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孚公身边的亲人，如他在日记信札上所称，是潘姨与升儿，因为他对家人有时过刻，所以大家对于他们或者未免有些不满，其实也并不一定，平心说起来，有的本来不坏，有的也是难怪的。伯升生于光绪壬午，生母章姨太太是湖北人，早年去世，他从五六岁（？）的时候归潘姨太太管领，可是他并不是她的一系，回家以后对于嫡母及兄嫂很有礼貌，一直没有改变。他于癸巳年同我在厅房里从伯文读书，乙未在三味书屋，丙申随潘姨太太往杭州，丁酉进了南京水师学堂，甲辰毕业，以后一直在船上，至民国七年戊午殁于上海，年三十七。他小时候在北京，生活大抵不差，后来却很能吃苦，平常总是笑嘻嘻的，这很是难得。但是他有一种北京脾气，便是爱看戏，在南京时有一个时期几乎入了迷，每星期日非从城北走到城南去一看粉菊花（男性）的戏不可。椒生正做着监督，伯升从他玻璃窗下偷偷走过，他本来近视也看不见，但是伯升穿着红皮底响鞋，愈是小心也就愈响得厉害，监督听到吱吱的响声，也不举起头来，只高叫一声道“阿升！”他就只好愕然站住，回步走到监督房里去，这一天已是去不成了。有时椒生苦心的羁縻他，星期六晚同他预约，明早到他那里吃特别什么点心，伯升唯唯，至期不到，监督往宿舍去找，只见帐门垂着，床前放着一双布马靴，显得还在高卧，及至进去一看，却已金蝉蜕壳，大概已走过鼓楼了。他实在是个聪明人，只可惜不肯用功，成绩一直在五成上下，那时标准颇宽，只要有五十分的分数就可及格，幸而也还有真是不大聪明的朋友，比他要少两分，所以他还巴得牢末后二三名，不至于坐红椅子。可是他并不为意，直弄到毕业，我觉得这也有点儿滑稽味的。
潘姨太太是北京人，据伯升说她名叫大凤。她是与介孚公的小女儿同年的，所以推算当生于光绪戊辰年。一夫多妻的家庭照例有许多风波，这责任当然该由男子去负，做妾的女子在境遇上本是不幸，有些事情由于机缘造成，怪不得她们，所以这里我想可以不必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