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总司令于8月6日自津浦路前线返抵南京，忽然有电给我，该电仅寥寥数语，要我立刻从芜湖防地往南京一晤。那时我已得到前方受挫的消息，详情却未悉，市面人心已见浮动。我便即日应召前往。到总司令部时，才知蒋总司令已于当日去汤山温泉休息。我就掉转车头，向汤山疾驶而去。
一见面，他便说：“这次徐州战役，没有听你的话，吃了大亏，我现在决心下野了！”
我闻言大吃一惊，便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要下野呢？”
蒋说：“你不知道，其中情形复杂得很。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
我说：“在此军情紧急时期，总司令如何可以下野？这千万使不得。现在津浦路上一再失利，你下野必将影响军心民心。武汉方面为什么一定要你下野呢？他们现在也分共了。站在反共的立场上来说，双方已殊途同归，不过我们早走了一步罢了。大家既已步调一致，便应捐除成见，既往不咎，恢复合作。”
蒋仍旧摇头说：“你不知道内幕，情形复杂得很。”
我说：“你最好派员到武汉去疏通，多说些好话。我也派人从旁斡旋，以免同室操戈，为敌所乘。”
蒋说：“交涉疏通是无补于事的。我是决定下野了……”说着，他便拿出一张拟好的初稿文告，说是他下野的“通电”。
我说：“现在津浦线上，我军已溃不成军，局势十分紧张。敌人已进逼蚌埠，旦夕之间即可到达浦口，威胁首都。武汉方面又派兵东进，如何部署江防实为当务之急。我看，你无论如何也要顾全大局，不要下野！”
蒋说：“我下野后，军事方面，有你和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可以对付得了孙传芳。而武汉方面东进的部队，至少可因此延缓！”
我还是坚持请他不要下野，而他则一再说，他已下了决心，非他下野，否则宁汉之局不易收拾。这样便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后来我才听说，总司令赴津浦督师之前，曾派褚民谊去汉口和汪兆铭商洽。褚与汪私交极深，又属至戚，故无话不可谈。褚民谊既已数度往返于宁汉之间，对武汉方面情形当然知之甚详。我一再喋喋劝蒋不要下野，实是不知个中底蕴，隔靴搔痒之谈，难怪蒋氏说我不知道内幕情形了。
我辞别了总司令，即到隔壁各房间，见陈铭枢、戴传贤、吴敬恒、陈布雷各人对总司令的下野，均处之泰然，我觉得很奇怪。据陈铭枢说，下野宣言，在驶回南京途中，总司令已命陈布雷起草拟就了。他们也认为局面演变至此，暂时退避，也不失为上策。但是当时外间不明真相，且有部分党人以讹传讹，歪曲事实，硬把罪名加到我和何应钦、白崇禧的头上。说蒋的下野，是我们三人“逼宫”使然，恰与事实完全相反。是时白崇禧尚在苏北军中指挥作战，不知此事。据我所知，何应钦当时也力劝蒋打消辞意，绝无逼其下野的事。下野文告因一再修改，到8月12日才正式公布，蒋随即赴沪，此时浦口敌人重炮与我狮子山炮台已对战三日了。
这一谣言的发生，可能有三种因素：一是武汉故造谣言，以打击蒋氏的威信。二是部分党员也同我本人心理一样，当此紧急关头，总司令是万不该下野的，而渠竟毅然下野了，其内心必有不可告人的隐痛，若辈疑心生暗鬼，自易听信外界谣言。三是总司令是一个极端顽固偏私而嫉贤妒能的人，他对任何文武干部，尤其是统兵将领，都时时防范，连何应钦这样四平八稳的人，他都不能放心。总而言之，蒋氏一生，只知一味制造奴才，而不敢培植人才。这一谣言可能系他授意所散布，以打击我辈。嗣后，蒋氏由日本回上海，和宋美龄结婚并复职，此项无稽的谣言更为盛炽。我曾两度在他南京官邸请他申明矫正。他只微笑说，这种不经之谈，尽可不必去理它。我说：“我们的冤枉，只有总司令一言才可替我们洗刷干净。”他仍是微微一笑而已。
