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广东方面电报往还之后，我便决定亲赴广州策动北伐。当广西各界知道我此项意图时，南宁、梧州等地均举行盛大的欢送会，情况极为热烈，令人感动。但是广西内部，此时对北伐计划的反应极不一致。大部分民众团体，乃至少数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对我策动北伐的努力，都持保守的态度。他们认为广西统一不久，疮痍满目，百废待兴，我们应当与民休息。待生聚教训有相当成绩时，再图北伐，为时未晚。我则以为不然，因北伐与否，实受两种因素所支配，我们两广本身的生聚教训固属重要，北方时局的变化尤为要紧。现在我们如不趁北方军阀自行分裂向我乞援之时北伐，等待北方变乱解决，局势恢复安定，到那时再行北伐，则以彼之逸，待我之劳，绝无侥幸成功的希望。再有，广东为富庶之区，军队久驻该地未有不腐化的，我们如不趁时用兵，旷日持久，必至师老兵疲，不堪再用。因此我于5月初自南宁东下，沿途都以此义遍晓大众，然言者谆谆，而听者仍难免将信将疑。
我行抵梧州，广州方面乃派专舰来接，我遂改乘该舰东驶，于5月10日下午2时抵达广州长堤天字码头。码头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国民政府以及党政各机关首长如谭延闿、张人杰等和各民众团体代表等都到码头之上伫立欢迎，军乐悠扬，人声鼎沸。在这欢迎行列中首先上船的便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任潮）和广西驻穗代表白崇禧、陈雄等人。任潮和我是老友，相见甚欢。他为我一一介绍各欢迎人士。还有黄埔军校蒋校长所派的代表、时任该校教育长的方鼎英。方告诉我说，蒋校长今天太忙，未能亲自来欢迎，明日当专程来拜访云云。
在码头应酬一番之后，遂由李任潮陪同到第四军军部休息。第四军军部设在新广西会馆之内，这会馆是莫荣新督粤时所建，十分富丽堂皇。当晚便由任潮设宴洗尘，由该军各高级长官作陪。餐后我曾和任潮谈北伐大计，他极同情我的主张。只以其时国民党内部明争暗斗尚未完全平息，北伐恐一时难于实现。因广州于3月20日曾发生中山舰事变，蒋、汪为争夺党的领导权，斗争已至白热化。加以党内左右派系之争，复有共产党依违其间，推波助澜，情势甚为恶劣。汪兆铭因自觉对党政无力控制，一怒之下，称病不视事。方从苏联回国的胡汉民，以环境恶劣，无法立足。两位均在我到穗前夕，秘密赴港。党内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势。我专程来粤策动北伐，显非其时。这些党内纠纷，我在抵穗之前，都不知其详。到此才知广州党政军各首脑部都像“泥马渡江，自身难保”，何能奢言北伐？我一旦目睹此种情况，真冷了半截。然既来之，则安之，仍须尽我最大的努力，促成此一盛举；何况我军已入湘作战，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呢。
翌日上午，蒋先生自黄埔专程来看我。他原来在党内地位并不重要，在粤军中的位置也不过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1923年秋季，奉中山之命赴苏俄报聘考察。1924年春，苏俄派顾问协助蒋氏筹办黄埔军校，遂受任为校长。在校内励精图治，气象一新。其后得苏联军事顾问的支持，获大批械弹的接济，先后成立第一、第二教导团，并以参谋长的地位，从事整顿粤军。那时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生活浪漫，办事因循，整军大计一任蒋氏所为，于是大部分粤军的领导权，遂渐入蒋氏之手。渠乃以黄埔军校学生和教导团为基础，将所掌握的粤军彻底改造，成为其个人的军队。蒋氏并于1925年，得各友军的协助，两次东征，击破陈炯明残部。在第一次东征克复汕头时，回师消灭盘踞广州城郊勾结唐继尧的刘（震寰）、杨（希闵）反动军队。这些都使我们远道得闻，深致敬佩。1925年9月20日晨，蒋氏凭借苏联顾问的声势，突率卫士数十人，包围其长官许崇智的住宅，逼许氏立刻离开广州。申言许氏不去，渠便无法整顿部队，待渠将部队整理就绪，三个月后再请许氏回粤主持大政云云。当时我们在广西，便闻蒋氏向许氏挟持迫害而颇不以为然。不过我们都知道许总司令处在革命高潮之下，生活还这样腐化，故对蒋氏此一行动，也颇谅解他的苦衷。
那时白崇禧时常往来粤桂间，对蒋校长和黄埔军校的革命作风颇多好评，更增加我们对蒋氏的钦佩。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变时，我们也不知党中内争的底蕴，只觉当时广州有崇俄的风气，一般党人对俄国顾问敬若神明，蒋氏竟敢公然将俄顾问逮捕，遣送出境。这种行为虽迹近越权乱纪，但和阿谀外籍顾问的风气相对照，自获得我们乃至多数国人的同情心。
