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敬卿、景叔西游，似亦不轻。那年二月初二日五星朕珠，日月合璧。某等七月初即有是行。天上这个朕兆不应则已，若应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纵不能成于我手，亦必是我家眷属敬卿、景叔之手”等语。敬卿是张熙，所谓景叔又是何人？据你前次供云：“胸中原无确见，但传闻讹言，妄生疑惑，因而遣徒上书”等语。今据书中所云，是年七月，即有是行。是你于雍正三年已令张熙等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至六年方于岳钟琪处上书。你平日自命以为上应联珠合璧之祥，且云：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则是久蓄异谋，处心积虑要叛逆。你将三年七月以后差张熙等在何处行走，纠合何人，并所谓眷属，共有多少？景叔是何姓名，他又行住何处？逐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西游的话，是雍正三年事，当时并有别意。因弥天重犯所住的地最狭僻，在山谷中，左右方圆十余里，尽是耕户山农，并没有个读书识字的人相接。弥天重犯的父亲在日，曾尝有个迁居的志，而不能得遂。复因近来人多田贵，家事单寒，转移不得。后得学徒张熙、廖易在门往来，居宿安顿不得。而张熙、廖易家事亦贫寒，因见这些去四川的传来，以为四川田贱，乃与张熙、廖易商量，思欲去四川寻采个安静的所在，以为搬家安耕之计。且与张熙、廖易同往，并可以遂其读书之志。于是打叠去四川之行。于七月二十五日起身。搭船到长沙上岸，因到长沙城中走一回。盖弥天重犯从未出门，只因考试到过郴州，余并未曾走动。不意到长沙竟看见有一告示，上d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彼时大喜，以为有好世界来，毕竟会复井田封建，复井田封建，毕竟要用人，到那会用人时，我辈的行藏就不可得知。且既有井田则到处可以安身，又何必搬家带属，走四川做甚？于是去四川志遂灰了，就要转身来。那时并没有一点别样志向，惟有心中打量，要来京城上书献策，再三不决者，苦为匪类一篇说话在胸中狐疑，乃转身到长沙岳麓山一看。由是往湘潭一路回来，并没有会着别样人物，说一句异话，到九月初三日归家。唯回来有两年，见得这两年的收成不好，接年水荒，米贵，谷贵，百姓艰难，逃荒避水的多，乃翻疑此五星联珠、
日月合璧的兆，恐另有别应，加以传闻日密，皆与前匪类之说相印证，于是狂悖有是话。盖此话是雍正五年冬说的，乃追忆雍正三年事，一前一后，前面的志向，与后面所见大不相贴。其实并没有到别处，并未曾会半个人。所谓西游者亦是因去四川西蜀取名。景叔即今在案解到之廖易。所谓眷属，即指张熙、廖易言。除此之外，并没有别人。总之，弥天重犯狂举的心肝肺腑，一丝一毫，点点滴滴，尽载于《知几录》、《知新录》。此两本书，虽有两个名号，确不是立意著作的书、装点的话。《知新录》乃是仿张横渠先生“心有开明，即便札记”之说。随每日所知所见，不论精粗是非，写放于此，以便自家翻阅。考其所学之得失议论，固未曾斟酌，文法亦未曾修饰，原是随便写出的口语。《知几录》不过写出叮咛张熙的话，明说与他，恐左右人听闻，且虑他未必记得，因写于纸上，到写得多了，遂取个名号，此是暗地递与他的话。今二书俱已搜获，进呈御览矣。弥天重犯当年情事何处掩藏？况皇上圣明天纵，明睿所照，丝毫尽露，并不能掩。且弥天重犯一路感戴皇恩如此高厚，自计虽粉骨碎身，亦莫能仰报万一，到此又何忍隐？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有“敬卿、景叔去西方行游，似乎也不轻松。那一年二月初二日，天空呈现“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祥瑞。我们七月初就有了这次出行。上天这次吉祥的征兆不灵验则罢，若能灵验，这祥兆必定要降临于我们这类人手中。纵然不能成事于我手上，也必然是成事于我家的眷属敬卿、景叔的手上”等言语。敬卿是张熙。所谓的景叔又是什么人？据你前些时的供词说：“心中原来没有一定的主见，只是听信了传闻的谣言，胡乱生出了疑惑之念，因此才派遣徒弟去上书”等言语。如今根据你书中所说，当年七月，就有这次出行。是你于雍正三年已经派张熙等人往各处行走，纠集聚合叛逆贼人，到了雍正六年才往岳钟琪处上书。你平时自命认为你上应联珠合璧的祥兆，并且说：“这祥兆必定要降临于我们这类人手中”，证明你是久有谋反之念，处心积虑要行叛逆之事。你将雍正三年七月以后差遣张熙等人往何处行走，纠集聚合了什么人？并且你所谓的眷属，共有多少人？景叔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他又行居在什么地方？要逐一按实情招供出来？