溯自1926年冬季，蒋总司令与武汉中央发生龃龉，我一直居中调停，以悲天悯人之心，希望党内团结，内摧军阀，外抗列强。后来共产党问题发生，我也是经常袒护蒋氏，其目的无非维护本党，完成国民革命，实无个人恩怨存乎其间。而党内少数人不明真相，将己度人，认为白崇禧居间全力拥蒋，故第七军始终未为武汉方面威胁利诱所动，而蒋总司令的地位始得以维系不坠云云，此事殊有稍作澄清的必要。
蒋总司令请白崇禧为参谋长，非爱其才，而是利用白与各军联系。到了白氏桥梁作用已告终结时，蒋就必然要弃之如敝屣。加以白氏又是个性直才高的人，重于道义，忠于职守，敢作敢为，而又性喜直言疾谏，深鄙患得患失、奴颜婢膝的行为。此种性格与蒋氏尤为格格不入。因蒋的为人刚直其表，阴柔其里，护短多疑而忌才。自占领江西之后，蒋已对白深感不满。如第二十九章所述，马口之役后，白氏分发所获敌人军械予第二、三、六各军一事，即深触蒋氏之忌。蒋氏或不拟此批武器分发各军，纵使分发，渠意也应由其自发手令执行，不可由白氏为之，以见好于各军。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参谋长为总司令作此处分，原是极顺理成章的事。白氏以大公无私之心，初未想到总司令竟如此狭隘。
然值此军情紧急之时，将才难得，故蒋氏心虽不悦，但又无可如何。东征军事发动时，白崇禧奉调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指挥第一、二、三及附义各军入浙作战。命令发表时，第二军代军长鲁涤平极感不服。因论年龄、资望，鲁氏均远在白氏之上。然蒋总司令与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均知此事非白氏担任不可，鲁涤平实才有不逮。后经谭延闿一再解说，鲁涤平始无言。到入浙战事发生，第二军曾一度失利，鲁涤平几有溃不成军之势。值此紧要关头，白氏曾亲率总预备队两团，星夜冒险蛇行前进，深入敌后，直捣敌将孟昭月的总指挥部，方使全局转危为安，卒获全胜，占领杭州，肃清浙江。此一乘危用险的进兵方式，才使鲁涤平佩服得五体投地。
唯白氏以底定东南之功，不特未获主官青睐，反招致无聊的嫉忌，身为东路军总指挥的何应钦，竟以白氏单独进兵，未等他一同入杭州而不悦。蒋总司令也以白氏竟能运用自如，指挥其亲信的第一军而疑窦丛生。白氏系一员猛将，但知披坚执锐，奋勇杀敌，初不意功高震主，竟有如许的暗潮。
宁沪克后，白氏又受任为北伐军第二路代总指挥，指挥陈调元等军循运河两岸北进。陈调元原系白崇禧的老师，且曾任方面有年，此次屈居白氏之下，颇感不服。因亲往见总司令，颇有抱怨之辞。蒋说：“白崇禧行！你应该接受他的指挥，以后你就知道了！”陈调元始郁郁而退。
嗣后，津浦线上之战，白氏用兵如神，每每出奇制胜，陈调元不禁为之击节叹赏。在我军自徐州南撤时，敌军乘虚反攻，如疾风暴雨。陈调元位居第二路前敌总指挥，仓皇不知所措。白氏命陈部先退，自率总指挥部特务团殿后，掩护本路军，缓缓南撤。虽迭经敌军猛扑，白氏指挥从容，三军稳重如山，不惊不乱，陈调元尤为之咋舌称奇。其时陈部饷糈不继，白氏乃将总指挥部和特务团的给养，拨交陈部济急，本部及特务团却等待后到接济再行补充，充分显出主帅舍己为人的风度，更使陈氏心折。所以白氏在东南、苏北、鲁南，数度作战之后，终叫关张俯首，士卒归心，“小诸葛”遂更名闻遐迩了。
以上故事，都是谭延闿、陈调元等亲自向我口述的。孰知白氏战绩日著，蒋氏对他的疑忌也日增，甚至在和诸元老谈话中，时时露出对白氏不满的批评，说白氏“不守范围”。张人杰曾为此与蒋辩论，说在蒋氏直接指挥下的各将官，论功论才，白崇禧均属第一等，值此军事时期，求才若渴，应对白氏完全信任，使其充分发展所长，不可时存抑制他的心理。据说，蒋总是摇头皱眉说：“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这是张人杰当面对我和李济深说的。我不免闻言悚然。
