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治即位，迄于中日战争，前后共二十七年。其政治改革，立宪运动，前已述之。若夫陆海军之扩充，财政之整理，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交通之发达，农工商业之前进，宗教之改革，凡此种种，其进步之速，有足令人惊异者。兹略分述之。
陆军
朝廷初无直辖之军队，自将军归政，始设兵部。一八六八年，创设兵学寮于京都，教育青年，以充军官。后二年，山县有朋等自欧洲考察归，请采法国军制。明年，天皇征兵于萨摩、长门、土佐三藩，以为亲兵。俄废兵部，置陆军省。山县主废士族阶级，实行征兵；议定常备兵服役三年，后备兵服役四年。山县之言曰：“他日增加军队，不能专赖士族。欧洲征兵，无士族平民之分，而国势强盛。长门尝募农民以充队伍，兵皆能战，不必忧也。”于是分全国为六军区，以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为练兵地，开始征兵。将校以兵学寮毕业生充之；其稍有材能者，多居要职。政府聘用法人，编定军制，教授学生；又遣学生往法，专修军事学。及西南乱起，民兵与战者，纪律严明，勇敢善战，过于士族。乱平，更扩充陆军省。一八七九年，又改订征兵律令，增加服役年限为常备三年，预备三年，后备四年。旋改预备四年，后备五年；废纳款免役之例；立陆军大学，教授军事；又擢下级军官为临时学生，授为少尉，以练军队。其统兵大将，多为长人。每年特派检阅使，考察下级军官教练之勤惰，检其学术，使不敢怠。及中日战时，国中能战之兵，二十四万。兹列其军费如下：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前身即为创建于1868年的京都兵学寮
海军
自昔陂理来后，幕府渐知海军之重要，设海军传习所于长崎，聘荷人为教授；当时共有舰三。旋遣学生至荷，专习海军；又设建船厂。及将军归政，已有军舰九。幕府而外，萨摩有船十七；其势寖盛，人才众多，遂能专握海军之权。幕府乱定，朝廷收其船只归于兵部；俄而并收诸藩船舶，购二军舰于英，置海军兵学寮。当时朝议海军采用英制，专聘英人教授军官，遣学生至欧。后设海军省，制定海军条例，其时有军舰十七，共一万三千余吨，铁甲舰仅有二只。政府知立国于海上，尤以扩张海军，造船购舰为急务；乃划海岸为东西二部，指定东京湾长崎为驻泊之军港。一八八二年，天皇下诏，扩充海军，以八年为期，制造军舰四十八只，岁支三百万元（未尽实行）；后更发行海军公债。一八八八年，立海军大学，专以振兴海军，教育人才。其后建筑之舰，次第告成；但其吨数，尚不及中国北洋舰队之多。一八九二年，内阁增加海军预算；议会人民，深恶萨人主持海军，由下院将案否决。明年，伊藤内阁，复主张增加海军预算；议会不可，相持不下。于是天皇下诏，节省宫廷之费，命官吏减薪，补助扩张海军；预算始得通过。又明年，中日战起，日本已有军舰二十八，水雷艇二十四。舰上之炮，多系新式，船身较小，行驶迅速。将校或曾实习于欧洲，或已卒业于海军学校。其下兵士，自沿海岛屿而来，其期限，凡被征服役者，常备四年，预备三年，后备五年；若自愿投效者，服役八年，预备四年；体力强壮，训练有素，此其所以战胜欤？兹列其经费表如下：
财政