所以我们此次到广州，对蒋先生极具好感，加以当时党政中枢的领导人汪兆铭已离职去国，蒋氏成为广州的中心人物，促成北伐大计，第一须说服蒋氏才行。
蒋先生于上午来访，下午我即往黄埔回拜，并参观军校一切设备。当我自黄埔码头上岸时，全校教职员、学生数千人在校门前列队欢迎。该校高级官长、教员都由蒋校长一一介绍握手。何应钦、周恩来、邓演达等，那时都是第一次和我见面，但人数太多，未能一一记忆。
黄埔军校的校址原为前清广东虎门陆军速成学堂所在地，清末时此地也曾办过海军学堂。校舍经历年扩充，现在已能容纳数千人。校内井然有序，到处贴满了革命标语，革命的空气，十分浓厚。唯就技术观点说，军事教育的水准却不甚理想。因为学生入学程度既不齐（有许多系老同志保送，未经考试而入学的），而受训时期也太短。第一、二、三各期连入伍期在内，为时只有六个月；加以政治和党务课程又占据时间很多，所以军事教育在这短时期中，实学不出什么来。
蒋先生亲自导我参观全校。这时第三期已结业，第四期学生正在上课。我每到一处，蒋先生都为我略事介绍，不论在操场或讲堂，值日官都喊“立正”致敬。
二参观完后，蒋先生留我在校晚餐。进膳时，只有我和蒋氏两人，所以可以畅谈。首先，我便向蒋氏陈述我策动唐生智加入革命的经过。我认为北伐时机稍纵即逝，故力主从速敦促中央决定大计。我向蒋氏陈述的内容有三点：
第一，我分析北方各军阀的形势。我说当今盘踞黄河、长江两流域实力最强的，首推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阀。然自1925年直奉第二次战争，由于冯玉祥倒戈，曹锟贿选总统的政府跟着倒台，吴佩孚仓皇由海道逃回汉皋以后，直系已一蹶不振；加以长江下游的孙传芳已企图独树一帜，对吴氏阳奉阴违，直系内部貌合神离，已有解体之势。唯近来吴佩孚趁张作霖、冯玉祥互争于天津一带，遂东山再起，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整训所部，又成劲旅，虎踞武汉，正联络奉系张作霖，挥军北上进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一旦瓦解，吴的势力也必复振。既振之后，必趁胜战的余威，增兵入湘扫荡唐生智所部，从而南窥两粤。我们现在如不趁国民军尚在南口抵抗，吴军主力尚在华北，首尾不能相顾之时，予以雷霆万钧的一击，到吴氏坐大，在南北两战场获得全胜，巩固三湘之后，孙传芳也不敢不和吴氏一致行动，那我们北伐的时机，将一去永不复返，以后只有坐困两粤，以待吴、孙的南征了。
第二，我再分析两粤的政情。我说我们两广近十年来都处在龙济光、陆荣廷等军阀统治之下，革命势力终未真正抬头。其后总理正将残局收拾，又遭陈炯明的叛变，各小军阀的割据，地方狐鼠横行，一片糜烂。近两年来，总算天兴汉室，两广统一。现在我们如不趁时北伐，难免师老兵疲，不堪再用。尤其广东是纸醉金迷的富庶之区，往日军队驻粤，不数年间便会堕落腐化，兵骄将惰，必至天然淘汰、失败消灭而后已。龙济光、莫荣新，乃至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许崇智各军的瓦解，前后如出一辙。现在我们若不趁两广统一之后，民心士气极盛之时，另找目标发展，以避免偷安腐化，则若辈前车不远，足为殷鉴。
第三，我又分析湘局和我们的第七军已成骑虎难下的形势。我说我虽已策动唐生智起义，驱逐赵恒惕，唯唐氏态度颇不坚定，他一面电请广西派“一旅之众”到湘桂边境声援，一面又派代表见吴佩孚，陈明去赵的苦衷，祈求吴氏谅解。其志只在做湖南的主人翁，已甚明显。至于吴氏则久已蓄意确实掌握三湘，作为侵略两粤的基地，如今师出有名，以援赵为口实，驱军南下，协助赵部叶开鑫等击破唐部于湘北。唐氏见事态严重，才请我第七军越界入湘赴援。现在我们如不借援唐之名实行北伐，唐氏一败，后患岂堪设想？更有一点，设吴氏一旦警觉，变更政略，去赵恒惕而容纳唐生智的请求，则我革命军以后欲取道湖南，问鼎中原，实非易事。所以我告诉蒋先生说，根据上述三点理由，我们非即时北伐不可。我更强调，当湘乱初起之时，唐氏乞援，我之所以未向中央征求同意，便毅然决然出师援湘，就因时机稍纵即逝，不容我们蹉跎之故。语云：“畏首畏尾，身其余几。”所幸时机未失，战事在湘南涟水两岸进入相持状态，所以我火速来穗，请求中央早定北伐大计。希望他能同情我的主张，促其早日实现。
当我滔滔不绝陈述北伐利害之时，蒋先生在一旁静听，未多发言。我反复地说了很久之后，他才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
蒋氏说时，似有无限的感慨，但是他这回答，却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泼了我一头的冷水。
