人剥削人的可能条件，故而它是原始社会转向奴隶社会的关键。
至于铁器的使用，就今日所知，它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还未能发生与铜的使用相等的作用，未能使社会性质发生质的变化。铁器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与铜器并用的，可见最初它并未发生任何独立作用，甚至最初无论生铁或熟铁在其使用价值上都不如青铜，只有到熟铁的产量已相当多，而且质量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时，铁始在生产上发生了作用。但其在青铜的基础上所促进的生产力提高的程度，相对地说来还是有限的，并不能使社会发生质的变化。故铁器的出现可以在奴隶社会，也可以在封建社会，当然我们也不否认铁器在长期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冶铁技术的改进，不断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以致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成为可能。尤其是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而机器生产出现时，铁不但在数量上开始空前大规模地被应用，并且在质量上也空前提高，从而给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的革命—工业革命造成了物质基础。此后铁的用途再不是铜所能代替的了。
巴比伦文化范围内的印度欧罗巴人国家，除上述的三个外，还有邬拉图。“邬拉图”之名最早见于公元前一二七〇年左右时亚述人的记载。亚述人所称的“邬拉图”（Uruatri或Urartu）是指为某一种族人所聚居的高加索山南部与樊（Vana）湖之间的一块地方（包括今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东北、伊朗西北部的一角）。最初的邬拉图人可能是与胡里人同种的。邬拉图在公元前九世纪时开始强大，建都于樊湖东岸之突施帕（Tushpa，今土耳其东部之樊城）。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情况今日所知极少。苏联考古学家最近在此地发现了许多器物，但文字记载很少，且不能读。只知后来此国在公元前六一二年时为玛代所灭。其后又有扶利迦人、哈梯人等迁入此地。到上古晚期此地开始被称为亚美尼亚（Armenia）。扶利迦人与哈梯人都是讲印度欧罗巴语的种族，他们的语言与当地各种族的语言逐渐混合而成为今日之亚美尼亚语。
丙、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后之新边民
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古代史上第二次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开始了。这次迁徙与前次不同，前次迁徙的游牧民族完全是印度欧罗巴人，迁徙的方向主要是从里海东、北部向南向东发展。这次迁徙的游牧民族则是两种人。其一仍是从里海向南迁的印度欧罗巴人。另一种则是从阿拉伯沙漠地方向北迁的闪人。这两种人后来都进入了原来为埃及或巴比伦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大世界中。
其中北向南迁徙的印度欧罗巴人主要是三种人：阿卡亚人（AchaiosAchaius）、铎利亚人（Dorieis Dorieus）与扶利迦人（Phrygios）。
阿卡亚人在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后不久即进入希腊半岛。到公元前一四〇〇年以前他们已驱逐了半岛上克里特的势力，并在征服半岛中南部的许多原为克里特人所控制的城市过程中，接受了当地的文化，建立起了国家。原来克里特人所建立的大城迈其尼此时变成了阿卡亚人的政治、经济中心。阿卡亚人的势力日益昌盛起采，在公元前一四〇〇年左右且渡海到克里特岛上，灭亡了克里特。公元前一四〇〇年至公元前一二〇〇年间为阿卡亚人的全盛时代，希腊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迈其尼时代。
公元前一一九四年至公元前一一八四年间，阿卡亚人在迈其尼城领导之下曾渡海侵入小亚细亚，灭掉了小亚细亚西北角上的特娄亚城。当时特娄亚城即是与阿卡亚人同时迁徙的扶利迦人之一支所建立的国家。他们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时穿过小亚细亚，定居于赫列斯滂沱（Hellespontos）之口，建立起了国家。根据考古发现，知道特娄亚是迈其尼的商业劲敌。特娄亚城是当时小亚细亚的陶业中心，而迈其尼此时亦以制造陶器出名，两者在地中海范围内的陶业上竞争得非常激烈，所以这次以迈其尼城为首的阿卡亚人之攻击特娄亚的战争，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商业上的竞争所引起的。但此时这次战争的经过成为了久远流传于阿卡亚人社会的一个传说故事，当然在其流传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被增添进去了许多传说故事所特有的浪漫和英雄色彩，最后这个故事仍形成为荷马史诗之一的《伊利亚》（Ilias）。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考古学家曾根据史诗所流传的事实，在特娄亚城所在地进行发掘，结果在这里掘出了几层城市，其中之一城按其存在之年代及其被破坏的情况来看，显然就是史诗中的特娄亚城。
铎利亚人开始向外迁徙后，首先进入了多瑙河流域，在此停留不久后又向南发展到提撤利亚（Thessalia），最后到了丕娄波尼索半岛。此后有一时期又自丕娄波尼索半岛渡海，集中于克里特岛。铎利亚人与阿卡亚人在语言上本很接近，后来历史上所谓的希腊文化就是这两种人与更晚进入希腊半岛的印度欧罗巴人部族共同建立起来的。
