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皇帝
常安民罢察院
绍圣二年三月丁酉，试中书舍人林希权礼部尚书。监察御史常安民言：『希在史局八月，岂有端坐不下笔之理?况《实录》成书，希同迁一官矣。比众人皆得罪，希既置而不问，又复峻迁偏秋，如此何以服人?希盖章惇之党，为惇谋客。惇之肆横强狠，皆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静。天下陛下之天下，予夺黜陟，陛下之操柄，奈何是非混淆，黑白不分，尽以付权臣乎?』章屡上，不报。由是惇与其党日毁安民于上前，谓安民力主元祐，意欲为范祖禹等营解，然未有以显中也。
九月壬戌，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致人言，奸状甚著。置之
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礼部与监当差遣。』
旧录云：安民奸人之党，张商英荐之于朝，得为言事官。数以奸言进对。初谈正论，浸怀异心。上睿知，屡察其奸，遂逐之。新录、《辨诬》曰：张商英荐安民于朝，检寻《哲宗实录》，并无证据。如「奸言异心」等语，皆是诬谤。今依《常氏家传》及奏议别行修定，删去上件五十九字。
又诏：『常安民已降指挥罢监察御史，来日可更不引上殿。』 御笔九月三十日下。编御集者又著云：安民已被黜，命下而称上殿，欲自诉，哲宗降旨罢之。
安民又上言：『今大臣为绍述之说者，其实皆假借此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张商英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大夫皆传笑之。及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号为文正。及近为言官，则上疏论司马光、吕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荫孙五人，皆珪身后所生，乃引元珪例许奏荐。近日讲复官制，职事官不带职，寄禄官不带左右，至于权尚书、侍郎，独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复改易。如此等事，谓之公心，可乎?故凡劝陛下绍述先帝者，皆欲死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以感惑陛下，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雠、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圣烈皇后其得人心，前日陛下驾幸秦、楚国夫人第，浇奠及辍朝，并命襄葬诸费从官给，人人无不欢呼。高遵惠为侍郎，士论皆以为当。闻吴居厚向得罪，出于宣仁之意，近闻复待制，舍人再缴而大臣尚欲再下。愿陛下主张此事，以顺人心。今权臣恣横，朋党满朝，言官未尝一言及之，惟知论元佑旧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奖拔，不敢负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实耻为之。举朝廷臣诬陷非一，臣赋性愚直，恐终不能胜朋党之论，愿乞外任以避之。』上开慰而已。
林希权礼书二年三月二日；李琮权户侍元年九月二十一日；高遵惠权兵侍、户侍二年三月；吴居厚复待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幸高、陈王私第六月二十九日；职事官不带职三月二十四日；诏寄禄官不带左右字，四月三日诏。
