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性质
希腊罗马城邦时代中期，从公元前五〇〇年到公元前三六二年，这一阶段的社会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城邦内部及城邦之际的斗争并行交错，每一城邦内部皆有所谓民主派与贵族派之争。就各城邦来讲，民主势力以雅典为主，贵族势力以斯巴达为主，每一城邦内部的民主派与贵族派分别倾向于雅典或斯巴达，故雅典和斯巴达为城邦之际的斗争中心。
在这一时期内，希腊时刻受到波斯威胁的这一现实，使每一个希腊城邦和每一个希腊人，都考虑着波斯问题，这一问题对他们来说是有密切的利害关系的。
波斯在地中海东岸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后，曾经征服过希腊的一部分，但它想征服全希腊的计划，并未获得成功。当军事行动在希腊半岛上第一次遭到失败以后，波斯仍未放弃征服希腊之企图，继续采用并加强了挑拨离间的手段，利用希腊各城邦内部之阶级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一时期的罗马在整个地中海世界中，尚无重要的地位，但它内部的发展，对罗马下一阶段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波斯战争
古代小亚细亚中部偏西有一个叫利底亚的国家，它与邻近的玛代帝国经常发生纠纷和冲突。玛代帝国在今天伊朗北部，它最强大的时候，领土包括了波斯和小亚细亚一带。据传说，公元前五八五年，利底亚和玛代又准备作战，这件事使小亚细亚西岸的希腊城邦感到十分恐惧和焦虑，因为这二国的战争，无论是谁最后获得了胜利，对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来说，都没有好处。
这时有一位希腊哲学家答理，以他的科学知识，预测出不久将有日食发生，于是他利用当时普遍流行之巫术迷信和对日食的恐惧心理，宣称这次日食是神反对战争的一次警告。后来日食果然发生（这次日食的日期，如以现在的历法推算，是公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二国统治阶级停止了此次战争。这次战争虽然得以避免，但利底亚和玛代二大国之间的矛盾并未解除，战争的冲突，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终究会发生。
利底亚和希腊各城邦和平相处了一个时期，到了利底亚王克利叟（公元前五六〇—公元前五四六年）即位后，情况就改变了。克利叟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只有米利陀一城还保持了独立。利底亚对被征服的希腊各城邦的统治，并不十分严酷，只令各城每年入贡，至于内政，大致不加干涉。
这时，玛代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玛代帝国境内的波斯地方，出现了一个新王朝，推翻玛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波斯帝国。波斯王库鲁士（公元前五五〇—公元前五三〇年）于公元前五四六年灭掉了利底亚，继续向西侵略，结果小亚细亚西岸的希腊城邦，皆成为波斯附庸。公元前五三八年波斯向南发展，灭新巴比伦帝国。不久库鲁士死，堪布日亚即王位（公元前五三〇—公元前五二一年）。公元前五二五年，他灭掉了埃及。其后，波斯发生了争夺王位的内乱，不久达拉雅夫获得胜利，做了波斯王（公元前五二一—公元前四八五年）。
达拉雅夫即位后向东发展，到达了印度西北部，后来达拉雅夫回西方镇压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因反抗波斯残酷统治的“叛乱”，从而引起了波斯大战。
小亚细亚希腊城邦之起义，由米利陀来领导，这是因为米利陀是小亚细亚希腊城邦中最强大的，同时也是最后丧失独立于波斯的城邦。公元前五〇〇年开始，各城邦普遍的发生了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运动。这些城邦都很小，人力物力都极有限，强大的波斯帝国在他们看来无异是难以战胜的天灾，他们只好派人到希腊半岛各城邦去求援。希腊半岛的城邦只有雅典和伊利垂亚（Eretria）答应出兵援助，派遣了二十五艘船只到小亚细亚去，其他各城邦虽然表示同情，却拒绝了实际的援助。他们唯恐得罪了波斯，于自己不利，这充分表现出过去统治阶级只求苟安的浅视。其实小心翼翼不得罪波斯，波斯也未尝不会制造其他任何侵略的口实来发动战争，后来事实上也是这样。
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反波斯统治的起义维持了六年，到公元前四九四年完全失败，波斯攻下了米利陀城。米利陀城中的居民大都被屠杀，没有被屠杀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全部被奴役，强迫迁至底格里斯河下游为奴，米利陀城被焚毁，完全消灭。
达拉雅夫镇压了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的起义后，准备过海征服希腊半岛上的各城邦国家。公元前四九二年，波斯军开抵希腊，以海军活动为主，大批的陆军从小亚细亚渡爱琴海到希腊去。指挥大军的是达拉雅夫的女婿马窦尼沃（Mardonios），结果一支在希腊北部特拉其地方登陆的陆军被希腊打败，波斯舰队在希腊北部科尔其底开（Chalcidice）半岛遇大风，全部沉没。
第二年，波斯王达拉雅夫派遣使臣到希腊半岛各重要城邦中去索取“水土”，水土就是“江山”的意思。波斯王的目的是要希腊各城邦不战而降，结果一般城邦果然表示屈服，但雅典和斯巴达加以拒绝。在当时的外交习惯上是应该尊重和保护使臣的安全的，但雅典和斯巴达为了表示拒绝的坚决，违反了这一习惯，将使臣杀死。
公元前四九〇年波斯派军队渡河直接奔向雅典，先达犹比亚（Euboea）岛，将伊利垂亚完全毁灭，然后在距离雅典不远的马拉塘（Marathon）登陆。波斯军队的数目远远超过雅典军队，但雅典已有作战准备，并乘波斯登陆之际，主动出击，结果波斯失败，剩下的军队逃回亚洲。
雅典虽然小胜，但当时雅典及希腊各邦一致认为战争并未结束，这次波斯虽然失败，但就其帝国的实力来说，不过损一毫毛，主力尚未出动，因此决不甘心失败。希腊方面估计，波斯势必卷土重来，但需要较长时间准备，同时从陆地上来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次带来的军队，一定要超过过去军队的数目。陆地交通虽然不便，但海上运输需要船只太多，一时难以筹办，从陆路来需要时间更多，因此希腊方面可以争取时间来准备应付未来的波斯更大的力量。
雅典在准备对付波斯这一问题上，有二派不同的意见。一派是海军派，首领是提米斯陀克理（Themistocles），他提出了加强雅典海上势力的巨大计划，建议以雅提卡丰富的银矿来建造强大的舰队，装备和巩固港口。他认为波斯帝国无论就其人力物力来讲，比整个希腊都要大不知多少倍，因此在陆地上作战，希腊必然失败，只有海上才能决最后之胜负。波斯不一定从陆地上来，因为绕过黑海北部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假定他们从陆地上来，也需要海军来策应其陆军，因此希腊方面在海上的胜利，也就是最后的胜利。
海军派代表雅典工商业者的利益，因为海军的扩充，有利于工商业之发展，但海军派这一主张，除了符合当时雅典经济发展的要求外，对抵抗波斯来说，海军派的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
另一派是以亚里斯提底（Aristides）为首的陆军派，主张扩大陆军，并且仍然采用传统的军队组织办法。他们清楚地提出要保护农民，如果不阻挡波斯陆军的进攻，农民的土地房屋会遭受破坏，但这一派实际上是代表大贵族奴隶主利益的。雅典的陆军一向由大贵族奴隶主所把持，陆军中分步兵和骑兵，步兵的领导人和占主导地位的骑兵都是贵族，因此贵族派宣称是为了农民利益，实际上不过想扩充自己的实力。
陆军派的主张并非从当时实际要求出发的，同时想用陆军来战胜波斯是徒然的空想。
海军派与陆军派斗争的激烈，反映了当时雅典内部阶级矛盾的尖锐。二派首领四处演说争取群众，最后陆军派彻底失败，领导人被放逐，海军派首领提米斯陀克理主持了雅典政治，开始大规模地建造海船，最后大约建成二百艘较大的战船。
不久波斯方面出动主力军，想彻底征服希腊，波斯王沙雅沙（Khshayarsha，Xerxes，公元前四八五—公元前四六五年）带领大军从海陆二方面并进。沙雅沙号称大军九十万人，实际上据近代历史家的研究，大约是十八万人左右。这些军队渡过了赫利斯滂沱海峡的浮桥，从希腊北部而来。
波斯王的这一行动，促使各城邦达成共同抵抗敌人之协议。当时在雅典和斯巴达的领导和鼓励下，在公元前四八一年，大约有三个希腊城邦在科林陀开国际大会，这是希腊城邦第一次的大规模团结。在这次会议中，雅典表现最为积极，大会由提米斯陀克理主持。提米斯陀克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为了团结整个希腊城邦，尤其是团结斯巴达作了一番努力。在形式上提米斯陀克理并不特别突出雅典的地位，他提议将陆军及海军的指挥权授予斯巴达，以缓和和斯巴达之间的矛盾，当然实际上也是因为斯巴达有为一般人所公认的陆军优势。
当时对波斯的抵抗，海军几乎完全仰赖雅典。斯巴达王里昂奈达（Leonidas）则率领希腊陆军镇守希腊北部的特谟庇里（Thermopylae，又称温泉门）山隘，此地形势险要，当时希腊人认为这是唯一可以抵挡波斯大军的天然关口。
