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个时期，城邦独立的时代可说已经过去，地中海世界和亚洲西部地区的国家都已是一些大的奴隶主国家。在地中海东部和亚洲西部主要是自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出来的几个国家，历史上称之为“继承国”（Diadochi）。此外在地中海西部此时则有另外两个大国——罗马与迦太基（Carthago）对峙着。
一、亚历山大帝国之继承国
亚历山大死后，其部下的军人皆想继承亚历山大的地位，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唯一继承人，因而各以自己所统辖、占领的地区作基础，开始混战起来。在他们混战期间，帝国事实上已形成为割据局面。混战过后，帝国乃正式分裂为许多大小国家。不过原来亚历山大帝国旧的基础却并未因之摧毁，如各国间的交通始终很便利。各国的希腊化仍继续着，希腊语已成为这一地带最流通的语言，不仅是商业用语，而且变成了一种学术语。同时希腊商人的活动范围比过去更扩大了，他们不仅在陆地上，并且在海上进行了大规模商业活动。希腊商人已自红海一直航行到印度洋上，前所未有地把红海和印度洋打成了一片。东西方交通之发展，使得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开始代替了雅典而成为此希腊化世界中新的商业、文化中心。故此时这些希腊化国家仍有其统一性。
当时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已是一个最大的国际城市，除希腊、埃及的商人外，犹太、阿拉伯和印度的商人也大批地聚集在这里。托勒密二世斐拉牒孚（Philadelphos，公元前二八五—公元前二四七年）时更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外的发娄（Pharos）岛上建立起了一座大灯塔，作为东地中海区域内夜间航行的指标。
公元前三〇一年亚历山大部下诸将领在小亚细亚中西部之伊蒲索（Ipsos）地方打了一场大战，战后就初步有了大小六个继承国分别成立起来。现将此六国分述如下：
（一）埃及。其创业王为托勒密。托勒密一族名拉基底（Lagidae），故历史上称埃及的这个王朝为托勒密王朝或拉基底王朝。托勒密王朝的首都设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埃及的自然和经济条件决定了它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还要是一个集中管理的统一国家，故在托勒密王朝时，埃及国家中央集权的程度仍很高。
（二）叙利亚，中国历史上称此国为“条支”。“条支”之名得自其首都，因叙利亚建国不久后即由底格里斯河下游之西路其亚（Seleucia）迁都至安条支亚（Antiochia）。叙利亚之王族为西路其底族（Seleucidae）。
（三）波戛蒙（Pergamon）。此国是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方的一个小国，首都为波戛谟（Pergamos），其王族名亚塔里底（Attalidae）。波戛蒙原为叙利亚国的一部分，在公元前三〇一年后始独立。
（四）比提尼亚（Bithynia）。此小国在波戛蒙西北，今土耳其西北角地方。其首都建在尼叩米底亚（Nicomedia）。
（五）马其顿，领土包括原马其顿与希腊。首都仍设在马其顿旧都丕拉，因其国内时常发生亚历山大后裔互争王位之事，王朝控制力仅能及于马其顿。希腊各城邦只名义上尊马其顿，但实际上却享有很高的自治权，并且各城邦经常组成联盟反抗马其顿的统治，争取真正的独立。但它们的独立斗争都未能成功，其原因还是由于各城邦内部阶级斗争的激烈：一方面是贵族派与民主派的斗争；一方面由于各邦的工商业已经衰落，大奴隶主的目标都转向了土地，因此土地更形集中起来，促使了大奴隶主与自由农民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同时奴隶暴动的事件也日益加多了。这些内部的矛盾削弱了各城邦对外争取独立的力量。
（六）罗德岛（Rhodos）。它是爱琴海中的一个小岛国，此时罗德岛已在爱琴海上代替了雅典旧日的地位，其国主要是靠商业来维持。如说亚历山大里亚是希腊化世界的商业中心，则罗德岛即是当时东地中海的商业中心。
在这六个国家中以叙利亚国的版图最大，其领土包有从地中海东岸直到伊朗高原以及中央亚细亚的大片地区。国内种族复杂，各个地区在经济上发展又不平衡，故在其立国不久后即趋向分裂，分化出来了四个国家。其一是高拉提亚（Galatia），它是高卢人建立的一个小国。这些高卢人在公元前三世纪初的时候进入了小亚细亚，占据了叙利亚的高拉提亚，公元前二七九年时成立了国家。
其二是犹太。犹太人在公元前二世纪中期时在马卡比家族的领导下举行起义，推翻了叙利亚的统治，恢复了独立。在公元前一六七年至公元前一三〇年间此国相当强大，叙利亚虽一再企图重新征服它，但始终未能成功。到公元前六四年时此国为罗马所灭。
其三是大夏（Bakhtri，Daha）。大夏国包括今阿富汗及苏联中亚的一部分。最初是原来叙利亚委派治理此地的总督狄欧窦陀（Diodotos）在公元前二五〇年否认叙利亚的统治，宣布了独立，建都于罽宾（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此国强大后曾向外扩展，征服了粟特（Sughda，今苏联中亚地方）。到公元前一五〇年左右有一种来自东方的塞人（Saka，Sacae）侵入并攻占了粟特，后更向南发展，公元前一三九年时已占领了全部大夏地方。这国的人自称为“大夏”人（Dahae），故中国史书上乃称此种人居住的地方为大夏。继塞人之后不久又有大月氏人自中国的西北边疆进入了大夏，占领了全部大夏地方。
其四是安息（Parthia）。安息（今波斯北部）原为叙利亚国之一省，约在公元前二四九年左右，有一人在大夏建国时为大夏总督狄欧窦陀所逐，逃到安息地方宣布了独立，是即安息创业王安息一世（Ansaces I，公元前二四九—公元前二四七年）。其王族即安息族，此地人亦自称为安息人，故中国因其人而称此国为安息。安息二世（提里达提一世Tiridates I，公元前二四七—公元前二二二年）在位时，叙利亚曾企图击败安息，恢复原来领土，与安息不断进行战争，但终未达到目的。在弥特拉达提一世（Mithradates I，公元前一七一—公元前一三八年）时，安息开始向外扩张，向西征服了马代及两河下游地方，叙利亚国的东部地方，除大夏外尽入其版图，至此安息帝国成立。弥特拉达提一世在原叙利亚之旧都西路其亚附近又建立了铁西方（Ctesiphon）城，并将西路其亚与铁西方城联接起来，作为帝国之首都。到弗拉阿提二世（Phraates，公元前一三八—公元前一二七年）在位时，安息仍不断与叙利亚作战，并曾大败叙利亚，稳定了安息西部幼发拉底河以东的边疆。从此叙利亚的势力再不能越过幼发拉底河了。弥特拉达提二世（公元前一二四—公元前八八年）时，安息曾击败了向西进攻安息的大夏塞人。进入公元一世纪中期后安息开始混乱衰败，但安息王朝仍继续维持了二百年。
此时的希腊化世界中除上述的各国外，在叙利亚边境以外地区还存在着两个半独立的国家。一个是滂陀（Pontos），它是黑海东南岸的塞人所建立的国家。在亚历山大强盛之时，它曾投降了马其顿。亚历山大死后，此国又恢复了独立。另一个是亚美尼亚（Armenia）。此国在文化上虽也受到了希腊的影响，是一希腊化的国家，但在经济上始终是一个独立国。
在这一时期中，在地中海东部和亚洲西部一带，就是上述这些大小国家并立的局面。
二、罗马之统一地中海世界
在公元前二九〇年后，罗马将要统一意大利半岛的趋势已很明显，因而意大利半岛上仅存的一些独立的势力不得不联合起来抵御罗马。在公元前二九〇年后不久，意大利半岛上乃新兴起了一个联盟势力，这个新的联盟军包括有高卢族、西诺尼人（Senones）、伊楚斯科人和卢卡尼亚人。卢卡尼亚人实际即希腊人，因卢卡尼亚（Lucania）地方都是希腊殖民的城邦，其中最大的三城是娄科里（Locri）、克娄唐和屠利伊。但新联盟军对罗马作战（公元前二八五—公元前二八二年）的结果却失败了。
罗马打败新联盛军后，在意大利半岛仍余有一个敌人，即塔伦腾（Tarentum）地方的城邦。公元前二八二—公元前二七二年间，罗马与塔伦腾间发生了战争，塔伦腾各城请希腊半岛北部伊排娄（Epiros）国的王庇娄（Pyrrhos）助其作战，共同打击罗马。战争继续了十年之久，最初都是庇娄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但这些胜利是以极大的牺牲换取来的。故今日在欧洲各国文字中常见“庇娄之胜利”这一典故，意即“得不偿失的胜利”。因此到战争的后期，罗马反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此后在意大利半岛上已再无能与罗马相抗衡的势力。公元前二七二—公元前二六六年间罗马继续进行了一些零星的征服，至公元前二六六年时，全部意大利半岛皆已为罗马所控制。
罗马统一了全部意大利半岛后，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海外，而此时地中海西部除意大利半岛外都是迦太基的势力范围，罗马欲向海外发展必然首先与迦太基发生冲突。
