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鸭湖驻扎不久，粤局已获适当解决。南北虽因黎元洪继任总统的法律根据问题尚在争辩，大规模的战争终于避免了。黎氏上任后，仍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7月6日北京政府明令改革地方军政制度。独立时期的军务院、都督府等固然取消了，即旧有的将军和巡按使制度也一律废止。各省统军的长官改称各省督军，民政最高长官仍称省长。理论上是实行军政分治的。为统军方便计，督军之上，又视各地情形分设巡阅使。例如在两广有两广巡阅使，在华中则有长江巡阅使，在北方则有直鲁豫巡阅使等。
督军之下，按地方情形置护军使或镇守使，以统驭驻军兼以维持地方治安。1916年7月14日，军务院正式结束。当时北京政府拟派岑春煊为广东督军，而岑氏因有“袁死，己即引退”的诺言在先，谦辞不就，乃改派陆荣廷督粤。龙济光被调往琼州（海南岛）任矿务督办，率军离广州。陆氏部将陈炳焜（陈原为苏元春的差官，陆荣廷就抚时，和陆结为兄弟，其后一直为陆氏的左右手）却奉派督桂。到1917年4月10日，陆氏升任两广巡阅使，遂荐其部将陈炳焜、谭浩明（谭系陆氏妻弟）分督粤、桂，自此以后，两广遂成陆氏的地盘，与云南督军唐继尧、贵州督军刘显世形成粤、桂、滇、黔犄角之势，而和正在分裂中的北方皖、直、奉各系军阀相抗衡。
龙去陆来之后，我们前护国军林虎的总司令部乃奉调入广州。我们十三团移防广三铁路的西南。林虎旋即受命为高雷镇守使，率所部前往高雷驻防，清剿当地土匪。我们全军乃又自黄埔搭海轮分途开往高雷。这是我第一次乘海轮。我们广西是遍地皆山的，很少看到平原。当我顺西江东下，地势逐渐平旷，已觉眼界不同，至此初入大海，浪阔天高，一望无际，心胸更觉十分舒畅。
雷州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之上，隔海与海南岛对峙。此地居民多系讲黎话的汉人，所说黎话和广州话完全不同。其风俗极端保守，时已1916年，全国各地男子都已剪去辫发，而雷州男人仍留着辫子，使我们初到的人感觉惊异。雷州人多务农为业，然而地邻海滨，土壤中盐质极重，不宜耕种，故人民生活极苦，文化水平也较广东其他各地为低。然雷州民风强悍，勇敢善战。
我们部队开抵雷州的海康县时，正是中秋前后，秋高气爽，这时驻在高雷一带的部队车驾龙部，是临时招募的地方民军和土匪，纪律极坏。
车驾龙，号云六，广东茂名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当护国军初起时在高雷一带招募了大批民军，经呈准都司令部编为第六师，以车氏为师长兼高雷镇守使。迨都司令部撤销，第六师原应遣散，讵车驾龙拒不受命，所以林虎在广州受命为高雷镇守使时，即奉有密令，就地解决车驾龙。等我们部队开到海康县部署就绪，林虎的高雷镇守使任命才由广州明令宣布。于是，林虎假名交接，设宴招待车氏。这是一场鸿门宴。事先由林氏秘密计划当酒酣耳热之时，发炮为号，即席逮捕车氏，并缴其部的枪械。我这一连因为原已部署进驻海康县，故奉命收缴县里的武器。海康是雷州的首县，县长兼任车部军职，有军队二三百人，实力似在我连之上，如措置不慎，则危险之至。因此我决定擒贼先擒王，精选敢死队数十人，听到一声炮响，即率队直冲县长办公室，将县长逮捕。
