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北朝以来，由于中原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给予居住在我国国内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生活以深远的影响。
突厥的强盛及其与隋的关系 突厥汗国在我国北朝后期崛起以后，势力发展很快，在公元554年，击灭了柔然汗国，做了蒙古草原的主人，其后又“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即坚昆，今称吉尔吉斯），威服塞外诸国”（《周书·突厥传》）。突厥汗国的版图，东起大兴安岭，西至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铁门，南自长城塞上，北包贝加尔湖，东西万里，南北五六千里。大汗的牙帐，设于鄂尔浑河畔的于都斤山（或作郁督军山、乌德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
突厥大汗在经营西域的时候，是由突厥第一代大汗伊利可汗之弟室点密可汗来担任统帅的。《旧唐书·西突厥传》说到：室点密“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这就是西突厥分藩的开始。但这时西突厥最高首领还只是突厥大汗下的西面可汗，还没有完全独立，因此在“本藩为莫贺咄叶护”，而不用可汗之号。到了室点密可汗之子达头可汗继位，东突厥王室内部矛盾发生，达头可汗开始摆脱东突厥，而独立出来，史称西突厥。
当北周、北齐对峙之际，正是突厥大汗他钵可汗在位时期，“其国富强”，“弯弓数十万，别处于代（代郡）、阴（阴山），南向以临周、齐，二国莫之能抗，争请盟好”（《北史·突厥传》）。北周武帝娶突厥大汗女为后，又以赵王宇文招女千金公主妻突厥沙钵略可汗。北周“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侵略，亦倾府藏以给之”（《周书·突厥传》）。这就使突厥可汗更加骄傲，他钵可汗甚至对他的臣下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到了隋文帝代周称帝，待突厥稍薄，可是突厥汗要求隋却比要求周、齐更加苛刻了。因此，西方的关系，大大恶化起来。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突厥沙钵略可汗率众四十万，西起鄯州（治乐都，今青海乐都），东至幽州（治蓟，今北京西南），分道入侵。沙钵略可汗亲率十余万众，侵入塞内，进至武威、天水、延安等地，西北沿边，受害最烈，“六畜咸尽”（《隋书·突厥传》）。由于突厥汗国是个早期奴隶制国家，“家法残忍”（《隋书·突厥传》），被突厥汗所征服的一部分臣民和突厥族本族人民如果触犯统治者特权，往往都会遭到“为奴为婢”（突厥文《阙特勤碑》）的严厉惩罚。从而决定了当时突厥汗国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所以突厥汗国的实力，貌似强大，实际上在突厥人民和各族人民不断反抗之下，国力已经大大地削弱下来了。
隋文帝看到突厥汗国的这些弱点，决定进行反击。乃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正式下诏告诉臣民，指出突厥的大肆掠夺，已忍无可忍，诏文里说：“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尽管北周、北齐这样安抚突厥贵族，可是突厥贵族“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隋文帝并指出突厥当时有五个可汗并立，“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突厥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正在加深。同时还指出突厥贵族“世行暴虐”，“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经非常尖锐。而受突厥所役属的周围国家，“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指出突厥汗国尽管表面强大，实际是非常虚弱的。同时诏文中还指出突厥那几年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种类资给，惟藉水草。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晷刻”（《隋书·突厥传》）。这样，尽管突厥可汗动员了四十万大军来进犯边塞，深入内地，但是客观形势还是对隋有利的。
与诏文发表同时，隋文帝任命卫王杨爽，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尚书左仆射高，尚书右仆射虞庆则等并为行军元帅，杨爽出朔州道（自今山西朔州出兵），高出宁州道（自今甘肃宁县出兵），虞庆则出原州道（自今甘肃固原出兵），窦荣定出凉州道（自今甘肃武威出兵），幽州总管阴寿出卢龙塞（自今河北冷口、喜峰口一带出兵），分八道出兵抗击突厥。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的四月，卫王杨爽和沙钵略可汗的主力会战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突厥大败，沙钵略可汗“弃所服金甲，潜草中而遁。其军中无食，粉骨为粮，加以疾疫”（《资治通鉴》陈至德元年），损失极大。
北齐灭亡之际，北齐宗室高宝宁盘踞营州（治和龙，今辽宁朝阳），不肯降周，并连结突厥，骚扰边境，这次阴寿出兵卢龙塞，攻下了和龙城，高宝宁逃奔碛北，为其部下所杀。
突厥的汗位，不一定是父死子继的，有时候是兄终弟及。汗位的继承，极不固定。因此容易引起内乱。
东突厥汗位继承表