为弥缝蒋和白的情感，中央元老如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等常向我提及此事，希望我也去和蒋先生委婉解释。唯我私自忖度，很觉不便正面提出，以免有左袒白氏之嫌。某次谒见蒋氏，他问广西有几位留学日本士官的学生。我说只有马晓军一人。提到马晓军，我就乘机介绍马氏以前任广西陆军模范营营长，及1921年中山援桂时任田南警备司令的情形，并涉及白崇禧为人的重道义感情。我举他以前在田南警备司令部内当营长时的故事：
马晓军是一个看钱极重而胆子极小的军人。一听见枪声，便神经紧张，手足颤动。每逢军情紧急，即借故离开部队，躲往安全地区。部队统率的责任则交由黄绍竑、白崇禧、夏威等几个营长全权处理。危险期过，马氏又回来做主官。如是者再，颇为官兵所轻视；加以他视钱如命，偶尔带几个士兵因公出差，有向他借一角或五分于途中购买茶水的，回防地后，他也必追索。所以上下官兵早已有心希望他离开部队。某次，百色防地为刘日福自治军所袭，部队都逃往黔边，马氏个人却逃往南宁。到刘部被驱离百色后，马氏又要回队。这时几位营长，如黄绍竑、夏威等，都主张拍一电报给他，请其不必回营。独白氏坚持不可，他认为这样做，无异于犯上作乱，于做人的道义有亏。由这个例子看，以马晓军这样的人，白氏对他尚且忠心耿耿，其为人的正直忠厚可知。
其次，白氏担任我的参谋长前后达三年之久。一有军事行动，则出任前敌总指挥，从未计较名位，是一位喜欢做事、任劳任怨的人。广西能够完成统一，整训收编部队，提前出师入湘北伐，他的功劳，实不可没。蒋氏知我有所指而言，只连声“唔，唔”，而结束了我的谈话。
又有一次，我说得就更露骨了。我说，白氏才大心细，做事慎重敏捷。他以前在当我的参谋长时，遇事往往独断独行，然从无越轨之处，我对他也能推心置腹，所以事情做起来又快又好。如今他纵或有“不守范围”之处，推其原意，亦无非想把事做得快、做得好。总司令如觉得有不合体制之处，大可明白训谕，千万不可于部曲之间吞吞吐吐，疑心生暗鬼，反为不美。
我一再诚诚恳恳地向蒋氏解说，总希望全军上下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但是不管我怎样地言之谆谆，他总是时怀疑忌。忠言难以入耳，实堪浩叹。所以就蒋与白的关系说，自克复南昌而后，已失和谐，还是我居间维系。故党人所传，说我拥蒋全是白崇禧居间促成，适与事实相反。
二蒋总司令于8月12日下野后，宁沪一带军民不知底蕴，竟为之人心惶惶。孙传芳知我军有内变，乃拼全力反攻，自苏北循津浦路及运河两路齐头并进，自江北炮轰江南。长江上游的武汉“东征军”也正向下游移动。我军两面受敌，形势颇为不利，8月19日军委会开会时（蒋下野后我们复用军委员名义），何应钦、白崇禧和我决定以军委会名义，将军队重行部署，把三路大军一齐南撤，防守长江，以阻敌人南渡。
我们的防御部署，系以第一路军，辖第一、第十八（原第六军杨杰师改编）、第十四、第二十六、第十及第三十一等军，担任南京城东郊乌龙山以东至淞沪一带的防务；第二路军，辖第三十七、第二十七、新编第十、暂编第十一等军，担任东西梁山以西长江上游的防务，前敌总指挥陈调元则驻于芜湖；我第三路，辖第七、第十九（原第十五军改编）、第四十、第四十四各军，则担任乌龙山以西、东西梁山以东、长江中段的防务。
