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郁林勾留约六七天，因大势已去，我军又开始向横县退却。黄业兴仍派我为后卫。这时各方情况既不明，更是兵败之后，军纪废弛，士无斗志，沿途骚扰焚掠。我因担任后卫，有时看见落伍士兵，在抢掠或强奸，我总是上前去斥责一番。有的士兵看见官长，悄悄逃走，然持枪反抗的也大有人在。黑夜之中，我随从的卫士又不多，也无法管束。统兵者治军无方，为害百姓，罪大恶极，实难尽言。
我们从郁林撤退，途中总是每十五里或二十里一小休息，三四十里一大休息。每逢休息时，我总到司令部所在地去问究竟。我们的参谋长梁史是我陆小时代的学长（等于今日的队副或排长），他和我有师生之谊，可尽所欲言。一天晚间在路上休息，我便问梁参谋长前途开往何处。梁说：“按计划，我们应开往南宁待命。不过现在陆荣廷等已通电下野（7月16日），桂局全非，恐怕开往南宁也非上策。”
我问：“那究竟怎么办呢？”
梁说：“黄司令可能要把部队开往钦、廉、防城一带待机，将来免不了要受粤军收编的。黄司令是广东钦县人，所部官兵也是钦、廉人，所以他要开到那里去……”
我说：“我统率的这两营，多半是广西人，与其开往钦、廉去受收编或遣散，倒不如就在广西被收编或遣散，离家乡还近些……万一我部下的官兵不愿随大军向钦、廉撤退，则如何呢？”
梁说：“如果你的部下不愿随大军远去，你又掌握不住，我看你只有自己酌裁了。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我回到我的部队里后，部下的官长都纷纷来探问究竟。有的就提议说：“黄司令现在带兵去钦、廉，我们广西籍官兵，与其到钦、廉受编遣，还不如留在广西。”我说：“我正在考虑此事，诸位意见如何？”有人即主张将部队开入粤、桂边境的六万大山之中，暂避一下，再作决定。总之，钦、廉是去不得的。我说：“我正有此意，我们就这样决定吧。”
天明之后，我们已走近六万大山边缘，傍午时分，我军已抵达城隍墟附近。我借口休息，命令所部停止前进，并召集各部队长官商议，大家一致赞同暂时将部队开入山区。六万大山本是有名的匪巢，为免士兵误会我们带他们上山落草，我命令各部队长官向士兵解释，我们只是到山中暂避，并非去当土匪。部署既定，我便命令各军掉转队伍，直接开进山区里去。直属司令部的炮兵一连，机关枪一连，都愿跟随我入六万大山。
前进部队见我部久未跟来，黄业兴顿生疑窦，因询问参谋长梁史。梁说：“李统领因所部都系广西人，恐不愿随军去钦、廉，所以中途停下了。”黄司令即派一参谋赶来劝我，我只好以实情相告。黄业兴闻报后，其部下有主张派兵回来强迫我一同前进的，但是梁史暨黄本人都不以为然。他们深恐派兵来追，引起自家火并，反为不美。现在大局已起急剧变化，不如各奔前程为是。
黄司令统率大军开走之后，我部约千余人遂在六万大山住了下来。六万大山本就险峻荒凉，加以历年为土匪盘踞和官兵清剿，山内庐舍为墟，耕地荒芜。我们开入后，只得就地露宿。山中极少平地，部队只好化整为零，由各小单位觅地住宿。有帐篷的便架设帐篷，无帐篷的便结草为庐。
我们边防军本自护国军改编而来，在讨龙、护法诸役中，都立有战功，蔚为广西一支劲旅。今日兵败之余，遁入高山，形同落草，景象全非。全军千余人，露宿荒野，各项学、术训练，因无操场课堂，一时俱废。官兵心理上都有异样感觉。无知士兵以为我们真的落草，上山来称王扎寨的。官长中也竟有提议“出去打几趟生意”的。我有时出巡视察各宿营地，但见平时赌禁森严的我军，竟有席地呼卢喝雉、摆摊摸牌的；也有哼小调、讲笑话、练拳腿的……各行其是，其乐融融，也别有一番天地。
我们露宿了一宵，翌晨发现俞作柏营长所属两连官兵于黑夜潜逃出山。这两连官兵多半是钦、廉人，不愿留在六万大山，所以乘夜逃去。当时，有人主张派兵去追的，我竭力反对。当初我们留下，黄业兴不来追，今日他们离去，我也主张由他们去吧，何必强留。