扶利迦人则系由黑海西部一带进入到了爱琴海北岸地方，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又东渡到了小亚细亚，活动了一个时期后集中在小亚西北部，后更侵入小亚中部哈梯境内，颠覆了哈梯帝国，并取哈梯的地位而代之。公元前一〇〇〇—公元前七〇〇年间为其势力最强时期。它的强盛不但由于其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而且还由于它在经济上的富足，因为它是当时黑海与爱琴海间商业贸易的中心站，在商业上获利极厚。传说其王储藏有无数之金银财宝。在希腊传说中即有一关于扶利迦之迷闼（Midas）王点石成金的故事，这一传说反映了扶利迦之富庶。迷闼王之名后果被发现于亚述王沙鲁金二世之石刻中。迷闼王活动时期约在公元前七五〇年左右，此时正是扶利迦人最盛之时。公元前七世纪时此国开始衰败，公元前五六〇年前后为利底亚人所灭。
早在游牧民族第二次大迁徙之前小亚细亚地方已有许多土著部族定居，这些土著部族究系何时迁至小亚细亚的，已不可知。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后迁徙的印度欧罗巴人与闪人在其向外发展的过程中都曾和这些土著部族发生过一些接触。现将今日所知的几个小亚细亚的土著部族分述如下。
利底亚（Lydia），原集中于小亚细亚的西南部。关于他们的早期历史可说完全不知道，其有国家后的历史将附于波斯帝国一节中讲授。
卡利亚（Caria）与利其亚（Lycia），为小亚细亚南部沿地中海岸地方之部族，其历史今尚不知。
匹利士提（Philistinus），我们最早是从犹太人的传说中知道这种人的，“匹利士提”就是犹太人称呼他们的名字。这种人原居住在小亚细亚南部，他们很擅长航海，曾自小亚细亚航往埃及沿岸，甚至上溯尼罗河进入埃及内地进行抢劫和骚扰，不过未曾占领过埃及的土地。他们还曾东航至叙利亚南部活动，曾长期占领了当时希伯来人（后之犹太人）所居住的叙利亚南部地方。故中古时，人们乃用“巴勒斯坦”（Palaestina，匹利士提之拉丁文名称）称此地，直至今日仍如此沿用。
自南方阿拉伯沙漠地带向北迁徙之闪人中最重要的一批是亚兰米人（Aram Ahlame）。亚兰米人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时开始向北发展，首先到达了幼发拉底河中部地方，之后逐渐沿河向西发展，在公元前一四〇〇年左右以后开始占领了叙利亚北部。到公元前一三五〇年左右亚兰米人已据有了自卡其米施城直到巴比伦城之间的一大块地方，亦即占领了叙利亚北部及巴比伦之大部地区。但因他们在此时仍处于氏族和部族状态之中，故这片地区在其占领之时并不是统一的，而是由各个氏族或部族分别控制着一小块土地。直到公元前十二世纪时，亚兰米人始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了若干以一个大城市为中心的小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卡牒施（Kadesh）、大马士革（Darmasuk Darmascus）与哈列普（Khalep Aleppo）三城。
其他向北迁徙的闪人还有希伯来人（Habiru Hibhri）、腓尼基人（Phoenike Poeni）。这两种人最初的活动地区仅限于叙利亚的南部。（关于这两种人的历史将在以后几节中讲述。）
丁、亚述与亚述帝国
（公元前一四〇〇—公元前六〇九年）
亚述（Ashur Asshur）也是一种闪人，但他们不是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前后向外发展的那批闪人中的一支，他们很早就已自阿拉伯沙漠地带进入两河流域上游地方定居下来，并在巴比伦文化影响下建立了国家。与上述几种闪人向北迁徙之同时，亚述也开始强大起来，在历史上成为了巴比伦文化范围内的第一个重要与强大的国家。
亚述人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间已相当彻底地汲取了巴比伦的高度文化，接受了巴比伦的楔形字母，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并在学习巴比伦的各种生产技术基础上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水平。公元前二〇〇〇年时他们已有了较大规模的商业活动。此时亚述人已不仅只是自巴比伦输入商品，同时自己也制造商品向外输出。不过亚述地方在此时还不是统一的，而是许多城邦国家并立的局面。在这些城邦国家中较重要的一个城即是亚述。
亚述城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经此城向西可与小亚细亚地方交通，向东南可直接与巴比伦通商，向西南通过幼发拉底河则可与叙利亚、埃及交往，故亚述城很早就与小亚细亚、巴比伦和埃及等地发生了商业关系，成为了亚述地方最早之政治、经济中心。公元前一五〇〇年至公元前一四〇〇年间亚述城逐渐强大起来，终而统一了两河上游地方各城，组成了统一的亚述国家，并自公元前十一世纪起，开始向外扩张，逐渐形成为历史上所称的亚述帝国。
亚述在其名王底格里斯皮利色一世（Tiglath-pileserⅠ，公元前一一一六—公元前一〇九三年）时已完全继承了哈梯人制造铁器的技术，大量铸造铁兵。在西方历史上亚述是继哈梯之后的第二个大量用铁的国家。故进入公元前十一世纪后，亚述之势力日益膨胀起来，成为亚洲西部唯一的强大国家。公元前九三〇年至公元前六六〇年间为其最盛时期。
亚述在亚述那色帕二世（Ashurnasirpal芋，公元前八八三年至公元前八五九年）在位时势力曾扩展到了叙利亚，征服了叙利亚地方的许多小城，控制了东地中海的商业，并曾不断地向南发展，侵略了巴比伦地方。至底格里斯皮利色三世（公元前七四五—公元前七二七年）时，亚述已征服了全部的叙利亚与巴比伦地方。也就从此时开始，亚述大规模的推行了一种非常残酷的政策，即强迫被征服地区的人全体迁移至亚述本部或帝国范围内某一指定的地区，这些移民到新居地后即被集中管理，由亚述政府直接支配其活动与工作。亚述推行这种政策的目的就在使被征服者脱离其根据地，因而不易组织起来反抗亚述的统治。在这种政策推行之下，以及亚述统治者对各征服地区的破坏性的掠夺和摧残，使得许多被征服地区的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甚至某些城市整个地被夷为了平地。
沙尔曼尼色五世（Shalmaneser V，公元前七二七—公元前七二二年）在位时，亚述又征服了埃及。故到了后一代王沙鲁金二世（公元前七二二—公元前七〇五年）时，亚述帝国到达了其兴盛的最高峰。帝国疆域除亚述本部外，还包括有全部的巴比伦、埃及、叙利亚以及小亚细亚之大部。由于其国土日益扩大，沙鲁金二世乃在亚述本部营建了一个新首都，即底格里斯河东岸之尼尼微（Ninua，Nina）城。尼尼微亦异常繁华，在当时是与巴比伦城和塔庇城鼎足而立的大城。