至此，除合肥、六安一带尚由第三十三军防守之外，江北已无我军驻屯。孙军与我隔江对峙，四处扬言，说要克日渡江，消灭我军。武汉军此时倘也东下，我军势难首尾兼顾，前途将不堪设想了。所幸自蒋下野后，武汉方面“反共倒蒋”的“东征”计划已失了借口。冯玉祥又连电宁汉双方调解，汪兆铭也表示论事不论人。宁汉对立的局面，表面上确实松弛了不少。南京中央方面企图遴选要员西上，和汉方接洽化嫌息争，庶几可以合力应付敌军的反攻。在这场合下，大家一致推举我作代表，往武汉商谈。南京方面推举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性情平易，人缘甚好，武汉方面对我初无恶意。1926年冬，我曾一度为“迁都”问题奔走于浔汉之间。1927年5月又为宁汉的和平专程往湖口晤朱培德。众人皆知我识大体而无成见，为党国奔走，毫无私意掺杂其间。
众人既以此相推，我也只得勉为其难。此时武汉方面领袖适在庐山开会，经过电报往还之后，我遂于8月21日自南京乘专轮西上。唯孙传芳陈重兵于江北，自浦口隔江炮轰南京，终日不绝，我的“决川号”浅水兵舰无法在下关江面停泊。我们一行只有乘夜间自下关上游西岸约二十里的江面，利用芦苇掩护，才得以安全登船上驶。
“决川号”从前为吴佩孚的座舰，行驶极速。22日黎明时，已驶近安庆江面。在晨光曦微中，我发现长江南北堤岸上大军如云，纷纷东下，这显然是武汉的“东征”之师。看到这情形，心头一怔，暗想蒋总司令已经下野，为何武汉大军还在东进？因我军自津浦路失利后，第一、七两军已调驻南京，拱卫首都，陈调元部也调往芜湖。安庆附近并未驻兵，遂为唐军所占领。“决川舰”过安庆，两岸的武汉军队尤多，向东行进，络绎不绝。且有辎重及火炮等重武器，由船只运输，向东疾驶，显然是有所为而来。
傍午之时，我的专轮便到达九江。在九江与汪兆铭等通过电话后，便赶往庐山。这时已是下午。果然武汉诸领袖都在庐山，遂由汪兆铭召集开会，听取我的报告。到会者，计有：汪兆铭、谭延闿、孙科、宋子文、陈公博、顾孟余、唐生智、朱培德、张发奎、邓演达等十余人。
会中，汪氏请我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形。首先，我说明南京方面清党的苦衷，现在武汉亦已“分共”，双方最大的隔阂已除，以后宁汉合作继续北伐，完成革命，实系势所必然。再者，武汉方面诸同志对南京方面同志误解最深的，只是蒋总司令，今蒋同志为促使宁汉合一，已自动辞职下野。在此情况下，武汉诸同志应已毫无顾虑之处，所以南京方面同志特地派本人为代表，前来欢迎诸同志东下，同商大计。最后，我强调我沿途所见武汉军队东下的情形。我说，如今敌我正在南京上下游一带隔江相持，蒋同志也已下野，人心惶惶，武汉的军队如仍沿长江东下，无异为军阀张目，势将引起极大的不安与误会。因此，我坚决要求武汉的军队立刻在安庆一带停止东进，以释群疑。我并希望能有几位中央大员同我到南京，以安军心，庶几使我不虚此行。
我报告完毕后，汪氏便说：“德邻同志的报告已十分详尽，所说各点也极合情合理，希望大家研究……”接着，他就把目光移向唐生智说：“孟潇兄，你能否考虑把东下的部队暂时停在安庆呢？”
唐生智回看一下汪氏之后，视线转到我的脸上，便斩钉截铁地说：“我的部队绝不能在安庆停止……至少要开到芜湖！”
此时全场气氛顿形紧张，众人一声不响，汪氏弄得十分尴尬，又无法再说下去。大家只是把目光盯住我和唐生智二人。停了半晌，我方说：“孟潇兄，你的军队如开到芜湖一带，江南军心民心都要惶惑不安。江北的敌人也必乘机渡江啊！”
唐把两眼一瞪，说：“那我可不管什么军心民心惶惑不安啊！”
我说：“那么你的军队为什么不能在安庆暂停一下呢？”
唐说：“安庆没有粮食能供给大军之用，我军必须到芜湖！”
我说：“孟潇兄，就我所知，芜湖并不产米，只是个米市而已。真正产米地区是安庆附近各县及巢湖周围区域。为军米着想，你应该把军队北调进入巢湖沿岸鱼米之乡，再北上可以截断津浦路，和我们南北呼应，以解决津浦路上的敌人。你又何必去芜湖为敌人张目呢？”