我们在山中住了不久，忽然发现另有部队数百人开入山来。最初我们以为是敌人前来搜索，后来看见不像准备作战的模样，便派人前去查询，才知是友军，也来山中躲避的。他们一共有四连官兵，枪械齐全，由营长陆超率领。陆部原为莫荣新系统下的部队，莫氏败走，他们未及退却，遂为粤军所收编，开来粤、桂边境作战。因为我军初期胜利，他们又叛离粤军，不料我军旋即再度败绩，他们无处容身，乃避入六万大山，躲一躲再说。他们对李某人原都知道的，听说我已先期入山，他们极愿前来“合伙”，我当然把他们收容下来。
又过两天，我们又发现有部队入山，约有两连之众，经过情形和陆部大致相同。由一位姓徐的营长率领，也愿归编我军。后来徐君因见我无适当名位安插他，便独自离去了。两连官兵即拨归俞作柏节制。截至此时，在我指挥下，驻在山中的部队共十余连，约两千人，据险自保，声势相当浩大。我驻了一个星期，军粮饷项渐感拮据。所幸离此地不远的城隍墟，便是我以前的防地，人事很熟，当地豪绅以前对我都很推许，其中也颇多富户。故这次军中缺粮，我便派员分头去拜访绅商，请求接济。当地绅士即组织起来，为我筹划一切，军粮遂有了着落。
百事粗有头绪之后，才知粤军溯西江而上，已占据南宁。中山先生也准备由漓江赴桂林，并委马君武为省长。广西部队除少数受改编外，大部分都潜伏各县农村，进行游击，对抗粤军。其中武鸣、都安、那马及左、右两江的势力尤为雄厚。故粤军尚在源源开入广西，由郁林经城隍墟往南宁的部队络绎不绝于途。那时企图收编我军以扩充实力的大有人在。首先派人前来接洽的便是陈炯明之弟陈炯光，次为钟景棠司令。我因深知他们的用意，所以他们的收编计划我全未接受；相反，我向粤军当局提出了收编的条件，我的条件是：（一）不受任何单位部队的收编。我要直属于粤军总部，成一独立单位。（二）我要一职兼两省的头衔，不愿直属于任何一省。我这些条件原为防止有被乱行调动而被无故缴械的危险。谁知出人意外，陈炯明对我的条件完全接受了。因此我部队受编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我被派为本军司令，由陈炯明下令，开往横县“点名”。
二陈炯明之所以能完全接受我提的条件，后来我才知道原因。原来桂军各地残部仍在抵抗，且在南宁西部实行反攻，并迭获胜利。我部在林虎军中向以能战闻名，陈炯明深恐我部和其他桂军合流，对他实行夹击，所以他急于收编我，而接受我所提出的一切条件。可是在收编后，却不发粮饷，仅命我将部队带往横县，听候“点名”。
陈氏这命令，使我身为主帅的人，颇感进退维谷。一则陈氏意不可测，开往横县甚或开往南宁，有随时被缴械遣散的可能。再则，我部久困穷山，军纪难免废弛，本已不易掌握，加以士兵衣履破烂不堪，今大军开拔，竟无开拔费，士兵赤足行军，连草鞋都买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军令自更不易贯彻。所幸士兵一向知道我军需公开，身无余财，并未克扣粮饷，所以尚肯服我。而我这时也只能以劝告方式，有时甚至亲自去拉他们前进。大军至此，直如一群淘气的孩子，且行且止，口中牢骚不绝。人们自知身无长物，唯肩上的一根钢枪和腰间的百余发子弹是一笔财产。当时地方团队购枪，每杆值两百余元，子弹每粒两角。一个士兵如将其武器卖去，逃回乡里，可数年不愁衣食；而随军前进，却衣履不全，口腹不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部队的长官，只有苦口婆心，百般劝慰，才勉强将大军开出山区，走上通横县的大道。
这时粤桂边境，大兵之后，遍野荒凉，途经小镇，但不见商民。因此时粤军方才过境，沿途奸掳焚杀，以致人民逃避一空。我们离六万大山后，向西进发，当日宿营于一小镇名叫寨墟，属广东合浦县。寨墟原有商民三四百户，有当铺数家，都筑有碉楼，平时也算是一繁荣的墟场。不过此次在过境军队焚掠之后，全市寂无一人。我们的士兵也有到已被掳掠一空的废墟中，寻找残剩衣物的。有时我亲自上前阻止，士兵中有较为顽皮的，竟笑着向我说：“司令，没有什么了，我们也只是来看看罢了！”
