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波斯帝国之成立
亚历山大帝国继承国之一的叙利亚（条支）国后曾分化出来四个国家，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安息。安息也是一个希腊化国家，在其强大时版图包有自幼发拉底河以东直到伊朗高原与中央亚细亚的大片地方，在此建立起了安息大帝国，前后维持了约五百年（公元前二四九—公元二二六年）。
到公元三世纪时，安息帝国内部混乱起来，各地方皆趋向独立，波斯萨珊（Sasan）族人亚塔沙查一世（Artachshatra，公元二二六—二四〇年）原为安息王之亲信，被委托代安息王统治波斯本部地方，公元二二六年亚塔沙查一世叛安息末王亚塔般诺（Artabanus，安息第三十世），恢复了波斯地方的独立，之后又以波斯为根据地向外发展，征服了整个安息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波斯帝国。
新波斯帝国成立后，一切规制皆承袭安息的旧制，此时的波斯仍是一中央集权的国家，王权强大，能直接控制帝国的各个地区。在其国家内部，宗教与政治自此时起有了极密切的联系。在安息时代，安息统治者虽不信仰古波斯的祆教，但也没有对它进行压迫。此时波斯统治者重新恢复了祆教，将它定为帝国的国教，此后祆教教会组织更形严密起来，与政治也结合得更紧密了。过去祆教的经典被重新编订出来，作为现在的帝国国教的经典，祆教教士被给予土地与各种特权，他们遍布在各个地方，与当地的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统治着人民。
新波斯在其成立后不久即强大起来。亚塔沙查一世在位时，波斯已征服了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在安息时代原是一个附属于安息的半独立国家，其王接受安息王颁予他的封号，受制于安息帝国，波斯征服亚美尼亚后即控制了黑海的商业。此后波斯更向西发展，与罗马帝国争夺小亚细亚。
关于波斯帝国之社会性质问题，由于缺乏有关这方面的经济材料，故很难直接论断。但从安息时代起这地方在政治上已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出现，即安息王分封其子弟与族人、亲信于各地作世袭的统治者，这些受封者并有各样的封号。从全世界的历史看来，这是一种封建社会的典型政治现象，所以我们推断可能在安息时代的晚期，这个地区已进入了封建社会。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间接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
在新波斯帝国成立后不久，帝国内部即有一个新的宗教运动出现，这个新宗教就是摩尼（Mani，公元二一五—二七三年）创立的摩尼教。此教自其初兴直到后来传播到世界各地，无论在波斯本国抑或在世界其他地区，它都受到了统治者的无情压迫。所以摩尼教本身的正确记载，如经典等都未能流传下来，而统治者所写的有关记载又都是污蔑它的，不过从统治者的这些片断的恶意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此教是巴比伦古代的宗教、波斯的祆教、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与印度的佛教的混合物。就其教义的主要内容和它的整个遭遇来看，它是一个人民的宗教则是毫无疑问的。摩尼教的中心思想是把眼前的世界看作是黑暗的，只有摩尼教及其信徒是代表光明的，所以摩尼创教后其信徒都是那些渴望推翻眼前的黑暗统治，追求即将来临的光明的贫民。最初统治阶级也曾想尽办法来利用收买摩尼，但始终不能如愿，最后只好把摩尼杀死，严厉镇压摩尼教。但摩尼教不但继续在波斯帝国内部发展，并且以最快速度向外传播，向东直传入中国，向西直传入西欧，它在各个地方都成为了人民反抗统治者的一个力量。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摩尼教发生作用的地区，都是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地区。在整个的中古时代，从中国直到西欧，摩尼教始终是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一面旗帜。由此可见，摩尼教是封建化了的波斯帝国内部人民反封建统治斗争中的产物。
波斯王奥玛兹底二世（Hormisdas公元三〇一—三〇九年）时开始设立了一种法庭，专门处理人民对富人及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的诉讼。这种制度可以理解为波斯王——最大的封建主依靠中小封建主与一般人民的力量为控制甚至打击那些已在帝国内部出现的趋向于半独立状态的大封建主的一种办法。统一的力量与分散的力量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代表中央的最大封建主总是利用中小封建主或农民的力量来控制甚至有可能时就打倒各地方的趋向独立的大封建主。这是一般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
所以，从以上两种间接材料看来，波斯在此时期可能已进入了封建社会，或正向封建社会转化。同时，这个波斯国家在三世纪时开始与罗马帝国接触，就两者接触后的情况看来，波斯似乎比罗马这个大奴隶主国家更强大，这可能就是由于波斯已是一个封建大帝国的缘故。
