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供：弥天重犯生于楚边，身未到过大都，目未接见文人，见闻固陋，胸次尤狭，只有一点迂腐好古好义之心，时存于中而不可泯。加以吕留良之文评，盛行于世，文章举子家，多以伊所论之文为程法，所说之义为定义，而其所讥诋本朝处，又假托《春秋》之义，以寄其说于孔子口中，所以不得不令愚人信其实。弥天重犯心下虽不知本朝得统来历，与列圣相承功德，然生圣祖皇帝之朝，赖圣祖皇帝之恩，自祖父以来，无干戈之扰，无苛政之苦，休养生息，以乐以利，大是安业顺化，胸中原无此说。无奈吕留良将此义发得惊异，且以为说出于孔子。弥天重犯虽不识吕留良如何人，焉有不信孔子？且浅陋无知，胸中实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因妄自揣量，以为士人读书，无事不当以孔子为法，岂有当前一个这样大的名义全不照管，竟将孔子一部《春秋》囫囵吞下去，如何使得。所以抱此疑团，陷身大逆而莫救。
直到今日想来，当时之所以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者，只为心中不知本朝龙兴之原，与列圣递承之绩，所以为一部《春秋》缚束。若晓得这两个缘故，本朝名正言顺，大义亭亭，关《春秋》所摈甚事，与管仲所攘何涉，又何至为彼说所拘局。弥天重犯今日之所以切齿痛恨于吕留良者，为伊生于明末之季，身处江浙人文之区。于本朝功绩岂有不知，以伊之聪明才性，本朝如此亭亭大义，岂看不出，即托身于儒林，合该早将斯义表白于天下，使天下读书士子，晓然知本朝大功大德，名正言顺，尊之亲之，而勿致疑于孔子《春秋》之说。此方是吕留良当身之正义，如何反将此正大义理隐蔽，不见宣发，竟支吾旁引《春秋》之义，以抵当本朝。
既背经文之旨，复乖当身之义，且流说于士林，遗累于国家。今日士子之从事举业文字，晓得他的说话者，胸中未尝不染其恶。但所知有浅深，是以受病有轻重，求其能卓然自信，知吕留良之说为非，而复解脱得一部春秋之义，与本朝丝毫无碍者实少。盖人纵晓得本朝功德之隆，治业之盛，远驾汉唐，而直接三代，与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然终不能去吕留良之说。而紧抱一部《春秋》义旨，在言下不是说坏本朝不是圣人，定会诽谤孔子错作《春秋》，此弥天重犯前在长沙两次亲供，解说此义。
【译文】
曾静供词：弥天重罪的犯人曾静，生长在湖南的偏辟边地，从没有到过大城市，眼睛没有接触过什么有学问的文人。所以见闻固然十分浅陋，肚里的知识更为狭小，只有一点陈腐的好古好义的心，时常存在心中去不掉。再加上吕留良批评编选的文章，盛行于世上，凡打算举科举的读书人，大都把他评论的文章当成样板，把他所说的道理当成定义。而他讽刺诋毁本朝的地方，又假托是《春秋》中的大道理，把他自己的学说借孔子的嘴里讲出来，所以不能不让一些愚昧无知的人相信了他的话。犯下弥天大罪的我，虽然不知道本朝创业的历史，和以前几代圣主相承袭下来的功德，然而我生在圣祖皇帝在位年间，受到圣祖皇帝的恩惠，从祖父那一代以来，没有遇到战争的扰乱，没有残酷压迫的苛政，休养生息，生活快乐富足，确实老老实实安居乐业，心中原本没有什么怪异的想法。怎奈吕留良把“圣人”的道理讲得十分怪异，并且解释成是孔子的观点。
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虽然不知道吕留良是什么人，但怎能不相信孔子呢？况且我浅陋无知，心里又想不出别的道理，从吕留良的观点里解脱出来。因此便胡乱揣摸，以为作为一个读书人，无论什么事都应当按孔子讲的作为标准，怎能有对当前这么大的一个名义，完全不去联系，竟把一部《春秋》囫囵吞枣一样吞下去，这怎么可以呢？所以我心中抱有这么疑团，以致于相信了吕留良的话，陷入叛逆思想的泥坑而难以自拔。直到今天仔细想起来，所以当时想不出别的道理来解释，从吕留良的观点中解脱出来，原因在于不知道本朝创业的根源，和列圣继承开拓事业的功绩，所以被一部《春秋》缚束了思想。