在辛阿尔巴（Sin-ahe-erba，或称Sennacherib，公元前七〇五—公元前六八一年）时，亚述曾准备要向海上发展，在波斯湾内建立了一支大海军。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便利它的商业活动，一方面则是为了扩张更大疆域的政治野心。
由于亚述统治者对各征服地区人民肆意压榨、奴役，因此引起了帝国内部各地区人民的不断起义。公元前六八九年巴比伦城亦起义反抗亚述的统治，辛阿尔巴在攻下此城后，下令将之全部毁坏。巴比伦城的毁灭是当时的一件震惊整个亚洲西部世界的大事。因千余年来巴比伦城一直是亚洲西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故在一般人心目中“巴比伦城已消失了”真是不可想象的事。亚述不但拆毁了整个的巴比伦城，而且将捕捉到的城中未被杀死的贵族、富人和青壮年人全部押往亚述本部为奴隶，老弱和孩童则全部被屠杀。此后，辛阿尔巴乃大兴土木，扩充修建尼尼微城，企图以之代替巴比伦城的地位，成为亚述帝国唯一之中心。
但到了亚述阿伊丁（Ashur-ah-iddin或称Essarhaddon，公元前六八一—公元前六六八年）时又重建了巴比伦城，因巴比伦城在亚洲西部的商业中心地位并不能为其他城市所代替。亚述阿伊丁很注意加强对埃及的控制。他抓住了埃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将埃及分为许多省，每省委派一批他所亲信的埃及人去统治，而故意排斥另一批埃及人，用这种方法在埃及统治者内部制造分裂，以便利其统治。故在其在位时，帝国内部还能维持一相当稳定的局面。
自公元前六六〇年起，亚述帝国开始衰败。亚述班尼帕（Ashurbanipal，公元前六六八—公元前六二五年）在位时，亚述各地人民反抗亚述统治的运动接踵而起，以公元前六六〇年埃及起义的成功与宣布独立为起点，亚述帝国开始衰败并走向了灭亡。埃及反抗亚述统治成功后，帝国各地区人民亦纷纷起来，在公元前六六〇年至公元前六二五年间各地方不断爆发着反抗亚述统治的起义，但都被亚述以强力镇压了下去。当此之时亚述班尼帕曾在尼尼微城修建了一座宏大的图书馆，其中的藏书主要是过去巴比伦的科学、文学与宗教方面的各类作品，这些书籍都是写在泥砖上的原文或抄写本，经几十年之搜集，其总数竟达二万二千块泥砖，故这座图书馆实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图书馆。但当时亚述的学术并不发达，而此图书馆的修建又是正当全国骚动之际，足见这完全是亚述班尼帕有意粉饰太平之作。
亚述对各属地统治异常残酷，对各征服地区之压榨较当地原来的统治者还更严猛，后更将各地人民大批迁徙往其他地区，有计划地对他们施以强迫劳动。因而从亚洲西部至埃及的大片土地上，在亚述人统治时期中是奴隶制度空前高度发展的地区。在当时生产条件下，这虽是一种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手段，但集中的高度强迫性的奴隶劳动使用的另一结果，却带有极大的破坏性—对劳动力的破坏。在这种制度下生产提高一步，这种破坏性也往往随着增强一步，故在奴隶社会阶段中，某一国家中的奴隶制度发展到相当高度后，即将趋于崩溃，绝不能维持很久。因为奴隶制度高度发展到最终只会有两种结果：一个是当奴隶制所造成的生产发展达到一定高度后，即因人力戕害太甚无法补充，生产自然下降，以致达到停顿状态；另一个便是因其对人力的极度破坏，引起被奴役人民的反抗，而将这种局面推翻。这两种结果都会致使一个奴隶主国家的灭亡。亚述帝国的遭遇就是第二种的结果。
自公元前六六〇年埃及起义胜利后，各地继续反抗亚述统治的力量中最强大的有两个：一是玛代人——为亚述之属国；一是迦勒底人—为亚兰米人中的一个部落联盟，后其势力集中于古巴比伦地方，为亚述人所利用以统治巴比伦地方。这两种人后联合起来，并与其他地区的亚述属民取得联系，共同反抗亚述之统治。这一大联合势力终于推翻了亚述在各地的统治。亚述人被迫退回以尼尼微城为中心的两河上游地方——亚述本部。玛代与迦勒底人继续进攻亚述本部，公元前六一二年下尼尼微城，将此城彻底毁灭，亚述帝国亡。各地之亚述人亦多被杀死。尼尼微城破后，亚述王族与一部分贵族曾率领少数军队逃窜山中，但最后（公元前六〇九年）仍被追索出来，全部被歼灭。
尼尼微城之毁灭可说是历史上一个大城市最彻底的毁灭。过百余年后已无人再知尼尼微城之旧地。至十九世纪时此被毁城市之废墟始为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亚述班尼帕所修建之图书馆因被其他断垣颓壁压覆其上，幸得保全，其中所藏之泥砖亦得被完整地发掘出来，成为今日研究古巴比伦与亚述之最重要的史料。
戊、新巴比伦帝国—迦勒底帝国
（公元前六二五—公元前五三八年）
迦勒底（Kaldi）人推翻亚述的统治后，在原巴比伦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史称之为“新巴比伦帝国”。
新巴比伦帝国为了要控制东地中海的商业，仍向西伸张其势力，企图控制叙利亚。但此时埃及已征服了犹太—巴勒斯坦地方，亦正欲向北发展其势力，征服整个叙利亚，以控制亚洲西部之商业，这样新巴比伦与埃及就发生了正面冲突。公元前六〇五年双方军队在叙利亚地方哈梯人所建立之卡其米施城附近进行了一次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战，结果新巴比伦取得了胜利。所以自公元前六〇五年后新巴比伦就控制了全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及腓尼基除推罗城以外的全部地区。
推罗（Tyrus）是当时地中海东岸最大的一个商业城市，同时它也是腓尼基地方的一个独立小国。公元前六〇五年新巴比伦攻占了全部叙利亚，腓尼基的大部地区亦为其占领，只推罗城始终未被攻下。公元前五八五年新巴比伦再次攻打推罗城。然因此城傍海，欲攻克之必须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可是新巴比伦只在波斯湾上有一支大海军，而在东地中海则无海军，故围攻推罗城十三年（公元前五八五—公元前五七三年）终竟劳而无功。公元前五七三年新巴比伦自认失败，撤推罗城之围。
新巴比伦亦效法亚述之做法，将各被征服地区之人民迁徙至巴比伦及其附近地方，大批奴役之，犹太人即为其中之一。据犹太人记载，在犹太人集中的地方就有新巴比伦帝国政府派来之管理人员。
新巴比伦王那布库督乌苏（Nabu-kudur-usurⅡ，公元前六〇四—公元前五六二年）或称尼布甲尼撒二世（NehuchadnezzarⅡ）在位时为新巴比伦帝国最盛时期。此时新巴比伦之商业非常兴盛，除在其本部—巴比伦地方农业仍居重要地位外，帝国其他地区则以商业活动为主。