公元前四八〇年，波斯大军抵达了特谟庇里山隘，与希腊军队交战了二天，结果失败。但到了第三天情况发生转变，传说希腊有一叛徒，引导波斯人沿山间小径，到达了希腊防线的后方。斯巴达王里昂奈达知道这一消息后，知道大势已去，无法补救，下令所有军队全部撤退，以免作无谓的牺牲。但斯巴达的军队仍然镇守，因为按斯巴达法律，即使坐以待毙，也不能退却一步。另外帖斯庇伊（Thespiae）城邦的军队，表示愿意镇守到最后，结果他们与斯巴达王里昂奈达率领下的三百人同归于尽。
波斯军队死亡人数比希腊更多，但他们占领了特谟庇里山隘，从此一直南下，所向无阻，占领了半岛上各个希腊城邦，最后进入雅典。波斯人将雅典城洗劫一空，并加焚毁，但雅典人在特谟庇里山隘失陷后，就开始将全国人民和移动之财产撤退至埃几那（Aegina）岛、撒拉米（Salamis）岛及丕娄波尼索。
战争继续进行。波斯用强大的海军包围了撒拉米海湾中以雅典为主的希腊海军，有一时期，双方相持不下。最后提米斯陀克理用反间计，假意透露希腊海军将于某夜逃奔消息，波斯方面信以为真，在那天晚上发动海军向海湾进攻，这时提米斯陀克理号召希腊海军作最后的决战，结果大胜。波斯失败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对海湾地理条件的不熟悉，同时较大的笨重的船只在浅狭的海湾中来往甚为不便，有些相互冲撞而沉没，有些搁了浅。
而希腊人为了自卫，保护自己最后的生存，拼死抵抗，终于打败了波斯。
这次历史上有名的撒拉米大战的日期，按现在的历法来推算，是公元前四八〇年的七月二十日。
波斯王沙雅沙在海上战败后，知道不能征服希腊，但故意放出消息说，将继续派海军攻打希腊，实际上沙雅沙却带了亲信部队乘船逃回小亚细亚了。
在希腊半岛上的波斯陆军因失却了海上的支援，渐渐丧失了强大的战斗力。最初希腊方面不敢与波斯陆军作较大的正面冲突，但小的战争当然不可免，而且在这些小的战争中，波斯陆军的实力遭到不断损耗。到公元前四七九年八月，斯巴达陆军统帅波撒尼亚在比欧提亚（Boeotia）洲的浦拉提伊（Plataea）地方打败了马窦尼沃的大军，马窦尼沃本人阵亡。军队溃散北逃，沿途被希腊军截击，死亡很多，剩下能回波斯的人极少，所以波斯在希腊半岛上之陆军等于完全覆灭。
同时公元前四七九年八月，据说与浦拉提伊之战的同一天，在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卡利（Mycale）地方，波斯一支最后剩下有组织之海军亦被希腊打败。因此到了公元前四七九年八月，波斯在希腊方面的军队，无论海军或陆军，完全消灭，战争到这时基本上结束。但此后三十年间，波斯与希腊在爱琴海中仍时常发生小的冲突。到公元前四四九年，二国海军在其浦娄（Cypros）岛东部之撒拉米海上大战，结果波斯又败，波斯不仅在爱琴海，在地中海东部也没有强大的力量了。
波斯战争的同时，地中海的中部与西部希腊殖民城邦，以西西里岛为主，也牵涉到意大利半岛南部城邦，与地中海西部迦太基人领导的腓尼基人发生了一次大的斗争。此斗争已有二百年之历史。公元前七世纪，希腊人向西西里岛殖民时，已与迦太基人发生冲突，冲突的基本原因是为了商业利益的矛盾，同时也有民族斗争的因素在内。过去二百年间，小的斗争经常发生。当希腊全力对付波斯时，迦太基（Carthago）认为这是扩充自己势力的最好的良机，于是又引起纠纷。大约在公元前四七九年左右战争才结束，迦太基失败。它想消灭西西里岛上希腊势力的企图没有实现，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在叙拉库西城领导下，在海上和陆上都打败了迦太基人。
希腊在地中海东部和西部的战争都获得了胜利。
波斯战争在历史上有它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波斯的失败，说明了侵略者终究必败的命运。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侵略和自卫的问题。在公元前五〇〇年前后，希腊和波斯虽然都是奴隶社会，它们的社会情况在奴隶社会这一范畴内有极大的不同。波斯是一个完全代表少数波斯人（包括玛代人）利益的大奴隶主国家，这一国家的历史材料传至今日的很少，但我们从很少的史料中可以看到波斯少数的王公贵族将剥削各民族得来的财富铺张浪费，尽耗于生活的享乐。因此波斯帝国建立后，虽然有一时期社会比较安定，但生产力的发展极其有限。如果希腊被波斯征服，在奴隶社会的范畴来说，这种历史的发展，代表短时期的倒退。因为希腊当时远比波斯进步，工商业比较发达，其殖民运动的确提高了地中海两岸各地的生产力。因此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希腊的胜利是有进步意义的，何况在波斯战争中，希腊进行的是自卫的正义的战争。
三、波斯大战后之希腊社会经济情况
波斯大战后，希腊社会经济在旧的基础上继续向上发展，但这时经济文化的重心自小亚细亚西岸，特别是爱欧尼亚，转移到希腊半岛来了。因为从自然条件来说，小亚细亚西岸比希腊半岛要差，加上它受了波斯外力的彻底破坏，一时不容易恢复。因此希腊半岛日渐重要起来了，尤其是中部沿海的科林陀、埃几那和雅典三个城邦地位更为重要。到波斯战争以后，雅典蒸蒸日上，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国家和工商业国家。雅典的钱币，成为地中海世界的标准货币，在国际间流通。
战争对希腊各城邦的刺激甚大，尤其是雅典。扩充海军的结果，也扩大了商业的范围，手工业因此发达起采。当时手工业主要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故奴隶数目很快地增加了，在大的手工业作坊中，奴隶工人最多时达一百人以上，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手工业规模最大、分工最细致的情况。但多数的作坊，奴隶人数并不多，产品并不拿到远方去销售，就在自己的小门面里进行交易。除奴隶外，尚有自由身份的手工业者，数目并不太少，他们要与奴隶劳动生产来竞争。奴隶生产劳动基本上是无偿的劳动，劳动的成果全部属于主人，主人只付出养活奴隶所需的最低费用。因此，除了极少数有特殊技术的奴隶工人较受优待，大多数的奴隶工人的待遇都是非常低下。自由身份的工人要与奴隶工人竞争，那么他们的工资水平一定要与奴隶工人的生活费用相等，所以他们除了人身的自由以外，在生活上与奴隶工人并无多大的差异。
此外在希腊，特别在雅典，有一部分担任国家下级官吏的奴隶。他们比较受优待，这种奴隶的数目相当多，因为一般自由人认为国家的下级官吏是很卑贱的，故不屑去做。
国家奴隶还有一种矿奴，这是开矿的奴隶，特别像雅典这样大的工商业城市，开矿业日益重要，矿奴的人数因此日渐增加。他们的待遇非常低，生活如牛马，生命没有保障。
在农业方面，整个希腊世界，只有斯巴达和提萨利亚（Thessalia）土地比较集中，大田庄比较多，依靠奴隶劳动来经营。其他地方土地很分散，是以小自耕农为主，只有极少数的奴隶来帮助他们耕种。外侨是不能购置土地的，大都从事工商业。
地中海沿岸整个希腊世界有很多地区手工业很重要，这些地区的食粮皆仰赖外地输入。没有手工业或者手工业不发达的农业地区，例如斯巴达，其生产的粮食也仅足自给。能输出剩余粮食的地方主要是提萨利亚、马其顿与西西里。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对希腊这时期奴隶社会作进一步的认识。奴隶人数的多少与自由人人数的比例如何？这些数字的本身，我们说可以有重要意义，也可以说并不重要。因为对待任何问题不能机械地孤立地以数字来作最后决定，我们必须采用可靠的具体的数字材料，但这不是分析当时社会性质的唯一凭借。
至于每个自由人究竟掌握了多少奴隶的问题，也是这样。主要的我们要看政权操在什么人手里，了解了这一点，才有助我们清楚地认识当时的社会本质。
当时希腊各城邦的政权，不管它的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为少数奴隶主所掌握。斯巴达的奴隶主就是拥有大量田庄的贵族地主。在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例如雅典，少数拥有土地的贵族地主虽然想掌握政权，但常常失败，政权就落入少数大工商业的奴隶主手中了。一般的自由人，在政治上或者完全不发生作用。或者只发生很小的作用。贫苦的自由人，在手工业作坊中所受的实际待遇与奴隶几乎完全一样，奴隶主不仅剥削着奴隶，也对自由人进行剥削，二者剥削的程度并无多大差异，只是在法律上与名义上有所区别。
从以上我们可以说明，假定一个地方，在某一个时期内，政权为少数奴隶主所掌握，虽然他们下面的自由人数目远比奴隶数目要多，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奴隶社会，希腊就是很好的例子。
再进一步来说，一般自由人也参加政治活动，也有政治权利，但实际上这并不发生多大的作用，相反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对人民的迷惑作用远超过实际的作用。当然并不否认有时候一般人民可以利用社会上政治经济的种种矛盾为自己取得一些利益，或直接影响了政治的发展，但这只是某一具体问题上暂时的胜利，从长远利益来看，它只发生了更大的迷惑作用，稳定了统治阶级的统治。
四、雅典之盛强与雅典之海上帝国