唐此时的面色极为严肃，显出十分不讲理的样子，说：“李同志说的话不可靠……我有我的计划，别人用不着管！”
我看唐生智那副蛮横的样子，心里想这小子真翻脸不认人。他以前为吴佩孚军所败，在穷途末路时，对我是如何地卑躬屈节、摇尾乞怜，现在羽毛丰满，便立刻反噬，实在可恶之极。
我既然与唐说不下去了，便问汪道：“汪先生能否派一两名中央委员和我一道回南京，庶几我们昭告国人，宁汉之间误会已冰释了呢？”
唐生智不等汪回答，便插嘴道：“现在我们哪一个敢到南京去……”
我说：“孟潇兄，南京究有什么危险呢？若说是敌人渡江吧，我担保只要你的军队停止东进，敌人绝不敢渡江。如果你更能和我们合作，自安庆北上合肥，出凤阳，直捣津浦路，敌人便会闻风自溃。南京危险在什么地方呢？”
唐生智此时已辞穷理屈，但硬是说：“我把部队开到芜湖再说！”
汪氏当即向谭延闿和孙科说：“组安先生和哲生兄，您二人能否和德邻兄到南京去一趟呢？”
谭延闿看了看孙科，说道：“哲生，还是我两人与德邻兄一道去吧！”
说着，他们便吩咐副官收拾行李。并准备午饭，大家吃了就一同下山去九江，乘船东返。
此次庐山之行，使我深深体会到，宁汉合作的症结在唐生智一人。汪兆铭已失去控制武汉方面的能力，无法驾驭坐拥重兵的唐生智。我因此想到蒋总司令下野这一着来得高明。原来蒋在下野前曾派褚民谊赴汉，那时他可能已得到情报，深知汪已失去了控制的能力，他如下野，武汉即失去“东征”借口，则汪便可统驭全局，唐生智也失其并吞东南的机会。但是汪氏无兵，必要时仍要请蒋氏出山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待共同敌人除去，则蒋之去汪，实易如反掌了。所以汪、蒋的一离一合，在政治上手腕的运用，实极微妙。唯汪氏究系书生，手腕的运用尚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人处世，也尚有妇人之仁。蒋则不然，渠生性阴狠，久染上海十里洋场黑社会中的恶习，遇事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其对汪氏若即若离的态度，呼之便来，挥之即去，玩弄于股掌之上，真使汪氏啼笑皆非而无如之何！蒋氏此次“下野”手法运用之妙，我不与唐生智一席辩论，实在不知其中的三昧。
唐生智这次不度德、不量力的做法，实是野心太大、见识太小所致。等到我们后来讨唐之后，唐的部将叶琪、廖磊等将唐氏的隐秘全部说出，才使我恍然大悟。原来唐生智曾利用蒋百里居间，与孙传芳勾结，意图夹攻我军于京、沪、杭三角地带。按唐氏计划，俟我军为彼等所败时，渠即可收编我军残部，然后再一举而灭孙传芳，北上统一中国。如是则蒋总司令在长沙检阅时坠马的预兆，及“顾老师”的预言，均将同时实现了。这种荒唐绝顶、背信弃义的梦想，也只有唐生智做得出来。嗣后龙潭之役，孙传芳主力为我军一举歼灭，唐生智闻孙军败讯，曾顿足叹息，痛骂孙传芳，说他不等唐军到达南京，便渡江发动攻势，妄图“先入关者为王”，故而自招覆灭，祸有应得云。可见唐生智狼子野心，其当时的阴谋是如何的可怕。孙传芳如真的等唐生智来会师，则北伐前途不堪设想了。
后来谭延闿也向我说及唐生智的野心。他说唐在汉口时，反蒋最烈，曾向汪、谭申述，打到南京之后，他将拥汪为国府主席，谭为行政院院长，以何键、程潜、鲁涤平分任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主席，他自己则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云云。谭延闿说到此处，频频摇头，说：“唐生智那小子野心大得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