及祀明堂，刘美人侍上于斋宫，又至相国寺，用教坊作乐。安民面奏：『众所观瞻，亏损圣德。』语直忤旨，章惇从而谗之。曾布初与惇不合，见安民数论惇事，意谓附己，每于上前称之，谓：『近来言事官敢言不阿附，无如常安民者[1]。』及安民论布在密院与惇互用[2]，亲故始怨怒，欲逐安民，乃乘间袖安民旧与吕公著书以进，谓安民在元祐中上吕大防书，乞消灭先朝奸党，欲使援引其类，百世承续。安民因对。上问：『闻卿尝上宰相书，比朕为汉质帝?』安民曰：『臣在元祐初，尝劝吕公著博求贤才，至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以动之，岂有他意?古今议论皆然，何独臣也?臣以蠢直，触犯权臣之怒久矣，恶臣之深，求臣之瑕，既巧而悉，终不可得，遂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罪，臣虽辨之何益?』先是，安民与国子司业安惇、监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国子监考试所拆号，对敦逸称：『二苏天下文章之士，负天下重望，公不当弹击。』至是，敦逸奏讦安民前语，上言乃轼、辙之党，平日议论，多主元祐，安民遂责。诏语皆惇批也。上初命与安民知军，惇乃进拟送吏部降监当。明年，敦逸论瑶华事，上怒，欲贬之，谓执政曰：『常安民例与知军，惇救之。』乃知上初不知安民降监当也。
刘美人事，安焘行状所载差详。载焘出时，新录云：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政人言，奸状甚著。置之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吏部与降监当差遣。』先是，安民数论事，无所阿比。论章惇：『以大臣为绍述之说，实假其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故凡劝陛下绍述者，皆欲讫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惑圣虑，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雠、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心意。』至引王凤乱汉、林甫乱唐以比惇擅作威福。论蔡京：『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朝廷之臣，大半为京死党。他日援引群奸，布满中外，虽欲去之无及。』论张商英：『在元祐之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大夫传笑。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曰「文正」，近为言臣，则上疏论光、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又论林希、李琮不当违新制权尚书、侍郎；吴居厚宣仁所斥，不宜复制。惇等积怒，合力排陷，谴毁日闻。它日，上问曰：『闻卿尝上吕公著书，比朕为汉质帝、灵帝?』安民对曰：『臣在元祐间献书公著，劝其博求贤才，尝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不谓恶臣深者指摘臣言，推其事以文致[3]，臣虽辨之何益?』于是监察御史董敦逸奏讦安民前尝称二苏文章负天下重望，不当弹击，乃轼、辙之党，平昔议论主元祐者。诏罢安民御史，与知军。而惇批诏语，乃拟送吏部与监当。《安民家传》所称论曾布与章惇互用亲故，当考。
钱勰罢内翰
绍圣二年十月甲子，尚书右丞郑雍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先是，御史中丞黄履、御史周秩以雍尝为二王宫僚，交章论劾。内出其章付三省，雍亦再疏，称疾乞解机务。诏不许。会上怒秩言事迎合，黜知广德军，雍复起视事。逾年，乃去位。章惇之贬斥元祐旧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焘、李清臣与惇争论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谓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牍白上，惇遂安。议者谓雍欲以此结惇也。然雍竞罢黜。