就罗马与迦太基两国当时的实力和政治基础来看，公元前二六六年时罗马已是地中海西部最强大的陆军国，但它在海上却毫无经验，也没有海军。而迦太基当时却是地中海最大的海军国和商业国，它的势力已伸展到地中海上整个的北非海岸，以及西班牙沿岸和地中海上三大岛——西西里、撒丁尼亚、科西嘉上。这些地方都满布着迦太基的殖民地和商站，迦太基主要是靠海军来维持其帝国。就政治基础讲，罗马与迦太基基本上是相同的，即都是大奴隶主的国家，政治都是操纵在自由人中的极少数的贵族手中。但在相同之中两者又有不同之处，即罗马的政治基础较广，政权虽为贵族所把持，但这些贵族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实际上还给予了平民一部分政权，也就是还多少照顾到了平民的利益。同时罗马的军队到此时为止还是全体自由公民组成的国民军。而迦太基政权的性质则与斯巴达相似，是直接了当的寡头政治，一般自由人在政治上毫无地位，政权完全操在少数大商人也就是大奴隶主手中。这点也反映在它的军队的组织上。迦太基军队完全是雇佣军，并且都是外族人，主要是北非的黑人、意大利的土著和西班牙地方的土人组成。从罗马与迦太基的国家政权和军队的组成基础来看，无疑地罗马是优于迦太基的，所以最后罗马终于能够战胜了迦太基。
在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半岛不久，罗马即与迦太基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两者的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为匹尼战争（Punic Wars）。匹尼战争继续了三次，最后以罗马灭亡了迦太基而结束。
第一次匹尼战争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双方争夺西西里岛。西西里岛西部地区一向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东部地区则多是希腊的殖民地，腓尼基人——迦太基人与希腊人争夺西西里的斗争早已继续了几百年之久，而到罗马开始准备向海外发展后，首先要站在希腊人一边，反对迦太基人。因而发生了第一次匹尼战争（公元前二六四—公元前二四一年）。
在这次战争中，决定了罗马军事上的一次大变化，即罗马开始建立海军。因迦太基是海上势力，罗马要想战胜迦太基并向海外发展，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否则将无法与迦太基人进行对等的战争。故罗马尽量学习了海上作战的技术，并为运用自己在军事上的主要优点——陆上作战的经验，在海舰的船头上加造了一个接弦钩，使罗马海军在与迦太基海军作战时能够冲向敌舰，钩住敌舰的船舷，然后冲上敌舰去进行交手战。在第一次匹尼战争中罗马就是以这种作战的方法打败了迦太基的强大海军，取得了胜利。公元前二四一年双方签订了和约，罗马自迦太基取得了西西里、撒丁尼亚和科西嘉三岛。
第一次匹尼战争告终后，罗马与迦太基双方的备战工作却仍继续着，因双方都很明白战争实际并未真正过去。罗马并不满足于这次战争的成就，也不能毫无顾忌地置迦太基这个强敌于其肘腋之下。同时，迦太基在这次战争中实力并未受到很大消耗，也时刻想对罗马报复，故在第一次匹尼战争结束后不到二十年就又爆发了第二次匹尼战争（公元前二一八—公元前二〇二年）。
迦太基在第一次匹尼战争终止后，立即作了新的军事上的准备。为扩充军备及补偿丧失西西里岛所造成的损失，迦太基开始深入开发西班牙半岛。就在此时，迦太基出现了一个新的军事天才，即汉尼拔（Hannibal）。他是古今公认的世界历史上的军事天才之一。汉尼拔一家积极领导了开发西班牙半岛的工作，同时汉尼拔还在西班牙训练了一支由雇佣军组成的纪律严明、作战力极强的大陆军。因为汉尼拔认识到迦太基此后不再有可能从海上去主动的攻击罗马了，除非是陆上敌人实力很弱，敌前登陆一向是兵家大忌，尤其在罗马占领了西西里岛之后，迦太基从海上来袭击罗马已更加处于劣势地位。所以他想以陆军自西班牙北进，经比利牛斯山到今日法国南部，再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境内，直取罗马城。
公元前二一八年汉尼拔率领着他所训练的大陆军和许多辎重、马匹、象等通过了阿尔卑斯山攻入意大利北部。罗马人始终不曾意料到迦太基人会从陆上进攻，汉尼拔大军的来临对罗马人来说真是自天而降，震撼了罗马全国。罗马人感到他们的国家已面临了最危急的关头，故元老院在公元前二一七年任命了名将伐比沃Fabius为专政官。伐比沃对汉尼拔的进攻采取了一种游击战术，利用罗马人熟习当地地理的优势，见到汉尼拔的大军就分散隐蔽起来，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而在遇到汉尼拔的小股军队时，就以多胜少，包围歼灭这些军队，企图用这种游击战术来消耗远离自己后方的汉尼拔的实力，待机争取最后一刻的胜利。但这种战术的正确性却不为一般罗马人所了解，他们认为伐比沃过于怯懦，不敢与汉尼拔交锋，故讥讽伐比沃为“迟迟不前者”。今日欧洲各国文字中皆有“Fabianus”一字，意为游击战术或拖延策略。
后罗马元老院同意了撤换伐比沃，另派一人为罗马军队的指挥官。公元前二一六年罗马军队在意大利南海岸堪尼（Cannae）地方与汉尼拔打了一次大战，结果罗马军队几乎全军覆没，主力军队丧失殆尽，所以后来罗马只好释放了许多奴隶，并其属国的许多军队杂凑成军，继续作战下去。由于前车可鉴，此后罗马始终未敢再与汉尼拔正面作战，又恢复了过去的游击战术。
堪尼一役对汉尼拔来讲虽然是获得了胜利，但汉尼拔人力的损失也非常可观。汉尼拔一再派人回迦太基去请求增补援兵及各种军需品，但此时迦太基统治集团中当权的大奴隶主商人却深怕汉尼拔消灭了罗马后会倚仗其军队及战争中培养起来的威望回国夺取政权，成为迦太基独裁的僭主，因而故意用种种借口拒绝派出援兵，以致在此后几年中，使罗马人能够逐渐消耗汉尼拔的实力，最后将之逐出了意大利。
罗马在陆上驱逐了汉尼拔后，马上又派军队越海登陆进攻迦太基城。公元前二〇二年罗马军队在迦太基城附近之小城匝马（Zama）地方大败迦太基军队，迦太基投降。罗马人对指挥这次战役的罗马将军斯其庇欧（Scipio）给予了一个非常荣誉的称号“阿非利加的斯其庇欧”。因迦太基地方罗马人称之为阿非利加。
第二次匹尼战争和约的内容主要有四点：一、迦太基放弃它在地中海西部的全部属地；二、向罗马缴付重大赔款，共缴五十年，每年二百他连堂（Talentum）；三、迦太基毁掉它现有的全部海军，只能保留十只船，作为必要运输之用；四、此后如不经罗马同意，迦太基无权对外国作战。
从和约内容可以看出在第二次匹尼战争之后，迦太基实际已丧失了独立自主地位，而沦为罗马之附属国。从此罗马变成了地中海西部最强大的也是唯一的海军国，罗马已有可能乘胜开始进一步向地中海东部发展，而地中海东部的各继承国此时仍在互相混战之中，并未感觉到罗马方面的威胁，这种情况很利于罗马的向东侵略。罗马对各继承国的征服主要是利用各国内部的矛盾来进行政治离间和武力攻击的双管齐下的办法。它在一百年间就轻易地征服了地中海东部的许多大小国家，并且在征服这些国家的同时，又发动了第三次匹尼战争，一举消灭了迦太基。
第二次匹尼战争结束后，迦太基已无力再与罗马相对抗，但因其商业基础之雄厚，五十年后又逐渐有了复兴现象：其商业活动继续发展着，商船数目日益增加，并建立了一支新海军。罗马感到了迦太基再起的可能性，深想消灭后患于万一。故罗马统治者中此时有许多人公开主张，应该及时寻找借口消灭掉迦太基。主张最烈者是贵族卡图（Cato），他每次在罗马元老院会议上发言时，不论其所谈之事是否与迦太基有关，演说到最后必定加上一句：“再者，迦太基应予消灭。”
在公元前一五〇年左右，罗马暗中鼓动北非地方的一个罗马属国努米底亚（Numidia）向迦太基寻衅，用种种方法侵略迦太基。迦太基亦知罗马的用意，最初极力忍耐着不加抵抗，但最后迫到无法可忍时还是抵御了，因而给予罗马一个口实，认为迦太基未得其同意即对外作战，立刻兴兵问罪。迦太基承认错误，请求罗马给予处罚，但罗马提出的条件是令迦太基人全体离开迦太基城迁至罗马所指定的地方去，而当时罗马却不说明它指定的地方究系何处。这种条件迦太基人自然无法接受，乃决定抵抗罗马到底，与城共存亡。这时迦太基全城的人不分阶级一致联合起来参加了作战，为挽救其国家而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拿出了自己所有的财产，金属亦献给国家作为修建御防工事及制造武器之用。在这次战争中，迦太基人大部战死、饿死、病死，但所余少数人仍坚持不投降，直战到最后一人。罗马围攻了迦太基城三年（公元前一四九—公元前一四六年），最后始攻破之。城破后幸存的一些老弱残疾者都被罗马分散到各地方。罗马将迦太基城全部焚毁夷平，并用耕犁在城基上来往了七次，以示在此土地上永远消灭了迦太基。第三次匹尼战争后迦太基人亡国灭种，从此不再见于历史了。
罗马所以能战胜迦太基，主要原因还在罗马的政治基础比较广，国内阶级矛盾比较缓和，而在军事上就决定了罗马是国民军，迦太基是雇佣军。罗马就是以这种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取得了胜利的。