曾静供道：往西方行游的话，说的是雍正三年的事情。当时并没有别的意图。因为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所居住的地方非常偏僻，处于山谷之中，左右方圆十多里路，都是山野农户，也没有个读书识字的人能交往。我这个弥天重罪犯人的父亲尚在的时候，曾经有个想迁走的念头，而不能遂愿。又因为近来人多田贵，我家境单薄贫寒，也转移不得了。后来，收得学徒张熙、廖易在我门下，居住歇宿都安顿不得。
而张熙、廖易二人家境也同样贫寒，因为看这些去四川的人传来话，以为四川的田产价低，于是与张熙、廖易商量，寻思去四川找个安静的地方，以实现搬家前去安居耕种的打算，并且与张熙、廖易二人同住，还可以满足他们读书的志愿，于是收拾安排了去四川的出行。我们于七月二十五日起身，乘船来到长沙上岸，由于这事才到长沙城中走了一回。我这个弥天重犯的犯人从未出过远门，只因为考试到过郴州，我并没有外出走动过。不想到长沙竟然看见有一告示，上边说的是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我当时心中大喜，认为珠联合璧，盛世到来，一定要恢复井田和封建制度，既恢复井田封建制，一定要选用人才。到那会任用人才的时候，我们这类人的出路就难以预测了。而且，既有井田制度，到处都可以安身，又何必搬家带眷，往四川去做什么？于是，去四川的想法，便心灰意懒了，就要转身返回。那个时候并没有一点别的志向，只是心中思量，想来京城中向朝廷上书献策。之所以再三不能决定，是担心匪患的传闻，心中迟疑不决，于是转身到长沙岳麓山一游，由此往湘潭一路回来，并没有会见到别的什么人物，说一句别的什么话。到了九月初三日归回家中。已经回来有两年了，见这两年的收成不好，接连是水患不断，谷米价贵，百姓们生活艰难，多是外出逃荒避水的。于是倒怀疑这“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祥瑞之兆，恐怕是另有别的应验。如今市面上传言越来越多，都与以前匪乱的说法相符，于是才有了这些狂妄背理的言语。这些话是雍正五年的冬天时说的，乃是回忆起雍正三年的事，一前一后，前面的志向，与后面的所见所闻大不相同。其实我们并没有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也不曾会见过半个外人。所谓的西游也是因为准备去四川之行，才有这样的提法。景叔就是现在本案中押解到的廖易。所谓的眷属，就是指的张熙、廖易而言，并没有别的人。总之，我这弥天重罪犯人狂妄举动的心肝肺腑，一丝一毫，点点滴滴，都记载于《知几录》、《知新录》二书中。
这两本书，虽然题有两个书名，却并不是为明志立意所写的书，为装饰点缀所说的话。《知新录》本是我仿照张横渠先生“心有启发而通达事理时，立即记录下心得体会”的说法。随着每日的所闻所见，不论详细粗略，或是或非，都记载下来，以便于日后自己翻阅。如考证这些通过学习而抒发的得失议论，本来未曾认真斟酌过，文法上也未曾加以修饰，原就只是随便记写下的口语。《知几录》这本书不过写的是叮嘱张熙的话。明着讲给他听，唯恐左右一旁的人听到，并且也担心他未必能认真记于心中，因此记写在纸上。到记载得多了，便取了书名，这只是些私下讲给他听的话。如今以上两本书都已经被搜获，进呈皇上亲自阅看过了。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当年的事情，何处能掩藏呢？况且皇上乃是上天降下的圣明君主，睿智明达，洞察秋毫，圣目光照之处，发丝毫末尽都显露无遗，并不能够遮掩隐藏。而且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一路之上，感戴皇恩如此高厚，自己思忖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能上报皇上恩德之万一。到了此等地步，又怎能忍心隐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