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在前清，素不满慈禧太后。所以某次张之洞给他办成了一个保举，他不肯换顶戴，昌言耻事女主。及至辛亥革命爆发，他还在说这是太后专政所酿成。这时，他新被任命为湖南按察使。不久，宣统逊位，他就退隐于上海海藏楼，始终不承认有一个中华民国。
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孝胥为驻日本公使馆秘书。第二年，升为驻东京领事。后来又调驻神户、大阪总领事，和日本、朝鲜人士很有往来。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战争发生，随公使下旗回国。这是孝胥和日本的渊源。
宣统元年（一九○九），东三省总督锡良调孝胥筹画建筑锦瑷铁路和葫芦港。他已和英美议订借款兴工条件，却给中央所搁置，没有成功，只办了一件防止鼠疫的事。这是孝胥和满洲的渊源。
孝胥虽在上海做了十二年的前清遗老，但是民国六年（一九一七）的张勋复辟，似乎于他是没有份儿的。民十二年（一九二三），他才奉召到北平见溥仪。那时，张勋新死，所以在他《挽张忠武》诗中还说：“使我早识公，救败岂无术？”然而接着又说；“犹当歌正气，坐待桑榆日。”（《海藏楼诗》卷十，页五）分明表示他也要来一回复辟。民十三年（一九二四），他做了溥仪的内务府总理大臣。《三月初十日夜值》诗，其一云：“大王事獯鬻，句践亦事吴。以此慰吾主，能屈诚丈夫。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勿云情难堪，且复安须臾。”其二云：“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狸首虽写形，聊以辟群鼠。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蛩驱。”（卷十，页八）从此孝胥就成为溥仪的一位老臣，一心要帮成溥仪复辟。这一年是旧历甲子，讲术数的人通常以甲子为更始之象，也许他以为这是中兴的时机来了。可巧这一年国民军请溥仪出宫，溥仪就逃入日本公使馆，像上面所述，分明这是孝胥所主张，而以后的给日本做傀儡，也就在这时注定了（参看第五节
民十七年（一九二八）八月，孝胥和他的大儿子郑垂到过日本。《海藏楼诗》中之《近卫文唐公爵招宴星冈茶寮，小田切、万寿之助即席赠诗，次其原韵》有道：“申胥见比吾何敢，聊为披肝皎日前。”（卷十一，页二十四）这就是日本人恭维孝胥，比他做乞师秦廷的申包胥，孝胥谦逊不敢当，也只把心事向他们表白一番。想见他们杯酒之间，已在讨论着复辟的事。
民二十年（一九三一）二月二十四日，孝胥回到上海，海藏楼前，花事已残，于是作诗有云：“置子鲁阳戈，行看日再中。”（卷二，页十三）接着，便把楼售去，重到溥仪那边。九月，满洲事变发生。似乎他早知快有这一幕，遂为破釜沉舟之举。十月，随同溥仪，在日人秘密保护之下，到了旅顺、大连。从此他就公开活跃，发动复辟。现在读《海藏楼诗》，正可想见他当时的情绪：
淡路丸舟中同舟二帝欲同尊，六客同舟试共论。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不在多言。（卷十二，页十三）
第一句便是后来日满一体论的说法。第二句所说六客，我曾考得四人，便是郑孝胥、郑垂、佟济煦、工藤忠。
旅顺杂诗弥天四海尽虚名，西抹东涂让后生。七十老翁闲抱，思量次第便收京。其三繁霜渐觉鬓毛侵，揭日移山尚有心。狂煞拿翁自天纵，字书难字不曾寻。其四地辟天开待巨观，争教理会到儒酸。莫从鼠窟营生活，敢请诸贤放眼看。其五（卷十二，页十四）
文化台得宅在岩谷间，名之曰遐谷，诗以记之真人已出龙犹潜，反掌乾坤见新局。岂知投老归何所，怀想旧京倚乔木。（卷十二，页十五）
原来他和本庄繁、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策画复辟，已快成熟了。
民二十一年（一九三二），满洲国成立，溥仪做执政，孝胥做国务总理，兼军政部总长，又兼文教部总长。民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溥仪再做皇帝，孝胥仍做总理国务大臣。可是日本人对他并不满意。因为日本人的计画，他要修改；关东军的主张，他敢驳回。终于在溥仪做皇帝后的第三年（一九三六）上，被迫告退。再过三年（一九三八），他就死了，葬在沈阳，据说满洲国的京都，孝胥本主张要在沈阳的。日本人却定要在长春。身前争之不得，死后也要埋骨在此。他的夫人先死在上海，这时也移柩东来合葬，强迫老婆同做满洲国的鬼。