那布库督乌苏曾大事营建巴比伦城，使此城变成了当时西方世界传说中诧为奇谈的大城。据希腊人的记载，当时的巴比伦城共有一百个城门。这种记述虽不免夸大，但由此却可看出此城在人心目中的雄伟宏丽。此外，那布库督乌苏还曾利用城外的一个小土山，在其上用人工来层层叠叠地培植花木，将它修成为一座高耸入云的奇丽的花园。这个花园就是后世所谓的古代西方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空中花园。巴比伦城之扩建与空中花园之营造表现出了当时新巴比伦社会生产之发展与建筑技术的提高。
新巴比伦之商业此后愈益发达，且与印度建立了经常的商业关系。在叙利亚、腓尼基与巴勒斯坦地方之商业重地，除推罗城外，皆成为了它的属地或受其控制。
那布库督乌苏二世死后不久，帝国东部有一新兴势力——波斯兴起。波斯统一了内部强大起来后开始向西发展，公元前五三八年因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之助攻下了巴比伦城，新巴比伦帝国亡。此后巴比伦地方即成为了波斯帝国之一省。
三、埃及、巴比伦之间的边地与边民——腓尼基、巴勒斯坦与叙利亚
小亚细亚以南、西乃半岛以北的整个地中海东岸与东边的沙漠地带之间的一块狭长条的地方，希腊人称之为叙利亚，但“叙利亚”一字又有两种含义：广义的是指上述的全部地区；狭义的则系专指上述地区的北部。犹太人又称狭义的叙利亚为“亚兰米”，意即“高地”。不过“亚兰米”一名有时又包括有两河上游地方—亚述本部。因亚述地方亦多山之故。
大叙利亚恰正居处于埃及和巴比伦之间，因而在政治经济上与这两大国有密切的关系。它是这两大国之间交通必经的桥梁，也是这两大势力角逐的战场。
这个地区的地理形势很特殊，黎巴嫩山是其东部的自然边界，此山自南而北与海岸平行，山以东即为沙漠，山海之间的地方就是叙利亚本部。叙利亚靠海的地方多是峭壁，一般说很少自然海港。就地势说，北部多山，为一高原。中部只沿海岸处有一狭条平地。南部则略有平原。在平原地带可以经营农业，不过可耕地的总面积是很少的，所以这个地方的农业的发展有一定限度。在山区则主要经营畜牧业。黎巴嫩山盛产杉木，这里杉木自古以来就是很名贵的木料。而埃及、巴比伦两地皆极缺乏木材，一向要靠此地供给，故当地在政治上能独立时，即以这种杉木为其与两大国通商的重要产品。在进入历史时代—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后，特别是二〇〇〇年时，此地区已分为了三个重要部分：腓尼基、叙利亚（狭义的叙利亚）与迦南（后称巴勒斯坦）。
腓尼基（Phoenike），即是这个地区中部沿海的那块狭长条地方，大致相当于今日的黎巴嫩国境，此地自海岸距内地不远即为黎巴嫩山所阻隔，山以东则是叙利亚沙漠，故可资耕种的地方只是海与山之间的一条平原，因此农业在此地不可能居于重要地位。相反地，海岸却很曲折，有一些自然的良港，可以作为向海上发展的优良基地。加以黎巴嫩山多森林，名贵的杉木是腓尼基人取用不竭的造船材料，故此地很早就已成为东地中海的商业中心之一，并且很早就发展了手工业。此外，天然的良港也便利于训练大批的水手和渔民，所以渔业在此地也很发达，海产是这里的重要副食品。腓尼基人除向海上发展外，还能向东越过沙漠与巴比伦等地通商，运输工具主要是驼队，所以腓尼基人在陆地上也曾有过相当重要的活动。
腓尼基人对文字虽有很大的贡献，但有关他们本身历史的文字材料却未保存下来，今日仅能根据某些和它发生过商业或政治关系的国家的记载来了解其历史，腓尼基的历史约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称埃及时代，约当公元前二八〇〇年至公元前一二〇〇年；第二阶段是腓尼基本身的昌盛时代，约自公元前一二〇〇年至公元前八〇〇年。
第一阶段——埃及时代。在这个时期中，腓尼基在政治上主要受埃及的控制，在某些时候——埃及新王国时期且正式成为了埃及帝国之一部分，然而尽管如此，在此时期中腓尼基各城仍有自己的政府和独当一面的商业活动，并且无论是在其受外力控制之时或其独立自主之时，腓尼基地方始终未能统一，而是城邦分立的局面。
在埃及时代，此地最早发展起来的城市是腓尼基海岸北部的杰巴尔城（Gebal）。到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后，中部之西顿城（Sidon）兴起，取代了杰巴尔城的地位。西顿城后在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前不久时候受到了一批自爱琴海上来的人的攻击，城市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后乃衰败下来，附近的推罗城（Tyrus）因之得以强大起来。至此，腓尼基也开始进入了它的第二历史阶段—昌盛时代。
第二阶段——昌盛时代。由于埃及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后开始衰败，在政治上不再能够控制腓尼基地方，因而给予了腓尼基充分自由发展的机会。同时过去在东地中海上作为腓尼基商业活动上最大劲敌的克里特，在此时也已败亡，故腓尼基得以利用其原有之基础突飞猛进地发展其商业活动。公元前一二〇〇年至公元前八〇〇年间是腓尼基独霸地中海的时期。
腓尼基人，主要是推罗人，在这四百年间在地中海东部和印度以西的亚洲区域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交通网，在其间进行贩买贩卖。在亚洲方面，它控制了海陆两方面的大交通路线，特别是通往印度的交通线：通过红海和波斯湾至印度的海上航线，并通过经叙利亚沙漠和阿拉帕沙漠以到达波斯湾和红海海口的陆上驼队，腓尼基人将西方货物由驼队运至波斯湾口或红海岸边，再从海上转运到印度。东方货物亦经由此路运至推罗，再转贩往西方各地。就今日所知，当时腓尼基人主要是自印度运入象牙、乌木、棉布、亮铁等。此外，他们在亚洲地区还控制着两条陆路交通线：一条是向北经叙利亚至亚述和亚美尼亚的交通线；一条是往东经叙利亚沙漠至巴比伦、伊朗，甚至深入中亚的交通线。
在欧洲方面，腓尼基人将欧洲内地的一些产品用种种方法先运至地中海沿岸各港口，然后再由海路转运到各地。其中主要是贩运两种物品，其一是琥珀，出自波罗的海沿岸一带，腓尼基人将其自波罗的海经今日之德国（在古代此地完全是一片森林）运至今意大利北部的波（Po）河河口，再转运往各地。另一种物品是锡。古代最大最易开采的锡矿在不列颠西南部，腓尼基人将此处之锡经高卢从陆路运至地中海沿岸，再从海路转运至其他地方。
当时地中海沿岸布满了推罗的商港和堆栈。在整个地中海岸上和海中各岛屿上—地中海东岸克里特岛上、其浦娄岛上、爱琴海西岸及其海岛上、小亚细亚海岸、西西里岛、撒丁尼亚岛上、北非海岸与西班牙海岸上，皆有腓尼基之殖民地或商站。公元前九世纪时推罗人在北非海岸中部所建立的殖民地迦太基城后且独立发展起来，成为地中海西部的商业中心。