在匹尼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匹尼战争的最后胜负完全决定于第二次匹尼战争，而在这次战争中，迦太基方面有着当时无人能比的军事天才汉尼拔，但其结果还是不能挽回迦太基的颓势。所以个人在历史上发生作用，必须要在相当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存在基础上来进行活动，否则个人在历史上绝不可能发生影响，充其量不过是暂时的改变、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
在第二次匹尼战争中罗马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就开始了它对地中海东部各国的征服，在政治阴谋和武力征服并行下，罗马对这些国家的征服进行得很为顺利。罗马首先在公元前二一五至公元前二〇五年间，公元前二〇〇至公元前一九六年间和公元前一七一至公元前一六七年间的三次马其顿战争后征服了马其顿。但此后马其顿人曾不断反抗罗马，欲恢复自己的独立，因而在公元前一四九至公元前一四八年间，与第三次匹尼战争同时发生了第四次马其顿战争，结果马其顿又失败，为罗马所灭亡。罗马在初征服马其顿时，还允许马其顿属下的各希腊城邦联盟继续存在，到公元前一四六年罗马消灭了迦太基后，乃强迫希腊各城邦联盟组织解散，希腊各邦至此乃丧失了全部的自由。
此后罗马又因收买波戛蒙国内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包括波戛蒙王在内，得在公元前一三三年由波戛蒙王死后遗嘱赠国与罗马的方式，取得了对波戛蒙的统治。但波戛蒙人民坚不承认罗马，起义反抗罗马的统治。公元前一二九年罗马镇压了起义后，将此地划为罗马的“亚细亚省”。公元前七五年罗马又以同样的手段使比提尼亚王亦在死后赠国与罗马，统治了比提尼亚。此后罗马又在公元前六四年征服了犹太，公元前六三年征服了全部叙利亚。地中海世界除埃及外到此已全部为罗马所征服。
罗马在这一时期中的对外征服纯粹是一种掠夺性的征服，特别是在第二次匹尼战争之后，此时罗马发动的战争的性质与过去稍有不同，它的推动力量主要是由于三种人的需要：第一是大地主——大奴隶主。此时战争的目的首先是为掠夺土地与人口，满足大地主对土地、劳动力的需要。因而在这一时期中，罗马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比过去征服意大利半岛时更为残暴了。大地主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的力量将被征服地区的大部土地攫取己有，将当地的人口大量掳掠为其奴隶，致使东地中海沿岸许多地区荒凉残破，如叙利亚地方就曾出现过“千里无人烟”的景象。第二和第三种人是商人和高利贷者。在匹尼战争之后，特别是第二次匹尼战争之后，罗马始有商人和高利贷者出现，因从此时起罗马才有了大量的海外属土，才开始有人出来经营商业。这些新起的商人阶层支持罗马向外侵略，因为在战争中贵族出身的将领成千成万的掳掠被征服地区的人口变作奴隶，将他们贱价卖予这些商人，再由他们转卖到各地方去。同时这些商人又凭靠贵族的政治势力来垄断被征服地区的商业，并在当地放高利贷。而一般的罗马公民只是被强迫参加作战，本身并未得到任何好处。
三、罗马对征服地之剥削
罗马征服了地中海各国后，对各被征服地区进行了残酷的统治剥削。在一般被征服地区通常是由罗马委派的总督来代表罗马国家全权统治的，这些总督都是元老出身，罗马并未建立任何监督制度来控制、监视这些总督的行动，故而这些人到外省后俨然就是一个绝对的独裁者。从理论上讲，罗马城的执政和元老院有权力干涉控制他们，但实际总督在外省都是任性搜刮，罗马并不过问。因为总督一职已成为当时的最肥缺，作一任总督后即可一生吃喝不尽，所以总督的任期总不太长，时常更替，以便使元老院中的人都有发财机会。元老之间彼此默契，互相维护，根本不想提出任何监督办法。我们可以由总督暴政的极端范例——西西里总督菲利斯（Verres，公元前七三一—公元前七一年）事件中想见罗马总督对各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剥削和压榨情况。西西里总督菲利斯不但对岛上人民任性榨取，并且洗劫了岛上所有神庙中的全部珍贵物品，对所有富户皆加以种种虚构的罪名，劫夺了他们的财产。他甚至敲诈罗马人的税吏，超出了一般允许的限度。在他在任的三年中，无数人被他随意扣押、非刑拷打，以致许多人因此丧命。由于他的胡作非为已达到太不成体统的地步了，因此才被人告发，公元前七〇年罗马元老院不得不对他提出弹劾。而一般总督只要表面上还能照顾大体，就可以安稳搜刮当地人民。
罗马所属的各省每年要按规定数额向罗马入贡，但罗马并无法定的税收制度，因此各省的税是统包出去的，由个人或类似公司的一些组织承包，承包者称“税吏”，他们被授与全权，代表国家到各省去收税。这些税吏的主要身份是罗马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与各省的总督勾结，彼此狼狈为奸对当地人民横征暴敛，尽量榨取，故其收入远超过他所承包的法定的税额。
此外在各省还充斥着罗马的放高利贷的高利贷者，这些人也都是匹尼战争中兴起的商人阶层中人，由其原来的社会身份讲，商人本属于“骑士”阶层。“骑士”原是罗马军队中的一个兵种的名称。罗马军队制度规定不论步兵骑兵，一切装备皆需自给，故一般平民只能当步兵，而介乎元老与平民之间的一些较富有的人则多服役于骑兵，故到后“骑士”渐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阶层。在匹尼战争时期中，这一阶层乃利用其军事条件上的便利及政治权力在各地从事商业活动并放高利贷。因国家法令规定元老阶级不得经商，而平民又无资本，所以只有骑士有条件作商人，因而“骑士”的身份到此时又有了改变，他们不再是军队的一员，而变成为罗马最早的大商业资本家阶层，他们是元老阶级以外的经济势力最雄厚、掌握流动资本最多的人。这些人在各地的活动除上述几种外，主要是高利贷。他们放债收取的利率最高达到四分八厘（百分之四十八）。如债户到期不能偿还其债务，这些高利贷者就请总督派兵帮助他们强迫讨债，没收债户的财产，甚至将债户本人及家属捉出卖为奴隶。
四、罗马向外侵略对意大利的影响
罗马向外扩张、征服、统治了意大利以外的广大属土后，意大利内部亦受到影响而发生了激剧的变化。在公元前三世纪时意大利基本上还是一个小自耕农占优势的地方，大奴隶主的完全靠奴隶或主要靠奴隶劳动的大田庄在此时还很稀少。但到第二次匹尼战争之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一方面是小自耕农的日益减少，一方面是大田庄的迅速增加，并且田庄本身也不断扩大。小自耕农日见消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大量的被征服地区的人口被运至意大利作为田庄上的奴隶，对奴隶劳动的最高限度的榨取大大地提高了大田庄上的可能剥削量，小自耕农无法与这些贱价或无偿得来的奴隶劳动竞争，最后被迫卖掉土地，走到城市中去找工作，或流浪至各地成为无业游民。大地主为扩大其田庄，也用种种方法来压迫小自耕农出卖土地给他，这些方法如不奏效，他们就行使最后一着，放牲群到小自耕农的田中去践踏坏所有的庄稼，令之无法为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土地。同时由于罗马大地主在战争中掠夺了被征服地区的大部土地，在有些地方也组成大田庄，这些田庄由于也用奴隶劳动来经营，所以有大量贱价粮食输入罗马及意大利各消费城市，因而使意大利的粮价大跌，这就对一般小自耕农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土地再不能维持生活，债务剥夺了他们最宝贵的财产—土地。随着罗马的向外扩张，意大利半岛上残存的日益走向破产的小自耕农也逐渐减少着。
五、贫民奴隶之反抗斗争与罗马共和国之覆亡（公元前一三七——公元前三一年）
意大利半岛上农民逐渐丧失土地的严重情况以及罗马统治阶级对各被征服地区和意大利本部人民的剥削的日益加重，使罗马共和国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化，在公元前一三七至公元前三一年间，罗马城内和意大利半岛，以至整个地中海世界不断爆发了贫民与奴隶的反抗起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下述的几次起义。