这位县长似乎是位文人，当我持着驳壳枪冲入他的办公室时，他似乎很惶恐。我说：“我现在奉命来缴你们的枪，希望你不要抵抗，否则玉石俱焚！”这县长乃连忙招呼他的左右，不许抵抗，说：“我们公事公办，不许抵抗。”于是我们草木不惊地便把县署内的枪支缴了。车驾龙同时亦被逮捕，未作抵抗。解决车部之后，我们在雷州住了二十多天，便开往高州剿匪。高州与广西接壤。我们在高州过了年，在粤桂边境剿了半年多匪。这时南北政要又发生了所谓“护法”的争端，内战再起，段祺瑞派兵入湘窥粤，南方各省乃组“军政府”与“护法军”，以桂督谭浩明为总司令，北上援湘。我们这一团中先后被抽调两营北上，任护法军右翼，入湘作战。因此我们在1917年秋季，遂由高州防地调回省城，然后奉命北上参加护法战争。
二谭浩明为广西龙州人，农家出身，系陆荣廷的内弟。相传陆氏某次搭乘谭浩明父亲的篷船赴龙州，因而认识了谭浩明的姐姐，两人竟私订终身，约为夫妇。其后，陆氏被迫为匪，而谭浩明之姐矢志不嫁以待陆。迨陆氏受抚，此一对情人始成眷属，所以陆谭的姻娅关系实非泛泛的。护法之战既起，陆氏以两广巡阅使身份坐镇南宁，而谭氏则以总司令身份统率粤桂军，分三路入湘增援，并相机北伐。军政府特派老革命党人钮永建为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我们的中路约万余人，由谭浩明直接指挥，自桂入湘，攻长沙，窥岳州。左翼主力为湘军，约两万余人，由程潜、刘建藩、赵恒惕等指挥，自宝庆北上。右翼约六七千人，为广东护国第一军，归马济指挥，由广州经曲江入湖南的郴州，北指醴陵，为中路军的侧翼，并可东窥江西。马部人数不多，因马和林虎为莫逆之交，故调我们第十三团第一、二两营归其节制。
我们的团长原为周毅夫。到达醴陵后，不知何故被免职，由中校团副何文圻升任团长。营长原为黄勉，于团长更换后自请调差，乃由中校团副冼伯平调任营长。冼氏原在滇军任营长，都司令改组时，冼乃脱离滇军，到我们第二军任团副，至是，又调任营长，成为我的直接上司。
我们北上时正值秋冬之交，自省城乘粤汉路火车至韶州（曲江），然后步行经乐昌到湘粤交界的坪石。这一带正是骑田岭的主脉所在，我们在崇山峻岭之中前进，所行俱系羊肠小道，然风景绝佳。山中常有小溪，水清见底，路的左侧，有河流一道，蜿蜒而东，和广东的北江会合。乡民用两头翘起的小船作交通工具，顺流而下，行驶如飞。
坪石镇位于湘粤交界处，一半属湘，一半属粤。过此便入湘东平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入湘。湘粤两省虽属毗邻，然我们一入湘境，便觉别有天地。就气候说，古人所谓岭南的梅因向阳而先开，岭北的梅却因春到较迟而后开，就是说明岭南的广东和岭北的湖南气候的差异。就风土人情来说，湘粤也有显著的不同。在我们到坪石之前，所见两广妇女概是天足，操作勤劳，与男子等同。但一过坪石，妇女都缠足，脚细如笋，行动婀娜，凡田野间及家庭中的笨重工作，悉由男子担任。其他差异之处很多，不暇细述。
我们部队自坪石北上，经宜章、郴州、永兴、安仁、攸县，直趋醴陵。除在攸县城外二十里处的黄土岭和北军小有接触外，未发生其他战事。
过攸县后，便进入湘江流域富庶之区，人民比较安乐，妇女的服装和打扮尤为入时，男女的交际很是开通。沿途所见所闻，对我们都很新奇。自坪石至醴陵约五百余里，也多趣事可述。这一段商旅频繁，沿途都有小客栈，当地人叫“伙铺”，大小可容数人或数十人不等。逆旅主人为招徕顾客计，往往雇用青年姑娘们，盛装坐在门前做针线。来往客商常为她们的美色所引诱而入店投宿。其实她们都是农村的良家妇女，由伙铺主人雇来点缀门面的，入晚以后，她们就收拾起针线，各自回家去了。她们并不害怕军队，与他省习俗大有差别。