因西班牙亦产锡，所以腓尼基人很早就来到这里活动。其后腓尼基人更绕过了直布罗陀海峡至大西洋上向西北方面活动。公元前一一〇〇年腓尼基人在西班牙西南的大西洋岸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戛底斯（Cades）。此后乃经此直接从海上运输不列颠的锡矿到各地，而不再从陆上运输了。腓尼基人也曾航往非洲西岸一带活动，从事经商或捕捉当地土人作贩奴生意。
腓尼基人最初的商业活动还是以自己的手工业为基础的，成为完全依靠贩买贩卖的一个真正的商业国则是较晚阶段的事。其向外输出的产品和手工艺品主要是金属器物、象牙装饰品、玻璃器具和纺织品等。后几种手工艺品最初都是自埃及学来的，但后来腓尼基人在制作技术上反超过了埃及。此外腓尼基还有一种非常有名的特产品，即紫色绒和紫色布，因为在腓尼基海岸附近深海中出产一种软体动物（murex），其壳中有紫色，可作染料，染成的绛紫色绒与布色彩特别鲜艳，大受地中海世界各地之统治者的欢迎，视之为最贵重的衣料。
腓尼基是古代国家中最突出的一个奴隶国家。其国内奴隶人数非常多，并且大部分被使用在生产上，不但在手工业生产上绝大部分是靠奴隶劳动，并且在商业活动上，除少数领导人外，也都靠奴隶劳动：从摇桨水手、海船上的服役人员，甚至做生意都是奴隶。一些为主人所信任的奴隶和被委托以重要事务的奴隶所受到的待遇很好，他们可以享用自己的财产和积蓄。可以这样说，腓尼基的全部经济生活都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不但如此，腓尼基还是最早从事贩卖奴隶的国家。当时地中海世界各奴隶国家其奴隶的大量来源主要是靠战争，而经常的来源则靠买卖，腓尼基就是这些国家的主要的奴隶供给者。腓尼基人在与北非沿岸和黑海沿岸（特别是黑海北部沿岸）许多尚处在氏族社会阶段的地方进行贸易之同时，还在这里大量捉捕土人，贩往各地为奴。
腓尼基地方的每一个城市即为一个独立的小国，其国家政权则完全操在奴隶主阶级手中。各城皆有王，这个王无例外地都是最大的商人，也就是最大的奴隶主。此外还有一个议会。议会如何产生尚不能知，但其性质却很明显，就是代表大商人大奴隶主利益的。这个由大商人或其代理人所组成的议会对王权起着限制作用，国家一切大事皆须取决于议会，王只是执行议会的决议而已。故其政体不是个人的君主专制，而是大商人、大奴隶主的集体统治。自由民中的农民在政治上则毫无地位。
除大商人、大奴隶主外还有一批教士也在社会上占居有很高地位。腓尼基人自有其宗教，他们最崇拜的大神名摩烈苛（Molek）。他们铸造摩烈苛神的巨大铜像，像形是蹲坐着，两手盘托于胸腹间的样子，像中间是挖空的。因为传说摩烈苛神最喜欢吃人，特别是婴儿，故祭祀此神时皆用婴儿为牺牲。祭时将婴儿放在神像手上，在像下架火焚烧，直到此婴儿被烤焦为止。平时一般的祭祀只用一个婴儿，如举行重要的大祭祀或发生一件大事须祭祀时，往往要用几十至几百婴儿。祭祀之牺牲一定要自由人，而且最好是用出身贵族门弟的婴儿，这种迷信风习从未引起过腓尼基贵族的反抗，从这里可以看出除迷信思想已深入人心外，教士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必然极高，并且他们必然控制有相当大量的财富，否则将不可能维持这种宗教仪式。同时在这种宗教仪式的实施中也反映了腓尼基统治阶级——教士与大商人、大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腓尼基人对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是腓尼基字母的创造。腓尼基人很早就从巴比伦学来了楔形字母，并用以书写出自己的语言。但这种文字用在商业上很不方便，大约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时，腓尼基人在西乃半岛发现了当地人所使用的一种简化了的埃及字母，于是将这种字母再加简化，写成二十二个字母（都是子音字母），用以拼写出自己的语言。后这种字母传播范围极广，今日所有欧洲各国、印度、伊朗和阿拉伯字母皆系由此变化出来的。
公元前八〇〇年后腓尼基开始衰败，此后亚述、迦勒底、波斯、希腊与罗马都曾经相继征服和控制过这块地方。腓尼基地方在此后一千余年间始终未能再独立自主。只有推罗城最初并未为外力所屈服，如亚述和迦勒底曾两次围攻此城，但均未达到目的。直到公元前三三二年，此城始为亚历山大所攻陷。
公元前八〇〇年后，腓尼基人不但在政治上沦为了外国的附庸，更重要的是其商业优势也逐渐衰颓了，这一变化并不是由于它政治上失去了独立地位所致，而是因为在公元前八〇〇年后希腊各城邦渐渐强大起来。这个新兴的地中海上的强大商业航海势力与腓尼基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逐渐夺取地中海上的各海岛与沿地中海的许多城市。到公元前五〇〇年时希腊人已在东地中海占了上风。在公元前三三二年推罗城陷落后，腓尼基之名乃随其商业霸权之消失而不再见于历史。
古代之叙利亚地方大致相当于今日叙利亚国。这个地方在公元前一四〇〇年左右时为来自阿拉伯沙漠的一种闪人—亚兰米人所占据。亚兰米人在此地建立了许多城市，每一城市实即一个小国，其中最重要的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靠近幼发拉底河，沿两河顺流而下与两河流域各地区贸易甚为便利，故在公元前一四〇〇年后的几百年间，大马士革乃成为了两河流域与东地中海商业贸易的中间人。他们与腓尼基人竞争内陆的商业霸权，曾控制了自两河流域直到伊朗的商业通路。叙利亚人亦自腓尼基人那里学来了腓尼基字母，以之拼写出本地的方言，历史上称此种语言为亚兰米语。亚洲西部各地方的语言本很复杂，后因叙利亚人在此地区内的商业活动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所以亚兰米语逐渐成为了亚洲西部的商业通行语，先在城市中开始普遍应用起来。同时又因当地多为闪人，在农村中亚兰米语亦逐渐流行，日后亚洲西部各地以及犹太地方都使用了亚兰米语。
到公元前八世纪末，此地为亚述所征服，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之后又为新巴比伦、波斯、希腊等国相继征服。但亚兰米人在内陆商业地位上的衰落则是叙利亚被希腊征服以后的事。