最先爆发的大规模的起义运动是西西里岛第一次的奴隶起义（公元前一三七—公元前三二年）。西西里岛是罗马此时属土中的最富庶的地方，在其沿海有许多工商城市，内地则土地肥沃，农产品异常丰富，输入罗马的粮食大部由此地供给。故当时罗马人称西西里岛为“意大利的谷仓”。当时西西里岛上遍布着大田庄，这些田庄皆使用奴隶劳动生产，奴隶绝大多数是叙利亚地方的人。这里的奴隶在奴隶主的残酷压榨下过着非人的生活，奴隶主甚至不给他们衣服穿。公元前一三七年发生了第一次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这次起义的导火线是由于某处田庄的奴隶请求奴隶主的管家发给衣服，管家不但拒绝发给衣服，而且鞭打请愿的奴隶，因而激起奴隶们长期积压于胸中的仇恨，掀起了暴动。暴动在这一个地方爆发后，立刻蔓延到全岛。当时在起义的奴隶中间出现了两个天才领袖：犹诺（Eunos）和克里昂（Cleon），在他们的领导下奴隶组成了一支有严格纪律的军队，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整个西西里岛，特别是岛东部的奴隶贫民皆响应参加了起义，最后起义队伍曾达到二十万人。起义军屡次打败罗马派来镇压他们的正规军，西西里岛东部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控制在起义军手中。起义者阶级立场分明，他们捉到奴隶主后立即杀死，而对当地的农民和一般平民则加以保护，因而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拥护，起义能继续了五年。到公元前一三二年起义军终被压服下去，罗马统治者对起义者进行残酷报复，将被俘之两万奴隶全部杀死。
在西西里第一次奴隶起义尚未被压服下去之时，罗马属国波戛蒙在公元前一三三—公元前一三〇年间也爆发了一次反抗罗马及当地统治者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运动，其经过详情已不可知。公元前一二九年罗马将此地变为罗马之一省——亚细亚省。
公元前一〇三—公元前九九年间西西里又发生了第二次奴隶大起义。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是垂方（Tryphon）和雅提尼昂（Athenion），关于起义的经过则不详。
同时在波戛蒙人民起义爆发之时，在意大利内部也发生了土地改革运动。由于小自耕农破产的情况日益严重，许多破产农民成了雇农或流亡到城市中作小本生意，但大多数丧失土地的农民皆沦为城市游民。土地问题所引起的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在这时有贵族中少数对农民同情的人出来，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方案，想将元老阶级的土地拿出一部分来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及城市中的游民。土地改革运动的领导者是革拉库（Gracchus）兄弟。
公元前一三三年，出身于元老阶级的提比略·革拉库（Tiberius Gracchus）因人民之拥护被选出为保民官，他在保民官任内提出了他的分田政策：限制大地主占田的面积，由法律规定占田的最高数额，超额的土地由国家没收，分配给农民和城市中愿经营土地的游民。这个政策与元老阶级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因而遭到了元老阶级的蛮横的反对，他们最后使用了阴谋手段，收买流氓在集会时制造骚动，乘机杀死提比略·革拉库。土地改革运动被迫中断。
到公元前一二四—公元前一二二年时，提比略之弟盖约·革拉库（Gaius Gracchus）被选为保民官后，始继续推行了提比略的政策。盖约·革拉库除提出分田外，并照顾城内贫民，由国家以半价售粮给他们，以改善其生活。盖约·革拉库与元老阶级斗争了四年，最后亦为元老阶级所杀。土地改革运动—人民对贵族统治者的斗争至此整个失败了。
就在罗马长期向外侵略及内部长期进行阶级斗争的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职业军，职业军是由马略（Marius）首创建立的，而职业军的建立又与罗马侵略努米底亚有关。
努米底亚国在迦太基以南，过去它曾因罗马之鼓动侵略迦太基。努米底亚地方农产富饶，国家富足，罗马的骑士阶级非常垂涎这块土地，在他们的怂恿下，罗马统治者乃制造借口出兵攻击努米底亚，但努米底亚王犹哥达（Jugurtha）深知罗马将领贪图之弱点，用金银贿赂来征的罗马将官，使之迟迟不能攻占努米底亚。后有骑士阶级出身之马略出来，扬言如被选为执政，必能征服努米底亚。公元前一〇七年马略被选为执政后亲自出征努米底亚，败之。其部将苏拉（Sulla）生擒了努米底亚王犹哥达。此次战功使马略声望大增，在公元前一〇七—公元前一〇〇年间连续被选为执政。
马略在任执政期间开始改革罗马军队组织。公元前一〇四年，马略取消了罗马原来的公民服军役制度，此后罗马公民不论其财产身份皆可当兵，不再按年限轮流入伍服兵役，而由其自愿入伍，入伍后即由国家负责供给一切装备和口粮，这样，罗马军队就开始了由国民军变成了职业军。马略所以能够实行这种改革，是因为到公元前二世纪时罗马大规模地向外侵略，参加军队的人终年在外作战，已无法照顾家中生产。同时有些兵士在长期作战中习惯了军队生活，自己也不愿再回家去从事生产。故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罗马国民军事实上已趋向转变为职业军，但在制度上，则还未改变，有时在一次大战过后，往往也令一部分人解甲归田。马略不过是把过去已有的现象确定下来，并将之制度化而已。
职业军成立后军队的性质即刻发生了变化，军队渐渐变成了将官个人的私军。因为这支军队在一个人训练并率领作战多年后，它只和所属的将领发生私人的关系，不再受国家的指挥和调动，实际上已不是国家的军队了。因此军队开始成为武人从事政治斗争的资本，独裁军人出现了，马略就是其中的第一人。
马略深知自己如想利用和掌握这种军队必须经常对外作战，并且取得胜利。故在公元前一〇四—公元前一〇一年间罗马军队在马略指挥下攻击骚扰罗马北部边境的金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大败这些蛮人，解除了他们对罗马的威胁。罗马军队俘获了十五万金布里人和条顿人，这些人都被变作了奴隶，分给每个士兵数个，此外皆被卖至各地为奴。
在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局面下，出现的职业军加强了军队的力量，使统治阶级能够更便利的利用他们来镇压人民起义。而随着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建立在职业军基础之上的军阀的势力也就日益膨胀起来。职业军出现后不久，罗马共和国内部又发生了两次重要斗争，一次就是上述的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公元前一三〇—公元前九九年），另一次是罗马的同盟国反抗罗马的斗争——同盟战争（公元前九〇—公元前八八年）。
意大利半岛南部被罗马征服的许多“同盟国”，以被称为意大利人（在古代所谓“意大利人”只是指意大利南部的一些部族，并不是半岛上人的通称）的人为主，要求取得罗马公民的地位和权利。这个要求为罗马拒绝了。因而这些盟国采取了宣布独立的形式起义。他们建立了新的政府和首都，一切政治机构皆仿效罗马。此新国即名“意大利”（Italia）。罗马与之作战，两年不胜，同时在罗马的亚洲属国中又发生了反抗罗马的起义，罗马元老院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立刻见风转舵，在公元前八八年承认了同盟国公民可以享有罗马公民权。这样就分化了同盟国，起义运动瓦解。这次起义虽达到了最初提出来的要求，可以算是反抗罗马起义的第一次胜利，但起义者不是奴隶。
职业军出现后兴起的军阀，利用其军事势力为资本参加入罗马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因而使罗马内部的政治斗争更形复杂化了。在职业军出现后，罗马内部政治上相对立的各阶级渐分化为两大党派。一派是贵人党，它是以苏拉为首的元老阶级、大奴隶主大地主组成的。另一派是平民党。平民党原是与元老阶级对立的平民，后骑士阶级兴起，为争取政治上的权利和地位，乃与平民联合起来组成了平民党，这一党以马略为首领。两党的对立在同盟战争晚期开始激烈起来。两党斗争的表面化是由于争夺兵权。因为在同盟战争晚期时，黑海东南岸的滂陀国强大起来，其王弥特拉达提（公元前八七—公元前八三年）在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地方后，侵入了小亚细亚西岸的罗马亚细亚省，并大肆屠杀当地的罗马人（罗马商人和移民）。据当时人的估计和今日历史学家研究的结果，此次被杀的罗马人大约有十万。弥特拉达提复又渡海进入了希腊半岛，希腊人民和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欢迎拥护他，认为他是解放希腊人摆脱罗马残酷统治的救星。罗马决定派大军至地中海东部去抵抗弥特拉达提并镇压“叛乱”。两党首领马略与苏拉皆欲争取此次出征之领兵权，因战争不但是他们发财的来源，而且是扩大自己的军队，以之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优势的最好机会。斗争的结果，苏拉获胜，取得了领兵权。马略失败，乃逃出了罗马城。但到苏拉出征后，马略又回到了罗马，屠杀了许多苏拉的同党人。
公元前八二年苏拉打败弥特拉达提，收复了地中海东部领地，凯归罗马后，立即实行了残酷的报复，大规模屠杀平民党人。他公布了一张黑名单，上列了约三千人的名字，宣布这些人不再享有罗马公民权，他们的子孙也不再是罗马公民，他们的财产由国家没收，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们，法律不予过问。这次屠杀共杀死了九十个元老，二千六百个骑士，他们的财产全部被没收。没收来的大地产、田庄财物或由苏拉分赠给了他的同党人，或则公开拍卖，自然买者也都是苏拉一党的人。