罗马与波斯接触不久后，罗马皇帝狄欧克利天诺（Diocletianus）就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了全盘波斯化的改组，罗马国内在各方面的制度和政治组织上完全摹仿波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组。由此可见波斯社会比罗马要进步。
二、罗马帝国之衰乱与改组
公元一九二年后罗马帝国内部开始大乱，大乱继续了约一百年（公元一九三—二八四年）。百年大乱是帝国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在此时期中，帝国各省不断爆发贫民与奴隶的起义，企图推翻罗马的统治，甚至意大利半岛上和罗马城内也有起义运动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实力被削弱了，因此边疆问题也就严重起来。而恰在此时帝国东疆又兴起了波斯，波斯曾不断与罗马争夺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地方，罗马很难应付这个强大势力，而始终居于劣势地位。三世纪中期时，皇帝瓦利连诺（Valerianus，公元二五三—二五九年）曾亲率大军东犯波斯，结果被打败，自己也被俘虏，死在波斯。
同时帝国在欧洲方面沿多瑙河、莱茵河，特别是多瑙河地带的边疆问题也很严重，因从这里直到黑海都居住着日耳曼族的哥特人，这些日耳曼族的哥特人在三世纪中期时开始活跃起来，时常渡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抢劫。罗马皇帝奥里连诺（Aurelianus，公元二七〇—二七五年）曾亲自率军渡过多瑙河“征讨”这些“蛮人”，反被“蛮人”打死，可见问题之严重。此后，帝国北部边疆渐难保全，多瑙河以北原属帝国之达其亚地方，在奥里连诺死后已被迫放弃。
此时帝国内部政治上也非常紊乱，皇帝废立完全受军人控制，因而废立无常，有时还同时有四个皇帝被推立出来。各地城市在进入三世纪后，都开始修建了城墙。城墙即表现着战争状态的存在。在城邦时代各城原本有城墙，帝国成立后，各城之旧墙倒毁后即不再立，同时新兴之城市根本不筑城墙，表示着帝国内部秩序是安谧的，没有战争存在。三世纪后由于边患严重，所以先是边境各地城市开始修筑城墙，以资防御，后内地也渐效法之，最后连罗马城也重新筑起了城墙，可见此时各地之秩序已不是罗马帝国政府所能维持的了，只好以筑墙的办法来保护各地重要城市的安全。
在百年大乱期间和大乱之后的公元三、四世纪之时，罗马帝国内部的衰微已非常显著。这首先表现在生产下降的急剧化上。生产的衰退本是帝国不治之症，百年大乱亦与此有关，而生产的衰退又主要是与罗马奴隶制度的腐朽有关。在公元三、四世纪时罗马在生产方面开始出现了一些新制度，在农业方面有隶农（Coloni）出现。因为奴隶来源在帝国成立后日益困难，此时大田庄的生产已不再靠奴隶劳动维持，大奴隶主为增加其剥削量与保持劳动人手，乃开始有限度地解放他的一部分奴隶，使之成为隶属于田庄的农民，即将大田庄的土地分散，分给这些奴隶来耕耘，令他们按自己所愿采取的方式来经营耕耘，每年向主人缴纳定额的地租—实物地租。这样就促使了这些隶农愿意尽力多生产来使自己多获得一些剩余。这种办法在公元一世纪时已有，不过到此时更加普遍起来了。另外还出现了一种自由的佃农，因地主只求有劳动力来供他剥削，所以除采取上述的隶农制外，还将小块土地分租给一些无地或少地的自由农民去耕耘，这些自由佃农最初在身份上与隶农仍有差异，但到后来两者之间的分别却逐渐泯灭了。因为隶农随其生产地位取得了半自由身份，而自由佃农却因地租的沉重，逢到荒年歉收就要靠借贷来缴租和谋生，但高利贷上身后就会永远还不清，因此地主就有可能将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并使他们的子孙也世代在其土地上耕耘，他们完全的自由身份没有了。这样隶农与自由佃农所处的地位一升一降乃趋于相等，而这些隶农和自由佃农就是欧洲中古时代农奴的前身，这种经济就是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了。可以说封建的经济与剥削制度在此时已开始萌芽，奴隶主经济已濒临总崩溃阶段了。
工商业到此时实际已趋向于停顿，因长期混乱，交通阻塞，商业活动困难，加以长期大乱使生产更形衰退，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对商品的消纳量更降低了，故手工业与商业渐渐停滞。而帝国统治者为达到其剥削目的，又不能让工商业完全停顿，乃采取了一种硬性的办法来限制工商业者的转业。本来经营手工业者都有自己的公会，这种公会原是人民自己的互助组织，现在皇帝看到各地工商业逐渐衰落，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多已转业或沦为了游民，乃下令规定此后各种手工业公会的成员及从事商业的人必须世袭其职业，不准转业改行。从形式上看，这是封建时代手工业的行会制度的开端。