迦南（Canaan），地在大叙利亚南部。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时此地已出现了许多小国，后埃及势力自西乃半岛向此伸入，这些小国乃渐被埃及所控制。公元前十六世纪埃及帝国成立之时，此地又成为了埃及的一部分。但到公元前一四〇〇年后有一支自称为希伯来人（Habiru Hibhri）的闪人自阿拉伯沙漠地带进入这里，与当地的土著迦南人（也是一种闪人）不断地进行斗争，以期使自己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不久，另一支希伯来人在埃及活动了一个时期后也进入了迦南。这两支希伯来人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都很近似，故很快就混合起来。合流后的希伯来人以后乃自称为以色列人（Yisrael lsrael）。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以色列人已最后征服迦南人，占领了迦南的大部分土地。但在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后不久，即有匹利士提人自海上袭来。这些人实是公元前一四〇〇年时被阿卡亚人所迫逃亡出来的克里特岛和希腊半岛上的人，他们在小亚细亚南部定居了一个时期后，此时又从海上侵入了迦南。匹利士提人已知使用铁兵，他们很快就征服了迦南沿海各城市，此后又以这些城市为其根据地向内地深入发展，和以色列人展开了长期的战争。
在匹利士提人入侵以前，以色列人尚处在由氏族社会转入奴隶社会的过程中，还没有完整的国家的形态出现。因其所占据的地方主要是山地，故其生产以畜牧为主，农业则居于附属地位。此时以色列人内部已有奴隶出现，除役所征服的迦南人为奴外，其本族人亦有沦为奴隶者，但奴隶数目并不多。以色列人在抵抗匹利士提人威胁的同时也加速了其国家出现的过程。传说在公元前一〇二八年，以色列即组成了统一的王国。
以色列第一个统一的王名沙乌尔（Sha’ul，公元前一〇二八—公元前一〇一三年），他是以色列人选举出来的王。他在位的十五年期间主要任务就是领导以色列人抵抗匹利士提人的侵略，收复以色列人已丧失了的土地，但当其任务尚未完成时本人即战死。
沙乌尔死，大卫（David，公元前一〇一三—公元前九七三年）继承王位，曾屡次打败匹利士提人，解除了匹利士提人对以色列的威胁，并乘机征服了全部迦南。大卫建都于耶路撒冷（Jerushalaim）。以色列王国至此始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此后以色列开始向外拓土，向南扩张到了埃及边境，向北征服了叙利亚南部地方的一些城市，包括大马士革在内，向东北势力达到了幼发拉底河岸，建立起了一个小以色列帝国。
大卫死后，其子所罗门（Shelomoh，公元前九七三—公元前九三三年）继位为王。其对以色列在表面上虽仍能维持着帝国局面，但实际上由于以王室为首的统治阶级极力摹仿埃及、巴比伦等大国贵族的享受，大肆铺张浪费，因而加紧了对国内人民的残酷榨取，从而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社会内部骚动不安。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亦存在有矛盾，国内渐趋于分裂，所以帝国此时已经在动摇了。传说公元前九三三年所罗门死后，以色列的南部与北部即正式分裂而成为两国。
以色列分裂后，北部仍称以色列，首都设在撒马利亚（Samaria），其人大体上是公元前一四〇〇年时自沙漠地带进入迦南的希伯来人。南部称犹太，仍都耶路撒冷，其人大体上是公元前一四〇〇年以后自埃及进入迦南之希伯来人。但南北两国之分立并不是由于这两种希伯来人因种族不同的关系而造成的，分立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南北两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时南部因多山，以畜牧业为其主要生产，农业极少，交换很不发达，手工业也还处在原始状态，经济非常落后，只有耶路撒冷一座城市。北部经济发展则较高，不但农业比南部发达，而且手工业生产也较高，城市不止一座，人民生活也较为富庶。所以过去南北两部在经济上并未形成为一个统一体，加以统一国家的统治者—所罗门主要是对富裕的北部加紧榨取，而首都却设在南部，因而引起了北部统治者对南部统治者的不满，加深了分裂的趋势。所罗门死后，其子即位，仍对北部征重税，北部统治者乃另选立了一个王，正式与南部分离。
公元前九三三年以色列犹太两国正式分立后，即不断发生着内战，因而削弱了两国势力。此后两国不但不能继续维持以色列帝国强盛之局面，而且渐渐连独立自主的局面也难维持了。
公元前七二二年以色列国为亚述所灭。亚述将绝大部分以色列人俘迁分散到两河流域各地区，故此后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渐消灭，而为其他种族所同化。犹太至公元前五八六年亦为新巴比伦所灭，其居民被俘虏到巴比伦城及其附近地方。故犹太人此后在思想、宗教信仰、文学方面皆受巴比伦的影响，而巴比伦的文化因素又经由他们而影响了全世界。
犹太人的命运与以色列人不同，在其亡国六十年后又得以复国。因为波斯灭掉新巴比伦帝国后，一反新巴比伦之措施，对各被征服种族采取怀柔政策，准许被俘之各族人民迁回其本国。公元前五二六年一部分犹太人乃自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了犹太国，但仍然是在波斯控制之下。而大部分的犹太人或因自己已在外地安家立业，或因本来就出生在巴比伦，其生活反与自己的故乡毫无联系，所以都不愿回国，仍散居在各地过着流亡生活。进入希腊化时代后，分散于亚洲西部及欧洲各地之犹太人大多将希腊语作为自己的语言，他们以希腊名词自称为“Diaspora”，意即“流亡人”。
犹太人在被俘往巴比伦后，在其所过的一段被奴役的生活中，宗教生活开始居于空前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加强原来犹太教的宗教信仰，是使生活在异国身受异族压迫的犹太人加强自己内部团结，以及为抵制外族文化的影响以免同化于外族的唯一手段。而与此同时，犹太人内部也就出现了一批在犹太人中间极有权威的教士阶级。公元前六二五年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复国后，这些犹太教士就变成了国家的统治阶级，在犹太人居住在巴比伦时期中所形成的强烈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他们建立起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他们将犹太教原有的和以后接受自巴比伦宗教的许多观念、礼节、制度，形成为一整套的繁文缛礼，将之灌输入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被赋予了一种宗教上的说法。