如果晓得了这两个缘故，便懂得本朝统一天下是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合乎义理，又和《春秋》所弃的事有什么关系，又和管仲所排斥的事有什么牵涉，又怎么能受他的说法所局限呢？我这个犯了弥天大罪的人，今天所以对吕留良切齿痛恨的原因，是因为他出生在明末的时候，居住在江浙文化发达的地区，对本朝创立的业绩岂能一点也不知？拿他的聪明的文才来说，本朝堂堂正正的大义，岂能看不出来？他既然身列儒士之中，就应该尽早把这些道理向世人讲解明白，使天下的读书人，都晓得本朝的大功大德，建国的名正言顺，而对本朝尊敬之亲近之，而不致怀疑孔子关于《春秋》主旨的说法。这才是吕留良本人应做的正经事，为什么他反而把这个义理隐蔽起来，不见他讲解，竟然支支吾吾曲解一些《春秋》里的话的，用来攻击本朝。既违背了《春秋》经文的原意，又违背了作为一个读书人应有的道义，并且流毒士林，遗害国家。
现在的读书人做着应科举学写八股文的事业，晓得他的说法的人，心中没有不受他错误说法所影响的。但是认识有深有浅，所以受其毒害也有轻重。而自己能做到卓然有主见，知道吕留良说法错误，并能真正理解《春秋》的主旨意义的，对本朝没有一点违碍的人，确实是非常少的。因为人们即使晓得本朝功绩的巨大，事业的兴盛，远较汉唐为高，而且直可以和三代比美，以及圣人的降生，是不限于地域西东的；但终究也不能完全摆脱吕留良的影响。而紧抱着一部《春秋》的义旨不放，在讲解时，若不贬损本朝不是圣人，就一定会诽谤孔子错作了《春秋》。这是我这个犯了弥天大罪的人，在长沙时两次亲自口供时解说的道理。
【原文】
到今日思来，实是皇天眷佑我朝，知得我朝正义正名，久为逆说掩蔽于士庶人之胸，所以假弥天重犯之口，曲折阐发此义，使天下万世共尊共亲，无毫发遗玷于我朝之圣德神功，故必如弥天重犯之身亲经历，方晓得此义。
从前错误，实由于无知，而过信吕留良之说所致，今得圣谕开示，复就伊荒唐鄙谬，无中生有的说话思之，并考吕留良的时地与其学问心术，知得彼非不知而看错，实出于有意以诋诬也。所以于本朝一切实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捏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全不知食本朝之粟，履本朝之土，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皇恩之当报，而竟无顾忌，相视如仇敌。今观其说话，全是以张佞利之口，逞其忿戾凶顽之习，而复七为藏奸隐诈，假托圣贤之说，盗名理学大儒，以欺世而惑人。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包藏祸心，诱变士子，陷害良民者，未有如吕留良可痛可恨之甚也。然在重犯因过信吕留良逆说，与误听谣言，而身陷极恶大罪以来，每清夜自思，心虽无恶，罪实难解。
即令自家判断，亦寻出路不著，况圣天子一日万机焉，能烛照心肝，洞悉民隐，知得无知误听，本心无恶而钦恤之？足以屡蒙皇上如天之仁，颁旨宽宥，自家心正觉得皇恩虽然好生，当身罪过重大，恐难得其生路解脱也。今蒙圣谕剖判吕留良罪案，复取弥天重犯罪案比较，此时在弥天重犯只有惶恐战粟，死生待命之下而已。又焉敢摇唇张口，指他人所犯之大小，诉自己罪恶之轻重！特以尧舜在上，无不达之民隐，圣谕所颁，原得许直供陈奏，而今日所供者，又皆在谕旨包涵遍覆之内，是以敢于冒死直供。且以弥天重犯如此极恶重罪，尚得容许自供自解，可以知我皇上宸衷虚明广大，直同天体，不惟为亘古首出之圣君，然即此一事，亦属亘古未有之奇典。弥天重犯当此盛会，又何敢隐忍回曲，而不直供其所以然。
【译文】
到今天我仔细想来，实在是上天保佑我朝，知道我朝立国名正言顺，却被歪曲为谬说而长期地藏匿在读书人的心中，所以借我这个犯了弥天大罪的人的嘴，曲折地说明了这个义理，而使天下百姓万代共尊共亲本朝，没有一丝一毫来玷污我朝的圣德神功。所以必须像我这个弥天大罪的犯人亲身经历，才能晓得这个义理。从前所犯错误，实在是由于无知，错误相信吕留良的说法所致。如今得到皇上圣谕加以开导，又对照吕留良那些荒唐鄙谬、无中生有的说法仔细思考，并考察吕留良身处的时间、地点和他的心术，才认识到吕留良不是因为糊涂而把事情看错，实是由于他有目的地进行诋毁和攻击。
所以他对本朝一切受到上天垂降祥瑞的事迹，则一概隐藏不加记载，而专门捏造一些蛊惑人心的事；完全不知道吃本朝的粮食，脚踏本朝的土地，受本朝养育的恩德，才有他的家庭和身体，并繁育他的子孙达几十年之久。皇上的恩惠，他是应报答的，然而他却毫无顾忌，把本朝看成仇敌。现在看他所说的话，全是用欺骗诡辩的口吻，来发泄他凶暴顽固的本性，而又巧藏狡诈，假托是圣贤的话，假冒理学大儒的名声，以欺骗诱惑世上的人。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肚里包藏祸心，引诱读书人，陷害良民百姓的，没有比吕留良更令人痛恨的了。