那时我到广州尚不足两天，的确不知广东中央方面党政军内部的情形。汪、蒋、胡之间的暗斗，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等，也确实是很复杂，不像我们广西方面的单纯和团结。这时汪兆铭方负气而去，中枢无主。鲍罗廷为中山舰的事，新自海参崴赶回广州。中央党政军内部，都在酝酿新危机，他们哪里有心绪去谈北伐呢？经过这一段的观察和谈话，我才知道广州方面对北伐毫无准备。所谓北伐，在广州真连影子也看不到。而我军却早已入湘，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我们广西全省军民都勒缰以待，只等中央一声号令，而中央方面对我们请求的反应，却太使我伤心了。
因此，我继续向蒋先生辩白说：“正因为我们内部问题复杂，大家情绪不稳，才应该北伐，好让大家有一个新目标，一致去奋斗，以减少内部的摩擦。”
我和蒋先生反复辩论很久，蒋先生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说起话来唯唯诺诺。他同意我的见解，但是却强调事实上的困难。最后他执拗我不过，才说：“你和他们说说看。”他的意思是要我向中央方面其他同志解释一下北伐的计划再说。
我和蒋先生详谈了数小时，终于未得要领而返。这是1926年5月11日，我和蒋先生第一次的会面。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其后我在广州珠江的颐养园和白崇禧聊天，白氏问我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作‘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三我和蒋先生谈后，便连日分访中央各要人，酬酢几无虚日。唯其对中央党派暗讧余波未息，更无人对北伐发生兴趣。3月20日中山舰事变后，国共两党裂痕亦渐暴露。苏联顾问对北伐问题的态度极为谨慎，既不赞成，也不公然反对。中国共产党虽未公开反对北伐，但陈独秀所办的机关报《向导》周刊社论却说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我在广州，颇有吾道甚孤之感。
我第二个拜会的中央要人便是张人杰，张氏于汪兆铭离国后任中央政治会议的代理主席。身材瘦弱，并患瘫痪病，不能行动，平时总坐在扶手椅上，由佣人提挈以行。张氏口吃，并带浓厚的浙江口音。他既是党国元老，我对他自然十分尊敬，而张氏对我则更是恭维备至。他说：“总理去世之后，唐继尧居然用两省兵力，想来广州篡位，要不是你们在广西把他挡住，中央就糟了。”我说：“现在回想起来也很觉可怕，以我们区区不足万人的基本部队来抵抗唐继尧号称十万之师，并有沈鸿英做内应，实在是以卵击石，想不到竟凭一股革命精神把他打退了，但也是中央领导有方！”张说那时他还在上海，所有同志均为我们此一战役担忧，想不到最后居然击退唐军。这种战役不特现代所无，历史上也很少见。他又继续称赞我们以少击众，统一广西，然不自居功，愿受中央领导，使两广统一，一扫旧式军人私心自用的习气，尤为难得云云。张氏的态度极为诚恳，真使我有受宠若惊之感。
接着，我便向张氏力陈北伐的重要。张也和蒋先生一样，态度模棱两可。他说汪先生已出国，中枢政情极为复杂，出师北伐问题，宜从长考虑。我乃把我向蒋先生所说的北伐三大理由反复分析、陈述，务必请中央速定大计，否则恐有缓不济急之虞。张氏倾听良久，仍不愿表示他的主张。最后，他要我“再去和介石说说看”。张氏嗣后曾回拜我两次，但那只是礼貌上的往还，对北伐并无表示。
拜访张氏之后，我便去看谭延闿和程潜。谭、程二人都是湖南军政界的老前辈，后因和赵恒惕发生内讧，被逐出湘，率师来粤就食。所以他们对湖南的将领，尤其是唐生智衔恨极深。我向谭氏陈述我策动唐生智加入革命的经过。我说：“唐氏现受吴佩孚部的进攻，我已履行诺言出兵援助，唯恐独力难支，故有前电恳请中央诸公速定北伐大计，此番东下，志在促其实现。”可是谭氏对北伐并不起劲。他不是翰林出身，久历官场，为人极端圆滑。他听我提到唐生智，只微微一笑，说：“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言谈之间，他显然是反对援唐北伐的。
程潜却没有谭氏那样含蓄和浑厚。他的个性直爽，有话即说，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大有恃才傲物之概。他说：“你想唐生智那小子能加入革命？他以前倚靠北洋军阀打我们；现在吴佩孚打他，你要我们去救他？且让吴佩孚把他打败了，我们好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我们再定计北伐不迟。”程潜说时悻悻然，似乎对唐生智余怒犹存。