元老院也乘平民党失利的机会，给予苏拉独裁权，任命他为非常执政官，任期终身，并授权苏拉来修订罗马宪法。公元前八二—公元前七九年间为苏拉和元老集团独裁时期。经过过去九个世纪以来不断的阶级斗争，原来元老集团的统治已形动摇了，一般人民已在政治上取得了相当的地位，但到了此时苏拉将人民已获得的权利一笔勾销，又恢复了元老集团独裁的局面。公元前七九年苏拉退休后，元老集团独裁统治虽仍继续，但罗马内部政治斗争又开始复起了。在这种情况下又同时发生了罗马共和国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奴隶大起义—斯帕塔库起义（公元前七四—公元前七一年）。这是一次以奴隶角斗士为主干的反抗奴隶主的起义运动。角斗是自伊楚利亚传入罗马的一种风习，它原来是伊楚利亚当地的统治者用生人作牺牲祭祀死者的一种办法，一般是用奴隶作牺牲，令其在死者墓前与猛兽相斗，或由几个奴隶彼此互斗，直到斗死为止。这种风习最早在罗马出现约在公元前二一四年，此后乃大规模的发展，成为罗马人最喜爱的一种娱乐，一般统治者和社会中的上层分子更嗜此若狂。角斗士都是奴隶。在奴隶社会中，自由人视奴隶如禽兽，角斗士的互相残杀，或为猛兽吞食，在他们并不以为奇。到后来观众且能决定角斗士的生死，原来按照一般规定，角斗中失败者一定要被胜利者杀死，但如观众认为这场角斗很“精彩”，能够满足他们娱乐的心情，愿意赦免失败者的角斗士，则以大指向上示意，此失败的角斗士可得到活命。屡次战胜的角斗士则往往被人崇拜为英雄。这种风气后来甚至影响了自由人，许多自由人也来作角斗士，渐渐许多城市中都设立了专门训练角斗士的学校，奴隶主也特别选拔他的健奴去受训，因为奴隶角斗士往往可以为其主人谋取到许多的财利。在他角斗得很精彩并获胜时观众常会将自己身上佩带的贵重装饰品投入场中，同时角斗士还可出租给一个政客，使他们以招待罗马人看角斗来博取罗马人的欢心。因而此时举行角斗已是政治活动上的一种必要手段了。
斯帕塔库（Spatacus）是罗马著名的奴隶角斗士。他在被送入卡浦瓦（Capua）城的角斗学校受训时，组织了学校中其他奴隶角斗士共二百人，准备发动一次暴动，然后再集体逃亡。但事先消息被泄露，为校中管理人发觉，这二百角斗士乃逃到卡浦瓦城附近滨海的飞速沸（Vesuvius）火山下面，以此地做根据地举行了起义。意大利各地的奴隶和贫民闻讯后纷纷组织起来投奔到这里，最盛时曾达十五万人。起义军在斯帕塔库的领导下，曾占领控制了意大利南部的大多数城市和乡村，屡次战败并歼灭罗马军队。直到罗马第五次派大军来镇压，起义军才被打败。当时曾有一支未被打败的起义军开往意大利北部，企图越过阿尔卑斯山逃出意大利，但中途恰逢在西班牙镇压了罗马平民党逃亡分子及其军队之后率军回国的贵族党庞培约（Pompeius），这支起义军乃被庞培约消灭。最后只余斯帕塔库率领少数人固守在飞速沸附近。斯帕塔库是希腊北部地方的人，他主张及时设法渡海回希腊去，以避免自己人全部被罗马的强大军事势力所消灭。但起义军中有许多意大利当地的贫民和已多年定居在意大利的日耳曼族奴隶，他们不愿流亡到异乡的希腊去，起义军内部意见发生了分歧，因而未得及时退走，而被罗马军队包围起来。斯帕塔库坚不屈服，一直战斗到死，其尸体始终未被找到。公元前七一年起义军彻底失败了，罗马统治者将在战场上和战场外俘来的奴隶共六千人一齐钉死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是罗马最严酷的死刑，罗马公民从不被如此处死，只有非罗马公民的自由人或奴隶才以此法处死。
公元前七一年斯帕塔库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军阀独裁正式确立。首先是庞培约（公元前七八—公元前四八年）与克拉苏（Crassus，公元前七一—公元前五三年）两人共同独裁。由于罗马在公元前一世纪时仍继续向外扩张，庞培约在公元前六十四至公元前六十三年间攻取了叙利亚国及自叙利亚分化出来的犹太国，因而拥有了罗马最强大的军队，但克拉苏已在其先掌握了一部分军队，故表面上两人互相承认彼此的势力，进行合作，共同执政。到公元前六〇年时，儒略·恺撒（Julius Caesar）因侵略高卢地方屡立战功，在政治上亦取得了相当地位，庞培约、克拉苏乃不得不与之联合，三人共同控制了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称此三人为罗马的“前三雄”。但三雄联合执政的局面并未能维持长久，公元前五三年因克拉苏在公元前五四至公元前五三年间至东方去攻打安息国时战死，庞培约与儒略·恺撒间的竞争乃日趋表面化，双方皆以继续立军功来提高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恺撒继续策划征服了全部高卢地方，并自高卢渡过海峡征服了不列颠（Britannia）南部的一部分地区，因此时高卢及不列颠地方还方自氏族社会转入有阶级社会，生产力很低，故无法抵抗强大的奴隶制国家——罗马。但由于不列颠距离罗马本土太远，不易驻守，故不久后罗马军队即自此地撤退，后至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始再度征服之。
恺撒的成功引起了庞培约的不满，阴谋策动行使政治上的权力来解除恺撒的军权，双方的斗争乃呈表面化。按罗马的法律，出征的将官回罗马在进入意大利境内后，即不准携带其队伍，只能个人以罗马公民或官吏的身份回罗马城，军队必须就地驻扎或解散。公元前四九年恺撒自高卢回罗马，至意大利北部边界卢比科（Rubico）河时，曾一再徘徊，最后还是率军队渡过了河，这就表示他已不再承认当时的罗马政府。故在其渡河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Aleajacta est.”意为“孤注一掷”。此拉丁语句，复为各种文字所吸收，成为成语。
公元前四九至公元前四六年是恺撒与庞培约进行内战之时，双方最后在希腊决战，庞培约为恺撒所败，在其逃往埃及时为埃及当地人杀死（公元前四八年）。此后两年中，恺撒又继续消灭了庞培约一党的人。
公元前四六至公元前四四年为恺撒独裁时期。在此期间，恺撒曾推行了一整套的改革内政计划。以前罗马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统治管理国家的制度，因而各省总督得以在其辖地胡作非为，任意剥削，致使各地生产减退。到恺撒时始建立了地方行政制度，使罗马对各属地的统治剥削能够有计划的稳固的进行，使各地的生产不致在总督们的杀鸡取蛋式的压榨下日益衰退，而能达到促进生产的目的，以便为长期的剥削创造条件。此外，他还参照了埃及的历法改革了罗马的历法。但在他死后，其所行的一切制度皆被推翻，只历法保留未变，得一直流传下来，即被称为“儒略历”者。此历后渐流行于地中海世界及整个欧洲，至公元一五八二年此历经一次修正后即成为今日之公历。
公元前四四年恺撒被贵族中反对个人独裁拥护元老集团专政的一些人杀死。但在他死后，罗马并未能恢复元老集团专政局面，仍由掌握军权的人把持了政权。此时罗马又出现了三个军阀。一个是恺撒的继承人奥克闼飞安诺（Octavianus）。一个是恺撒的部下安敦尼沃（Antonius），他曾在恺撒死后鼓动罗马城内的恺撒党人与拥护恺撒之平民反对杀害了恺撒的“共和党”人，控制了罗马城。第三个是列庇铎（Lepidus）。这三个人都掌握了军队。大家势均力敌，故乃联合执政，历史上称他们三个为罗马的“后三雄”。
后三雄取得政权后欲大犒部下军队，收买士兵的欢心，但缺乏犒军的费用，于是他们想了一个最快的筹集金钱的办法，就是在所有的罗马元老和骑士的名单上圈出与他们平时有嫌的人，或他们不喜之人，然后照单屠杀并没收其财产。这次屠杀的结果，共杀死元老三百人，骑士两千人，虽较苏拉那次屠杀的人略少，但所得财物却较之为多。
公元前三六年三雄将逃往希腊的拥护元老集团专政的共和派最后消灭后，三人之间的冲突乃开始爆发。列庇铎最先为奥克闼飞安诺打败，本人亦被俘。因列庇铎非常无能，故奥克闼飞安诺只将他软禁了二十年。公元前三六至公元前三一年间奥克闼飞安诺与安敦尼沃在表面上则还维持着和平。此时安敦尼沃的势力重心在埃及，以埃及为中心统治了罗马共和国东部地方。到了公元前三一年，双方正式冲突，在希腊西岸外，打了一次大海战，安敦尼沃失败自杀。公元前三一至公元前三〇年间可说是罗马帝国成立之时，奥克闼飞安诺就是帝国的第一个皇帝。
公元前一三七至公元前三一年的百年间，从政治上看就是罗马共和制度的逐渐消灭与军人独裁的帝国制度逐渐成立的过程。共和国覆亡和帝国成立的基本原因主要是因在这一百年间在不断的奴隶贫民反抗奴隶主的起义斗争、不断的统治阶级内部党派的斗争和罗马长时间向外扩张中，使许多军人培养起了个人的势力，到职业军兴起后，自然出现了军阀。在国民军存在时期，罗马的军队还有比较清楚的社会阶级基础，到成立职业军后，正值城市中不务正业的流氓与失去生产资料在各地流浪的人日益增加，参加职业军的主要就是这些人。这些人生活不安定，最容易被野心军人所利用，成为他们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故职业军成立后，很快就出现了军阀。军阀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个人独裁。