帝国之衰微又表现在赋税的加重上。与生产逐渐衰退之同时，税赋却日见加重了。就其基本情况讲，生产的减少与赋税的增加，两者已形成为一种恶性的循环，帝国内部愈混乱，则生产愈衰退，但政府财政需要却愈增加，愈要征重税来镇压人民的反抗和解决边疆问题；而税愈重，人民生活就愈痛苦，反抗也愈激烈，国家也就愈混乱。帝国政府曾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税收，公元二一二年皇帝卡腊卡加（Caracalla）颁布了普授公民权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帝国内有自由身份的人民都被赋予了罗马公民权。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人民有利的，但实际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征税，因在帝国政府各项税收中最重的一种是遗产税，而这种税只有享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才缴纳，卡腊卡加的普授公民权法令说明了罗马帝国政府财源的枯竭。
帝国的衰征也表现在人口的减少上。帝国人口之逐渐减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生产衰退和税收增加所产生的一般人民生活的艰困与不断战争所造成的人口死亡率的增加；一是自然的原因，因在此时有各种疫病和传染病，包括鼠疫在内在帝国内部流行，而疫病的流行又是与人民生活的困苦相关联的。在人口减少方面此时有几种现象发生。其一是杀婴风气，这就使得人口更加减少，劳动力更缺乏，生产也更困难。其二是不婚风气，这种风气早已形成，但到四世纪时又有了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因四世纪时基督教开始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基督教内部发生了出家修道的办法，许多人为逃避世俗的生活痛苦，纷纷进入修道院去修行。五世纪时罗马皇帝马约连诺（Majorianus，公元四五七—四六一年）曾下令限制出家，限制不婚娶，规定妇女必须在四十岁以后才准出家，寡妇守寡五年后还未再嫁即由国家没收其财产之半数。这件事充分反映了不婚风气之盛。人口减少的恶果就是劳动力的缺乏，使生产更加衰退。同时此时的弃田现象造成了劳动力的缺乏。农民由于一年到头辛勤劳动的结果往往还不够缴租税，不愿再从事农业生产，常常全家弃田逃亡，到城市中去作游民。在二世纪初期，帝国成立不过百余年之时，弃田现象已发生，而到此时乃更形严重起来。为补救劳动力之不足，帝国政府在二世纪末已开始将边疆以外的蛮人，主要是日耳曼人移殖到帝国内部，最初这些蛮人还只是被安置在边境地区从事垦荒，到后来内地的荒田亦渐交给这些蛮人去耕耘了。
罗马奴隶主经济和社会的崩溃与封建剥削制度的萌芽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许多旧政治制度的崩溃与新制度的出现。一个是逃官现象。帝国各地，特别是各城都有摹仿罗马城元老院设立的市府委员府。在一、二世纪时，市府委员——地方上的元老还是一非常崇高的地位，是地方上大地主们所追逐的荣誉职位。这些市府委员的职责之一是代中央征税，一、二世纪时时常发生市府委员个人代整个地方包缴了中央规定的全部税赋的事，当然他所缴纳的税款还是从人民头上剥削来的，但这事总还说明了他有可剥削之处。至二世纪末，这样的事已少了，进入三世纪后，根本就没有这种事了。并且到三世纪后由于生产衰退，征税日益困难，在征缴不足额时，就要由这些市府委员负责补贴出来。到后来他们也渐渐无力补贴了，市府委员职位变成了苦差，大地主们再不去竞争这个职位，在其位的人也想尽办法摆脱这个职位。他们先是卖田，因按规定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田产的人才能担任市府委员，到后帝国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市府委员卖田。他们又用搬家的办法来对抗，帝国政府又下令禁止市府委员搬家，但无论如何这些人还是想尽办法离开了这个地方，最后再找不出人来作市府委员了，只好由政府指定一些罪犯来充当，让他们来替政府征税。
另一政治上的新现象就是屯兵政策。屯兵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是因帝国内部日益空虚，蛮人渐渐大规模地向帝国境内侵入，同时在帝国东疆因波斯之兴起，边防也吃紧起来，边境地带已非经常有重兵驻守不可了。另方面屯兵政策可说是帝国成立后军事独裁制度又进一步的发展，亦即独裁制度更加深刻化的一种表现。当时罗马帝国的屯兵有两种。一种是罗马人的军队，在三世纪时，凡是这种军队都准许士兵携带家眷，因驻防是长期性的，同时边境地区有许多荒地，政府将这些土地分配给驻防该地的兵士耕耘，附带也解决了一部分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另一种是外族的军队，主要是日耳曼人的军队，罗马政府将过去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归顺”罗马帝国的许多日耳曼人，或是被罗马虏来的日耳曼人安插在边境地区，分给他们土地，令他们屯垦戍守罗马帝国的边疆。这种办法实施后，罗马军队更彻底的职业化了，它们已与人民断绝了任何联系，完全成为了皇帝对内镇压人民，对外防守边疆的工具。由屯兵政策之加强可以看出帝国到此时已失去了任何赖以维持帝国统治的自然联系，而只能倚靠武力来进行统治了。现在皇帝的唯一重要身份也不过就是个大军阀罢了。