然而犯下弥天大罪的我，因为过分相信吕留良的悖逆邪说，误听谣言，而使我身陷入极大的罪恶深渊以来，每到深夜人静时自己反复思考，虽然我心中没有恶念，但所犯的罪实在不可推卸。即使让我自己去判断这个案件，也觉得自己毫无出路可走。何况皇上日理万机，岂有时间去看透一个小民的心肝，洞察其内情，知道是由于无知而误听误信，而其本心无意为恶，而加以下旨宽赦呢？所以屡次蒙受皇上像上天一样仁爱百姓，降旨宽大处理，自己心中觉得皇恩虽然有好生之德，但本身罪过重大，恐怕是很难有生路而解脱出来的。如今又蒙皇上圣旨分析吕留良罪行一案，和犯弥天大罪的我所犯的罪行加以比较，此时在我这个弥天大罪的犯人心中，只有惶恐战栗，生死只有等待命运罢了。又怎敢摇唇鼓舌，议论别人所犯罪行的大小，诉说自己罪行的轻重呢！
现在特因上有尧舜一样的圣明君主，没有不洞察民间隐私的地方，圣上的旨意发下，又允许如实地陈奏；况且今天想供出的事，又都在皇上圣旨包涵的范围以内，所以敢斗胆冒死如实招供。而且以犯人我犯下了如此重大的罪行，皇上还容许我自己招供自己辩解，由此可见我皇上心胸虚怀广大，真和天地一样高大，不仅是自古以来第一圣明的君主，仅就这一案件来说，也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奇特恩典。所以犯了弥天大罪的我遇到这样美好的机会，又怎敢隐忍逃避，而不直接了当的招供出犯罪的始末呢？
【原文】
因是思得吕留良之著说纪载，是有心为恶，而假托于善，以掩其恶。弥天重犯之狂举上书，本不知是恶，乃用意为善，而自陷于恶。盖吕留良生明末之季，处江浙之省，读书学问，何事不晓，何义不讲，本朝功德，宜耳闻目见而身被熟矣。岂若弥天重犯之生晚而居处穷僻，心暗质鲁，不惟别事不知，即流贼李自成名姓亦不晓。若使早似吕留良之有知，不但不肯为此狂悖之举，且久已将我朝功德阐发，见之于言，论传之于士林，使天下共晓君亲之义矣。又何至有弥天重犯狂悖之举。盖生本朝而搜纪本朝之功绩，阐明本朝之道德仁义，正学士分内事，自古儒者所必先之举。吕留良何计不出此，而反以讥诋为事？今蒙圣谕开示：“吕留良生于浙处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
此诚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论也。且吕留良本心，不欲圣祖之圣，而伪捏不圣之说，以诬其圣。弥天重犯本心不知皇上之圣，忽听不圣之说，遂误信以为果是不圣。其实谤诬圣祖，罪固不容于死，而讥诋皇上，法又岂容独生乎？所不同者，只为山野愚民，不知圣德高厚，遂为奸党布散流言，惑乱民间听闻。岂若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沦肌浃髓，虽黄童白叟，皆所深知，况身列胶庠十余年之吕留良乎？皇上天视圣祖，浑忘己德。今蒙圣谕开示：“曾静诋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此又不惟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而并且流露我皇上平昔至仁至孝之深衷矣。
【译文】
因此，我想吕留良著作里所记述的话，是有心去做坏事，却又假托出于好心而掩盖他的恶念。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狂妄地上书，本来不知道这是一件坏事，用意还是从好处着想，而自己将自己推入犯罪地步。吕留良出生在明朝末年，居处在江苏浙江一带，自幼读书求学，什么事不知，什么道理不懂？本朝的功德，当然能耳听眼见而都十分熟悉的了。怎能比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居住在穷辟山乡，见闻少而心暗身愚，不光别的事不知，就连流寇李自成的名字都不晓得。如果我能像吕留良那样有知识，不仅不会作出这件狂妄悖逆的事来，而且早就会把我朝的功德加以宣扬，挂在口上，传播到读书人中间，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君臣之义了，又怎么会出现犯下弥天大罪的狂悖举动呢？因为生在本朝，而搜集记载本朝的功绩，讲明本朝的道德仁义，这正是渎书人的分内事，是自古以来儒生所必须先做的事。吕留良为什么不这样办，反而用讥讽诋毁去对待呢？如今蒙皇上圣谕指出：“吕留良出生于浙江人文汇萃的地方，读书学问，不像曾静生长在深山穷乡的地方，愚昧无知难以相比。”