我们于11月中旬克复醴陵，中、左两路军亦于同月底攻占长沙。段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弃城而逃。北军在湘的主力——王汝贤的第八师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都不曾力战即撤退。我军复于1918年1月27日攻占岳州，主力前进至羊楼司，进窥武汉。一时护法军声威大振，举国为之震动。
这次我军能迅速推进的主因，还是北方政府的内讧——冯段失和。总统冯国璋主张与西南和平解决，乃于1917年11月20日将国务总理段祺瑞免职。到了湘鄂战争失利，段系军人如安徽省省长倪嗣冲、鲁督张怀芝等于12月3日在天津集会，力主对西南用兵。岳州易手后，鄂督王占元也感受威胁，遂附和段系。冯氏不得已，乃屈从用兵之议，于1918年2月中派直督曹锟为两湖宣抚使，鲁督张怀芝为湘赣检阅使，张敬尧为攻击前敌总司令，率劲旅吴佩孚等所部再度入湘。3月23日复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湘鄂战事乃急转直下。
张怀芝所部自湖北通城反攻，与我中、右两路军激战于湘鄂边境，不分胜负。北军主力第三师吴佩孚部则循粤汉路及洞庭湖水道南下，我湘军即受挫于羊楼司。3月17日，我军被迫退出岳州。3月26日，吴佩孚又破我长沙。4月20日吴部复攻占衡山，我军乃退守湘南衡宝、耒阳、永兴之线。
三在湘中战争开始逆转于我不利之前，我们这一团最初曾奉令自醴陵北上岳州，作前线右翼军的总预备队。当我们将入湖北通城县境时，忽闻吴佩孚率其精锐第三师南下，水陆并进，武长路正面我方战事失利，岳州危在旦夕。且敌人的长江舰队企图由洞庭湖溯湘江而上，直捣长沙以断我军的后路，我们乃奉命火速撤退。3月26日长沙失守，我们中路军向衡阳撤退，右路军亦自醴陵南撤至茶陵、攸县之线，旋再退至安仁县城以北约二十里的绿田墟，阻止敌人南进。这时张怀芝部节节进逼，正面也发生激战。我营于安仁县城奉令开赴前线，准备参加战斗。到达绿田墟时，前线战况已见和缓，唯据探报，敌人有大队向我阵地右翼移动迹象，我营乃受命即向阵地的最右翼延伸增援，以备万一。冼营长乃率领本营由绿田墟北进，经过一座大石桥，再行约二里，然后向我主阵地的后方向右前方进发。到达目的地后，一面派侦探搜索敌情，一面派哨兵担任警戒。此时全线枪炮声已归沉寂，我营正面亦无敌人。忽然，冼营长发起烧来，不能支持，必须回后方治疗，故即命我代理营长指挥作战任务。于是我就召集其他三位连长研究攻防作战方针。我先发言说：“安仁县城至绿田墟之间，无一较好的阵地可资防守。我军现选择此一丘陵地带为攻势防御阵地，其优点在于前面开敞，可以瞰射敌人。唯其间亦有不少荫蔽之地，使敌人容易潜伏，接近我们的阵地。而阵地后约五里直至绿田墟却是一片水田，并有不能徒涉的小河横亘其间，这是名副其实的背水阵，是为其最大的弱点，万一战事失利，我们只有向前冲杀，死里求生，绝不可向后撤退，自取灭亡。请各位同仁提高警觉。”