公元三〇〇年前后皇帝狄欧克利天诺（公元二八四—三〇五年）为解决帝国存在着的危机，在政治上进行了一个全盘波斯化的改组，而他的改组实际上就是加强了皇帝的独裁，其目的主要在镇压帝国内部奴隶与贫民的起义并加强边疆的防卫，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并没有创立“自己”的新制度，而是摹仿波斯，行波斯化的君主专制独裁制度。在罗马帝国成立时的第一个皇帝——奥克闼飞安诺喜以“元首”自称，因在其各种称号中，只此名带有浓厚的共和的意味，其后直到公元三〇〇年间，大多数皇帝也常沿用此称号，故历史上称帝国成立至公元三〇〇年这一段时期为“元首政治”。当时一般人也尚认为罗马是共和政体，这种意识对皇帝的独裁有时多少可以发生一些限制作用。到狄欧克利天诺即位后，彻底仿照波斯制度改组了罗马政府，此后皇帝开始称“君主”（Dominus），在讲希腊语的地方则称“王”（Basileus），这就不仅只在实质上，而且在名义上也变成君主独裁政治了，故历史上称此后的罗马政治为“君主政治”（Dominatus）。
罗马实施“君主政治”之后，皇帝也有了一种新的威风和新的场面，皇帝的生活各方面都有了改变：以前皇帝的服装与元老相同，不过是一袭紫袍，现在则仿用波斯王的衣冠，着衮袍，带皇冠（diadema）；以前皇帝时常外出，一般人民都能见到他，现在则开始深居宫中，只亲信大臣与宦官经常在其左右侍奉，普通臣民很难见到皇帝，皇帝越来越神秘了。如有特殊事情要朝见皇帝时，必需经过从宫门到朝堂的无数关口，通过无数手续才能见到皇帝，并且朝见时要对皇帝跪拜。以上种种改变都是君主独裁在礼节方面的反映。此外还开始出现了朝廷，代替了过去的元老院。元老院到此时已形同虚设了。皇帝左右的私人，过去在政府中并没有正式地位，现在却和皇帝的亲信大臣一起形成一个朝廷，真正掌握了国家大权，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故此时开始出现了新的名词，即大臣（Patricius或Comes），意指皇帝左右形成朝廷之大臣。
对帝国领土的统治方法到此时也开始改变了。因经过百年大乱，帝国实际已分崩离析，趋向瓦解，各地人民不断起义，同时边疆问题也日趋严重。就当时情况来讲，帝国政府已感到鞭长莫及，一个皇帝、一个政治重心已不能照顾帝国全局，一个皇帝所率领的一个军队体系也已无法兼顾帝国的广阔的领土。因而狄克欧克利天诺乃大体上按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界限将帝国分为两个部分，两部各有一个皇帝，他们的正式称号是“至尊”。此外东西两部每部又分为东西两部，一部分由“至尊”坐镇，另一部分则设有“副帝”坐镇，其正式称号为“恺撒”。“恺撒”一般都是“至尊”的继承人。这样一来，帝国在政治上乃开始有了四个中心：两个大中心，两个小中心。有四支大军由四帝直接控制，但在法统上，帝国仍然是统一的帝国，并不分东西，一切命令都由两个“至尊”共同署名公布。
这一改组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但经过这一改组却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即税赋之愈益加重。因为改组的目的是要加强专制集权以便能有效地镇压各地人民的起义和解决边疆上日益猖獗的蛮人问题，这样就必然要大量的财富来供应征伐频繁的统治机构的需要。加以改组后有了四个皇帝，他们各有自己的朝廷和一定的排场，其全部消费自然也要落在人民头上，税赋的加重主要在两种税上。一种是人丁税，每个成年人都要缴纳，并且每年税额都有增加，一种是土地税，名义上这种土地税是按土质好坏分等级缴纳，实际上则是以调查为名来提高税额。
从形式上看，这次改组就是为了摹仿波斯，以便加强君主专制独裁制度来有效地镇压人民起义和安定边疆。但实质上这次改组实是罗马在政治上向封建制度转化的第一步，而这种政治上的转化在客观上则又适应着当时罗马经济的崩溃和封建经济的萌芽而出现的。例如狄欧克利天诺曾下令不准人民迁移或改业，这是与当时罗马奴隶制大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凋蔽而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逐渐增长的经济趋势相适应的一个措施。自此以后，在自然经济下，人民世袭其职业的现象经过这一政治措施更加固定起来，因而这一措施也就更巩固了自然经济。这是罗马帝国封建制度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此外，在改组工作中的在各地屯军和扩充军队这一措施，由于领兵权往往落在当地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大地主的手中，就造成了这些大地主以其军事实力在各地割据一方的现象，这种情形在近波斯的小亚细亚地方特别显著。无疑地，这大大加强了帝国之内分散的自然经济的发展。这也是这次改组的一个结果，因此，这次改组也就不能实现帝国统治者企图通过这次改组来巩固其统治的主观要求。相反地，改组只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改组促使了奴隶经济更快的崩溃，引起了更激烈的社会矛盾，以致改组后不久，在狄欧克利天诺死后，帝国反而大乱起来。