邵伯温《辨诬》曰：初，元祐中，吕相引李清臣，欲其为助。至绍圣初，清臣首变元祐之政，吕相出，范相亦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章惇被召未至，相位尚虚，清臣益有觊覦之心，亟改元祐法度，除诸路常平使者。已而章惇至，拜左仆射，安焘除门下侍郎。安公刚正，每与章惇争辩。清臣既不得作相，亦与惇为敌。惇初贬谪元祐臣僚，尽以白帖子行事。安公、清臣与惇争论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时郑左丞雍以尝为二王宫僚，屡致人言，迹甚危，欲结惇为自安计，私谓惇曰：『熙宁初，王荆公作相，尝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牍，怀以白上，惇遂安。然郑竞罢政，寻被谪。
己巳，直龙图阁、陕西转运使穆衍知泰州。安焘初欲用钱勰，曾布曰：『勰罪状不在顾临下。』章惇曰：『当在临上。』上曰：『何可作帅?』皆曰：『不如用衍。』从之。御史中丞黄履言：『窃睹钱勰批答不允郑雍所请诏草，有「群邪共攻」等语。臣未识斯言出于圣谕?为之出于钱勰之私意?若出自圣谕，自即请罪而去；若出勰之私意，臣亦不可不辨。伏缘雍之进在元祐中，当是时也，凡有进拟差除，皆出于执政大臣，则雍之进也，决知非陛下本意。及陛下收揽政柄，察知吕大防等罪，遂加贬斥，惟雍不止幸免，又得独预拟。臣诚恐天下有以窥圣政之万一，遂具弹奏。使雍当日能以一言自明，乞不干预，臣亦不论为廉隅及碍圣政，所以虽至奏陈。既蒙陛下委曲开谕，不复论及。今勰乃以群邪为词，未知勰之所趋何以为正?何以为邪?而公然形于诏答，无所忌惮。伏望陛下特赐辨明，使臣稍有邪心，甘趋鼎镬；如其不然，即乞追改答诏，及正勰欺诬之罪。』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尝疏钱勰批答郑雍诏书，有「群邪共攻」之语，又闻却作「群邪交攻」，意有未尽，倾至再陈。恭惟陛下以成王之孝，继志述事；以大舜之智，任贤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庆。今勰乃以臣等忝任风宪，指为群邪，则未知勰之处心积虑，仰视陛下何如主也?伏望圣慈详酌，尽理施行。』左正言刘拯言：『伏见去岁御史合班弹奏尚书右丞郑雍不当任以政府，臣于是时，盖尝继呈论理奏。今雍抗章请去，翰林学士钱勰代言批答，乃有「群邪共攻」之语。谓之「群邪」，则臣亦处一焉。且御史以击邪为任，而乃以邪人处之，岂是朝廷正名核实之意?顾臣义分，难以安职，伏望圣慈罢臣言责，授以冗散，庶使公言，中外取信。』又言：『伏睹士论籍藉，为翰林学士钱勰撰赐尚书左丞郑雍诏，有「弗容群枉，规欲动摇；朕察其厚诬，力加明辨」之语，盖指去年臣等尝殚奏雍反覆不忠也[4]。按：勰处代言之职，其遣辞命语虽出于勰，传之天下，载之后世，陛下言也。若臣等弹奏雍果出厚诬，则朝廷耳目之任，岂容群枉窃据?乞赐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弹奏苟非诬罔，则勰之代言不实，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语以肩惑朝廷，亦乞施行。检会钱勰撰赐郑雍第二诏：「卿括静恪己，雅重镇浮，顷正台纲，遂跻政路，弗容群枉，规欲动摇，朕察其厚诬，力加明辩，君臣之际，固可无嫌，进退之间，所宜致慎。夫何异趋，乃尔乞身。勇于自谋，岂不有裕?志于论报，其或未安，无重为烦，所宜亟起。」』诏钱勰落职，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辞谢。元祐初，章惇罢知枢密院事[5]、知汝州。勰草制词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节。』及惇入相，勰知开封，殊惊。已而擢翰林学士，乃安。曾布数毁勰于上前，上未听之，于是蔡卞与黄履同在经筵，为履诵『弗容群枉，规欲动摇』等语。履问：『如何?』卞曰：『似近时答诏，不知谁为之?』亟令学士院检呈，乃知勰所作。履等遂相继论列。雍既罢政，勰亦坐贬绌，而卞即为右丞。勰得罪，初非惇意也。
常立以诬诋贬责