罗马一般的统治阶级也愈益拥护这些军阀，因职业军常年从事战争，作战力强，可以有效地镇压国内起义运动。旧的贵族阶级最初反对职业军，到后来因职业军稳定了他们的政权，故渐渐也不反对了。不过旧贵族阶级与军阀之间存在着争夺政权的矛盾。之后统治阶级内部也在斗争中分裂为两派，一派拥护旧贵族——元老集团，一派拥护军阀，双方斗争很激烈，如恺撒就是被拥护元老集团的人杀死的。但拥护军阀的人，包括旧贵族阶级在内已是愈来愈多了。
从军阀个人来看，其中只极少数是有政治眼光的，而大多数都没有清楚的政治见解，只求谋取保持个人的地位。他们大都是大奴隶主出身，所以无论如何，他们在阶级斗争尖锐化时还是站在旧贵族阶级一边，维护旧贵族的权益。故一班旧贵族到后来也认为军阀是维持其政权与剥削的最可靠的和唯一有力的武器。恺撒出来独裁时，还有少数人反对，到奥克闼飞安诺时，则表面上已无人反对了。军阀独裁—皇帝制度之成立是这一百年间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到公元前三一年后，罗马在政治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仍旧是大奴隶主的政权，但已由皇帝一人独揽大权，元老集团已无真正权力，皆甘愿仰皇帝之鼻息，以此代价换取他们对人民的继续控制与剥削。
六、希腊罗马文学
希腊文学在希腊化时代是以亚历山大里亚城为中心的，故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希腊文学为“亚历山大里亚文学”。当时从事文艺学术活动的人大多集中于此城，就像他们以前集中于雅典一样。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开始出现了拉丁文学，即罗马文学。由于罗马之日形强盛，罗马城也渐变成了地中海世界的第二个文化中心。
这一时期的文学的特点有二，即内容上的贵族性与形式上的摹仿性。在此以前的希腊文学，就内容上讲，无论它是反映哪一阶级意识的作品，它总是能够比较直接地积极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生活，按照不同的阶级愿望提出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而此时的文学则不但在内容上已完全与实际生活脱离，并且本身也变成只供极少数人玩赏的东西，和少数文人小圈子里的一种风雅活动。而在形式上，此时的文学都是摹仿过去的经典作品之作。文学的生命和根源是一个时代的实际生活，现在文学既不再能活泼地反映实际生活，自然也就不会在形式上有新的创造了。所以一般作品既无充实的内容，只有笔墨上去玩弄花巧，故很自然地走上了仿古这一条路。形式上仿古的结果则更促使了内容进一步的僵化。从形式到内容既然都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于是就造成了一种以仿古为荣的风气。
此时的希腊文学的体裁也很单调，主要是诗词方面的作品。比较重要的作家有三人。一是抒情诗人提沃克里陀（Theocritus，公元前三〇五—公元前二五〇年）。他是西西里人，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亚历山大里亚城。他很为埃及王所赏识，等于是埃及王宫廷中的御用诗人。提沃克里陀的诗自成一种风格，其诗都是牧歌和农歌，描写牧人和农民的劳动生活。他的诗虽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但其中所描写的牧人农民的生活和形象都是出自这位诗人自己的幻想的，而不是当时牧人和农民生活的真实反映。同时欣赏这些诗的人也都是脱离实际生产，脱离实际生产环境居住在大城市中的人。由于他们自己的生活非常空虚，因而沉湎在想象的田园生活之中，把劳动者——牧人和农民的生活理想化起来。这完全是一种脱离、逃避实际生活自我陶醉和享乐的表现。
第二个是卡里马科（Callimachos，公元前三一〇—公元前二四〇年）。他是其里尼（Cyrene）人。他一生中曾写了许多的诗，有颂神诗、抒情诗和讽刺诗。但所有的诗都纯粹是摹仿过去作品的，并且摹仿得不高明，其诗的文学价值是有限的。
第三个是亚波郎尼约·罗德（Apollonios Rhodios，公元前二九五—公元前二一四年）。他曾摹仿荷马的史诗，写了长诗《亚哥英雄咏》。
此外在戏剧方面此时也有少数作品。过去希腊戏剧都是反映城邦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到这一时期由于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单位的城邦已经没落，已成过去，故以此为其泉源的戏剧也在趋向消灭，只有少数人继续着这种写作。其中比较可叙的只有米南德（Menander，公元前三四三—公元前二八〇年）的“新喜剧”。米南德的喜剧还能反映一些当时的实际生活，他描写了代表当时的各种典型的人物，如军人、流浪者、看财奴等。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高。
拉丁文学—罗马文学自此时起开始出现。初期的拉丁文学在诗词和戏剧方面多是翻译希腊的作品，或者是抄袭、摹仿希腊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戏剧家有浦罗陀（Plautus，公元前二五四—公元前一八四年）和特伦提约（Terentius，公元前一九三—公元前一六〇年）。在散文文学方面也多是摹仿、抄袭希腊之作，如波里比约（Polybios，公元前二〇四—公元前一二二年）的《罗马史》，卡图的《农书》。卡图的《农书》主要是根据迦太基的许多农书，加入自己的意见写出的一本书。卡图自己也承认这是一本翻译迦太基农书的作品，这本书的文学价值很有限，但史料价值却很高，因其中详尽地介绍了当时迦太基人在农业方面的知识和农业生产技术。
到公元前一世纪晚期拉丁文学开始成熟。此时的拉丁文学才开始有了一些创作的意味。在诗词方面如卡塔卢（Catallus，公元前八七—公元前五四年）的抒情诗，已多少具有了一些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历史学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作品，如儒略·恺撒（公元前一〇〇—公元前四四年）的《高卢战史》及其他战史。因他能有条理的叙事并较深刻地分析一些问题，故其作品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他较重要的历史学家还有撒卢斯提约（Sallustius，公元前八六—公元前三六年）、狄欧多罗（Diodorus，公元前九〇—公元前二〇年）、尼波（Nepos，公元前一〇〇—公元前二九年）和载尼西约（Dionysios，公元前五四—公元前七年）。
在拉丁文学发展上第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奇克娄（Cicero，公元前一〇六—公元前四三年）。奇克娄出身于骑士阶级，曾作过罗马执政和外省总督。奇克娄作品不但数量多，而且包括范围很广，同时拉丁文之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作为一种文学，是到奇克娄时始成熟的，故在文学史上公元前一世纪往往被称为奇克娄时代。奇克娄的作品包括有演说学，和他自己的演说集，其哲学著作多是柏拉图的对话体体裁，但内容纯是抄袭，并无他自己的见解。他曾摹仿柏拉图的《理想国》写了一本《政治学》。此外还有他的书信集。其作品的特点是词藻的华美。
拉丁文学在初期纯是一些摹仿希腊的作品，到奇克娄时代，拉丁文学虽已形成熟，但独立创造性的作品仍很稀少，而且拉丁文学直到此时为止还不过是起一种点缀作用。如奇克娄的作品虽有相当的文学上的价值，但其内容不外是赞颂正在成长的大帝国和罗马的某些领袖人物而已。不过，拉丁文学对后世来说都有其重要性。由于奇克娄及以后的许多罗马作家吸收了希腊文学、哲学的内容，用拉丁文将之表达出来，就使得中古时代一般西欧人已不熟习希腊文时，希腊的文学、哲学还能经由他们的作品一直流传下来。同时到奇克娄时代，拉丁文已成为一种成熟的表达思想的文字了，到中古时期，它更变成了西欧甚至整个欧洲的国际学术语，对学术的发展和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西欧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思想曾在一定时期非常发达，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其学术思想也传播、影响到全世界，因而拉丁文也由欧洲的国际学术语变成了全世界的国际学术语。
七、希腊化时代的哲学与科学（罗马附）