明治初年，列藩自治其地，政府之收入短少，需款浩繁，始发行纸币，是为太政官票。其始托名振兴实业，令藩侯出资，借作准备金；而其数有限，发行者益多，人民轻之，票价低落。政府因禁其折扣，民间愈疑，几不复通行。政府乃限票额，改兑换法；纸币价值，始渐恢复。一八七一年，废藩置县，诸藩之地，归于朝廷；由藩侯发行之纸币，遂为财政上之一问题。卒由政府承认担负，宣布公债条例；号一八四四—一八六七年间之藩债曰旧公债，一八六八—一八七一年间之藩债曰新公债。旧公债于五十年内偿清，惟无利息；新公债于二十二年内归还，年息四分（百分之四）。至于田税，向以米谷代钱，苛重烦琐，因改为纳金。朝廷深知农民疾苦，许民领有土地，听其卖买；又改正地租，特设专局，丈量田地，较其丰瘠，历五年始成；其税率定为百分之三，旋改百分之二点五，除去杂税二千余种，农民便之。
政府因革除弊政而田赋减少；其增加收入，救济困难之法凡三：（一）增加奢侈品税及间接税。奢侈品指酒烟之类，间接税指糖酱印花税等。时值境内无事，人民相安，工商发达，货物之输入输出者，其数大增。故税率虽低，而收入增多。（二）发行纸币。政府财政基础巩固，所发行之太政官票，渐能流通；其额为四千八百余万。又发民部省票，大藏省兑换证券，开拓使兑换证券，共一千八百余万。然以票式粗陋，易于模仿，奸民作伪者多，乃以新纸币代之，托由德人制造，凡一亿三百五十三万。嗣以增发加多，渐将不能兑现，票价低落，而物价转贵；驯至金银输出者多，不足流通。政府知其危险，乃增加税率，节省费用，以其剩余之半，收回纸币而焚之；又以其半，购买现金，以作准备金。后更限制现金输出。于是纸币渐能恢复原价。（三）发行公债。政府自定新旧公债之后，续发公债，名目繁多。例如建筑铁道，扩张海军，皆募集公债以经营之。一八八六年，国家财政渐裕，政府因颁布整理公债条例，减其年息。此其国内公债之大略也。又尝募外债于伦敦，初时利率比较普通者为高；其后信用渐固，在市上价格渐增。
金融流通，多恃银行。政府于整理财政之初，即鼓励商民，投资汇兑公司，许其发行金票、银票、钱票，以经营汇兑放账储蓄，是为银行之滥觞。一八七二年，颁布银行条例；于是汇兑公司，皆为银行，数约一百五十。但其资本，小者数万，大者数十万；散布各地，各不相关；银根缓急，不能调和。且其发行纸币，名为兑换券，实则不然，是将扰乱金融也。一八七九年，政府劝奖商人，设立横滨正金银行，初欲借之整理币制，继而专营外国汇兑。一八八一年，朝命松方正义为大藏卿。松方素有理财之名，及既在位，主张纸币兑现。且曰：“非振兴外国贸易，奖励出口，无法吸收海外之现金。”遂于出产销售之地，设立使馆，借以辅助商务。明年，松方切言“银行散立，无补财政”之害，请设中央银行，政府许之，设立日本银行，兑换纸币，借使纸币与正货之价无大差异。其他银行，届其规定时间，失其发行纸币之权。经济之基础益固，工商等业，日益发达；政府收入，数倍于前。兹列其岁入岁出表于下：
中日战后，中国偿银二亿三千万两。日本政府深知银本位之害，商于清廷，按照时价，改为英币镑数，偿金与之。政府骤得多金，遂利用时机，改定币制，易银本位为金本位，废去银元。盖当时欧美诸国，概已以金为主币，银为辅币。辅币之使用每有一定之限制，而普通之银，直等于货物，其市价涨落不一；因之银本位之国家对外贸易，商人毫无把握，危险甚大。自金币改定后，始与外商处于对等之地位，不至为所操纵矣。
司法