宗教不但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支配着人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复国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中表现得和以前不同的最突出的一点，以及最被强调的一点就是此时犹太教的一神信仰与“选民”思想。他们所信的神亚伟本为部族的地方神——后演变为世界群神最高最大的神，最后又成为宇宙唯一的主宰，而这个唯一大神对犹太人特别照顾，看犹太人为“上帝的选民”，赋予他们特别的使命，这是结合整个民族经验的一种民族自卫的精神武器。蕞尔小国的犹太，除短期的独立外，一直在受压迫，被征服，遭奴役，而对于种种过度强大的外来压力，他们在政治上及军事上又根本莫可奈何。为了在精神上团结内部及抵御外侮，他们于是幻想亚伟为最大的神，必可战胜信仰他神的民族。等到这种想法失败，犹太人国家被亡，人民被掳后，他们又进一步幻想亚伟为宇宙的唯一主宰，掌握全世界及全人类，其他的神明均属虚伪，这个宇宙间唯一真神又特别宠爱犹太人，把他们作为自己的“选民”，即上帝所特别排选出来完成特殊使命的人。这个“选民”因为犯罪而受真神的惩罚，亡国被掳。但真神必不放弃他们，他们将来必可复国，只要虔诚敬神，依靠神力必可成为世界的主人，不仅不再受压迫，耶路撒冷并将成为全世界所景仰的宗教中心与政治中心。犹太人就是靠这种精神上的幻想维系自己的生存。这种迷信思想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不能说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安慰，而是反映了犹太人对自己不幸命运不屈的反抗斗争精神。在犹太国家政治力量薄弱的情况下，这种思想在团结内部坚定忍苦地抵抗外来势力的威胁，以争取自己种族国家的生存方面曾起了一定的作用。
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表现在三类书籍中。第一类是历史作品，是犹太人所写的自己过去的历史和他们四周的大小国家的历史。第二类是民法、刑法与宗教法的书籍，其中也夹杂着许多抄袭自巴比伦的法典条文。第三类则是预言书、诗集以及哲学的作品，这些作品多是以“上帝选民”的观点来解释当时所发生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说明上帝交给了犹太人特殊的使命，从而预言着犹太人的光荣未来。后这些书籍被集合成为犹太教的《圣经》，也就是后来基督教的《旧约圣经》，它在今日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是我们研究亚洲西部各国历史的重要材料，可以之与今日考古发现的地下材料互相印证。不过，其中所包含的许多巴比伦宗教的迷信观念后来也经由基督教之传播影响了全世界，就中毒素最大的就是悔罪文——罪恶观念。
犹太在公元前五二六年复国后仍继续受波斯控制。波斯亡后，犹太即为亚历山大所征服，在公元前三三二—公元前三二三年间成为亚历山大帝国之一部分，公元前三二三年亚历山大帝国破裂，犹太与埃及两地同时为亚历山大部将托勒密所统治，但到公元前一九八年至公元前一六八年间时，犹太又变为亚历山大另一部将西路科（Seleucos）所建之条支国（叙利亚国）的一部分。公元前一六八年犹太人在马卡比（Maccabaeus）家族领导下起义推翻了条支的统治，一度恢复了独立，在公元前一六八年至公元前六三年间犹太国大体上维持着独立自主的局面。公元前六三年后始为罗马所征服，长期被罗马控制。公元七〇年时犹太人曾起义反抗罗马的统治，但被罗马所征服，犹太人大部被屠杀。到公元前七世纪时犹太地方为阿拉伯人所征服后，犹太人迅速地阿拉伯化了。除少数人仍维持原有的宗教信仰始终未变外，此后犹太地方的犹太人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都已与阿拉伯人无异。
四、波斯帝国（公元前五五〇—公元前三三〇年）
波斯人与玛代人是同种。公元前六一二年玛代人与迦勒底人联合灭亡了亚述后，在原来亚述帝国的领土上就出现了两个大国：在南部两河中下游地方出现了新巴比伦帝国，在北部伊朗高原地方出现了玛代帝国。玛代帝国在其强盛时期的版图不但包有整个的伊朗高原，并且还向西伸展，囊括了小亚细亚东部——哈利斯（Halys）河以东地方。邬拉图国亦为其灭亡（公元前六一二年）。在玛代人的支持下，小亚细亚西南部的扶利迦人迁入了邬拉图，并改信了波斯教。自此以后，邬拉图即成为玛代帝国之一部分。
公元前五五〇年左右，玛代统治下的波斯人叛变，在波斯人库鲁士（Kurush Cyrus，公元前五五八—公元前五二九年）率领下推翻了玛代人的统治，但未能将玛代人的势力完全打倒。这一变化的过程因无详细记载，今尚不清楚，只知结果是双方妥协，建立了波斯人与玛代人合作而以波斯人为主的政权。玛代帝国至此变成了波斯帝国。
波斯人在内部统治稳定后，更大规模地向外扩张领土。公元前五四六年战败了利底亚王克利叟（Croesos），而占有了利底亚。
利底亚是小亚细亚西南部的一个土著人所建立的国家，其早期历史已不可知。利底亚人在公元前七世纪时立国，其领土包括有哈利斯河以西直到海岸附近的小亚细亚西南部地区，首都建在撒狄（Sardis）城，公元前五六〇年利底亚人征服了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扶利迦人，继之又征服了小亚细亚西岸的希腊各城邦，统治了整个小亚细亚西部地区，控制了爱琴海的商业。
利底亚人在各地进行商业活动，从事贩买贩卖。国内手工业也很发达，在撒狄城内有各种行业的手工工场。利底亚是西方世界中最早铸钱的国家，其国异常富庶，流动资金特别多。故公元前六世纪时利底亚王“克利叟”的名字，被人用来当作“富人”的别号。公元前五四六年利底亚为波斯所灭亡。
波斯继灭利底亚后，又于公元前五四〇年征服了小亚细亚西岸的希腊各城邦。公元前五三八年又攻取了新巴比伦帝国。波斯王堪布日亚（Kambujiya，或称Cambyses，公元前五二九—公元前五二一年）在位时波斯又征服了埃及（公元前五二五年）。达拉雅夫一世（DarayavusⅠ，或称DariusⅠ，公元前五二一—公元前四八六年）时又向东发展，攻取了印度的西北部。至此，波斯已建立了一个西部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帝国。波斯皇帝自认为是继承了所有古代国家的王位与王权，故开始自称“万王之王”（Shahin Shah）。