波斯战争以后，雅典很快地强盛起来，建立了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海上帝国。这是历史发展必然的趋势，因为波斯战争的胜利，雅典强大的海军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经过这次战争，雅典的威望大大提高。当时希腊各城邦对波斯的威胁仍是谈虎色变，唯恐波斯卷土重来，在雅典领导下打败了波斯以后，许多国家，尤其是爱琴海中及小亚细亚沿岸的国家，请求与雅典发生同盟关系。同盟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果将来波斯入侵，我们一同作战，实际上即请求雅典保护。所以同盟的关系，虽然在表面上是平等的，实际上并非完全平等。雅典能获得许多国家的推崇爱戴，除了以上主要的原因以外，附带的还有人事方面的原因。人事关系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配合其他条件，往往也会产生一定的重要性。为什么没有国家请求斯巴达保护？这并非这些国家的人都能认识到对波斯战争海军要比陆军重要。在波斯战争时期，毫无例外的雅典的领导人对盟国态度十分友好关切，而斯巴达方面没有例外的都是十分傲慢，不以同等国之态度对待盟国。这是因为雅典许多政客都出身商家，或者本人就是商人，至少也与工商业有密切之关系，因此待人接物比较圆滑。而斯巴达是寡头政治，少数统治阶级一向就是目空一切，狂妄自大，因此在作战期间，许多国家对斯巴达非常不满。这在客观上帮助了雅典与当时并肩作战的国家发生密切的同盟关系，在此同盟关系上，雅典建立了一个以它为中心，控制整个东地中海世界的海上帝国。
当时以雅典为主建立的联盟叫狄娄联盟。狄娄岛一向是希腊人特别是爱欧尼亚人的宗教中心。此联盟由亚里斯提底首创，齐门（Cimon）完成，亚里斯提底和齐门都是雅典人。
狄娄联盟包括爱琴海中岛国及爱琴海两岸的许多国家，参加联盟者之义务与权利都有明文规定。雅典并不强迫任何盟国改变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而且允许他们有完全自由的外交权。但所有盟国都要互助合作一致对外，主要的就是共同对付波斯，因此各邦组织了一支联盟海军。财力雄厚的大国贡献船只及驾驭船只之水手，较小城邦因力量有限，缴纳一些盟金，所纳盟金的数目也视其现有财力来决定。至于决定各国应该贡献多少船只、人力或钱财的是亚里斯提底，因为他是全希腊所公认的最公正的人，亚里斯提底所作的决定是受到各城邦的拥护的。
联盟执行的事务由联盟大会决定，大会在狄娄岛上亚波郎神庙中举行。各邦公推雅典为大会的主席，联盟的财库亦置此神庙中。
联盟组成之初期（公元前四七九—公元前四六八年），在雅典的领导下联盟曾有些活动，这些活动符合雅典的利益，也符合一般盟国的利益，尤其是将爱琴海上波斯残余势力的肃清及将腓尼基势力驱逐出东地中海，虽然未能完全达到目的，但此后东地中海已成为希腊世界的势力范围。
其他希腊城邦也陆续加入联盟。联盟最盛时，盟国达二百余，因此雅典被公认为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的盟主。
与海上发展的同时，雅典内部也建设起来。波斯战争结束以后，雅典城已完全消灭，公元前四七九年后，雅典开始重建自己的城市。这一行动为斯巴达所反对，因当时斯巴达十分嫉忌雅典之强大。但雅典城还是修建起来了，并且在排利阿（Peiraieus）港筑了一道坚固宽大可并行二辆车的城墙（公元前四七八年），城墙外包以铁条，成为坚固的堡垒。排利阿港成为希腊最大的军港，雅典派海军在此长期驻守，联盟的海军也有一部分在此。同时排利阿又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希腊各邦的商船，不断在港内活动。
当时雅典不仅在整个希腊世界活动，而且深入黑海沿岸的内地。近几十年来苏联考古学家在乌克兰的南部发掘了许多塞人（Scythae）的坟墓，墓中的殉葬物有不少是雅典的手工艺品，可见当时雅典与黑海北部的游牧民族已有贸易的联系。
雅典输出品大部为手工艺品，其中以葡萄酒和橄榄油最重要，入口主要是粮食，其次是各种原料。商业活动的结果，增加了雅典国家的财富，雅典国家财政的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取自排利阿港的关税和码头税。
这一时期雅典的民主政治仍然继续发展，但这一发展，遇到不少障碍，旧的贵族奴隶主始终反对民主政治，因此内部的阶级矛盾尖锐的存在，在政治上分裂为贵族派和民主派。贵族派的首领是齐门，主张限制一般人民参加政权，他认为应该以财富的多寡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权利，显然的，这是代表贵族奴隶主利益的。贵族派在外交上是亲斯巴达派，企图在雅典建立斯巴达式的寡头政治。但这时斯巴达发生了一次地震，国内混乱，梅森尼亚人乘机暴动，引起战争，历史上称这次战争为第三次梅森尼亚战争，前后共八年（公元前四六四—公元前四五六年）。斯巴达感到无力镇压，请求雅典的援助，这时雅典贵族派在政治上得势，他们赞成援助斯巴达，故齐门率领军队到斯巴达去。但斯巴达又考虑到接受了雅典的援助，将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威望，加上不久斯巴达军队的情势好转，所以拒绝了雅典的帮助。公元前四六一年齐门回雅典，不久被逐。
民主派的首领是伊菲阿尔提（Ephialtes），后来被贵族派杀死。民主派主张扩大民主权力，将全部政权交给人民，这一派是代表中小奴隶主特别是工商业者的利益。
二派斗争的结果，一般都是民主派占上风。继伊菲阿尔提之后来领导民主派的是丕利克理（Pericles，公元前四九〇—公元前四二九年），他从公元前四六一年开始在政治上活动，直到公元前四二九年，历史上称这卅余年是雅典民主政治之极盛时代
民主政治之极盛，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丕利克理改革政治的结果，但主要的是因为它能符合人民利益，为人民所拥护，故能彻底执行。丕利克理尽可能地多召开全体公民参加的国民议会，每次大会皆由五百人会与大会发生联系，因五百人会是人民代表等组成的。国民议会由五百人会来向大家作报告，使人民代表与人民直接见面，这样更能促使民主政治的活跃。
丕利克理又实行了薪俸制，解决一般人民的生活问题，使他们直接参加到政府中去工作。现在做法官也有报酬，报酬数目大约等于一个农民的平均所得，这样使人民在法庭工作时不再视为负担。另外规定作战的战士可以领到薪饷，以维持其家人的生活，这些都是对一般平民有利益的。对贫民更有特别的照顾，每年国家节庆之时，国家发给贫民津贴，让他们能到雅典城来参加节庆，这样就鼓舞了人民参加国家一切活动的热情。
另外一种改革是采取扩大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官吏，一切国家的官吏甚至执政都用抽签的方式选出。抽签是没有阶级限制的，过去一般人民不能做执政官，现在人人都有被抽中做执政官的可能。这时执政官虽然并无实权，但仍然是一个最高的荣誉的职位，这样至少在表面的观感上会认为人民的地位是大大地提高了。
深入分析，当时雅典的政治权力掌握在谁手中呢？在丕利克理时代，掌握真正政权的是将军，因为用抽签选举的缘故，执政官渐渐丧失了实权，它无法再把持和维持过去法律上所给予他的一切实际权力。丕利克理的目的，也是想把大权集于将军一人之手。将军仍然是沿袭过去的选举制产生出来的，全国十个部落，每一个部落选出一人，由国民议会来选举。国民议会在选举时可以认为十个将军完全是平等的，由十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全部的国家大事，也可以指令十人中个别的人担任专门的职务，又可以指定一人来专政，这个专政的，当时称为独断大将军。
丕利克理本人参预政治时，绝大多数的年份被选为将军，并被指定为独断大将军。
丕利克理时代的民主政治，主持国家实际政权的自然是大奴隶主。丕利克理出身于大奴隶主家庭，其他政治上的上层人物大都也是大奴隶主出身，一般人民不能做掌握实际政权的将军。丕利克理虽然尽量鼓励人民参加政治活动，尽量召开国民议会，但参加议会的还是少数人。举例说，雅典与斯巴达大战时，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候，召开国民议会时，参加人数最多时也不超过五千人。薪俸制的办法虽然使一般人民在物质生活上有了参加政治活动的条件和可能，但实际上还是要受到其他许多原因的限制的。因此，总的说来，丕利克理的民主政治只是一种更稳定的奴隶主民主政治，仍然不能根本改变少数人操纵政权的局面。
在狄娄联盟基础上，雅典不久即发展成为一强大的海上帝国，狄娄联盟的组织也转变成为由雅典一国所把持和垄断的商业帝国。
雅典国家的基础建立在商业上，狄娄联盟实际上就是大的商业活动的组织。商业的目的是为了谋利，因此它很自然地会趋向垄断。雅典主持联盟后，使各盟邦在商业上附属于他，由他来决定一切商业政策。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有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这样势必会产生侵略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狄娄联盟渐渐地变成由雅典来垄断的商业组织，平等的联盟关系变成强制的联盟关系。这种改变可以从以下几件事情上看出：（一）各邦贡献之船只与盟金，最初由雅典规定经过各邦协商再作决定，后来不再经过各邦协商，完全由雅典来命令，这样缴纳盟金等于是各盟向雅典入贡。各盟国对这种行为不满，起来反对，雅典即派军队镇压。例如那克索（Naxos）在公元前四六九年反抗雅典，雅典派军队镇压，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联盟盟章的规定。（二）雅典不经联盟同意，单独与各盟国订约，强迫各盟国接受不平等的条约。这些条约主要内容是一切与商业有关的纠纷和主要的刑事案件都要到雅典去处理，因此订立了不平等条约的各邦，实际上完全成为雅典的附属国，国家最重要的商业活动及司法活动都要受雅典的牵制。（三）各邦要实行民主政治，就是说雅典要他们维持代表中级奴隶主与工商业者利益的政权，雅典并且尽量在各盟国培养傀儡。