罗振玉在前清的官衔为学部参事官、农科大学监督、学部二等谘议官、丞参上行走。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后，他也自居于遗老。但也直到民十三年（一九二四）便是甲子年，才重入北平，做溥仪的老臣。从此以后的生活，可看他儿子所作哀启：
甲子（民十三年［一九二四］）夏，奉旨着在紫禁城骑马。八月，奉命入直南书房。未几，值宫门之变，先严扈跸幸使馆，复侍上微行至天津。……戊辰（民十七年［一九二八］）冬，奏陈乞身，迁地旅顺。辛未（民二十年［一九三一））秋，满洲事变勃发。先严受各方之托，往来于奉、吉、黑间，筹商建国大计。……大同元年（一九三二）春，先严扈驾入都（长春），国基大定，即辞卸参议府参议及振务督办职。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夏，转任为监察院长，坚辞未蒙俞允。康德四年（一九三七）五月，……蒙恩引退，归寓旅顺。但每隔数月，必诣新京，恭请圣安。
民十七年（一九二八）后振玉的退居旅顺，原是说因病休养，但是吾们试看他所作《冷吟社诗集》序：
予自津沽徙寓辽东，意谓黑山白水，王迹所基，其间殆有命世之才，晦迹庸众，待时而动者，将访求其人，与商大事。乃见宿将某，示以意，窥其酬对虽慷慨，而中少诚意，舍之去。巳又闻吉林参谋长熙公（洽）任侠负奇禀，欲往见，求宝沈庵宫保（熙）为之介。或泥之曰：“此公饮醇近妇，何见为？”予曰：“此安知非有托而逃，以晦其迹耶？”卒往见，则果磊落坦白，推襟送抱，与某宿将大异。因以平日之所期者期之，且郑重后约。逮柳条沟之变，则去与君相见，尚未逾年，亟携儿子于戎马纵横中，再访公理前约，且以成谋告。公果奋袂而起，首率诸将树立宏业，于是世莫不知新邦之建立，公其首功也。……
康德三年（一九三六）春正，抱残老人罗振玉书或许可以断言，振玉当时实有一个任务，便是秘密筹画复辟。振玉因为玩骨董、弄考据，和日本人士相识很多。旅顺又是前清恭亲王、肃亲王等群居之所，在日本卵翼下时作复辟念头。所以振玉的出居旅顺，决不是偶然的，而这一篇序恰好道出当初复辟运动的一段秘密。康德七年（一九四○）六月十九日，振玉死了。
民三十四年（一九四五），苏联盟军开入旅顺，据说要用振玉的房子，把屋里的东西尽数丢出马路，于是数十年的收藏，一朝散失无遗。
陈宝琛是溥仪的师傅。他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到民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始终没有离开过溥仪。溥仪出关时，他没有从行。只于溥仪到旅顺后，去见过一次。到长春后，又去见过两次。民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二月，他死在北平。陈立三给他做墓志铭说：
甲子（一九二四）十月之变，公衣冠立神武门外，不得入。闻车驾幸醇亲王府，亟奔赴。旋定出狩天津，事秘不闻，公终未尝为人言也。所进讲，大要主修德奉天时，循遵养之义，静以观天下之动。丁巳（一九一七）五月之役、辛未（一九二一）十月东北之行，皆非公本谋。或以怯懦见疑，公不自别白，惟深宾太息而已。疾革，顾诸子曰：“已矣！我有所负疚，极不能忘者，今且奈何！”（原文载《陈文忠公奏议》）
似乎还能忠实地写出宝琛的心事。总之，宝琛是不主急图复辟的。他儿子所做的行述又说：
复将于去秋（一九三四）往觐，病咳嗽，入旧京就医。冬后，病寒不出户者两月。命不孝懋复往谨代祝嘏。……不孝懋复正月十九日返命，先君已复病，入德国医院，卒不效，护归，濒危，呼不孝语云：“此局将何以继？”遂革。
此局将何以继？便是说：这一个满洲国将怎样下去？似乎宝琛也早就见到它不能持久的了。
宝琛第四个儿子陈懋需，学习航空驾驶，于康德四年（一九三七）一月自杀，据说为和溥仪某一妹子失恋之故。
这三位老臣，溥仪于陈宝琛死后，赐谥文忠；罗振玉死后，赐谥恭敏；于郑孝胥弥留时，赐给大勋位。前两个还是清朝的派头，后一个却是日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