幕府之法律简陋，人民不知法之为何。其犯罪者，常以刑讯，生杀之权，操于幕吏。而在诸藩内者，法律监狱，多不相同；苛酷黑暗，不可思议。及将军归政，设立刑部省，司法制度，始得从事整理。一八六九年，天皇敕刑部省编定新律，以宽大为主。刑部省参稽古制，杂采清律，编成新典，号曰《新律纲领》。虽其于短促期内，敷衍而成，不合于刑律学理者甚多；但较前律，宽大多矣。一八七二年，改刑部省为司法省。明年，以藩士江藤新平（时为下院之副议长）为司法卿。江藤建议：司法省总辖裁判所之一切事务，可得专折奏事；司法卿监督法官，得黜陟之。寻令法庭审判，许人民傍听；又为养成法律人才计，聘请法人，教授学生，以备改革。俄分司法省之属为三，曰裁判所（法庭），曰检事局（检察厅），曰明法寮（法政学校）；次第设立裁判所于府县，许人民得控告，上诉。既而江藤之《改定律令草案》成，进呈天皇；朝命颁行。江藤之为司法卿也，整理司法，制度渐备。其后因争征韩论，辞职而去。木户孝允，板垣退助等，更倡言司法独立。一八七五年，设立大审院；院为国中最高之法庭，专理民事刑事之上告及下级裁判所之不合法者。当时法官，概娴于法律，富有经验。兹列其法庭之组织如下。
江藤新平
《新律纲领》，已废除焚刑；罪轻者，许以纳金赎罪；枭首者，准其亲属收葬；处死刑者，须奉旨批准。及江藤新平，复参酌各国法律，定为三百十八条；是为《改定律令》，并废除磔刑，减轻罪罚。一八八〇年，政府颁布刑法；其中多采法国之拿破仑法典，以主其事者，法国法律博士巴利拿也。刑法既备，益专从事于编订民法商法。先是一八七一年，设制度考查局，专译法国法典，以供法官参考之资料。其中关于民事者，渐为法官所采取；又委定民法编纂委员。及一八八五年，为谋改正条约，亟于编成民法，遂于司法省内，置法典取调局，以巴利拿为顾问；其商法则聘德国法律博士吕斯列草之。及其成功，民法偏近法国，商法类于德国，而民法多不适于日本之风俗习惯，且有与之矛盾冲突者。乃延其实行之期，又复修改。
监狱之黑暗，政府知之，亟欲改良。一八七二年，遣人至香港、新加坡、印度等地，调查英属地之狱制。其明年，制定监狱之图式而颁布之，惜犹未能实行。一八七六年，编定犯人给与之法，定其供给饮食寝具沐浴之最低限度。明年，令内务省管理全国监狱事务，于是监狱始得统一。旋又颁布保释条例，凡刑事被告人在审讯期中，苟有保证人而纳保证金者，可免于缧绁。一八八二年，订监狱则，分别在监人年龄之大小，及初犯重犯之男女，各以其类别居于狱中。又定监狱为三等，订立课程。若年不满十六，或逾六十及疾病衰弱者，皆得按其体力所及，减免工作。其工作所得之资，听其赠与亲属，或购买书籍食品。其有剩余，俟其出狱，如数与之。又规定狱中通信接见慰问者之时间。当其暇时，令教诲师训导之，教以读书习字算术图画诸科。一八九〇年，修正狱则，较前益宽。改良监狱之主旨，要在尊重在监人之廉耻，而时其教诲，增其生活能力。其后以建筑监狱之费甚巨，非地方之力所能任，遂由国库补助之。对于不良之孩童，又另设监狱以教养之，等于学校。监狱益进步矣。
司法独立，法律改良，司法官富于学识经验，监狱日益进步。日人久欲废除丧失主权之外人裁判权，终于外人无所借口，遂乃改约。惟其法律制度，采于法德，草创之时，未能周详，多不合于国内之风俗习惯，此其所以数谋改正欤？盖一国法律之产生，多由于历史上之遗传，道德之观念，固不能率尔采仿也。
教育
当明治即位，誓于神祇，其第五条即曰：“求知识于世界，以丕振皇基。”教育政策，必须兼采东西文化，其意于此可见；故首设立大学（此犹教育省），统理全国教育事务。惟以亟于废藩，未能兼顾教育，广立学校；其后乃改大学为文部。一八七二年，订定学制；天皇下诏，有“自今之后……必期邑无不学之徒，家无不学之人”云云。当时计画分全国为八区，区设大学一，中学三十二，小学三百有十；惟未即实行，不过对于教育之一种希望而已。文部以需教员急，设立师范学校，造就师资，增设小学中学。一八七七年，开办东京帝国大学，分文理法医四科，于是始有大学。其后留学生归自欧美，呈述所见；政府数改学制。