这些行动雅典知道终究会引起各盟国的反抗，同时雅典也害怕斯巴达的攻击，所以，一方面加强对盟国的控制，一方面增强国防力量，扩大海军，并在雅典与排利阿港之间筑一长墙，将二城连起来。
公元前四五四年，是巨大变化的一年，这时雅典帝国完全成立，二百多个盟国，能保持独立的只有三个国家—小亚细亚岸上的列斯博、开欧和撒摩，其他盟国都成为雅典的附属国。并且就在这一年，雅典将联盟之金库自亚波郎神庙中移向雅典。从此以后联盟大会很少召开，雅典主要的神雅典娜也渐渐替代了亚波郎成为联盟所信奉之神，这一变化虽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就是如此。
雅典不仅将联盟金库移往雅典，而且自由支配财库公款，雅典的军饷、公民的津贴、官吏薪俸，以至公共建筑都用此款。后来雅典又向各盟国随意征收盟金，对各盟国内政的干涉也愈来愈多，并且常找各种借口将雅典军队派往各盟邦长期驻守。伊利特里是第一个有雅典驻军的盟国。在司法方面，除了一般民事案件以外，雅典也大加干涉。另外雅典推行了一种移民政策，盟国中人口稀少的地方，雅典就派人移住，这些迁去的人仍算是雅典公民。同时各盟国中反对雅典的人如被雅典驱逐后，雅典即派人去没收他的土地和财产。雅典后来又禁止各盟邦铸造较大的货币，只准造辅币，当时雅典的货币已流行，再加上这种强制办法，雅典货币成为联盟的通用货币，并在整个地中海世界流行。
在陆地上，雅典亦大力扩充势力，或从海岸深入内地，或从雅典出发在希腊半岛上建立陆上帝国，征服了犹比亚、比欧提亚、浮其（Phocis）、娄克利（Locroi）、米戛拉（Megara）、阿卡亚大部分、垂岑（Trozen）等地。又在黑海沿岸扩充其势力，用外交手段或军事征服的办法，强迫黑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加入联盟。在意大利，雅典的势力也由沿海不断伸入内地，在意大利南部，雅典建立了屠利伊城（Thurii，公元前四四六年），并扩充在意大利的商业势力。
雅典以上一系列的行动，必然引起希腊世界的反抗，因此，不久引起了一场以斯巴达为主的对雅典的战争。这次战争在历史上称第一次丕娄波尼索战争（公元前四五九—公元前四四五年）。战争是因为二国争夺米戛拉而引起的。斯巴达联合了比欧提亚的一些小国，组成丕娄波尼索与比欧提亚二个势力的组合。这次战争是陆战，前后不过一年多，雅典失败。最后双方订立和约，和约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雅典放弃其陆上帝国，并规定三十年内双方不得发生战争。但实际上双方都知道战争并未完全结束，雅典不过受一小挫而已。故不久战争又起，一共二次，历史称这二次战争为丕娄波尼索大战（公元前四三一—公元前四〇四年）。
分析大战原因，有以下几点：（一）二大势力一直对立，互争希腊霸权。（二）政治思想的对立，也就是说二国社会政治制度不同。雅典主张民主政治，代表中级奴隶主和商人利益，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雅典政权，它的对外政策必然是侵略的；斯巴达及其盟国都实行寡头政治，这是代表贵族大奴隶主利益的，它的外交政策与雅典不同，一般的来说，斯巴达是不干涉至少是不显著地干涉其盟国的内政的。（三）商业利益的矛盾。雅典是一个商业帝国，斯巴达的盟国中例如科林陀、米戛拉也是商业国，他们与雅典争夺爱琴海上的商业霸权，事实上当然是敌不过雅典的。这些国家经常在联盟大会上鼓吹要向雅典进攻。
这次大战的导火线：（一）科其拉（Corcyra）岛国本来是科林陀的殖民城邦，它也是一个商业国家，二者因商业竞争与政治关系（因科林陀干涉科其拉的内政）发生了冲突，雅典突然参加到这次冲突中去帮助科其拉，因而引起了丕娄波尼索同盟的反抗雅典。（二）雅典帝国的属国有些不愿雅典干涉内政，在公元前四三二年起来反抗雅典，并向斯巴达求援。科林陀对他们的援助非常热心，因而引起了与雅典正面的冲突，公元前四三一年大战爆发。
公元前四三一到公元前四二一年的战争，是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并行的。各国内部都有内战，或激烈的政治斗争——民主派与贵族派之斗争。贵族派包括雅典的贵族派在内，总是倾向斯巴达方面，时常与斯巴达勾结。雅典的盟国，一般的对此次战争并不热心，但他们有机会就企图颠覆雅典的控制。各国的民主派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基础，但大都仰赖雅典来支持其政权。斯巴达方面的民主派也找到机会与雅典联系，但斯巴达方面商业大都不发达，因此民主派的势力非常微弱，雅典想通过这方面的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公元前四二五年雅典在斯巴达登陆以后，只有组织希洛人来反对斯巴达。如果雅典能在斯巴达内部找到政治的同盟者，雅典绝不会冒险组织奴隶了。
丕利克理认为在陆地上无法争取胜利，因雅典及其盟国皆无强大的陆军。所以雅典极力避免在陆地上作战，将雅提卡所有农民都撤退在雅典城中居住，并大量输入粮食，一切商业活动照常，避免与斯巴达在陆地上有任何的冲突。斯巴达无仗可打，只好退兵。丕利克理的战略从军事观点上看是正确的。但战争第二年，公元前四三〇到公元前四二九年之间，雅典城内发生了瘟疫，死了许多人，因而引起了国内人民的混乱，许多人对丕利克理表示不满和责难。公元前四二九年丕利克理也染疫去世，此后雅典民主派与贵族派之斗争日益激烈。内部斗争的结果，削弱了雅典的实力，后来贵族取得了胜利，在贵族派领袖尼其亚（Nicias）主持下与斯巴达讲和。公元前四二一年双方订立了和约，和约规定二国维持和平五十年。
但不久战争又起。公元前四二一年，虽然签订了和约，但实际只有斯巴达和雅典停止了交战，仍有些国家不肯停战。三年后，战争扩大起来，到公元前四一四年斯巴达也参加作战了。雅典在公元前四一五年就参加了作战，比斯巴达还早一年，因当时雅典决定要派大军去征服西西里岛。西西里岛上最大的城邦是叙拉库西，它是科林陀的殖民城邦，在经济政治上始终与科林陀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次战争中它也是积极的站在斯巴达方面。公元前四一五年，雅典接受了亚尔其比亚底（Alcibiades）的意见，派遣一支四千人的大军，用一三四只船装载，从海路出发去征讨西西里。雅典这一行动，为国内党派斗争所促成，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次远征即使胜利了，对整个战争来说也无决定性的作用，但如果失败了，对雅典是一极大的打击。结果雅典大败，全军覆没。这时雅典内部奴隶特别是矿奴大批逃亡，说明雅典对内控制力量亦日渐削弱。矿奴的逃亡，对雅典工业原料的生产及商业方面的打击甚大。
这时正在待机而动的波斯认为打败雅典、控制希腊的时机已到，于是与斯巴达商议，波斯允许津贴斯巴达维持联盟海军及扩充海军之费用。这时雅典已四面楚歌，联盟军的贵族派亦皆抬头，开始出来活动，许多雅典的盟邦发生了政变，建立了贵族政权，这些国家都倒向斯巴达方面了。
这次战争双方打了十年（公元前四一四—公元前四〇四年），雅典大都处在不利的情况下，最后只好屈服，向斯巴达求和。斯巴达召开了丕娄波尼索同盟大会，讨论是否接受雅典的求和，如接受其求和应提出什么条件等问题。盟国中例如科林陀等不愿意接受雅典的求和，主张将雅典毁灭。但斯巴达反对，认为雅典过去对波斯作战，对希腊有过功绩，对这样的城邦不应该毁灭。其实这只是斯巴达冠冕堂皇的漂亮话，并非真正理由，斯巴达保留雅典的目的，是想通过雅典来控制其他为斯巴达所不能直接控制的国家。同时雅典如被毁灭，科林陀将成为希腊最大的商业国，斯巴达无法再对它控制，不如保留雅典，使与科林陀互相牵制，所以结果接受了雅典的求和。公元前四〇四年订立了和约，和约规定：
（1）解散狄娄同盟。
（2）雅典应拆除全部长墙及海港上的全部工事。
（3）雅典交出全部海军，只准许保留十二只船。
（4）凡过去因反对民主政治被放逐或自动在外流亡的人要准许他们全部回国（因此在公元前四〇四—公元前四〇三年，这些流亡贵族掌握了政权，组成一个三十人的集团来统治雅典，史称三十暴君）。
（5）要承认斯巴达的领导地位，今后雅典在和战问题上都要听从斯巴达的指挥。根据和约，此后雅典最多只能是一个受斯巴达控制的二等商业国。
五、公元前四〇四年后之国际纷扰
公元前四〇四年后几十年的希腊世界基本上是一个混乱纷扰的局面。斯巴达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势力，控制了整个希腊半岛、爱琴海及小亚细亚一带地方，但斯巴达以前没有控制这些商业国家的经验，并且过分强调各国的政治形式。它比当初的雅典还要粗暴地干涉各国的内政，要它们建立寡头政治，结果引起了各国激烈的反抗，因此斯巴达的霸权并不稳固。另一方面，斯巴达曾经依靠了波斯的帮助来打败雅典，因此波斯在公元前四〇四年后，很快地伸入小亚细亚西岸。小亚细亚西岸各国请求斯巴达的援助，引起了公元前四〇〇年后时断时续发生的又一次波斯战争。公元前四〇〇—公元前三九六年间，斯巴达领导了希腊各国援助小亚细亚西岸各国与波斯作战，波斯则利用各国内部对斯巴达不满的情绪收买了一批亲波斯的政客，此外特别的又利用了雅典来打击斯巴达。在波斯的帮助下，雅典建立了一支海军，渐渐强大起来，一时虽未恢复过去的地位，但已摆脱了斯巴达的控制，成为一独立国。
不久比欧提亚地方的提比（Thebae）城因斯巴达强迫其建立寡头政治，起来反抗斯巴达，在埃帕敏昂达的领导和组织天才下，将提比城的大部分力量，组成了一支大军来抵抗斯巴达。公元前三七一年斯巴达大军准备攻打提比，但在提比附近之留克查地方为埃帕敏昂达打败，斯巴达的主力大部被消灭。从此以后，斯巴达的强大势力不能再维持下去了。