绍圣三年六月己卯，三省言：『检会常立元祐中供纳实录院文字，其间门人赵冲叙常秩事迹内有不逊词语。』诏常立罢诸王府侍讲，勾当明道宫。奉议郎赵冲别取旨。辛巳。中书舍人叶祖洽言：『常立罢诸王府侍讲，差遣勾当亳州明道宫。按：宫观之任，惟侍御史职司已年老之人，朝廷方授之。以立奸人，何得授此?窃恐朝廷以不逊辞语是秩门人赵冲所叙，遂欲薄责。望以立之恶明付有司，正其罪名，特加窜殛。』诏常立罢诸王府侍讲，追还所借转通直郎，依旧郓州观察支使，与监当差遣。奉议郎赵冲特降一官，与小处监当[6]。癸未，叶祖洽又言：『近诏常立仍旧郓州观察支使、与监当差遣，赵冲特降一官，与远小处监当。按：冲系秩门人，只是与立编写，就使知情，犹为从坐，今则追官与远小处监当。立是秩子，主名编录。供送之人，今责降乃轻于冲，公议未允。望以冲情罪参较轻重，特发神断，使刑罚允当。』诏常立添差监永州在城酒税，赵冲添差监道州茶盐酒税。初，蔡卞请以立为崇政殿说书，既赐对，又请除谏官。上犹未许，曾布乘间白上曰：『常立附丽章惇等，先帝自处士擢常秩为侍讲、谏官，其死，则又手诏褒美，赠官赙恤，无不至者。人言立元祐中曾上文字，云其父不悦先朝故事而去，外议殊不平之。惇以周穜为不负先朝，若立者，可谓有负矣，及喜之，则掩而不问。然臣未知子细，容更体访，实具奏呈。』上曰：『且与问取来。』是日，甲戌也。翼日，布以立事质于史院，乃具得之，有云：『自荆公去位，天下官吏阴变新法，民受茶毒。』又云：『上下循默，败端内萌，莫觉莫悟，公独见几，知其必败。』乃门人赵冲撰集秩行事言也。并墓铭缮写为两册，元祐中纳史院，史官莫不见之。翼日，具以立等此语闻达。上甚骇其不逊，曰：『何谓必败?』布曰：『臣所记不详，然此两册现在史馆，可令签贴进呈。』上赫然曰：『待令取。』布曰：『此事外人多知，吏官无不见之者。闻两舍人云：「若有差除，必缴驳。」然臣已知之，不敢不奏。』上曰：『岂可不言?』又翼日，布方对，上曰：『立文字已令取，果有此语。』布曰：『何敢妄?若立诚有此语，不唯不可置之言路，诸王皆先帝子，岂可置之左右?兼狂悖不逊，自当行法，不可但已。』及三省对，上遽语蔡卞日[7]：『常立诋神考，而卿荐之，何也?』又顾章惇曰：『卿不见其语乎?尊戴安石如此，则以神考为何如主也?』惇谢不知，因请其语。上怒曰：『语在常秩行状!其语云：「自安石罢相以来，民在涂炭。」又云：「自秩与安石去位，而识者知政事必败。」其谄厚安石而诋薄神考如此，卞何为荐之[8]？』惇、卞皆错愕谢罪。上即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状，亲指『涂炭必败』四字以示惇、卞等，由是惇始悟为卞所卖。后一日，三省进呈，上赫然令与立宫观，冲别取旨。叶祖洽缴录黄，以谓立父子世受国恩，而狂悖如此，贬太轻。李清臣具报布。是日布对，上谕布曰：『立已行法。』布曰：『已侥幸，昨以王府故夺借官[9]，今遂不夺恩命，优矣。』上曰：『赖卿言及，不尔，几误擢。然人物亦极平常。』布曰：『问青苗、免布易、差夫等数否?』上曰：『俱不曾问。』布曰：『立诋訾先朝如此，又谄附执政，及与人言青苗、免役事，须立乃能推行。其佞媚反覆如此，尤可罪。如此等人，乃欲使为谏官，岂不误事？』上曰：『反覆尤不堪，其言茶毒，乃桀纣事。』布曰：『《书》称毒痛四海。』上又曰：『知其必败是何语?何败之有?』布曰：『谄王安石而毁先帝，情更可诛。陈瓘所以忤卞，只云卞但以安石为准绳，安石所是者必欲进，而不喜者必欲黜。立安石为准的，以罗织士类，此最为害政。况安石之所是非，与先帝不同者非一，岂有但以安石为据?卞以此深怒瓘，而士类莫不以瓘之言为是。臣亦尝亲闻先帝不与安石之语。今立乃以谓「安石既去，民受荼毒」，然则先帝有为于天下，皆出安石?则先帝皆所不晓也。悖慢不逊，无甚于此!』上亦切齿。及三省进呈祖洽文事，遂夺立借官，依前职官监当。赵冲见任奉议郎，夺一官、远小处监当。祖洽再缴，以谓立不当轻于冲。遂曰[10]：『置立于永州，冲于道州监当。』布称善。上又曰：『「必败」之语殊可骇。』布曰：『不逊未有如此者!《传》云：「人臣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鸇之逐鸟雀。」立之言不逊如此，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己也。』上曰：『共任国事，何可不言?』布曰：『臣事陛下，每不敢不自竭。