其重要者，小学高等，款由地方税供给；定六—十四岁为学龄，令孩童入小学读书，实行强迫教育。小学卒业者，得考高等；高等卒业者，可考中学或专门职业学校；其上为大学。小学课程重要者，为修身、国语、算术、历史、运动；高等为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英文；中学尤重外国言语科。其所谓修身者，一种保守旧道德之教科书也。天皇尝下诏曰：“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弘远，树德深厚。……朕愿与尔臣民，拳拳服膺，咸一其德。”凡此课程学龄，时有更变，盖其教育，初在试验时代故也。
东京帝国大学大讲堂
学校课程，极其严重。自星期佳节国庆而外，无甚例假；暑假期短；孩童入学，上课期间逾十月。小学高等，皆采男女同校之制。女子入中学者，其数较少；一八八六年，全国女子中学，仅有九校。后虽增加；而入学机会，远不如男子。其入学宗旨，在养成妇道，为他日之良妻贤母。
庆应义塾大学创始人福泽谕吉先生雕像
1912年的庆应义塾大学
1916年的早稻田大学学生
官立学校而外，有教会学校。自外人初来传道，即建设学校，教授生徒。及维新初年，人民羡慕欧化，鄙弃汉学；政府设立之学校，未甚发达，教会学校，其势渐盛，小学高等中学大学，学生日多。其后政府所设之学校渐多，设备管理，优于教会学校，教会学校之势渐衰；但其功有不可没者。教会学校而外，有私立学校。其最著名者，为福泽谕吉之庆应义塾。福泽尝游欧美，不求利达，因设义塾，聚集生徒，谆谆然以输入泰西学术为己任。一八九二年，福泽扩张其义塾，增设大学，分文学、经济、法律、政治四科。其生徒闻达者不知凡几。次则大隈所设立之早稻田大学，亦负盛名。早稻田初称东京专门学校，成立于一八八三年。其宗旨盖欲脱离权势之羁绊而使专研究其所读之课程，尤提倡国语，专授政治、经济、法律等科；学生甚众。其他私立者尤多。盖以人民爱国，乐于公益，勇于输捐；而在上者，又能鼓吹励奖之。学校增多之后，政府之监督渐严，教科书必经文部之审定，以求划一。其后受德国之影响益深，专趋于军国民教育。
学校林立，学生数增。文学及报纸，应时势之需要，发达殊速。作品多为小说戏曲新诗；以作者深受欧美文学之影响，偏于模仿，创作遂少，其影响人民最大者，厥为报纸。报纸始于一八六一年。初由长崎奉行，令译荷报，转呈幕府，后以不能供读者需要，始设报馆，惜其发行一号而止。一八六四年，美人尝发行报纸，每月二次；又不及十号而停刊。继之起者，十有余种。但主其事者，皆非专业，组织编辑，简陋无序，专诋幕府；幕府禁其出版。及维新初年，木户孝允发行报纸，《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朝野新闻》等继之而兴。其编辑者，富于才识，时作论说，发表意见，批评政事，势力大盛；政府检察之律始严。既而政府定议会召集之期，党人怨望者，发行报纸，鼓吹学说，标示主义；时或不顾事实，偏于攻击政府。福泽谕吉以为不可，乃与同志创设时事新报馆，以不偏不党为宗旨，专论事实，评其得失，借定改革进行之方针；销数日增，势力渐盛。后数年，报纸价廉，流传益广。资本家谓可营利，投资于报馆者骤多，因而增聘记者，购买机器，消息灵通，印刷迅速，报纸之进步益速。其所助于普通教育者尤多。
交通