总之，这两位湘籍的军事首领都反对援唐北伐，他二人都不相信唐生智真能诚心诚意参加国民革命。他们是唯恐湘局不糟，唐生智不败。但是我说，我的第七军已在湘作战，而且胜利可期。我们革命军人应以革命前途为念，捐弃前嫌，予唐以加入革命自新的机会。同时，我又把北伐的重要性和时机的不可失，详详细细地分析给他们听。我一再强调，千载良机，稍纵即逝。我希望两位先生同情我的主张，促成此事。他二人虽也同意我的分析，但是始终吞吞吐吐，对北伐不表示兴趣。
嗣后，我又去访苏联顾问鲍罗廷，鲍氏方自华北赶回广东。此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正在筹备开会，蒋、鲍二人都忙于弥补国共之间因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裂痕，便无暇讨论北伐。
鲍氏给我的印象是精明强干，口若悬河。我们见面寒暄之后，他便向我谈一套革命的大道理，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工农运动等，大体都能言之成理。接着，他又解释苏联的对华政策，说苏联如何地以平等的原则扶助弱小民族，废弃不平等条约。苏联帮助中国革命，完全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发乎道义的、真理的等一套理论，都很动听。
我即以他所说的话恭维他一番，同时向他陈述北伐时机的重要性，并反复申述以前我和蒋氏所说的三大理由。鲍氏闻言默然，只说兹事体大，应从长考虑。其实，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此时都不赞成北伐，其原因，在我猜测，可能有两种：善意的，他们可能认为我们力量太少，此时不能和北洋军阀抗衡于战场之上，应多多休养生息，到有把握时而后动；恶意的，他们可能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发展的力量还不够，在军政两方面，他们渗透的根基尚薄弱，民众运动除广州外，尚未普遍，一旦国民党势力大张，奄有全国，对彼等的工作，自属不利。所以鲍罗廷此时对北伐的态度非常冷淡。
我此次东下广州，系专为策动北伐而来，除民众团体热心同情外，各友军乃至党政首脑、苏联顾问的反应，实是我意料所不及。几乎使我有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的感觉。幸好李任潮对我的呼吁表示十二万分的赞成和热心，使我感到无限的安慰，故仍竭诚奔走疏通，最后卒使北伐成为事实。此一内幕，错综复杂，其中重大关键及转折点，实为当时全国人民甚至国民党一般同志所未能洞悉的。
四李济深原是在他到梧州以后我才认识的朋友，也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原籍苍梧县，陆大毕业。初入北京陆军部服务，后参加革命，到粤工作，任职于粤军第一师，原师长便是忠于孙中山被奸人狙击而殉职的邓铿将军。该师干部多系保定军校出身，军纪严肃，训练装备俱佳，为粤军中的劲旅。
沈鸿英在西江被击溃后，中山遂委李氏（时任第一师师长）为西江善后督办。驻节肇庆，设行署于梧州。李氏豁达大度，忠实淳朴，和黄绍竑合作，二人颇能相得益彰。粤桂两方赖以融洽无间，奠定后来两广统一的基础。
此次我来广州，和李氏朝夕过从，都能开诚相见，所以无话不谈。我既觉中央尤其是多数军事首脑，对于出师北伐反应冷淡，颇为失望。而李氏则一再鼓励，劝我再接再厉，不可功亏一篑。他这种忠诚热情，使我感激涕零。
某一晚，我和他促膝掬诚作竟夕之谈，偶尔触动灵机，半正经半玩笑地向他建议道：“你第四军可否自告奋勇，抽调两个师先行北上，待稳定湘南、湘东防线之后，我们便可有充裕时间，催促中央决定北伐大计。按照常理及当时地方习惯，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因就好的方面看，如第四军出师胜利，他们固可乐观其成，即使不幸失败消灭，他们也可瓜分第四军的地盘。鼓励四军北伐，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我相信以四、七两军的能征惯战，一定可以把敌人打败，甚至可以收复长沙，造成有利形势，使中央不得不赞成我们的主张。”他听完我分析之后，毅然不加考虑，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我继续说：“明天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我已接得通知书请我列席。届时我当重新提出北伐时机成熟的重要性，你即起立发言，附和我的主张，并请政治会议决议，准许第四军先派部队两师，立刻动员北上入湘，截击南下敌人。但是第四军主力远戍西江、高州、雷州、琼崖等处，集中需时，而叶挺独立团驻防广州，朝发命令，夕可开拔，应使叶团先行，以壮前方士气（此即叶独立团先到安仁、禄田拒敌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