西突厥汗位继承表
自伊利可汗子乙息记可汗以后，如乙息记可汗舍其子而立其弟木杆可汗，木杆可汗又舍其子而立弟他钵可汗。他钵可汗死，子菴罗可汗孱弱，而乙息记可汗子摄图长而且雄，于是国人立为大汗，称沙钵略可汗，坐治于都斤山。同时，木杆可汗子大逻便称阿波可汗，居北牙；他钵可汗子菴罗称第二可汗，居独洛水（今土拉河）；沙钵略弟处罗侯称突利可汗（小可汗），居草原东面；室点密子玷厥称达头可汗，分治西面，形成五可汗并立的局面。此外还有贪汗可汗，统有今吐鲁番盆地。史称：“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隋书·长孙览传从子晟附传》）由于突厥诸可汗之间，貌合神离，权力分散，随着军事上的失利，突厥贵族内部矛盾也大大尖锐化起来。沙钵略可汗于兵败后，掩击阿波可汗牙帐，尽并其众，并杀阿波可汗之母。阿波逃奔西面达头可汗，乞兵东击沙钵略，沙钵略部落归附阿波的，将近十万骑。贪汗可汗也因沙钵略可汗夺其部众，而逃奔达头可汗。于是西面突厥推阿波可汗为大汗，与沙钵略对抗。虽然阿波可汗不久失败，但过去名义上统一的突厥汗国，至此（隋开皇三年，即公元583年）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
东西突厥连年攻战不已，削弱了各自的力量。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沙钵略可汗向隋致书请和，表示“此国（指东突厥）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指隋王朝）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隋书·突厥传》）。从此隋和东突厥通过互相馈赠的形式，加强了经济联系和交流。如沙钵略可汗病死，隋赠突厥缯彩五千段，至都蓝可汗继承汗位时，隋又赠物三千段；突厥也送给隋王朝马一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双方并在沿边地区设立互市场所，用来交换物资。
东突厥沙钵略可汗死后，弟处罗侯立，是为叶护可汗（亦称莫何可汗）。叶护可汗在隋王朝支持下，于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西征，生擒阿波可汗。但在第二年再次西征时，中流矢身亡。沙钵略可汗子都蓝可汗继承大汗位，以叶护可汗子染干为突利可汗（小可汗）。隋文帝利用了都蓝、染干之间的矛盾，于开皇十七年，以宗女义成公主妻染干，而大汗都蓝可汗向隋求婚，反而不允。于是都蓝可汗率兵进攻染干，染干战败归隋。隋以染干为启民可汗，初居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继又迁之于河套内的夏（州治岩绿，今陕西横山西）、胜（州治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二州之间（即今鄂尔多斯草原），东西据河数百里地，为其畜牧之地。不久，都蓝可汗也为其部下所杀。
启民可汗既保塞而都蓝可汗又死，西突厥一度并有东突厥故地（在隋开皇十九年至仁寿三年，即公元599—603年这一段时间内），版图东尽大兴安岭。后因西突厥贵族连年发动战争失败，准噶尔盆地的铁勒（即高车）开始独立，其东面奚、等五个部族也挣脱它的羁縻而倾向隋朝。隋乘机出兵助启民可汗收复东突厥故地。
自启民可汗和隋建立亲密关系之后，东突厥汗国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获得进一步的加强。启民可汗不断赠送马匹给隋王朝，隋王朝也回赠启民可汗很多缯彩，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一次就赠送启民可汗和东突厥部落酋长缯彩总数达三十万匹之多。中原地区先进经济文化便大大地促进东突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到十五年，东突厥汗国重又强大起来。
启民可汗死，子始毕可汗嗣立，因隋炀帝的政治腐败，东突厥和隋的关系也迅速恶化。大业十一年，隋炀帝避暑汾阳宫（今山西宁武西南管涔山上），始毕可汗率数十万骑围隋炀帝于雁门（郡治雁门，今山西代县），不久解围而去。后来“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势凌中夏”（《隋书·突厥传》）了。
西突厥在达头可汗（公元576—603年在位）时，曾雄长西域，并一度占领漠北，进扰隋的边郡。后因部众背离，而势力骤衰，又因归路被铁勒切断，逃奔青海草原，不知下落。继达头可汗而为西突厥大汗者为都六可汗。都六可汗驻牧于乌孙故地（今伊犁河流域）。其西南部则为达头可汗之孙射匮可汗所统治，射匮可汗遂成为西突厥大汗。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里海，自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尽受西突厥汗役属。射匮可汗死，弟统叶护可汗立，“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通典·边防典》）。西突厥可汗的牙帐，原设在龟兹以北阿羯田山北麓之应娑（今新疆和静西北裕尔都斯谷），此为南庭，亦即冬都。后来又移庭于楚河（chu．R．）锡尔河（Syr Darya．R．）两河之间的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山北麓库腊加特河上游一带），此为北庭，亦即夏都。
吐谷浑与隋的关系 在隋王朝的西面，有吐谷浑汗统治着今天的青海草原。