公元三二三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us）大帝再度统一了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在胜利统一了全国之后，即将其统治中心移到了帝国东部。他大事扩建黑海入口处之小城拜占廷（Byzantion），定其为帝国东方之首都，并正式称它为新罗马（后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三三〇年又定新罗马为帝国第二首都。这是罗马帝国在其封建化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或说是君士坦丁大帝适应着罗马帝国封建化的一个措施，并且由此也可以证明君士坦丁是一个封建化的拥护者，而不是一个反对者，同时这就是君士坦丁在大乱中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因为在此以前，帝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有利于封建化的过程，有的地区则要困难一些，故整个帝国并不能同时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完整地建立一个封建国家。当时就整个帝国来看，东部的经济情况比西部有利于封建化，因而在罗马帝国封建化过程中东西两部分的差别愈来愈大，东部在当地的经济条件下，较稳定地逐渐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而西部则因罗马式奴隶制的崩溃，本身难以最后完成封建化的过程，所以始终陷于动乱中。君士坦丁选择了东部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适应了帝国的经济发展趋势，造就了自己的成功。此后帝国东部即以新罗马—君士坦丁堡为中心逐渐形成为一个封建国家，而西部则系经过一次蛮族入侵的大变乱后，始较晚地完全进入了封建社会。但到那时，历史已经进入中古时代了。
三、帝国与教会之争及基督教之胜利
基督教本是贫苦人民的运动，故从其成立时起就与罗马帝国政府处在对立的地位，所以帝国政府也自其成立的最初就对它不断进行镇压，但两者之间的冲突始终不太激烈。可是到了公元三世纪时，基督教与帝国政府对立的情况特别严重起来，两者之间曾进行了生死的斗争。
何以此时帝国政府特别仇视基督教呢？如就基督教运动的人民性这一点来说，基督教与其他东方宗教是相同的，但发展到后来引起了统治者对它异常的敌视，则是因为它具有其他东方宗教所没有的一个特点，那就是组织上的特别严密与内部团结力的特别坚强。也正因此，所以它的发展特别快，基督教经过过去二百年间的发展，信徒愈来愈多，组织机构也就愈来愈庞大和完备，不仅每个地方的信徒都属于一个严密的组织，而且各地区教会之间也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故基督教在各地的声势日益浩大起来。三世纪时，普遍于帝国各地的基督教教会实已成为了与帝国政府相并行的机构，甚至被人视为是帝国内部的“国内之国”，因而帝国政府到此时乃开始对基督教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以期将之彻底扑灭。另方面，帝国政府此时特别迫害基督教的原因则是由于基督教因信徒之增加，在此时也拥有了相当大量的财富。而相对地，帝国政府财政却日益窘困，故而想没收基督教之财产，在短时期内解决帝国财政问题。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在公元三世纪时不断发生大规模镇压基督教的事件。
皇帝狄其沃（Decius，公元二四九—二五一年）在位时曾以基督徒之拒拜皇帝为理由，对基督教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基督教之拒拜皇帝在实质上的确不仅只是一个形式上和名义上的问题，而是根本的问题。因基督教初起时原是人民反抗帝国统治的运动，所以从其开始成立起，就在教义中规定了除上帝以外不拜任何的神，也不能将任何人当作神来崇拜。这实际是针对帝国成立后皇帝生时就塑像令人崇拜，死后又都被奉为神这情况而来的。基督教否定了这一点，就等于是否定了皇帝的权威，因而拒拜皇帝就成为了基督教与帝国政府对立的一个象征。在帝国政府看来，基督徒的这种行为当然是形同叛逆，以前个别基督徒之被迫害，就是因为这类事故。但狄其沃时的大规模镇压基督教并未奏效。
帝国政府对基督教最后也是最激烈的一次镇压是皇帝狄欧克利天诺所发动的一次。狄欧克利天诺曾正式宣布基督教为非法团体，禁止它的一切宗教活动，不论其公开的活动或秘密的活动皆算违法的。他没收了基督教的全部财产。最能代表这次镇压的规模和决心的是狄欧克利天诺曾下令强迫全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和所有被指认为有信基督教嫌疑的人都要到皇帝像前礼拜，拒绝礼拜的人一律处死无赦。这个命令虽曾雷厉风行了一个时期，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因多数基督徒是视死如归，绝不屈服的，而大批屠杀基督徒的结果，反而引起了一般人民对基督徒的同情和敬崇，反过来却对帝国政府更加不满，到后来帝国政府乃不能不考虑这种大规模屠杀的严重后果。加以当时中上层分子—统治阶级中人信仰基督教的也非常多，他们有些就是地方官吏，当然不会去认真执行皇帝的命令，其他人也想尽办法影响帝国政府不要推行这个命令。所以，狄欧克利天诺最后只好承认失败，下令收回了成命。
帝国政府镇压基督教之遭到失败，显示了基督教在三世纪时已根深蒂固，已成为了一个无法消除的势力，因此狄欧克利天诺下一代的皇帝君士坦丁（公元三〇六—三二三—三三七年）就改变了对基督教进行镇压的政策，开始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并利用基督教使之成为自己有力的统治工具。