到这一时代独立城邦已然消灭，因而建立在城邦基础之上的哲学到此时亦趋向没落。此时的哲学已不再是一套完整的企图解释和认识世界和人生的哲学思想了，而主要是一种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因为此时各希腊化国家在政治上都趋向于君主专制独裁，不但一般人民毫无政治地位，就是统治阶级也不再能自由地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了，他们都得服从君主个人的意志。因此对宇宙人生的一切问题认识得比较深刻的人很不满意于这种现状，但是在专制统治下既然不能在政治上有所发展，也不能公开表示自己对现状的怀疑，只好反过来逃避到自己的人格的研究里去寻找归宿。探讨个人的品德问题就代替了对自然本身和社会生活的研究，于是出现了个人主义的哲学思想。前一时期的犬儒学派即是这种思想的萌芽，而发展到此时，则已成为了哲学中的主流。逃避现实不外用三种方式：一是逃避到个人享乐主义的象牙塔里；二是逃避到不为外物所动的“自持”的象牙塔里；三是逃避到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怀疑主义的象牙塔里。
哲学上的享乐主义的首倡人是西里斯提波（Aristippos，公元前四世纪）。继其后的享乐主义者还有提欧铎罗（Theodoros，公元前三一〇年）、犹西摩罗（Euhemeros，公元前三一〇年）和西哥希亚（Hegesias，公元前四、三世纪间）等。但享乐哲学的成熟却是在伊比鸠鲁（Epicuros，公元前三四二—公元前二七〇年）之时。
伊比鸠鲁是撒摩岛人，成年后来到了雅典，在一个花园中讲学，故此派又称花园派或伊比鸠鲁派。伊比鸠鲁派的目的就在追求个人的快乐，要求以自己的认识作标准的，内心世界不受外界影响的“静止的人生”。他们的享乐主义不是庸俗的一心一意的追求目前一时物质生活的享受，包括实际政治和社会地位的获得在内，而是寻求一种可以不依外界的物质条件为转移的、在本身所处的物质条件下的最大可能的快乐。那就是以自己的认识作标准的精神上的快乐，而在自我精神范围之内所获得的快乐却是没有限度的。他们认为及时寻求快乐才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服从于外界使人痛苦的条件是没有意义的，并且精神上的快乐远超过物质享受的快乐。人所要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快乐，如为个人的鉴赏的目的，而不是为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目的来研究文学、哲学等。显然这是对外界实际生活中违反自己认识标准的政治和社会压力的一种逃避和消极反抗。但伊比鸠鲁派精神享乐的人生哲学思想的基础却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原子论学派之上的。他们以原子论来否定了神。他说宇宙是原子构成的，原子不断地转动变化乃产生了宇宙间的万物和人，神则居住在宇宙以外的另一世界，所以神与人的生活无关，神并不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他认为灵魂是由最细最轻的原子组成的，在人死后，组成灵魂的原子即分散掉。所以他们认为迷信是毫无道理的事，特别注意破除迷信，以为许多人之所以不能寻找快乐，就是因为受了迷信的阻碍。这种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神和迷信是统治者迫使人民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服从于他们的一种精神武器，要摆脱现实政治对人的精神上的影响，就不能不摧毁神的迷信。
伊比鸠鲁的哲学思想虽是由原子论出发的，但由于原子论只是用来作为他们那种人生哲学的物质根据，故他终不能脱出这一时代的思想—个人主义的思想范畴。后此派不但没有新的更高的发展，反而趋向了专门注意物质上的享乐去了。伊比鸠鲁的哲学著作未流传下来，只是由于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的哲学家鲁克里提约（Lucretius，公元前九八—公元前五四年）写了一首长诗《万有论》，其中包括了伊比鸠鲁的主要思想，才使我们能够窥见了伊比鸠鲁的思想。
另一个哲学上的主要派别是彩廊学派。此派的创始人是兹诺（Zeno，公元前三三六—公元前二六四年）。兹诺可能是一希腊化了的腓尼基人。他最初从事经商，后始研究哲学。他曾在雅典讲学，讲学地点是在一条长廊上，故此派被称为彩廊学派。
兹诺的思想出发点与伊比鸠鲁相似，即是要在专制主义的政治社会条件下，寻找个人精神世界的独立，争取自己生活的主动，他们的口号是“求定心”（自持）。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导人生所得到的实际效果却和伊比鸠鲁完全不同。首先是他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唯心论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认为宇宙就是一个大的精神，这种精神有如上帝，是不依人的意志来更改的。人也有自由的精神，但人的精神只是宇宙精神的一部分，当人死后即与这种宇宙精神混为一体，复返本原。他所以认为人必须要有理性，只是为了运用这种理性来对这种宇宙精神有规律的运动作积极地协助，人只有自觉的用自己的精神来配合这个宇宙精神的运动之后，才能达到个人现世精神上的绝对安宁，才不致为外界任何力量所苦。因此他认为每个人都要设法使自己的思想生活和这个宇宙的精神相吻合，不要反抗它，而要按照它的意志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求知识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既不是为了解决现实的社会政治和自然现象的问题，也不是像伊比鸠鲁派那样为了自己的享受，而是为了了解这个宇宙精神，然后依自己了解的程度来使自己过着一种自认为是“道德”的、不受外界影响的自持的生活。他认为一切情感都是病态的，人应当在自己认识的基础上过一种极端理性的生活，不为一切外物所动，这样才能始终清楚的认识那种宇宙精神，知道在各种情况下如何自处。可是这种个人主义实际上已经等于否定个人了。因为兹诺的这种“求定心”的个人主义思想的结果是要个人承认天命，承认一切事物早为上帝安排妥当，人无须怀疑，只要承认、接受和忍耐一切就行了。这种思想对个人精神世界来说是积极的，因为他们不是消极接受天命，而是主动的去认识和服从天命。但对指导现实人生来说，却是极端妥协和屈服的，因为承认天命，就等于消极地接受了现状，甘心生活于大奴隶主国家的统治之下，放弃了个人的行动自由。至于到了外界的压力大到实在使个人的“自持”认识都不能维持，无法再忍时，则可以自杀。在他们看来自杀也是完成配合宇宙精神运动的一个手段。兹诺后来果然实践了自己的哲学，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其后之彩廊学派并无任何新的发展。
第三个派别是怀疑学派。此派的首创人是庇罗（Pyrrhon，公元前三六五—公元前二七五年）。他是埃里地方的一个末流智者。他曾研究过各学派的哲学思想，发现在哲学上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意见上没有任何一派是和另外一派相同的，故而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不可知论。他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有正反两面的说法，所以真理是不可知的。这种思想的出现，是因为此时的哲学已不谈实际问题，所以庇罗在研究过去的许多哲学思想时并不结合他们所由产生的社会现实生活来研究，他既不能研究各派产生时的社会背景，当然便只能将许多名词颠来倒去，玩了一阵概念游戏，最后一切才都成为不可知的了。这种不可知论对生活的实际意义即是对现实政治和社会既不明白的接受，也不断然的反对，只是依个人的利益得过且过，故基本上也是属于个人主义哲学范畴的。
庇罗之后还有许多怀疑主义者和怀疑主义的思想派别出现：如提蒙（Timon）、柏拉图学派的怀疑主义（公元前三、二世纪间）等。其中以实验派的怀疑主义最可注意。此派的名家多为医生。最重要的是名医伊尼西底谟（Aenesidemos，公元前一世纪）。伊尼西底谟是诺索斯人，后在亚历山大里亚城行医并讲学。他的哲学思想是“难知论”，他认为人凭感官所得的外界的印象并不可靠，一个健康的人和一个生病的人的认识就有所不同，这就证明了人对外物的认识是不可靠的，人自己无法证明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所以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宇宙的本质是什么？个人的看法不同，而凭感官来了解也是靠不住的，所以宇宙是不可知的。值得注意的是伊尼西底谟的思想完全是从个人肉体的感官的体验过程出发而得出的结论，与那些凭观念出发的不可知论不同。由于受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使他无法对人的官觉进行正确的科学分析，因此他不能懂得人类认识过程中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只能停留在粗浅不堪的从感官感觉出发的感性认识阶段。加以当时的时代环境容易使人走向个人主义的道路，因而他的哲学思想虽然注意到了人类自己的“实践”——粗浅的感官感觉，而非生产活动的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性，但他终于得出了“难知论”的结论。