陛下天纵睿明，于是非曲直，无不了然洞照，以此苟有所闻，不敢不尽底里。』上曰：『固当如此。』布又言：『陛下亲揽万几，政事不一。若庙堂得人，其次言路不苟且循默，则每事不至如此上劳圣虑。』上深然之。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窃闻常立以父秩行状申国史院，希合权臣，言父秩与王安石之美，抵诬先帝。比者陛下照见底里，已行弃逐，颇怪舆议。谨按：立自选人入馆未几，又借通直郎、王府侍讲，近又令上殿。立之无状如彼，大臣亲昵引荐如此。立之上殿，未审何人引荐，敢尔欺罔!臣传闻大臣每于陛下之前，必云去诋诬之人，而立之诋诬，致有「荼毒生灵」、「公知其必败」之语，乃略而不问，犹且援进，恐其不速，岂非负先帝、欺陛下乎?为臣之罪，莫大乎是。自昔大臣若微过，必引咎避位。今立过恶如此，引荐大臣略无自咎之辞，曾不愧惧?廉耻之风不行于庙堂之上，而欲风天下，清士类，其可得乎?兼大臣在史院者若见其文，自当进呈，召对之际，同为期蔽，亦宜有罪。伏望特行黜责，以警官邪。』
此据次升奏议增入，不得其时。曾布独不称次升尝论立，当考。曾布《日录》并陈瓘《尊尧集》及《尊尧余言》并序窜诗载此事颇详。陈瓘《尊尧余言》曰：『神考信安石所荐处士常秩为贤，召而试之。及既厌安石，秩亦随罢。初，神考常谕安石曰：「常秩不知去就。」安石对曰：「陛下于诞谩蠹政害国之人尚能体貌尊听，如秩者反见薄。」其后安石为秩作墓表曰：「石可磨也，亦可毁也。」谓石可毁不可得也。常立广墓表之言以扬其父，行状进于史院，而行状之言云云。』又曰：『盖因常立一事，而密成卞等二计之巧。卞等二计，其二曰罪诉理以雠窜立之挠。臣闻常立上殿之时，叶涛奏之，于是又作诉理之事雠布与涛，而罹诉理之祸者七八百人，讫于曾布之家流离破败，而卞等报复之意犹未快也。然则哲宗窜立，卞等岂以为是乎?』按：常立先以郑州观察支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不知用何时转通直郎，为王府说书。三年四月四日，乃以通直郎、王府说书改王府侍讲。称卞引立以选人为假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又力荐之，请赐对。对之明日后，躐除侍从官。今《实录》殊不载立为崇政说书。不容不载，必是卞力请而哲宗未许也。又称拟立寿州监酒。寿州监，即是叶祖洽所驳监当无『远小』字，责轻于赵冲，或先拟寿州，后改永州耳。又称冲特勒停。冲但特降一官耳，亦无勒停事，不知瓘何以云耳。或是《实录》不详，当考。
王珪以诬谤追贬
绍圣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元丰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黄履言：「访闻两府大臣尝议奏请皇子就傅建诸事[11]，王珪辄语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当管他。蔡确、章惇闻之，对众穷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确、惇乃宣言于众，其议遂定。臣又闻王珪阴交高遵裕，尝招其子士充传达语言。臣伏思陛下推大公至诚之心，以槐位处珪，以鼎餗养珪：凡十有六年。今圣躬偶感微疹，而珪已怀二心，此而可容，何以惩劝天下?」黄贴子：「近有高士英者，辄至臣家，称上服药中，若皇太后或皇后权同听览，则传命者审已正色答之，以为岂可私议?臣忝位中执法，士英尚率尔如此发言，今珪无故辄自招士充，又对清臣有如此言，窃虑必有奸谋。』至三月初，履又言：『大臣体国休戚，一切事有权宜，自合奏禀，岂得私有所召?及称「不当管他」，此而可容，何以惩劝?臣于左仆射王珪议储之际，既闻其然，不敢不论。今已累日，未见施行。臣伏思之，使臣之言果合于义，则珪不可无责；使臣之言无补于政，则臣不可以无罪。今皇太后权同处分，建立储位，以安天下，臣虽万死，犹生之年。状望朝廷早赐指挥。』又绍圣二年十一月内，右正言刘拯奏：『先帝遘疾，宰臣王珪持二心为奸，臣僚上其弹奏蔡确等定策受顾命辅翼陛下，已而权臣擅政，确等相继被逐，又虑他日复用为己祸也，于是因事诬构，挤之废死之地，而复移定策之功于珪。