狄欧克利天诺死后，帝国一度混乱，发生了争皇帝位的内乱，当公元三一三年君士坦丁还未取得最后胜利时，就与另一个皇帝在（Mediolanum）米丢兰侬联合发布了一个命令，即“米兰谕令”，承认了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团体，准许其公开活动。公元三二三年君士坦丁再度统一了帝国后，即开始着手拉拢基督教——帝国内部最强大的一个势力，使之变成一个能与帝国合作的机构，以便利用这个势力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君士坦丁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利用了当时基督教内部两个派别的斗争，首先以政治力量支持了其中对帝国统治者有利的一派，使之成为基督教的“正统”，然后再利用它来为帝国统治者服务。
三世纪时的基督教虽然在与帝国政府对立方面是一致的，但其内部也存在有斗争，因而给予了君士坦丁以可乘之机。这种内部斗争主要是源于基督教中一般社会上的中上层分子和贫苦人民的矛盾。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当社会上的中上层分子加入基督教后，从他们个人的阶级立场、阶级利益出发，必然要修改原来流行于基督教中的代表一般劳苦人民的一些思想，如“富人不能进天国”和“不劳动者不得食”之类的思想。其二是表现在信仰方面的分歧上。这种分歧虽然多少有些是由于宗教信仰在技术方面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结果，但归根结底它仍然是基督教内部阶级分化、阶级对立的反映。基督教传入帝国各地后，首先是帝国东部——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一带地方传布，因而在其流传间受到了希腊传统哲学的影响。在晚期希腊哲学中已认为宇宙间是有一种代表神的力量在活动的，并且有了“三位”的说法，即这种力量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神本身，一是神的力量——“道”（Logos），一是神的智慧—“灵”（Paracletos）。这种说法为基督教所接受，基督徒认为耶稣就表现着这种神力的一方面，即“道”。但表现神力的这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否本是一个东西的三个方面抑或是有高低主从之分呢？关于这个问题则争论很多。具体到耶稣身上，最后就归结到耶稣的人神身份问题，耶稣是人还是神，抑是人又是神呢。这个问题，就是宗教理论上的耶稣化身的问题，这个争论到三世纪时严重起来，因为这时它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反映着基督教变质后其内部阶级对立的严重化了。
四世纪初时，在这个问题的争论上，基督教内部主要有两个派别：一派主要主张同性同体论（Homoousios），此派在宗教史上被称为三位一体派，其领导人是亚塔那修（Athanasios）。他们认为神力的这三个方面完全是相等的，并无高低和主从之分，因此体现“道”的耶稣的地位也就同于上帝，因而耶稣就是神。另一派主张类性类体论（Homoiousioi），此派在宗教史上又被称为一神派，其领导人是亚里沃（Arius）。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道”与“灵”都比上帝低，而后二者则是从属于前者的，所以耶稣只与上帝相类似，但不完全等同，这也就是说耶稣基本上与“人”接近。这两派的斗争反映了基督教内部的阶级分歧。主张同性同体论的大多是教会中属于上层社会的分子，他们想将耶稣彻底神秘化，以耶稣神的地位来提高自己在教会中的权威与地位。主张类性类体论者多是一般贫苦的教徒，在当时宗教信仰潮流之下，他们无法否认耶稣为神，但他们仍然希望耶稣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所以这两种信仰上的派别斗争——近人民的宗教意识与远人民的宗教意识的斗争，实质上是教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具体反映。
君士坦丁要掌握和利用基督教，便以政治力量来支持其中有利于他的统治的那一种意见，从而使这派的主张在基督教中取得绝对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上统一起来了的基督教便会由与帝国政府对立转而与帝国政府站在一起了。公元三二五年，君士坦丁在小亚细亚西北角的尼基亚（Nicaea）地方召集了一次宗教大会，这种类型的宗教大会后来正式称为“公议会”。在尼基亚公议会上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即所谓“尼基亚信条”，决定同性同体论是基督教信仰的正统，而斥类性类体论为异端。这就是说基督教中的上层分子战胜了基督教中的贫苦人民，无疑地，此后这些上层分子将要按照他们的阶级利益领导基督教了。这是基督教由一个人民的宗教运动转变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的一个转折点。
尼基亚信条订立后，“正统”基督教在帝国力量支持下开始迫害异端者—一神派，但它并未能将一神派扑灭，在罗马帝国各地，特别是东部，一神派信徒仍很多，他们与三位一体派之间仍有一相当长时期的斗争。