日本地势，山脉连亘，川河短流。当幕府季世，道路不修，桥梁朽坏，行旅不便。及维新初年，伊藤大隈倡言建筑铁路，而政府无款筹办。会英商有自华归国者，途径日本，英使介绍之于伊藤大隈，议借英债三百万磅，以关税作抵。二人上奏于天皇；天皇许之。英商归国，募集资本，购买材料，聘请工匠。日本朝野闻之，谓其将夺贫民衣食，斥为非计；其激烈者，复谓借款于外，实为卖国。既而英工程师至，舆论大哗。政府遣人至英，意欲收回；以票价骤昂，乃止。及期兴工，筑京（东京）滨（横滨）铁路，凡十八英里。越二年告成，天皇亲临，举行开业典礼，国人亦渐知其利，益事扩充。迨西南乱平，政府更募集公债，建筑铁道。其明年，兴工；工程师多为日人。至中日战时，铁路告成者，五百五十八英里，价值三千六百余万元。平均计算，每英里六万余元。
国办铁路发达之初，商办铁路继之而起。一八八一年，岩仓具视设立公司，号曰日本铁道会社；借谋华族财产之保全。岩仓与政府订约：建筑五百余里之铁路，营业九十九年；若每年利息，不足六分，概由政府津贴。政府许之，限以七年竣工。于是其他会社踵起。一八八八年，内阁始颁布商办铁路条例。一八九二年，五谷不登，经济恐慌，铁道事业，因之不振。但其已成者，凡一千一百余英里；共一千七百余英里。
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
幕府末年，解造船之禁。及将军归政，有船四十四艘；诸藩之船九十四只。政府已收其船只，因奖诱商人，设立汽船会社，借船十余艘与之。但会社内部，时启纷扰，外国商船，复与之竞争，遂归失败。独三菱会社，经营海道——其创办者，土佐人也，由土佐藩侯，借船数艘与之——组织巩固；岩仓大久保助之，政府更贷以所有之船，岁助二十五万元。又设商船学校，借以培养人才。当西南乱起，三菱会社，运送军队军需，厥功甚伟。乱平，政府因以新购之汽船与之，其势大盛。后更与共同运输会社合并，改称日本邮船会社；政府岁以八十八万元助之。开办之初，有船合三万九千余吨。一八八四年，大阪以西航行内海之轮船，其数大增；亦自合并，号曰大阪商船会社。但以当时进出口货，由外船输运者，占百分之七十七；政府因益奖励轮船航行于海外。中日战时，赖其运输军队；其后发达益速。
铁道轮船，日益进步。邮局电报，其发达亦如之。一八六八年，政府先置驿递，司邮便事务，视道途之远近难易，定取资之多寡；是为邮政之始。后三年，传令各驿，置信箱，售邮票，定其收信时刻。一八七三年，禁民间信局传递信件；复改定邮资，无论地方远近，取资均同。其信局之失业者，政府劝其合并，组织陆运会社，转运货物，且与以特权；后改为内国通运会社，掌握国内运输之权。自是而后，邮政发达益速，信用昭著。一八七七年，加入万国邮政公会。后二年，英国许撤租界内自设之邮局；各国相继从之。以邮局营业，次第扩充，汇兑贮蓄等，亦大为发达。电报之始成立，自一八六九年西南乱后，政府益知其重要。一八八五年，干线遍于全国。政府又与丹麦大北电线公司议订条约，建设上海长崎间之海底电线，与国内之电线相接。电话开办于一八九〇年；不及三年，东京一市，用户大增。大阪神户，继起营业，发达亦速。
农工商业
封建既废，农夫（犹农奴）领有耕种之地，许其卖买，农产得有输出，生活稍高。政府亟于改良农业，设试验场，培植自西方输入之植物种子，试用农具；扩张农业教育，劝设农会，精选种子，防除害虫；又复鼓励人民，开垦荒芜，田地益辟。农产出品，以米麦为大宗。但其所出，不足以养其每年增加之人口，食物之价大昂。农事之余，养蚕种茶，有以之为专业者。蚕分三期，春季最盛，夏次之，秋为下。茶之出产，一八九四年，增至三倍。牛马家畜，无甚增减。
中古以来，各地名山建有佛寺。僧人乐居幽境，于其寺之左近，遍植树木。德川时代，取之以时，保护甚周，森林尚盛。维新初年，林政废弛，滥伐者多。政府乃恢复古制，劝民植树，维持森林。先定官领民领之地域，宣布条例；设树木试验场及山林学校，从事培植。官领高原，多险峻之地，政府收之，极力经营以造成森林。