自然科学在此时期中有着光辉的成就。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基本上是继承了亚里斯多德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加以这时由于各希腊化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埃及政府看到自然科学在生产上的实际用途，也极力提倡，并给予科学家财力物力的支持和各种便利，因而使自然科学得以超越前代地有了不少新的发现和发明。
就今日所知世界上最早进行的、规模最大最有系统的科学研究是此时的科学研究。当时埃及政府提倡科学研究，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内设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科学研究院。这个科学研究院的院址设在文艺女神Mousai庙中，故被称为“Mouseion”。今日欧洲各国文字中的“博物院”（Museum）一词即来源自此。亚历山大里亚的科学院可说是一个科学家的研究社会：由埃及王所派的一个会长来组织、领导，科学家皆接受国家的薪俸。研究院为科学研究工作设置了植物园、动物园、解剖室和观象台等，并且有一个藏书达七十万册的图书馆，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藏书最多的图书馆。
希腊化世界中，其他著名的图书馆还有亚历山大里亚城的西拉皮（Serapis）神庙图书馆、波戛谟城的图书馆、安条支亚（Antionchia）城的图书馆。
在这一时期中在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如数学家犹克里底（Euclides，公元前三〇〇年）集过去印度、巴比伦、埃及几何学之大成，创造出几何原理的完整体系，直到现在犹克里底所证明的公式和定理仍是初级几何学的基础。天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亚其米底（Archimedes，公元前二八七—公元前二一二年）对圆形、圆体和尖体的量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物理学方面，他发明了比重原理和求重心的方法。他又是第一个将数学的算法应用到各种军事机械上的人，从而发明了许多作战器械。
在天文学方面，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长伊拉陀斯提尼（Eratosthenes，公元前二七五—公元前一九五年）曾进行了推算地球大小的测量工作，第一个采用了今日仍在利用的方法——三角测量，他以此法得到了与真实数字相差不多的得数。此外他还著有《地理学史》撒摩岛人亚里斯塔科（Aristarchos，公元前二八〇年）曾根据其对天文学的研究，最早地提出了太阳系的学说，但他的发现并不能为当时人所接受，故未得流传。至公元二世纪时，托勒密（Ptolemaios）写了一本具有总结性的天文学著作，肯定地认为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恒星都是围绕着地球运转的。托勒密的错误的天文学体系在此后一千三百年间一直支配着天文学的研究。
在生物学和医学方面，如西娄菲罗（Herophilos，公元前三〇〇年）在其著作中表现出了非常深入的解剖学知识。当时的外科医生，在动手术时，已使用了麻醉剂。西娄菲罗对药物——草木药材的使用方法也很有研究。此外他在生物学方面的深入研究使他证明了人的精神中枢是脑，而不是心，并发现了人体内血液循环的道理。
考证与校勘之学也是自此时开始的。最早对古代的文学哲学加以批评的是亚里斯多德，此时的学者继承了亚里斯多德的传统，对过去的文学学术著作进行了整理、研究。当时考证工作主要是对古代名著的考证和训话、书目的编制、文学的研究、字典的编制、神话集的编制、地理典籍的编制、各种文学（戏剧、诗歌、哲学）史的编纂和名人传记的编纂。
希腊化时代的哲学与城邦时代的哲学有显著的不同，可以视之为希腊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哲学的特点从形式上看就是它的学术化。哲学学术化是和哲学思想的创造性相对而言的。哲学本最重独立思考，针对自然界和社会上所存在的重大问题代表一个阶级或阶层提出解释，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逻辑，而自成一个体系。城邦时代的哲学思想的繁荣就表现在哲学家们都有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因而在哲学的范畴之内，不论在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提供了新的发现，从而丰富了哲学的内容。但到了希腊化时代，哲学已经消失了它的创造性，并没有在前代诸名家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一些根本论点和方法论上都不能脱出前人范畴，最多只是“沿袭师授”。等而下之，则博采各家，断章取义，杂糅而成为自己的认识，是即“杂家”（Eclecticae）。这样失去了独立创造性、只是承袭前人思想的哲学，便好像学术研究工作一样了，故谓之学术化。
希腊化时代哲学的学术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思想完全派别化，就是哲学家们只依附在一种已经独立形成的思想体系之下，专在这一思想上下功夫，并以此为标榜，于是就形成一派。这派就沿袭相传师授相承下去了。希腊化时代比较著名的如伊比鸠鲁学派、彩廊学派等虽然还能自成一个体系，但他们的独特之处，只在于能解决个人的人生态度上面，而在一些根本的观点和方法论上并未超出前人的范围，换句话说只不过是利用前人的成就来为个人的享乐主义思想作注脚而已。学术化的另一表现就是杂家的出现，杂家较前一类哲学更形没落了。因派别化的哲学，虽然只是沿袭师授，但还是在一个逻辑一个体系之下发展的，而杂家则根本没有自己的体系与逻辑，完全是割裂别人的体系和逻辑来凑成自己的认识。这种杂家可以彩廊派中的杂家和柏拉图学派中的杂家为代表。罗马最早研究哲学的人也都是杂家，如法娄（Pharos公元前一一六—公元前二七年）与奇克娄（公元前一〇六—公元前四三年）。
何以希腊化时代的哲学独少光彩呢？这是因为独立的城邦时代已经过去，统一而专制的政治局面出现，各个阶级和阶层已经失去了他们独立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没有可能提出任何新鲜的问题出来了。生活的多样性既已消失，那么哲学的繁荣也就没有了。
但如就希腊化时代的哲学本身来讲，则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无哲学创造性而以个人主义为突出特征的思想派别是代表着当时整个奴隶主阶层的意识，因为这个时候的奴隶主阶层已丧失了自己独立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环境，于是只好钻进个人主义的圈子里来消磨自己的暮年了。如享乐主义即完全是大奴隶主阶层的思想，因为只有拥有许多奴隶与财富的大奴隶主，才有可能追求那种享乐，否则根本无法奢谈享乐，享乐哲学也无法出现。彩廊学派的思想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享乐主义不同，他们着重在不为外物所动的“自持”，但事实上可以悠闲自在的去“自持”的人也只有奴隶主阶级，劳动人民绝无这种条件。怀疑主义则更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所以这一时期的哲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方面的。不过，伊比鸠鲁学派却具有其重要性，因为它继承了过去希腊原子论哲学家的唯物原子论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提倡无神论。他们是西方最早的有科学基础、完整理论的无神论者，而且经由此派使原子论得以流传下来，成为此后欧洲唯物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希腊化时代的自然科学与考证方面的成就应予全部肯定。少数保留下来的此时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作品一直是世界科学的宝贵遗产，而当时的考证工作也为此后的考证、校勘工作与古典文学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