表现在宗教信仰上的两派斗争，除耶稣化身问题外，还有另一关于复活节的推算法问题。复活节那一天原是犹太教的一个节日，据后来信基督教的人的附会，说耶稣死后又复活的那一天恰是犹太教的那个节日，这一天是星期日，所以各年不能是同一天，因而有了许多推算的办法。到基督教内部有了阶级分别，内部发生斗争之后，斗争皆系在宗教口号的掩饰下来进行，因而复活节推算法的这种技术问题也就成为了两派斗争的象征之一。故尼基亚公议会也就附带决定了复活节的“正确”推算法，即三位一体派的推算法。
在公元三二五年尼基亚公议会举行后，基督教开始加速变质，开始依附于帝国政府成为其统治机构的一部分。
基督教自公元三一三年取得了合法地位后，即开始采取了排斥各种非基督教的宗教的手段来使得自己能在罗马帝国国内唯我独尊，所以在公元三一三至三九二年的八十年间，进行了一连串的排异运动。基督教在东方各宗教中，在组织方面本特别严密，故在与他教的斗争中，很容易地就取得了优势。它打击其他宗教的方法有几种，在其势力大的地方则组织教徒强占异教的财富为己有，或在其他教的教徒礼拜时，组织基督徒去扰乱，阻止异类教徒作礼拜，此外它还经过皇帝来打击其他宗教，如劝皇帝减少或根本停止所有基督教以外异教的津贴（罗马帝国对它所承认的合法宗教团体皆有津贴）。由于君士坦丁以后的许多罗马皇帝看到利用基督教来统治帝国人民非常便利，已大多信奉了基督教，故而接受了基督教的建议，消减或停止了帝国政府对异教的津贴。
此后基督教势力日益强大，甚至对皇帝都具有一种限制的力量，在某种情况下还可以作到使皇帝按照基督教的意旨来办事了。如皇帝儒连诺（Julianus，公元三六一—三六三年）本不赞助基督教，不管其动机、政策、目的如何，他曾想恢复罗马旧宗教，因而在其在位期间，全帝国的基督教组织皆与之对立，称他为“叛教者”（Apostata）。当时儒连诺虽想恢复罗马旧宗教，但也不敢公开压迫基督教，故当时基督教仍继续发展着。由此可见基督教势力之强大。基督教提出“叛教者”之名来攻击皇帝，除其表面意义外，实在也还有较深刻的意义在内。因当时基督教虽已变质，但还保有一定的人民性，皇帝之企图恢复罗马旧宗教，多少是一种开倒车的行为，故“叛教者”也可理解为违反历史趋向者之意。在皇帝哥拉天诺Gratianus，公元三七五—三八三年）在位时，基督教中很有威望的一个人，意大利北部米兰城的主教安伯娄舍（Ambrosius）曾请求他废掉罗马元老院中罗马旧教的“胜利神”神坛，哥拉天诺因而在公元三八二年下令取消了这个神坛。此事虽曾引起了许多不信基督教的元老的反对，但皇帝依然如此做了。同时罗马帝国成立后，皇帝本仍沿袭旧制，兼罗马旧教的最高主祭人，享有“大宗伯”（Pontifex Maximus）称号，此时安伯娄舍也建议哥拉天诺不再兼此异教称号。哥拉天诺亦服从之，除“大宗伯”称号。再如皇帝提沃窦舍（Theodosius）在公元三九〇年因一时愤怒，曾令军队在希腊一城屠杀了许多人民，在此事发生后皇帝去作礼拜时，安伯娄舍不允许他进礼拜堂，说他犯了流血大罪，只许他跪在礼拜堂外面。在他公开举行忏悔后，始准他进礼拜堂与公众一齐礼拜。由上述各事，可以看出这些皇帝不但利用基督教作为其统治工具，而且他们本人也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这种宗教了，足证此时基督教之势力已非常强大，故而能够影响了统治阶级的最上层分子。
公元三九二年，提沃窦舍正式下令以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此后其他宗教，以及三位一体派以外的任何基督教的派别皆为非法宗教，再不准活动。事实上在其成为国教以前已经镇压了一神派，在公元三八〇年且曾大规模地屠杀了许多一神派的信徒。到公元三九二年，“正统”基督教彻底取得了胜利。
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的基督教享有许多特权，如教士免税免役，教会得自由接受信徒赠与的财产，教会财产一律不向国家纳税等。帝国政府并允许主教设立法庭，这种教会法庭受理两类案件，一类是牵涉到教士的案件，一类是与宗教道德有关的案件。自此，帝国内部乃有了两套司法系统。
基督教发展到这一阶段后，已完全丧失了初起时的人民性、进步性，但这种最后的妥协在其初时也不是没有线索可寻的。基督教在其初起时，有其代表人民的一面，但也有与现状妥协的一面，如它承认阶级制度，承认有主奴关系等。然而最初它的进步性是占主要方面的，由于早期基督教徒都是奴隶、贫民与小手工业者，他们都是劳动者，故基督教教义自始就提倡劳作。“不工作的人，不应当吃饭”这一口号，充分表现了奴隶社会人民对奴隶主的愤恨，又如基督教最初虽然就承认阶级制度，但却同时又以为从神的立场看，人都是一样的，实际上虽有阶级分别，但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品格问题。他们认为只要是人，就应有人的地位，这点是与奴隶主之视奴隶为牲畜的思想相对立的。基督教既然传布这种思想，故自始就反对奴隶主以人民的性命为娱乐的角斗。在基督教势力强大后，曾多次影响皇帝使之禁止角斗。这种坚定的人民情绪，虽然在基督教已将要大大变质的公元四世纪初期，也终于迫使君士坦丁接受了基督教的意见，在三二五年正式下令禁止了角斗。一直到公元三二五年尼基亚公议会召开后，基督教开始被君士坦丁掌握了过去，渐变成了帝国统治工具之一，基督教所具有的这种人民性和进步性也因而很快地减削和冲淡了。到公元三九二年基督教成为了帝国国教，并对各异教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后，其进步性和人民性乃完全丧失，只余下了它的妥协的一面了。
此后，基督教即开始成为帝国统治人民的有力武器。
四、文学之没落（哲学附）
公元三世纪时，帝国西部非常混乱，文学没有发展的可能，只东部说希腊语的地方有些文学。到公元四世纪时，西部暂出现了安定局面，拉丁文学始有了一些发展，出现了少数的拉丁文作品。