公元前三七一年以后，希腊世界的霸权转入提比之手，提比军队在埃帕敏昂达（Epaminondas）领导下向南进军直达斯巴达城下，解放了梅森尼亚人，建立梅森内（Messene）城。公元前三六二年斯巴达与丕娄波尼索的一些小城联合起来，与提比作战，在战场上提比胜利打败了斯巴达联盟，但在作战中，埃帕敏昂达战死（公元前三六二年）。提比原无称霸之基础，利用了历史舞台上临时的空虚，靠埃帕敏昂达的组织能力和军事天才，暂时强大了一个时期。埃帕敏昂达死后，提比内部马上发生了问题。
连续不断的战争，削弱了各国的力量，公元前三六二年后，希腊世界已无一强大势力存在，各国内部之政治斗争日益激烈。
六、罗马共和国之发展
公元前三世纪以前的罗马社会情况，我们知道很少，每一件事的前后因果关系几乎无法说明。罗马人后来有许多叙述，但其中可靠成分不多，有时候甚至非常错误，因此这一段历史我们只能将几个大的步骤简单地加以叙述。
公元前五〇〇年左右，罗马已有严格的阶级划分，少数的贵族已把大量土地集中在自己手中，一般平民土地很少，并且其中有一部分投到大地主门下作门客，脱离了自己原来的阶级，为大地主奔走。当时罗马的政权几乎全部掌握在贵族手中，平民特别是贫苦的平民，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独立的手工业者很少，故罗马平民主要是农民，农民中有一部分小自耕农有一些土地，另外很大一部分都是“无产者”。平民无法维持生活时，只好借债，但借债不能归还时，就只有将自己的土地出卖，没有土地的人往往丧失了人身的自由，成为债奴。当时罗马的法律禁止平民与贵族结婚，故平民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阶层，他们只在一点上与贵族一样，就是有当兵的义务。这对后来罗马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由于当兵的关系，平民以此为出发点作为向贵族斗争的武器，一步步地取得了政权。
平民对贵族的斗争有一很大的胜利，即保民官制度的成立。传说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四九四年。这一年罗马要出外作战，作战前国内已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平民乘军队已组织起来编好了队的时候，全体离开罗马城退到阿芬提诺山（Aventinus）去。这是罗马宗教的圣地，平民扬言要在此山再建一城邦，贵族无法，只好让步，双方讲好条件，设立了保民官制度。传说最初设立了二个保民官，也有说是四个的，后来增加到十个。保民官一字（Tribunus}，前面我们译为“平民部正”，它原来是平民协会中之负责人，现在国家承认他们是国家官吏。保民官的权力，就是保护平民，这种制度称为救援法。他们实行职权时主要是用否决的方式，如果保民官认为国家官吏所做的事对平民不利，他就说“veto”，意即“我否决”——其事即不能实行。贵族所做的不合理的事情，保民官也可以禁止，如果是合理的合法的事情，保民官也可以先加否决，经过调查再实行。因此保民官制度对平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保障，平民有事就可以去找保民官。保民官的身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伤害了保民官，等于亵渎神明，要判死罪的。当时不仅贵族承认这一条，平民自己还组织“神盟”，如果有人侵害保民官，他们就共同把这人杀死。贵族在被迫的不得已的情况下，允许设置保民官，但当然不甘心，因此有很长一个时期有贵族与保民官之斗争。公元前四八六年贵族卡西沃（Cassius）企图以粮食发散给平民，诱惑他们放弃保民官制度，但被平民识破，大家很愤怒要惩罚他，卡西沃只好逃走。后来又有人出来想利用平民与贵族之斗争自立为僭主，但未成功。
保民官制度设立后，平民生活还是没有保障，罗马最初也没有明文法律，平民要求贵族将法律写出来。传说公元前四五一—公元前四五〇年贵族接受了平民的要求，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罗马的习惯法，并参考希腊世界的法律，最后写出了罗马的法律，将它写在十二块铜牌上，故有十二铜表法之称。十二铜表已失，条文流传下来的也不多。从今天所知道的条文看来，十二铜表法对平民是很严酷的，但有了明文规定，尽管贵族加以歪曲，但总不能像以前那样任意杜撰了。同时经过平民斗争结果，有些条款还是比以前放宽了些，例如判处死刑的人可以上诉，借债的利息有一定的规定，而且较过去的利息低了些。
后来平民又争得社会权利的平等，公元前四四五年法律准许贵族平民结婚，所生子女的身份，依父亲的地位而定。
在此以后平民渐渐地取得了一切纯政治的权利：（一）执政官。据传说公元前三六七年平民第一次取得了做执政官的权利，是年罗马二执政中有一个人是平民，但这时平民做执政官还没有成为制度。据说公元前三四〇年平民取得了第一次大的胜利，规定了每年选举执政官时，二人中必须有一人是平民，同时也允许二人都是平民。（二）传说公元前三五六年，平民第一次有了被选为专政官的资格。（三）平民协会的议案正式成为国家法令，这是经过多次斗争才取得的胜利。公元前三九九年，平民协会通过之议案送到元老院去，经元老院的核准才能成为国家法令。后来平民继续斗争，公元前二八七年平民讨论议案时只通知元老院，元老院对平民协会之议案当然核准，讨论通过后一宣布立刻就是国家法令，故实际上元老院之核准只是形式。
以上权利取得后，平民当然就可以入元老院了，因为根据罗马法律，国家官吏退职后是元老院的当然元老，现在国家各级官吏平民都能担任，因此，元老中必然就有平民。后来罗马出现了一种新名词，即所谓“元老院贵族”或“元老贵族”，他们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他们大都是富有的人。至于一般平民的参预政治，实际仍是有限的。
罗马贫民虽然取得了政治权利，但因罗马官吏始终没有薪棒，或其他报酬，故没有财产的人实际上不能享受政治权利。罗马的政治活动只限于在罗马城内，因此当罗马向外发展以后，许多平民离开罗马城到较远的地方去谋生，就无法参加罗马的政治活动了。平民得到的唯一保障即人身的自由。据说在公元前三二六年公布了一法令，罗马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其人身自由，这是平民唯一得到的好处，至于罗马政治，始终都是为富人所掌握。
七、希腊文学之发展
公元前五世纪以前，希腊文学之发展，以小亚细亚为中心。但这时期小亚细亚的文学在希腊世界中已经不占重要的地位了，因为小亚细亚经过波斯的重大打击后，一蹶不振。经济的发展，已转移到希腊半岛，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自然也以希腊半岛为重心了。希腊半岛上政治中心是雅典和斯巴达，但斯巴达在变法以后就没有文学可言，因此文学活动以雅典为中心，其他民主政治的城邦也有一些文学活动。
这时出来一批抒情诗人，有名的有下列诸人：
西蒙尼底（Simonides，公元前五五六—公元前四六七年），他是其沃（Ceos）岛人，写的诗有二种体裁，对希腊及欧洲都发生影响：一种是颂德诗，歌颂政治上有功绩的人；另一种是短诗，很像中国之绝句。
巴其里底（Bacchylides，公元前五〇七—公元前四三〇年）也是其沃岛人，他写的诗，是酒歌的体裁，但未演变为戏剧。
品达娄（Pindaros，公元前五二一—公元前四四一年），提比人，出身贵族家庭，他写的诗传至今天的很多。他喜欢描写贵族的生活，和歌颂在国际运动会上的优胜者。他的写作技术非常高，但完全站在贵族的立场。他说贵族与平民有根本的不同，因为贵族是神种，所以他们能够统治人民，能够在竞赛时得到锦标，并且能够立战功。
但希腊城邦时代文学的主体是戏剧。希腊文学中最重要的体裁，最能反映希腊人的生活，思想内容最丰富的就是戏剧。戏剧以雅典为中心，最重要的戏剧家都是雅典人。在波斯战争期间，开始有伟大的戏剧家出现。
戏剧是从迎神赛会，特别是祭祀酒神中演变出来的，但此时之戏剧就其基本内容来讲，已超出了迎神赛会的阶段，其体裁也从孤立的短诗形式，演变成为结构较大较复杂的、已超脱了宗教神话题材的戏剧。
这时雅典出现了三大悲剧家：
（一）埃斯其娄（Aeschylos，公元前五二四—公元前四五六年）。埃斯其娄出身贵族家庭，曾参加波斯战争，著作甚多，据说写过七十本戏剧，但流传至今日的仅七本。他是雅典第一个大戏剧家，所写的戏剧主题仍以神话为主。他将希腊的神话故事用戏剧艺术形式表达出来，但他反对古代宗教神话的宿命论思想，因此他写的剧本中，对这种宿命论思想表现出一种反抗的情绪。埃斯其娄主张公道正义，并且能超出自己的阶级立场，否认贵族有特出的才能，因此他否认了贵族应享受任何特权的传统思想。
（二）索浮克理（Sophocles，公元前四九六—公元前四〇四年）。雅典最盛时期与丕娄波尼索大战的同时，雅典在戏剧方面出现了另一位伟大的悲剧家索浮克理。他是雅典贵族，据说他写过一百本以上的剧本，但传至今天的也只有七本了。他所写的戏剧之主题与埃斯其娄大致相同，但他比埃斯其娄更进一步地对宿命论表示怀疑，他虽然并未否定神的存在，但他认为神并不是公道的。索浮克理因受其阶级出身的限制，在政治思想上虽然反对少数人的暴政，但也反对“暴民政治”即民主政治，主张建立贤人政治，这种政治的本质是完全代表贵族利益的。
（三）犹利庇底（Euripides，公元前四八一—公元前四〇六年）。犹利庇底亦为雅典贵族，据说他的作品共九十本，传至今天的大约有十九种，其中有些已经是残缺不全，甚至只剩下短短的一段。犹利庇底的戏剧题材除了神话故事以外，还有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分析。他对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观察非常细致深刻，作品的结构也比较严密，这是戏剧技术上的一大进步。最可贵的是犹利庇底对一切旧的传统意识及行为的攻击。他站在受压迫阶级的贫苦人立场来讲话，并且他是指出妇女遭受压迫乃社会中不合理现象的第一个大作家。比埃斯其娄与索浮克理先进的另一个思想是犹利庇底不仅对希腊宗教表示怀疑，并且责斥教士对人民的欺骗，这一行动等于是对神存在的否定。犹利庇底特别强调人的作用，他认为人的存在是不必受神支配的。