隋文帝开皇元年，吐谷浑吕夸可汗利用中原周隋改朝换代政局动荡之际，出兵进攻凉州。隋文帝遣行军元帅元谐率步骑数万，进击吐谷浑于青海，吕夸可汗战败，远遁。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吐谷浑又出兵进攻旭州（治千旭戍，今青海夏河西南洮水北源），杀隋旭州刺史皮子信。复与突厥联络，夹攻凉州。隋王朝既击退突厥，又命汶州总管梁远率兵抵抗吐谷浑。其后隋文帝平陈，统一全国，不久又降服突厥，吐谷浑吕夸可汗震惧请和。开皇十一年，吕夸可汗死，子伏继位，开皇十六年，隋文帝把宗女光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可汗。明年，伏死，伏弟伏允继为可汗，依照吐谷浑的传统习惯，仍以光化公主为妻。自此双方通过互相赠遗的形式，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隋王朝初期，塔里木盆地北道诸国，受突厥汗所役属；塔里木盆地南道，自从北魏中叶吐谷浑“地兼鄯善，且末”以后，由玉门关经鄯善、且末、于阗、疏勒，度葱岭，以至中亚细亚通路，也被吐谷浑所切断。也就是说，当时的“丝绸之路”，被突厥贵族和吐谷浑贵族所控扼着。隋炀帝初即位时，隋王朝非常富庶，很多西域商人到张掖来交易，当时中国西北部的西域城郭诸国，为了要摆脱突厥贵族和吐谷浑贵族的统治，“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隋书·裴矩传》），愿意和隋王朝建立友好关系和商业往来。隋炀帝于是开始经营西域。
这时铁勒（高车）族的薛延陀部落，因不堪西突厥的压迫(1)，在准噶尔盆地进行反抗。一度击败西突厥，役属天山南路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焉耆诸国，并进攻隋的敦煌。隋王朝就利用铁勒贵族和吐谷浑贵族在争夺塔里木盆地霸权方面的矛盾，结好铁勒，使它把兵锋转向吐谷浑。于是铁勒在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出兵袭击吐谷浑。隋炀帝也命观德王杨雄、许国公宇文述等率大军击败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率千余骑逃于山谷间，部落降隋者十余万口，六畜三十余万。“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湟水北岸）以西，且末（今新疆且末南）以东，祁连以南，雪山（昆仑山脉）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隋书·吐谷浑传》）隋王朝在塔里木盆地南之鄯善（今新疆若羌）置鄯善郡，且末（今新疆且末南）置且末郡，在今青海置西海郡（郡治宣德，即吐谷浑都城伏俟城，在今青海共和西北石乃亥）及河源郡（治赤水，在今青海兴海东南），列置郡县镇戍。
隋炀帝破吐谷浑后六七年，隋王朝就崩溃了。在隋王朝崩溃前夕，已经由于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失去了控制青海草原和塔里木盆地南道的力量，吐谷浑伏允可汗乘机恢复故地，不久便重新巩固了吐谷浑汗国的统治。
在吐谷浑之南，有个党项部落（今青海达日、久治一带），在隋文帝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曾不断派遣使臣，来隋都大兴城朝贡，馈赠方物。党项部落西南，有个附国（今西藏昌都至四川巴塘一带），附国的东面，又有嘉良夷（今四川甘孜一带），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五年，也连年派遣使节和头人子弟来隋都大兴城朝贡，并请求隋开通山道，加强和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西北各族与隋王朝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隋文帝末年，户口增盛，布帛山积。隋炀帝即位，为了畅通“丝绸之路”，使府库中陈年积压的缯彩绫锦，可以畅销中亚，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河西走廊以西的西域。这样，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建立的城邦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也便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大业五年，隋炀帝亲巡河西，高昌王、伊吾（今新疆哈密）城主等以及西域许多城郭国家或游牧部落的使节，迎谒道左，“焚香奏乐，歌舞喧噪”（《隋书·裴矩传》），盛况是空前的。伊吾城主想繁荣本地区的商业，还表示愿意把伊吾数千里之地，纳入隋的版图，并请隋在伊吾筑城，作为隋和西域中亚进行贸易的东面起点。隋炀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大业六年于伊吾置伊吾郡，并遣将军薛世雄筑伊吾城，又派裴矩出使告诉西北各城邦，说明因为中亚和西域商胡到河西走廊来进行贸易，道路“悬远，所以城伊吾耳”（《隋书·裴矩传》）。伊吾郡太守，也仍由伊吾城主兼任，隋王朝并不另外简派人员。隋王朝的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是有利于当时西北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以及符合他们加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要求的，所以伊吾城没有多大阻碍就建筑起来了。
当时地处中国西北部的高昌，是西域主要城邦之一。统治高昌的麴氏，本来是内地金城郡榆中县（今甘肃榆中）人；就是高昌人民，也有很多是从内地迁移去的，所谓“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北史·高昌传》）。高昌麴氏王朝先后受西突厥和铁勒所役属，史称麴氏王朝“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隋书·高昌传》）。高昌举国上下都想摆脱这种被役属的艰难境地，他们非常迫切地想和先进强盛的隋王朝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联系。