公元二五〇年后，帝国东西两部的文化开始各自独立发展，这种独立发展就西部来说，并不意味着拉丁文学的发展，相反地意味着它的没落。因为拉丁文学在形式上一向都是摹仿自希腊文学形式的，故最初一般的拉丁作家皆通晓希腊文。到公元二五〇年以后，帝国西部渐渐很少有人懂希腊语了。这表现了当时西部文化水准之低。此外，在内容上以前的拉丁文学虽主要是仿古（希腊古代的作品），但还有一些新的创作，而到此时则已是完全变成仿古文学了。
三世纪时的希腊文学也无大发展，只在小说方面有些成就，较著名的小说家有赫留铎娄（Heliodoros，公元二七五年），著有Aethiopica，朗果（Longos，公元三〇〇年前），著有Daphnis Kai Chloe。在哲学方面，此时已完全走上宗教的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思想途径，纯粹是少数旧知识分子闭门在家修行中写出的一些半宗教半哲学的东西，作为自我陶醉的工具。此时研究哲学的人如狄欧基尼（Diogenes）、黎尔提沃（Laertios，公元二〇〇—二五〇年），其作品不过是一种札记性的东西，记述一些古代大哲学家，自答理直到希腊化时代的一些哲学家的掌故，根本不能算是哲学。此外，还有几个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即浦娄提诺（Plotinos，公元二〇四—二七〇年）、波菲略（Porphyrios，公元二三三—三〇六年）和燕布里科（Iamblichos，公元三三三年死）。
四世纪时的拉丁文学较其前一时期的文学的文学意味还要少，可说完全是摹古抄袭之作，写作技术也非常坏。只其中某些历史作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此时较著名的作家有奥叟尼沃（Ausonius，公元三一〇—三九五年）、西马科（Symmachus，公元三四五—四〇五年）、亚米安诺·马西里诺（Ammianos Marcellinos，其活动时代为公元三五〇—四〇〇年）、克罗颠诺（Claudianus，公元四〇〇年）、卢提略·那马天诺（Rutilius Namatianus，公元四〇〇年）和马克娄比沃（Macrobius，公元四〇〇年）等。就中亚米安诺·马西里诺的历史著作是研究这一时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五、罗马帝国之开始崩溃
在公元三、四世纪间，帝国已日趋崩溃，因而到四世纪末帝国遭受到外来打击之时，就禁受不住，而开始四分五裂了。这个外来的打击就是帝国北部的蛮人—日耳曼人。
在帝国成立以前，罗马就与北部边境以外的蛮人经常发生接触，其时罗马曾时常打败这些蛮人，并俘虏其人为奴。帝国成立初期，其北部边疆上的蛮人势力虽已强大，但尚不足以构成为帝国的严重威胁，但到二世纪后帝国开始衰败，集聚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上的蛮人就成为了对帝国的一种强大压力。随着帝国内部问题的日益严重化，蛮人问题也日益严重起来。这种形势发展到四世纪晚期，罗马帝国与其北部边疆上的蛮人之间的关系乃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四世纪晚期时，自多瑙河下游以北直到黑海北岸都是日耳曼族（Germani）的哥特人（Gothus）所居住的地方。哥特人在此时已分为东西两部分，并已由游牧民转变为定居民族。而自一世纪末起即从亚欧大草原向西迁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Hunnus），在四世纪晚期之时也已到达了黑海，匈奴人首先在公元三七五年和东哥特人（Ostrogothi）发生了接触，将他们全部征服，强迫编入自己的队伍中。之后更向西压迫西哥特人（Visigothae）。西哥特人非常恐慌，深惧自己将遭受东哥特人同样的命运，为匈奴人所吞并，故向罗马帝国求援，请求罗马帝国允许他们渡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内部避难，并声称愿与罗马帝国联合，共同防御匈奴人之西侵。罗马帝国当时应付这个问题颇费周折，因帝国此时已很虚弱，既怕西哥特人进入帝国内部成为引狼入室，又怕匈奴人吞并西哥特人之后，势力更形强大，成为罗马未来的大患。但权衡之下，还是在公元三七六年准许了西哥特人进入帝国内部，但有附带条件，即西哥特壮丁在渡过多瑙河时必须缴出武器。可是由于此时罗马帝国政府之腐败，其军队在监视西哥特人渡河之时，对有武器之壮丁并不敢将之缴械。西哥特人入居于罗马帝国东部后，帝国政府官吏又奴役这些西哥特人，克扣帝国政府发给他们的口粮，罗马人也不断拐卖西哥特妇孺，因而终于激起了西哥特人的反抗。在定居帝国东部两年后（三七八年）西哥特人就暴动起来，与帝国政府发生了直接冲突。双方在哈吉安诺堡（Hadrianopolis）打了一次大仗，西哥特人大败罗马军队，皇帝瓦伦斯（Valens）亦在此次战役阵亡。此后西哥特人乃横行于帝国内部，在东部地区骚扰了一个时期后，五世纪初时又转移到了帝国西部，且攻下了罗马城。自此以后，帝国的门户洞开，其他蛮人亦开始大批拥入帝国内部，主要是进入了帝国西部地区。本已虚弱不堪的罗马帝国在此打击下乃趋于分裂、崩溃。
由此可见，罗马帝国的分裂与崩溃的直接原因是北方边境以外蛮人的打击，但这些蛮人对帝国的进攻，则又是上古晚期整个亚欧大草原游牧民族活动的一个结果。我们在下面将特别讲解这个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