三大悲剧家以外，雅典当时出现了大喜剧家亚里斯陀梵尼（Aristophanes，公元前四四四—公元前三八〇年）。他是贵族出身，他的思想是代表贵族利益的，据说他的作品有五十四本，今天我们所能见得到有十一本。亚里斯陀梵尼对一切人都加以讽刺，当时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例如苏格拉底也不能例外。他喜欢讽刺政客，尤其是对民主派的政治家的讽刺特别厉害，一般贫民更是他讽刺的对象。除了对个人的讽刺外，他也讥讽妇女和幼稚的宗教迷信。
关于历史学。历史在今天是一种科学，但在过去很长时期历史就等于文学，到资本主义时代历史才开始有科学的意义在内，到现在才成为一门科学。
希腊第一个大史学家，是希罗多德（Herodotos，公元前四八四—公元前四二五年），西方人称他为“史学之祖”。他是小亚细亚哈利卡那索（Halicanassos）人，但长期住在雅典。后来周游世界，到过埃及、叙利亚、波斯、巴比伦，并进入黑海，直到黑海北岸的游牧地区。西地中海区域他到过南意大利的大希腊区。他在各地采访史料，公元前四四三年参加了雅典在意大利南部建立殖民地的工作，以后长期住在那里。
希罗多德著过二本书，《波斯大战史》和《亚述史》。《波斯大战史》是西方世界第一本历史著作，《亚述史》今已失传。
《波斯大战史》并非专述波斯大战。公元前四七九年以前，希罗多德所知道的历史事件也包括在内，而以波斯大战作一总结。此书又可视为一本文学作品，其中传说故事很多，以今日史学家的眼光看来，此书的价值并不太高，其重要性在于对古代亚洲西部各国的风俗习惯生活情况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可供我们今天研究。
希罗多德在主观意识上想以最客观的态度来分析各种问题，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因此他在介绍一件事情的时候，尽可能地将各种材料加以比较，选择其最可靠的说法，或将全部材料列出，由读者自己下一判断。
希罗多德是今天所知道的希腊第一个写历史的人。他批判了当时希腊流行的神话历史观念，从埃及早期清楚的历史中知道人类最初的历史，绝不是当时希腊流行的那种人神混合的神话，同时也否认了希腊文化绝对优越的说法。
另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屠其第底（Thucydides，公元前四七一—公元前四〇〇年）是雅典贵族，参加过丕娄波尼索大战，曾被选为将军。因作战及政治斗争失败，在公元前四二四年被逐出雅典，在放逐期间他开始写丕娄波尼索大战的历史。他根据自己作战所得的知识，访问了许多亲友，采访有关材料，公元前四〇三年回到了雅典。此书并没有写完，写到公元前四一一年时（距丕娄波尼索大战的结束尚有七年），他便去世了。
屠其第底所写的《丕娄波尼索大战史》与《波斯大战史》有很大的不同。此书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是很精确的，今天我们找到的其他材料，证明了屠其第底所写的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屠其第底又尽可能地说明每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例如他对雅典战时的党派斗争与雅典最后失败的原因都能分析，并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唯一出于他自己杜撰的是书中的许多名人演说，这种演说内容绝大部分是他自己的推想。
单就可靠性来说，这是古代希腊第一本比较科学的历史书。
第三个写历史的人—泽诺方（Xenophon，公元前四三一—公元前三五四年），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学生，突出的贵族代言人。他的政见是代表贵族利益的，故对斯巴达十分崇拜。曾参加过丕娄波尼索大战，后被放逐，逃至斯巴达，放逐期间从事著述。其著述甚多，绝大部分都传至今天。著作中对斯巴达十分赞扬，推崇备至，他写的一本最重要的书是《希腊史》，此书将屠其第底的《丕娄波尼索大战史》续完，并记载了战后希腊的情况（公元前四一一—公元前三六二年）。《希腊史》的材料很丰富，但处处表现了他贵族的偏见。
另一本比较重要的著作是《万人远征记》，叙述公元前四〇一年希腊雇军在波斯作战及回国的情形。
泽诺方还写了一些纪念苏格拉底的作品，主要的有四种：（一）《辩解录》，为苏格拉底的死辩护。（二）《回忆录》，回忆苏格拉底一生的事情，今天我们对苏格拉底历史的了解，主要是根据这本书。（三）《筵话》，希腊人喜欢在宴后辩论问题，此书以苏格拉底为中心，讨论哲学问题。（四）《家政论》，论述如何治家，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等问题，后来欧洲所有文字中“经济学”一字即源于“家政论”（Oeconomicos）一字。
泽诺方还写过《凯鲁士的教育》一书，因为他曾经到过波斯，了解一些波斯王子凯鲁士所受教育的情况，在这本书里，泽诺方完全站在统治阶级立场叙述了贵族子弟怎样统治人民的一套办法。
其他作品：（一）《斯巴达的宪法》，这是一本站在斯巴达贵族立场所写的书。（二）《亚基西拉沃》，这是斯巴达政治家亚基西拉沃（Agesilaos）的传记。在这里，泽诺方说出了他理想的政治家的形象和风格。（三）《耶娄》。耶娄（Hiero）是西西里岛的僭主，泽诺方为他写了一本传记，传记中又谈到如何统治人民的问题。此外还有《论矿》《马术》《猎术》等等著作。
泽诺方不仅是一个历史家，而且可算是一个“通儒”。他供给我们许多的史料，他的著作最显著的特点是明显的贵族立场，同时他对人格的描写比较细致，例如他写的传记，并非只是事实的叙述，对该人的思想、情绪和心理状态，都有描写。
另外有一类历史的著作叫《雅典纪年》。这虽然是纪年体裁，但包括的内容很丰富，按照年代次序从神话时代开始记载，进入王制时代后，用王系年，王的地位衰落后，用主席执政之名系年。《雅典纪年》是通史性质，政治、军事、法制、较重要的个人事迹，以至文化艺术皆包罗在内，因此历史价值很高，但这些书大都失传，今天只保留了一些片断。
《雅典纪年》的作者最重要的有二人—克莱底漠（Cleidemos）与安周提昂（Androtion），关于他们的生平事迹皆已失传，今天几乎完全不知道。
八、希腊哲学之发展
代表新兴阶层的唯物思想有进步意义。爱欧尼亚学派完全消灭了，波斯的暴力摧毁了它，但历史的发展又促使了新的哲学学派的产生。首先要提到的是埃里亚学派的名称，是由希腊殖民城邦南意大利卢卡尼亚（Lucania）州的埃里亚（Elea）而得来的，因为埃里亚城中曾经出现了许多哲学家。
埃里亚学派的首创人是泽诺梵尼（Xenophanes，大约是公元前五七〇—公元前四八〇年）。他是爱欧尼亚寇娄方地方的人，波斯征服小亚细亚希腊城邦时，他逃亡在外，最后到埃里亚建立了埃里亚学派。
泽诺梵尼是希腊哲学史最早的唯心论者，他认为整个宇宙皆有神性、灵性，是亘古不变的。他的演说大都已失传。
另一个有名的埃里亚派哲学家是帕门尼底（Parmenides，公元前四七〇年左右），埃里亚人。他除了接受了泽诺梵尼的思想外，又接受了毕达哥拉学派宗教的神秘思想，提倡绝对不变的一元论。他说，我们看到的一切变化都是虚幻的，宇宙间唯一存在的即永恒不变的神。帕门尼底用许多诡辩的说理，来证实他唯心的理论。
梅利叟（Melissos，公元前四四〇年左右），撒摩人。他接受了爱欧尼亚学派的唯物论思想，但另一方面又接受了埃里亚学派的不变论，因此，他的关于物质存在的学说，具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二种解释。
埃里亚的兹诺（Zenon，公元前四九〇—公元前四三〇年）是帕门尼底的学生。帕门尼底只是开始诡辩，而兹诺集当时诡辩之大成。他拥护存在永远静止的说法，并且用种种例子来证明物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开始运动。例如他说飞矢从这里射出来，到达了目的地，但它并没有动，因为飞矢在每一瞬间都占着空间的一定的位置，而在这一瞬间它就静止在这位置上，因此，飞矢从这里飞到那里，不过是许多静止的总合。他又说亚其力（Achilleus）与龟竞走，只要亚其力在开始时落后于龟一步，亚其力的捷步就永远无法追过乌龟的爬行，假设亚其力的捷步比乌龟的爬行快十倍，当他离乌龟一步的地点出发时，他走一步乌龟就走十分之一步，当他再往前走的时候，乌龟也向前移动，这样永无止境。
埃里亚兹诺的学生郭基亚（Gorgias，公元前四八三—公元前三七五年）是智者学派的第一个重要人，也是埃里亚学派的最后一人。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否定物质世界的存在，他说宇宙是虚妄的，至少等于不存在。假定说它是真实的存在着，那么它一定是无限的永恒的存在。但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存在，实际上都只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而时间和空间的本身有一定的限制，并不能无限的永恒的存在。我们不能想象脱离时间和空间而存在的存在，因此物质世界是虚无的，即使存在着，我们也不得而知。