波斯帝国是一个完全依仗武力来强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各地被征服人民经常不断的起义反抗波斯的统治，特别是达拉雅夫一世在位时，几乎全国都发动了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但历次起义都被强大的波斯政权镇压了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波斯的统治阶级乃尽量加强对帝国各部分的控制，在达拉雅夫一世时曾加强和建立了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许多制度。
当时波斯对各被征服国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一种宗教政策，它以尊重和维护各国原有的宗教为名，利用各国统治阶级中一般统治者与教士阶级之间的矛盾，故意提拔教士，增加他们的土地与政治上的权力，从而得以利用各国之教士阶级，通过他们来统治各被征服地区之人民。故波斯在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地区尊重亚波郎神，在犹太尊重亚伟神，并许犹太人复国。
波斯人自己信仰的宗教—波斯教是玛代人匝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古），Zerdusht（今），公元前六六〇年前后]所创立的。此教在唐代时传入了中国，中国称之为祆教（祆即“天神”之意），亦称拜火教，因波斯教大神最主要的象征是太阳和火。波斯教之圣经只有一部分流传下来。其哲学思想主要是善恶二元论，他们认为天地万物都包含有善恶两种力量的斗争，斗争到最后善的力量必定取得胜利。从这种教义及所传下的部分经典看来，波斯教在创造时一定是带有进步意义的。匝拉图斯特拉本人就是被统治阶级杀死的，这个宗教在人民中间势力日大，统治阶级无法将其扑灭，乃转过来利用它的宗教迷信那一方面来麻痹人民。到波斯帝国时代，此教已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进步意义，而变成为纯粹的统治工具。波斯人虽皆信仰波斯教，但他们却并不强迫其他被征服地方人民信仰，也不积极为波斯教宣传。因为波斯统治者认为采取上述怀柔人心的宗教政策在巩固帝国各地区的统治上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波斯帝国共划分为二十个行省（有时又增加一两个），由中央委派之总督治理之。总督一般都是由波斯贵族担任，但也有由非波斯人担任的时候。波斯在各省皆分配有少量驻军，此外为辅助驻军量少的缺点，还建筑了官路系统。官路网遍布帝国境内，以首都苏撒（Susa）为中心，通往各大行省。各省如发生了严重的“叛乱”，本地驻军不足应付时，驻扎于首都之大军即可及时开赴各地之交通联系，使许多没有一个共同经济基础的地区得以靠交通网来加强联系，便利政权的集中。官路所经之地都设有驿站，驿马日夜奔驰传递着政府公文。同时，官路网的设置也便利和助长了帝国的商业活动。
波斯主要是个商业帝国，它继承新巴比伦帝国的政策，鼓励提倡商业活动。帝国不仅在陆地上建筑了官路系统便利商业往来，同时也在海上谋求商业的发展，曾在地中海以外的海洋上大规模地开辟交通线。在达拉雅夫在位时期中，波斯人曾完成了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工程，可以由波斯湾经阿拉伯海、红海、尼罗河而进入地中海，将东西两大世界联接了起来。达拉雅夫并曾派人自印度河出海探测印度洋，其结果如何则不知。
波斯帝国前后不过维持了二百年，公元前三三〇年为马其顿希腊所灭。
波斯是埃及及亚洲西部地区最后出现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同时它又是初次全部统治了这一大片地区、中止其长时期的各国分立局面的国家。所以波斯王自己也认为他是“万王之王”，是继承各国的法统的。但波斯的统一不过是暂时的，并未能持久，这是由于奴隶社会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就这一地区在波斯统一前所出现的大小数十个奴隶制国家来看，除了埃及和巴比伦，特别是埃及寿命较长外，其他奴隶制国家盛衰起伏都非常迅速。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除埃及外这些国家中奴隶人数比较多，并且奴隶多是被俘来的或被买来的外族人，这就造成了这些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社会基础很不稳定。当其受到外族攻击时，往往就会整个覆亡，而在原来国家的废墟上迅速地出现了一个新国家。因为被奴役的人民和奴隶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始终是紧张和深刻的，他们不是组织起自己的力量来推翻他们的压迫者，就是欢迎帮助外来的力量来颠覆他们的旧主人，尽管这个外来的力量并不能真正解放他们。而在这些大小国家中，只有埃及是奴隶数目较少的国家。埃及的奴隶制度比较特殊，广义说其全国人民都是被奴役的，但在法律上却没有奴隶制度。埃及国内居民大多是当地人，身份也多是自由的，外族人极少，所以埃及的寿命能维持得较长久。此外，奴隶主阶级为扩大其剥削面，又无休止地对外进行掠夺土地、人口的侵略战争，这种战争往往将争夺对象地区的经济基础破坏。加以亚述等国家之实行迁徙被征服国家人口的政策，使人口大量地流动，并且由于大量地集中地使用奴隶劳动的结果，生产虽一度提高，但劳动力也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故在此时期中，这一带地区的人口增加很慢，甚至有些地方人口还大量减少，因此各地区除了经常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下之外，生产也逐渐在衰退。波斯帝国既是一个奴隶制国家，也就不免存在着这种覆亡的内在社会因素。在波斯兴起后所以能够轻易地征服了这片广大的地区，主要是因为这片地区当时实际上在经久的残酷的战争后已处在一种残破不堪的局面之下，这片地区的统一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经济基础之上，而完全是靠武力来勉强将之维系起来的，所以它很容易为外力所打破。在这种情况下，波斯帝国收拾残局后不过维持了二百年，终于被西方奴隶社会世界中比较进步的国家马其顿希腊所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