在寨墟宿了一宵，翌日我们便进入广西属的横县。横县民风强悍，地方团队组织尤为强固。我军入横县境后，沿路看见军人的尸体零零落落横于道左，也有若干人民的尸体杂在其间。检查这里被杀军人的番号，发现都是粤军。后来听说，粤军过境时，纪律不好，为人民所仇恨，到大军过后，地方团队遂击杀零星落伍的军人，军队也还击，所以军民的尸体，杂陈田中，怵目惊心。因此，每当我军中途休息时，我便指粤军遗尸为例，告诫全军，务必秋毫无犯，免蹈粤军覆辙，自毁令誉。当晚在横县境内百合墟宿营时，我便集合全军训话，三令五申：（一）本军不许占住民房。（二）本军对商民买卖公平，严禁强买强卖。百合为一极大墟场，有商民千余户，贸易很盛。为防士兵肇事，我特另组军风纪检查队沿街巡逻，以防意外。谁知第二天在街上，竟然有一士兵和一老太婆发生纠缠，被检查队所发觉。原来这老太婆有衣服一件被窃，她便怀疑是我部士兵所为。正好她在街上碰见这位士兵，提着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包袱。老太婆疑窦顿起，以为包袱内一定是她的失物，要打开检查，两人遂纠缠起来。检查人员排解不了，便命令该士兵将包袱打开，其中果有便衣一套，虽是旧衣，尚完整清洁。检查人员就问这老太婆，是否即渠遗失之物。老太婆似乎不敢承认，吞吞吐吐，不愿说出。检查人员以其不能决定，遂没有把赃物判交老太婆，而把这有偷窃嫌疑的士兵拘到司令部来，向我报告。
我问那士兵：“你为什么偷人家东西？”
“报告司令，”士兵回答，“这些衣物不是偷来的！”
“哪里来的呢？”
“是前天晚上在寨墟的街上捡来的。”
这时我已决心整饬风纪，拟重办一二犯法士兵以儆效尤。所以我说：“不论你的东西是哪里来的，总是从民间非法取来的。非法据掠民财，我要重办你！”
那士兵闻言，当然发慌，哀泣认错。我说：“认错是不算数的，按军法还是要办。”最后他更哀求说，他是我临桂县两江墟的小同乡，冀求分外宽容。我见他用同乡之谊来请求宽恕，我更要以同乡之名加以重办，庶几大公无私，军威可立。治军之道，原要恩威并济，如今军纪颓废已极，不立威不足以挽颓风，我乃决定牺牲这名士兵，以整饬军纪。
计划已定，我便命令号兵吹紧急集合号。瞬息之间，全军两千余人已在墟前的方场中集合，围成一四方圈。圈中置一方桌，我遂将犯兵押到桌前，我自己则站在桌上向全军训话。略谓：我军是一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参加护国、护法诸役，俱立有辉煌的战绩，功在民国。今日行军至此，愧未能保国卫民，反而骚扰百姓，殊为我军人之羞。现在这个士兵违反纪律，偷窃民财，人证物证俱在，然渠竟以为是本司令的小同乡，冀图幸免。实属罪无可逭。当按军法议处，就地枪决。嗣后，如有任何违法官兵，干犯纪律，也必按律重办，绝不宽恕云云。语毕，遂命令将该士兵就地枪决。
这时全军寂静无声，四面围观的民众，也暗自咋舌，赞叹我军军令如山，纪律严明，为历年过往军队所未见。自这番整顿之后，全军顿形严肃。令行禁止，秋毫无犯。所过之处，军民都彼此相安。
但是，我每想起这件事，即感内疚，这名士兵劫取民财，有物证而无人证，罪不至死。且我事后调查，那套衣服确是从寨墟废墟中捡来的，而他也确是我两江墟的小同乡，他家与我家，相去仅七里。他那时如不说是我的小同乡，我或不至将他处死，正因为他说是我的同乡，我才决定牺牲其性命以整饬军纪。虽然那时军纪废弛，非如此不足以挽颓风，然这士兵本人多少有点冤枉。我之杀他实是一种权术的运用，而非治以应得之罪。我的一生最不喜用权术，而生平只用这一次，竟用得如此残酷。虽当时情况使然，实非得已，数十年来，我每为此事耿耿于怀。