埃里亚学派中个别的哲学家，虽然并未完全放弃爱欧尼亚学派唯物论的思想，但爱欧尼亚学派宇宙时刻变化着的这一主要精神已经扬弃无余。他们用种种说法来证明宇宙世界的亘古不变，这一思想与统治阶级宗教的中心思想完全一致。统治阶级在哲学上极力宣扬不变论，实际上就是以宇宙的不变来保障社会的不变，因为假定物质宇宙是静止不动的，那么社会也应该是静止不动的，现存的阶级关系将永远不变。所以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当其统治地位稳固以后，代表这一阶级利益的哲学，开始成为不变论。
另一新的学派将爱欧尼亚学派的变化论与埃里亚学派的不变论统一起来，主要提倡原子论，此派之学者大部分为自然科学家，特别以医生居多。第一个名家是恩庇铎克里Empedocles，公元前四九〇—公元前四三〇年）。他是西西里岛阿哥里根滕（Agrigentum）人，是当时希腊世界最有名的医生，又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他从人体的构造出发，认为水火风土是世界的四种原质，宇宙间的所有现象，包括人在内，都由这四种原质构成，因此这是万物的最后物质基础。作为万物最后物质基础的四种原质是永远不变的，但整个宇宙时刻在运动着。宇宙运动的动力是外在的爱与憎，爱促使万物结合而形成物，憎则分裂万物，爱和憎这二种力量时刻不停地在推动着宇宙变化。这种纯朴的辩证法思想是恩庇铎克里从实际出发，研究自然科学所得的结果。
安那匝哥拉（Anaxagoras，公元前五〇〇—公元前四二九年），爱欧尼亚克拉邹尔尼（Clazomenae）人，生长和求学于雅典。他是第一个倡导原子论者，原子一字是他所创。原子就是假定宇宙万物最后的物质基础，非常细小而不再分的粒子。这一观念，支配了欧洲自然科学二千多年。
安那匝哥拉认为宇宙间的无数原子都是无始无终永恒存在的，各种原子构成了宇宙间为人们所能看到的物质。但任何物质聚而又散，这就是宇宙生命和死亡的表现，推动聚和散的是“灵气”，在这里安那匝哥拉暴露了他的二元论思想。
另一个原子论的奠基人留其波（Leucippos，公元前五世纪），据说是希腊北部阿布垤拉（Abdera）人。他修改了安那匝哥拉的原子论，认为各种原子在本质上完全一样，只有大小的不同。他假定原子外空间的存在，否定了灵气论和目的论，因为原子在空间中聚合和分散是自然的结果，并非灵气的推动，也不是为了要达到一个预先规定的目的。所谓目的论归根结蒂即主张有神的意志在主宰，而留其波是无神论者。留其波的思想后来为他的学生德模克理陀所发挥。
德模克理陀（Democritos，公元前四六〇—公元前三六〇年）。对原子的解释，德模克理陀和留其波一样，但他特别在意认识论。他认为人的知觉是受外界事物感应的结果，这种知觉就是认识，认识的不断积累，才使我们对外界事物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即思想）。这种说法就是今天的反映论，这是古代哲学中对认识的一种比较正确的看法。
德模克理陀又认为人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的灵魂，也是物质的，是由特殊的原子所构成。人有生有死，灵魂最后也会分散。
原子论学派并无很高的发展，不久智者运动出现。
当时人对自然的认识是很肤浅的，科学工具也很简陋，因此人对自然的认识全凭一种推理，这种推理到原子论出现时，可说已经登峰造极，无法再进一步发展下去了。因此哲学家们开始转向另一条途径去探索真理。当时全希腊社会的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有人感到与其研究自然界的问题还不如研究人本身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新的哲学派别，就是智者运动，这些人即智者。
希腊文sophia，即智慧之意，这些人自称sophistes，意即有智慧的人，智者运动即sophioma，后来philosophia，成为“爱智之学”的意思，philosophos即爱智者，今天欧洲文字中哲学及哲学家二字即源于此。
我国过去称哲学有方、道、术、略，或方术方略、道述等名词，称哲学家为方士、道士、术士、道人。方即当时写字用的方板（竹板称简，木板称方），后来引申为书中的道理，特别是自成一体系的道理为方。道原来的意思是路，术和略也是路的意思，后来将人走的路抽象化作为思想上的道路即思路，就是哲学。从以上看来，哲学应该是很实际的东西，因为除方是书本的意思外，其他都是走的路，走路必须有目标，因此思维的道路也必须解决某一实际问题。哲学原来是最高的实际学问，但后来统治阶级加以歪曲，在旧社会里，哲学变成了空谈和虚玄的东西了。
智者运动以前，希腊已经有很多游方哲学家在各地游历和讲学，到智者运动时，这种游方的办法更彻底地实行，进一步有了组织的正式讲学。智者有目的、有计划招募一批人特别是青年来给他们讲学，但要获取报酬，故学生要向老师缴纳束脩。
智者运动的创始人郭基亚（公元前四八三—公元前三七五年）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怀疑一切的存在，并否认真实地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可能。
第一个特别重要的智者是浦娄塔哥拉（Protagoras，公元前四八〇—公元前四一〇年），阿布垤拉人，曾周游各地，到过雅典和西西里各邦。他的思想出发点是怀疑主义的。他认为人的智慧是不可靠的，因为世界不停的时刻在变动，人类之观感最多只能看见变化的现象。而不能看见变化的本质，只有靠思维和理性才能了解变化的本质，才能更进一步地深入地理解我们的感觉所观察到的现象。但浦娄塔哥拉又认为任何现象变化的本质还是不能为我们真正解释。例如说原子，许多哲学家认为它是宇宙最后的基础，但谁也不能经过任何方式来直接观察原子，因此原子是万物的基础不过是一个假定，这就证明了我们只靠五官是不能认识到一切事物的本质的。但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理性去认识世界，可靠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仍然是不可能为我们所知，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没有二个人对事物的观察所作的结论是完全一样的，有的甚至恰恰相反。张三认为是真理，李四也许觉得是欺骗，所以一切知识都是主观的。在这里，浦娄塔哥拉否定了客观真理的存在，这是一种纯粹以个人观察出发的唯心主义思想，这种唯心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浦娄塔哥拉说我不知道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是否存在，即使存在着也不能为我们所知，因此自然方面的真正现象，是无法了解的，研究它不过徒然无功。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人的问题，要谋人类的幸福。怎样谋求人类的幸福呢？浦娄塔哥拉认为有二个方面：一方面是谋求自己的幸福，这是伦理学上个人道德和修养的问题，但这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一般的人要由少数人来替他们谋求幸福，这就是政治学——即“治人术”的问题。浦娄塔哥拉教导他学生（大都是贵族子弟）主要的就是“治人术”。如果单就技术上来看，浦娄塔哥拉的“治人术”可分为二个内容：
（一）辩论学。思维要清楚，要能说服别人，至于是否真理，可以不必考虑，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理，只要驳倒别人就行。
（二）修辞学。为了达到说服别人的目的，要注意修辞，说话要动人，辞句要美丽，今日欧洲文字中辩证和修辞学二字是从辩论学（Dialectica）及修辞学（Rhetorica）二字演变而成的。
其他的智者很多，重要的有浦娄底科（Prodicos）、西皮亚（Hippias）等人，这里特别提到的苏格拉底是希腊哲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智者。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四六九—公元前三九九年）出身在雅典的一个雕刻匠家里，年轻的时候曾参加过作战，并且非常勇敢，有一次冒死救出了亚尔其比亚底。亚尔其比亚底是他的学生。据说苏格拉底的家庭生活非常不幸，他的妻子赞梯配（Xanthippe）十分凶狠，后来赞梯配一字在欧洲文字中意即泼妇。
苏格拉底与一般智者不同，甚至反对一般智者，他责斥他们的束脩制度，认为这是贩卖智慧，将哲学商业化的行为。同时苏格拉底根本反对怀疑主义的思想方法，认为智者以个人主观的标准来判断一切事物的是非，实际上等于没有是非观念，至少也是混淆是非。苏格拉底注意哲学问题，虽然也从怀疑主义出发，但怀疑只是他追求真理的方法，不是最后的目的。他说，我们应该从假定一无所知出发，才能求得真正的智慧，但智慧应该是为所有人所认识和承认的，因此真理不能以个人为标准来判断和确定，我们追求的真理不是个人的真理而是全人类所公认的真理。苏格拉底提出了“正名”，他说，名要正，所谓名就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共同标准的概括之概念，苏格拉底又为名下了清楚的最后的定义。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罪恶？什么是公道和正义？苏格拉底认为人都是善良的，一切罪恶的产生都是由于缺乏足够知识的缘故。这里明显地暴露出他所谓道德的阶级性，因为苏格拉底所提倡的道德是贵族阶级的道德，他认为一般人民不能掌握知识，因此只有贵族阶级的知识阶层才是有德行的。