珪之薨也，赐宅赠官，锡与勅葬特厚，而确死投窜之地，虽蒙昭雪，赠复官辞，而恩例比珪甚薄。且父子继世，虽有定体；神器轻重，亦系一时。功罪不明，孰大于此?今为忠者被祸，为奸者受赏，何以教天下后世?伏望圣慈究珪之罪，录确之功，优加恩典。又今年二月，宫苑副使、两京第七副将高士京进状，称先臣遵裕当先帝服药危疑之际，有故宰相王珪召臣亲弟、承议郎士充密议，取决于先臣，欲知皇太后意所欲立，盖为是时，先臣为高氏之长?又知宣仁圣烈居常听用，故来相问。寻时先臣泣下，大怒曰：奸臣敢如此!况国家自有正统，何决于我?遂叱骂故弟士充：如敢更往，即杖汝死!寻将此意指说与先辟机宜官王棫，自可照证。切念先臣昨因攻取灵州，师老粮匮，大河不冻，故不能上奉圣训，责置散官，遂溘先朝露。其后虽蒙朝廷稍加牵复，然未尝别加赠典。今来有此忠义，又不获伸诉于陛下。欲乞朝廷详酌，优赐褒赠。』又给事中叶祖洽言：『当先帝违豫，至于大渐，储位未正，中外惶惶，延颈以望。珪为上相，众目所睹，所宜率先建议[12]，首定大计，以慰宗庙。珪乃持疑顾望，含糊不决，至于同列以大义迫之，不得已而后应。不知珪意安在?使同列不切责之，则珪将遂无言，岂不误事?天下至今罪之，虽先帝泽及人深，天下属意陛下之久，然名实未定，忠臣义士，安得无忧?臣于是适在朝廷，亲闻士大夫之论，藉藉罪珪如此。已而珪死，天下莫不怪之。然是时朝廷所以赙赠周恤，恩礼过厚，仍赐甲第一区，莫非异数。臣闻特恩赐第，所以待殊勋异德。珪为臣不忠，何以得此?伏乞特下有司正珪之罪，以戒天下不忠不孝之臣，使知治世典刑，无前后之私也。』诏：『王珪遗表恩例并行追夺，其子孙与远处监当差遣，仍永不注近京路分。所赐宅拘收入官；故承议郎高士英特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制曰：『臣无二志，戒在怀奸；国有常刑，议难逃罪。其申后罚，以正往愆。故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赠太师王珪，窃文华之上科，躬柔险之诐行，驯致显位，遂居冢司。先帝优容臣邻，务尽礼意，掩覆瑕慝，多历岁时。邱山之恩，毫发未报。属在弥留之际，是谓忧疑之时，欲豫安于人心，当早正于国体。矧复昭考与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爱孙之慈初无间隙。而乃妄怀窥度，专务婢娿，指朝廷为他家，用社稷为私计。同列诮诘，又无定言，阴持两端，不顾大义。仅免生前之显戮，更叨身后之余荣。公议弗容，旧疏具在，反覆参验，心迹较然。使其免恶于一时，难以示惩于万世。贬从散秩，追正误恩，庶令官邪，咸知警宪。可恃追贬万安军司户参军。』
枢密院奏事，上宣谕曰[13]：『叶祖洽累有文字论王珪事[14]，云先帝不豫，珪为首相，数召高遵裕之子士充，与语讫，同列问以大计，答云：「教某道甚?」方云「上自有长子」，又言：「彼时黄履为中丞。」三月末，已有文字论珪事，朕以宣仁圣烈于社稷大计圣意数定，自是内外群小妄有窥度，朕尝谕章惇等：「如先后，乃妇人之尧舜也。」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意，仍先令进呈，然后行下。曾布等言：「陛下椎述先后德意如此明白，当书之筒册，以示后世。」』此旧录所书，系之四月十八日。新录因之。按：曾布《日录》：上宣谕时，王珪已贬万安军司户。珪贬万安军司户乃二十四日，不应六日前已有成命，六日后方行，可疑。旧录系之十八日，误也。今来新录但因旧录无所移，附珪贬后，兼用布所录。及邵伯温《辨诬》，则加删修，庶后世详见本末。新录但因旧录无所改正，于理殊未安耳。上之嗣位，邢恕与蔡确阴有异意。确死贬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日夜图报，复黄履旧与恕相得，恕诬谤宣仁圣烈皇后，履与其谋。元丰八年二月三日章疏，乃追为之，非当日所奏。高土京者，遵裕假子。士京为将官，尝与恕同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从容问士京曰：『公知元祐间独不与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问：「有兄弟无?」