三本军在百合墟住宿一宵后，翌日再向横县进发。过乐民墟再渡过邕江便是横县。当我们军次乐民墟，离横县约十余里之地，陈炯明忽派点验小组一行数人前来。说陈总司令现正在横县，命令我军即刻停止前进，不得渡河，就地点验竣事，即刻回师，到北流县驻防。陈氏此令是何用意，我当时不得而知，但我本人不愿孤军去横县，恐陈氏心怀叵测。现在他忽然命令停止前进，对我说来，实是“阿弥陀佛”，求之不得。
奉令之后，我们就在乐民墟驻下，听候点验。这时我军共有人马约两千，步枪一千零四支，德国克鲁伯厂制水凉重机枪（俗称“水机关枪”）六挺；广东兵工厂制气凉重机枪（俗称“旱机关枪”）四挺。另有德国克鲁伯厂制七生的五退管山炮四门。我军的编制是：司令之下辖两个支队，支队设支队司令。第一支队司令为李石愚，第二支队司令为何武。每支队下辖两营，每营直辖四连，每连辖三排。每连有步枪九十支。所以按编制，我的第三路边防军的两个支队共计四营，凡十六连（内有直辖炮兵一连），轻重武器俱全，军力可说是相当强盛。
点验既毕，粤桂联军总司令部乃发给我军二十天伙食费。计士兵每人每天伙食银两角，官长加倍。发散既毕，总司令部即命令开往桂东北流整训。这时陈炯明正驻节横县，我想一探粤军虚实，暨打听战事发生情形，乃假名采购，派徒手官兵十余人，随点验小组去横县一行。小组负责人最初严拒我方人员同行，说为何不在百合墟一带采买，何必去横县。我们的理由则是：大兵之后，百合墟一带商民逃散一空，已无物可购，势非随小组往横县不可。
听了“采买”人员回来后的报告，才知道自百合墟到横县沿途和邕江渡口两岸，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因陈炯明深恐我伪装收编，阴图异动。我所派去的“采买”人员，虽是徒手，沿途也横遭阻挠，若非有点验小组同行，断难通过。他们到了横县，消息才豁然开朗。我们自入六万大山之后，几与外界消息完全隔绝。因为当时既无无线电，也无电报电话可资联络，甚至报纸也是早几个月前的旧报，消息全失时效。他们到横县后，才知道桂省当局虽已下野，而散在各处的桂军仍在游击抵抗，粤军追击焚掠很惨，而桂军的抵抗也变本加厉。最近武鸣一役，粤军惨败，南宁震动，所以陈炯明亲自赶往南宁坐镇。他刚到横县，即闻我军师次百合，他深恐我响应武鸣桂军向彼夹击，所以命令我停止前进，折回东部驻防，免与桂西各残部合流。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陈炯明之所以戒备森严的道理。
于是，我军遵令东开北流。北流在郁林之东，也是郁林五属的一县，尚称丰腴。到北流后，陈即派来上校参谋和中校参谋各一人，长期驻在我的司令部里。名为联络参谋，实是监军，防我心怀异志。我在北流将本军十六连分驻城郊训练，并随时剿匪，因郁林五属向以匪多出名。
我在北流驻下不久，陈炯明忽又派高雷镇守使胡汉卿率兵数千驻于郁林城内。其意或在就近监视我的行动。胡氏就是前在高州为我所俘，后被释放的那个人。谁知事隔不到三月，他又以我的监视者身份出现。
我对胡氏驻兵郁林，虽未十分注意，而胡氏对我则颇感惶恐。胡氏因非将才，加以所部人械有限，益发胆小。渠所率三数千士兵，悉数蜗缩郁林城内，不敢外出。平时将城门紧闭，因北流在郁林之东六十里，所以胡氏只开郁林西门，阖城商旅概由西门出入，其他三门则白日长扃。初闻传言，我尚不信，后为酬酢，赴郁林拜访胡氏，也由接待人员导从西门进城，才知传言无误。加以所见郁林城乡胡兵戒备的情形，遂深知胡氏奉命驻军郁林的用意。
胡氏性喜聚敛，胆小无大志。全军都在城内，占住民房，强买强卖，弄得阖城骚然，里巷啧有烦言。陈炯明回粤初期，颇思有所作为，凡渠号令所及之地，烟赌一概严禁，很有一番新气象。可是胡汉卿屯兵郁林时，公开包赌抽捐，革新空气荡然无存，而绅商路谤却与日俱增。于是他在郁林驻了些时，见我并无异志，遂请调回高雷去了。
我驻兵北流时的作风则正与胡氏相反。不住民房，不派捐税，严禁烟赌，公平买卖。士兵与当地商民相处，宛如亲人。与郁林对照，判若霄壤，所以我军颇受当地人民拥护。但是正因为如此，我军的饷糈遂日益艰难。总司令部所发的，只是些微的伙食钱，绝难维持全军的费用。按往昔驻军通例，总是就地取材，派捐包赌，甚至无理勒索，随意苛求，居民也不以为异。然我驻军北流，决心不随例出此下策。在紧急关头，我曾将司令部内所存伤病官兵缴回的闲枪中拨出一百支，每支配子弹两百发，折价每支一百五十元，售予当地防匪的地方团队，得洋一万五千元，终于未取民间一介而将难关渡过。