日本四境环海，渔业甚盛，政府复奖励之，创立水产会，考查水产，改良渔具，研究销路。又设水产传习所，借授普通渔业知识，改良渔船。由是渔人渐能驶入远海；从事捕鱼，又设公司，制为食品，以输入外国。
矿业始于古时，采取之法，殊为简陋。维新之初，聘用英法德美技师，为开采之计。一八七三年，聘地质学者于美，考查诸矿，测量产额。又设专门学校，教授采矿冶金之术。政府急欲求其发达，凡矿山之属于国家者，皆许人民开采。矿主借用新式机器，出产大增。其重要者，为金、银、铜、铁、铅、煤等。兹列其表于下：
实业之发达最速者，首推纺织：纺业，以国内之棉，不足供给，乃购之于印度等地；织业开办较迟，其进步亦速。方其初办，聘用外人，购置机器，悉心经营；政府又力助之。兹将其发达情形列表于下：
自铁路发达，运输便利之后，商业随之。政府设立专门学校，辅助商业；又设领事，调查各国商情。既而国内银行，日益巩固，商业愈益兴盛。列表如下：
宗 教
幕府末年，神道学者，倡祭政一致之说。及将军归政，遂定神道为国教，设神祇科；复严佛寺神社之分，寺内不得安奉佛像，僧人不得管理神社。政府将借政权，扩充神道，任命管理寺社者，兼教导之职，岁支国帑为俸金；其职等于官吏。神官更借演剧以传播其教；于各重要之地，设有神社。其社中之神，可分四级。（一）天皇。其数十余。凡得入社者或曾胜强敌；或经大改革，民受其利；或于大乱之后，尝能维持治安。（二）亲王大臣。因其人忠心事君；或尝平乱有功。（三）忠心事君之臣民。盖尝不辞生死，亟赴王难，以救天皇者。（四）自然界之神。天地日月之类，日人以为其先祖也。神社祈祷之礼仪，政府订之。宪法虽许人民信教自由，而小学学生必须致敬于神社，果得谓之自由欤？其政府答辩，固谓神道非宗教也，岂其然乎？
维新之初，政府将禁佛教。藩侯之逢迎者，辄没收佛像，火而焚之。一时僧人大恐，人民惊惧，几起大变。政府乃谋镇抚，通谕各属，谓朝廷之意，非欲如此严办。然犹令皇室亲王，公卿子弟之出家者，蓄发还俗，又迫僧人，不得出入官衙，以困辱之。惟公卿之不欲废佛教者，谓其尊重国教，于祭政一致，未尝背谬，因许其高谈教义。其先谋改革，能自振拔者，则本愿寺也。寺自维新之际，即自厘革寺务，首创普通学校，传教于上海等地。此外各宗，亦能严守戒律。其高僧更研究学问，以阐发妙义；或游历欧美，以资知识；且援西方之无神论，以攻击耶教；刊行佛书杂志，以为宣传。其能如是进步者，盖受外界之激刺而能奋兴也。
耶教自弛禁后，势力寖盛。传教师至者，辄创设学校，教授英语；对于学生，谆谆然劝其信教。时值维新初年，攘夷锁国之说，不复能存在，西方思想之输入，若决江河莫之能御。又以传教师富于普通学术，热心宣传，教会学生卒业后服务于社会者，率负有盛名。人民因目耶教为文明宗教，倾心欢迎。于是教徒骤增，十字架见于街市村野者，触目皆是。及一八八五年，日本学者之思想，转趋旧学，反抗欧化之势渐盛。佛教徒又复忌嫉耶教，即借欧人所盛倡之“进化论”以破耶教“创世纪”之说。二教争论，纷詉不已。然其后日人亟谋改约，传教师为之归国运动者甚多；虽无功效，其热诚固不当忘也。
综而言之，日本维新后内政发达之速，诚有足多者。然其能于此短时期内，收获若此之丰，亦非无故。盖日本于开港之先，非无文化；其人民非若非洲美洲之土人。彼以东方固有深渊之文化，兼采西人曾经试验得良结果之制度科学，而吸取融化之，收效固非甚难。其政府又奖助之，不遗余力，此其所以勃兴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