隋王朝的注意力移到“丝绸之路”的畅通这一着以后，高昌首先和隋建立亲密关系，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就派遣使节来隋赠送方物。大业五年，高昌王麴伯雅又亲自到河西张掖来见隋炀帝，隋炀帝在行殿上，“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隋书·炀帝纪》）之戏，来款待高昌王和伊吾城主。麴伯雅并隋炀帝来至隋都大兴，隋炀帝又把宗女华容公主嫁给麴伯雅，麴伯雅在内地住了三年，到大业八年的冬天，才返回高昌。从此高昌和中原内地的关系更密切了。
除了高昌以外，还有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南）、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城邦，也在大业中纷纷遣使来隋朝聘并赠送方物，隋也厚加答礼，当时西北地区和中原内地之间，就是通过互相赠送礼物的形式，加强了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
台湾与大陆经济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加强 今天我国的台湾省，在东吴时代称之为夷洲，到了隋代，又称之为流求。据《隋书·流求传》，“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治闽县，今福建福州）东，水行五日而至”。从建安郡航海五天可到台湾，可见大陆和台湾的交通是相当方便的。
7世纪初叶的台湾，据《隋书·流求传》的记载，“土多山洞”。国有王，“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罗檀洞，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间，雕刻禽兽”。“王乘木兽（虎），令左右舆之而行，导从不过数十人。”“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选举），理一村之事。”“国人好相攻击”，“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两阵相当，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即共和解”。“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上王酒者，亦呼王名，衔杯共饮。”“无赋役，有事则均税。用刑亦无常准，皆临事科决。犯罪皆断于鸟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俗无文字，望月盈亏以纪时节，候草药枯以为年岁。”“嫁娶以酒肴珠贝为聘，或男女相悦，便相匹偶。”兵器“有刀、、弓箭、剑、铍之属，其处少铁，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辅助之”。“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为刃，长尺余，阔数寸，而垦之。土宜稻、粱、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果药同于江表，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以木槽中暴海水为盐。”“酿米面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
《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二引《朝野佥载》说到台湾已知“缉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三寸，亦有细斑布，幅阔一尺许”。岛上又得金荆榴木，可以为枕及案面，虽沉檀不能及。
总起来说，他们那时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国家、法律、真性的王和酋长世袭制度。也没有文字。他们的工具也还是很原始的石器，兵器虽已用铁，由于熔铸技术的水平低下，刃皆薄小，往往用骨角来做辅助品。但是他们已经知道织布并晒海水为盐了，已经知道酿米面为酒了。
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海师何蛮把流求的地理位置告诉朱宽，朱宽与何蛮一同航海至流求。第二年，炀帝又叫朱宽去“慰抚”，高山族人民把常用的“布甲”送给他。大业六年，炀帝另派武贲郎将陈率众从今广东潮州泛海，到达流求。“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隋书·陈传》）。可见在此以前，高山族人民和大陆上的人民，早就有了贸易往来。
自此经历唐、宋，大陆沿海一带的居民对台湾的情况了解更多，有不少人还前去定居，他们把大陆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带到了台湾，促进了台湾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密切了台湾和大陆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隋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隋王朝是当时亚洲最先进最昌盛的国家，和邻近各国有着广泛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隋炀帝即位初年，曾致力谋求“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中亚的许多国家，也热情地向隋表示愿意建立友好关系，隋也主动地派遣使节，出使中亚各国。