苏格拉底的讲学，采取和他学生随便谈话的形式。他从来不作正式的长篇大论的演说，而是用平常的谈话一步步地引人入胜，最后指出对方概念的混乱和错误，打破他原来所持之见解。然后帮助对方建立一个自己认为可靠的有根据的见解。苏格拉底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但他的这种讲学方法在当时希腊世界是独具风格的，因此轰动一时。
当时流行于希腊的一句苏格拉底的名言是：“认识自己。”苏格拉底说，要入智慧之门，首先要认识自己，否则永远被摒弃在智慧的门外。
如果单就哲学的技术问题来看，苏格拉底的一些认识和方法大致是正确的，但他完全站在反人民的立场，是贵族奴隶主意识的代表者，因此他全部哲学所产生的后果，都是对民主雅典不利的。当时希腊人民对苏格拉底的思想虽然并没有彻底的分析，但他们根据效果所得出的结论，与今天我们对苏格拉底哲学思想所作出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
苏格拉底讽刺一般人民思想的混乱和雅典民主政治的各种措施，甚至根本否定民主雅典的一切。他所谓的一套共同的标准——“正名”，固然是代表贵族奴隶主利益的，但也并未建立。他只是站在雅典民主派敌人的最前线，到处诽谤和反对民主，等于宣扬恢复旧的贵族政治。
在丕娄波尼索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后，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皆有对人民不利的表现。苏格拉底的弟子大都是贵族出身，本来就站在反人民的立场，而苏格拉底更教导他们轻视人民，因此他的好几位得意门生在政治上都突出地表现了反人民的本质。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苏格拉底反动思想教育的必然结果。例如丕娄波尼索大战后，三十暴君的领导人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结果使雅典形成了一个短时期的寡头政治。此外保守的反动政客亚尔其比亚底和代表贵族利益的唯心哲学家柏拉图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公元前三九九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了死刑。丕娄波尼索大战以后，雅典虽然恢复了民主政治，但这时雅典的民主政治基础不够稳定，在这种危机的时期，苏格拉底自然容易引起人民对他的注意。在过去，雅典人民已经看出他对人民不利的危险性，但大家觉得他很怪，并未加以理会，现在开始认识到过去对苏格拉底的态度太放任了，因此有人控告他，罪名是诱惑青年将他们引入歧途，造成对国家的危害。按雅典的司法习惯，凡向人民法庭控告的人必须向法庭建议一处罚被控告者的办法，一般原告建议的处罚，都比较重些，这样可以给予被告辩护的机会，然后法庭根据被告的辩护和被告自己认为应受何种处分的意见来作最后的判决。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态度非常倨傲，不但不承认对国家有任何危害的行为，反而说对国家贡献甚大，国家应给予他优越的养老条件。最后苏格拉底为了遵循司法习惯不得不建议用罚款的办法来处分自己，但他所提出的罚款的数目非常小，以致让人怀疑他是和法庭开玩笑。法庭最后只好接受原告的意见，将苏格拉底判处死刑。苏格拉底轻视人民和法庭的狂妄表现，也是招致他死亡的原因之一。一般资产阶级的书上，把苏格拉底说成是一个殉道者，其实苏格拉底之死，完全应由他自己来负责。
总的看来，智者运动的思想包括苏格拉底在内，都是唯理主义的思想。他们从抽象出发，认为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一切都该合理，但实质上只是合乎贵族统治阶级的理，在具体表现上唯理主义否定了人民的一切，而建立起合乎少数人利益的一种概念和思想。这反映丕娄波尼索大战以后，代表民主政治的雅典的失败。虽然后来雅典恢复了民主政治，但由这次战争，民主政治在整个希腊世界来讲，愈来愈不能维持，而贵族政治日益猖獗，智者运动就是与这种政治发展相配合的贵族政治之精神武器。
柏拉图（Platon，公元前四二七—公元前三四七年）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是城邦特别是民主城邦制度趋向于消灭时的一位哲学家。柏拉图出身于雅典的贵族阶级，一向轻视人民，是民主制度的明显的反对者，因此他从未参加当时雅典的民主政治活动，这恐怕受苏格拉底的影响很大。他二十岁的时候就成为苏格拉底的门生，前后一共八年，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以后，柏拉图更加敌视雅典人民，所以公元前三九九年他离开了雅典周游各国，十二年以后才回来。他曾经到过希腊半岛各城邦，又周游了西西里岛、南意大利各希腊城邦和埃及。埃及的教士阶级，对他的影响很大。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后，埃及就是一个由教士阶级把持政权的国家，这是最彻底的最反动的贵族统治政治，但是它正合乎柏拉图的理想，因此，柏拉图在埃及吸收了不少的神权思想。公元前三八九年柏拉图回到了雅典，在雅典城外亚卡底谟公园中讲学。亚卡底谟（Academos）是古代半神半人的英雄，柏拉图在此讲学以后形成了亚卡底谟学派。
柏拉图的作品多，最重要的最能代表柏拉图的思想的著作是《理想国》，此书叙述了国家的组织和统治的道理，完全暴露了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反动。柏拉图的作品大量流传到现在，这些作品都是用对话体裁，常常以苏格拉底为中心人物出场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辩论对话的内容非常丰富，里面穿插了许多神话和寓言的故事。柏拉图又是艺术语言的巨匠，他的文字非常优美动人，这一点很像我国的庄子，因此专就文字本身来说，他就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大致分三部分，也就是三个层次，即畴范论、自然论和至善论。柏拉图和一切唯心论者一样首先从观念出发，他认为宇宙最根本的存在是畴范，只有畴范即不可捉摸的观念，才是永恒的，不变的真实的存在着，它是万物的根源，而人所能观察到的物体，是虚幻的，只是畴范的产物，畴范的反映。例如真正的马，并不是我们所见的马，因为我们所看见的马是变化的，不住地产生着和消灭着，只有一个马的范畴，才是最完善的马，一切我们所能看见的马都是从这一畴范中产出来的。这就是说观念是第一位，物质是第二位，存在应该由意识来决定。这完全是因果倒置的唯心论，人的观念本来是产生于对物质的认识，所以观念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而柏拉图将概念的名词翻来覆去，这种哲学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必然是反动的。
柏拉图用与实际脱离的概念来解释自然和世界的结果，使他认为在畴范支配下的自然界有高低不同的各种等级，在这一宇宙观上，柏拉图建立了他的人生观，这就是他的至善论。柏拉图认为畴范活动发展的最后目的是产生人类，人类必须追求最高理想的人生，因此要取得至善的生活，就是与上帝本性相近的生活。上帝即最高的畴范，在这里明白地表现了唯心论与宗教思想的结合。
怎样才能达到人类所要求的合乎公道正义的至善生活呢？柏拉图认为只有用教育的办法，这种教育并非个人的修养，而是要靠国家的教育机构来完成，柏拉图认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推行合理的教育政策。在这里，柏拉图描绘了他所理想的国家的形式和组织。照他的意见，国家应该有严格的阶级划分，由三种阶级的人来组成：（一）哲王，即具有无限王权的哲学家，由他们来统治国家。（二）战士，在哲王的支配下保卫国家防止外来的侵略和镇压民众暴动的阶级。以上二种人都是统治阶级。（三）大多数的人民，柏拉图认为这种人应该完全被排除管理国家的范围之外，受以上二种人的统治，并且要从事一切的体力劳动来养活和服侍哲王和战士。
柏拉图认为小孩出生后即由国家管理，任何小孩都不属于父母所有，甚至不认识父母，从一岁到二十岁受各种不同的教育，二十岁以后由国家来决定应该成为什么阶级的人，当然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成为哲王和战士。
以少数上层贵族的专制统治为目的的理想国，实际上就是斯巴达寡头政治更“完善”的形式，因此柏拉图是同情和倾向民主雅典的敌人的。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虽然倾向斯巴达，但他知道斯巴达是不允许哲学家存在的，假如柏拉图到斯巴达去，斯巴达对他并不会欢迎，但柏拉图情愿拥护不允许他存在的斯巴达，而反对不但允许他存在而且允许他自由讲学的民主雅典。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阶级立场对一个人的思想所起的决定力量，一个人可以为了本阶级的利益放弃自己的一切。
柏拉图的哲学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他创造了完整的唯心哲学系统，这一系统是以后欧洲二千多年唯心哲学学派直接或间接的基础。西欧中古时代的所谓亚里斯多德思想，基本上仍然是柏拉图的思想，直到今天美国最反动的唯心哲学，或多或少都是受了柏拉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