是晚平静无事。翌晨拂晓之后，枪炮声渐密，当我们士兵用早膳时，阵地前后落下的炮弹有数十枚之多，幸未伤人。早餐刚毕，我军全线战斗已渐入猛烈阶段。敌人屡向本营猛扑均不得逞。我为明了敌人的动态计，乃跑到散兵线上，观察敌我双方战斗状况，即见一部分敌军利用地形，逼近我方火线。和我前线位置相距尚不到三百米，五官面貌几可辨认。散兵线后敌人炮兵阵地有炮八门之多，距离不足三千米，正向我散兵线盲目轰击；同时又发现我军正面似已被敌人中央突破，友军已纷纷向绿田墟大道溃退。此时战况危急万分，我立即令营部号兵吹冲锋号，向敌逆袭，以遏止敌人的攻势。不料竟无一兵一官向前跃进，我急忙拿起营旗，跃出战壕，大声喊杀，冲上前去。全营士兵见我身先士卒，乃亦蜂拥而前，枪炮声与喊杀声震天动地。我举着旗子正向斜坡冲下去时，忽见前面一丈多远，有黑影一闪，泥土纷飞，溅得我满头满脸。我用手将脸上泥土抹去，仍继续挥兵反击。顷刻间即将当面之敌击退而占领其阵地。这时正值黄梅季节，下着小雨，岭上泥土甚松，刚才那黑影原是一颗炮弹，似乎没有爆炸，只把泥土掀起，溅了我一身。
经本营一阵冲锋之后，敌人全线攻势果然被我们堵住。这战场是一个丘陵地带，长着不少松木和茶油树。当我们抢占敌人阵地时，他们大部分退走，小部分仍利用荫蔽地形，一面退却，一面逐段抵抗。我蹬在一株茶油树之后，只听得敌人枪声不绝，却不见机枪的位置，我只得将身体略略站起，以资观察，忽然一排机枪射来，正打入我胯下。我觉得大腿的肌肉振动了一下，俯视即见血流如注。立刻伏在地上，但仍大呼冲锋，并说：“夺得敌人大炮一门的，赏洋五百元！”于是全营蚁附而上，杀声震天，敌人竟弃山炮四门而逃。我军全线遂尾跟敌人追击。此时，两名勤务兵才扶我退出战场。我发现自己身中四弹，然其中只有一弹射入大腿，其他三弹只打穿了裤子，未伤及肌肉。如果我提高身体迟了一两秒钟，则此四颗子弹必将射入腹部，那就不堪设想了，真是险极！
我自战场退出后，行走不到一里，伤口疼痛难当，便倒了下来。勤务兵乃自附近农家找了一只梯子，把我抬到安仁县城。说来奇怪，大军作战，城里竟无治疗伤兵的设备。不得已，只好请县政府代雇本地的草药郎中来医治。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先生随身带了药物前来，一到之后，先把带来的生草药捣得稀烂，然后将紧缠伤口的绑腿布解下，检视一番，开口说道：“恭喜！恭喜！腿骨幸未折断，子弹从骨膜之左侧穿过，敷药之后，约十天即可痊愈走动了。”我听了将信将疑，唯恐他在说大话。这大夫随即叫人端上一碗清水，他左手接碗，以右手食指指向碗中作写字画符模样，一面口中念念有词，我也不懂他念些什么。只见他从碗里吸了一口清水，喷在我的伤口上，然后把捣烂的草药敷上，另拿一块干净白布包扎起来。说也奇怪，我的右腿受伤已六七小时之久，红肿充血，疼痛异常，而一敷草药之后，痛楚立止。他因我不能在县城久留，另给我一包药，以备替换。我送了他两块银元，这是相当大的酬谢，他一再谦辞，始肯收下。据说此草药郎中是当地跌打损伤的权威，果然名不虚传。我即日雇了一乘轿子，向后方的永兴县进发，当晚宿在途中伙铺里。铺主人有一年方二八的掌上珠，她听说我的勇敢，转败为胜，乃自动替我包扎、烧水、泡茶，百般抚慰，殷勤备至。当我翌日离去之时，她似乎颇有依依不舍之情，令我感激难忘。湘女多情，英雄气短，这也是受伤后一段颇值得回味的韵事。
到达永兴之后，得悉我军已收复攸县和茶陵两县城，所获战利品有：沪厂造七生的五山炮四门，步枪二百余支，机关枪数挺。不意，数日后忽传衡阳失守，北军分兵向祁阳、耒阳挺进。我右翼军左侧后大受威胁，正向永兴、耒阳之线撤退。我遂退到郴州休养了半个月，创口渐痊愈，行动无碍。
此时敌方前敌指挥吴佩孚，忽暗中与我军通款言和。战事乃进入停顿状态。本营乃奉令驻防高亭司，马济的总司令部则设于郴州、耒阳大道上的栖凤渡。至5月中旬，乃有冼营长奉调回粤、遗缺由我接充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