在大业初年（公元608年左右），隋炀帝曾派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中亚各国。同时遣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韦节访问宾（今克什米尔）时，宾王赠送隋炀帝玛瑙杯；访问天竺的王舍城（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南）时，取得梵书的佛经；在访问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沙赫里夏勃兹）时，史国王馈赠隋炀帝十名舞女以及狮子皮、火鼠毛等。韦节、杜行满等回国以后，著有《西蕃记》一书，记述当日所访问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及风俗习惯。大业五年前后，中亚国家如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搭什干）、汗（即古之大宛，北朝时之破洛那，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米国（今撒马尔罕东南之朱马巴札尔）、史国、曹国（今撒马尔罕东北之伊什特汗）、何国（今撒马尔罕西北）、穆国（今土库曼斯坦之查尔冈）、乌那曷（今阿富汗西北部之安得胡伊）、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南）、波斯等国家，都遣使通好或发展贸易关系，各国商人“往来相继”（《隋书·食货志》）；隋王朝也特设西戎使者来负责招待中亚各国的使节和互市贸易事务。当时洛阳的丰都市上，就有中亚友好国家的商人来从事贸易。中国和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有了重要的发展。
隋对南海各国的关系方面，首先加强了和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的经济文化交流。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曾从占婆取来佛经一百六十四，凡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及昆仑书等。占婆国后来也不断遣使来隋。
大业三年，隋炀帝曾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携带罗、等礼物五千段，出使赤土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南部，当由今坤甸登陆）。赤土王令国人“吹蠡击鼓”，以最隆重的仪式来迎接隋王朝的使节。到了常骏等回国的时候，赤土王派王子那邪伽伴送入隋，并回赠方物及金芙蓉冠、龙脑香等多种物品。大业十二年，婆利（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丹丹（今马来西亚马来半岛上的吉兰丹）、盘盘（今马来西亚的加里曼丹岛北部），都派遣使节来隋。大业十三年，真腊国（柬埔寨的吉蔑王国）也派遣使节来隋。这些使节的频繁来隋，为以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隋代，中国和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两国，以及海东的日本，友好关系也大有增进。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新罗国王即派遣使节来隋赠送方物。隋炀帝即位以后，新罗使节来隋更为频繁。百济国王在隋开皇初年，就派遣使节来隋赠送方物。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平陈之役，隋有一战舰遇风漂到百济的附庸国家耽牟罗（今济州岛），还航经过百济，百济资送甚厚。此后每隔数年，必派遣使者来隋赠送方物，隋也厚礼回赠，并时时遣使报聘，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发展。日本在开皇二十年遣使聘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派使臣小野妹子入隋致国书，并赠送方物。大业四年，隋炀帝派文林郎裴世清等一行十三人出使日本，并赠送方物。裴世清返国时，日本国王又派遣小野妹子充任大使，伴裴世清来隋报聘，并馈赠方物。同时日本还派遣高向玄理等四名留学生和四名“学问僧”到中国来留学。有的留学生在中国住了二三十年之久，他们回国以后，对当时日本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起了促进作用。隋大业十年，日本又派犬上御田锹为大使使隋，到大业十一年，他才回国。总之，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到隋代是开始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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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史·铁勒传》：铁勒……种类最多……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善于骑射。……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其变，遂聚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莫何可汗……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