士京曰：「有兄土充，已死。」恕曰：「此乃傅王珪语言之人也。当是时，王珪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传道语言于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因诱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当为公作此事，第勿语人。」因公所亲信王棫崇饰诬辞，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遵裕最爱少于士育，病且死，士育未尝离左右。士育每为人言：『初不见士充来告。』遵裕以珪所问事也。其后士京恨所得官爵不称意，屡欲自陈虚妄，高氏诸族皆恶之，绝不与通。靖康初，诸王府赞读江端友上书辨宣仁诬谤，其略曰：『初，元丰高遵裕大败于灵武，责散官安置。未几，神宗崩，哲宗嗣位。宰相蔡确以谓遵裕者，宣仁族叔也。即建请牵复，以悦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亲也。宣仁帘中宣谕曰：「遵裕丧师数十万，先帝缘此震惊，悒悒成疾，以至弃天下。今肉未寒，吾岂忍遽私骨肉，即忘先帝乎?」即日批出曰：「遵裕得罪先帝，今来垂帘，凡高氏推恩，独不可及遵裕。」确谋大沮。后确责知安州，作诗讥讪，坐贬新州，而邢恕乃确之腹心也，偶与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帘时不推恩牵复事激怒之，使上书言王珪曾遣遵裕之子士充来议策主事。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识字，实恕教之为书。士充疏远小臣，素不识珪，安得与之议社稷大计?又何从辄通宫禁语言?且上书时，珪、士充、遵裕亦皆死矣，何所考按?臣窃闻元丰八年时正记，即确所修也。其载二月中策立事甚详，何尝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谓不愿王珪异同，则难以归功蔡确，而不知厚诬圣母之罪大也。恕之为人，非独有识之士无取，其子居实亦不乐其父所为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帘前奏事悖傲不逊，都堂会议，以市井语诮侮同列，岂忠厚君子哉?尚云极力以消除徐、王觊觎之谤。惇与三珪、蔡确阿为报政受雇命，使当时果有异同，岂复为此言乎?则恕之谤，可谓欺天矣。缘此，绍圣中蔡卞独唱追废圣母之议，赖哲宗仁孝，不听其说，不然人神痛愤，必为天下后世笑，悔可及乎?』
校勘记
[1]常安民者 原本『者』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
[2]及安民 原本无此三字，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
[3]其事 原本作『其世』，据文意改。
[4]尝殚奏 原本『尝』字作『当』，据文意改。按：此节《长编拾补》未予辑录。
[5]知枢密院事 原本『事』作『中』，据文意及《宋史·宰辅表》改。
[6]监当 原本作『差当』，据《长编拾补》卷十三改。
[7]遽语 原本『遽』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8]何为荐之 原本作『何□为之』，据《长编》卷十三改补。
[9]夺借官 原本脱『夺』字，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10]遂曰 原本『遂』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11]就傅 原本作『就转』，据《长编》卷四八六改。
[12]建议 原本『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六补。
[13]宣谕曰 原本脱『曰』字，据《长编》卷四八六补。
[14]累有 原本作『案有』，据《长编》卷四八六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