就在我们军饷十分困难之时，南宁的粤桂联军司令部不特饷金欠发，陈炯明反而下令要我军将四门山炮交出。他的理由是：我的第三路原是步兵，不必有炮。缴炮的命令一到，两位联络参谋就时时来催。我即行文总司令部婉拒。我的理由则是：郁林五属，盗匪如毛，且此地随处皆有碉楼，万一为匪所盘踞，官兵如无山炮，绝难攻坚。为清剿土匪，此四门山炮断难交出。陈氏见我词意坚决，知不可动，遂未坚持。
但是他随即又电召我去南宁报告。这原是一个难题。当我在司令部集会讨论此事时，部下官佐都认为我既未遵命交炮，陈总司令疑虑已久，如贸然前去，恐遭不测，因此都不主张我去南宁，而我本人则期期以为不可。我如不去南宁，是自示携贰之心，故违军令，反为不美。所以我便告诉他们说：“我去南宁设有不测，那时诸君可自作决策。如总司令意在缴械遣散部队，而诸位认为可行且系应该，则诸君可不必以我为虑，径自遵命缴枪便可。如诸君以缴枪、遣散为不可，则高举义旗抵抗可也。我军转战千余里，大小十余战，声名赫赫，谅亦不致任人轻取。总之，诸君见机行事，千万不必为我而投鼠忌器……”商酌部署既定，我便自北流到贵县，乘船溯江到南宁。
四到南宁后，陈炯明就在总司令部召见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那时声势烜赫，后来竟因背叛中山先生，终至声名狼藉的陈炯明。他召见我的地方是在总司令部的客厅里，这客厅十分宽敞。陈氏高高上座，离我很远，双方都须大声说话，才能听得清楚。
陈炯明身材魁梧，仪表非凡。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便是他总不正眼看人。和我谈话时，他远远地目光斜视，殊欠正派。孟子说：“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大概便是如此。这或许也因为他是近视眼的关系。我们用广东话交谈了几句，未着要领，他就叫我出来了。
照例，高级长官召见远道而来的部下，总要垂询一些军中情形，随机慰勉训示，甚或设宴招待，以示慰劳激励之意，庶可使部曲畏威怀德，上下归心。但是陈炯明召见我则不然，三言两语之后，遂无下文，或许他是很忙，也没约我吃饭。关于缴炮的事，他也没有向我说及，百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陈氏当时在西南是烜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位居粤桂联军总司令，连战皆捷，所向披靡。再加以革命为号召，敢作敢为，作风新颖，为人廉洁，颇为物望所归。可惜他究系文人，将兵非其所长，更兼性多猜忌，气量褊狭，除亲友故旧以及潮、梅同乡之外，对一般袍泽以及赴义来归的官兵，都视为外人，难于兼容并包。此实系陈氏不治之疾，非因此丧志辱身不止。陈氏后来叛孙失败，蛰居香港有年，住于罗便臣道92号。我在1929年中原战争失利后赴港，也曾住于该宅。同年，李任潮（济深）被禁闭于汤山，1931年获释来港，也赁居于是。我们三人都是在大陆政争失败后来港，才居住其中的，实是一桩趣事。此屋后为李任潮所购得，任潮附共后，为响应中共抗美援朝捐款，闻已将该屋售去了。我在1929年住于其中时，陈炯明曾想来看我，为我所婉拒。由于一般国民党人因其背叛中山，目为党的叛徒。我当时虽与蒋先生政见相左，然此是我二人私人闲事，我本身则始终未曾脱党。为免党内同志们误会，我拒绝了陈氏的访问。所以我平生只在南宁见过陈氏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