这确实是仁德同于天地，英明相并日月，至公至明的论说。况且吕留良的本心，是不想歌颂圣祖皇帝的圣德，而故意捏造出边疆不会出圣人的说法，来影射圣祖不是圣人。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本心是不知道皇上的英明神圣，忽然听到不算圣人的说法，遂误信果然不能称为圣人。其实诽谤诬蔑圣祖皇帝，其罪恶固然是死有余辜；而讥讽诋毁当今皇上，从法律上讲，又岂能允许他活命呢？所不同的地方，是我这个山里的愚民，不知道皇上道德的高厚，遂替奸党散布流言诽语，扰乱民间的视听。怎能比得上圣祖皇帝在位六十多年，给百姓带来深厚仁惠和恩德，真是深入肌肤和骨髓，虽是黄毛小童和白发老翁，也都深入人心，何况身为秀才，读书于学校十几年的吕留良呢？皇上如同敬上天一样恭敬圣祖，而忘掉了自身。如今蒙受皇上圣谕指出：“曾静诋毁的只是朕一个人，而吕留良则上诬及祖先皇的盛德。”
这不仅表示了当今皇上道德和天地一样高厚，英明和日月一样，至公至明，而且体现出我皇上平日至仁至孝的内心了。
【原文】
又弥天重犯之狂举，心中本无成见，因闻吕留良逆说，复闻谣言，而弥天重犯附近之地，又偶尔歉收，且平昔并未晓得我皇上圣德万分之—。此时觉得当身道义既催，目前时势又迫，俨若有个鬼神在此驱逐之使动，容人安息不得。所以不计利害，不审成败，妄萌此狂悖逆乱之举，若吕留良，则明知有道，而若不知其道；明闻有德，而若不闻其德。观其立说，多幸灾乐祸之心，毫无忧民爱国之念。是吕留良之诋诬，独出己意，而弥天重犯之狂悖，全凭人使。今蒙圣谕开示：“曾静之讪谤，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
此诚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论也。至若中外之分，弥天重犯虽曾闻其说，其实亦心知其不然，苦奈学浅无知，见闻未广，思想义理不出，分解不来，无可如何。且一面反覆细观吕留良议论，直指此为今日等一大义，读书人所必守。岂知本朝得统之正，列圣救济之功，皆千古所罕见，与春秋之所摈管仲之所攘义例，不惟不同；且以今较古，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今蒙圣谕开示：“曾静胶执中国夷狄之见，胸中妄起疑团，若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
此诚洞见肺肝，民情丝毫不能隐处。凡此乾断，固非具大舜之智，不能明察到此。抑非裕帝尧之仁，不能钦恤如是。仁智交融，圣神并至，焉得不令闻者拍案惊倒，以为千古圣明之君所不到。弥天重犯到此生固有荣，死亦何恨？况昨又蒙降旨，九分不杀，是即感明睿之德，照烛隐情；复荷高厚之恩，宽宥重典，恭逢这样神圣天子在上，竟无说可以颂扬比拟得，只有尊之敬之如天地，亲之如父母而已，更有什么话说得。
【译文】
犯了弥天重罪的我，所作的猖狂举动，心中本来并没有什么成见，只因听了吕留良悖逆的言论，又听到一些谣言，而犯了弥天重罪的我所居住的一带，又偶而粮食歉收；而且平日并不晓得皇上德行的万分之一。这时便觉得身上压有一种道义感，同时目前形势又较为紧迫，真如同有个鬼神在暗中驱使自己去行动一样，使人安定不下来，所以便不顾利害，也不关事情成败，狂妄地产生鼓动叛变的行为。至于吕留良，明知我朝应乎天道，而故意伪装不知天道；明明听闻我皇上的仁德，而故意当作没听到过皇上仁德。看他的书中的观点，大都是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没有丝毫忧国爱民的念头。以此可见吕留良对我朝的诋诬，完全出于他的内心，而犯下弥天大罪的我所作的悖逆行为，全被别人利用了。现在蒙皇上圣谕揭示：“曾静的毁谤，是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由于他本人的内心，而制造出妖妄的言论。”
这真是仁德同于天地一样高大，英明和日明一样明亮，至公至明的说法啊。至于讲到中外的区分，犯了弥天重罪的我，虽然曾经听到过这类说法，其实心里也不以为然，苦恨我自己学识浅薄无知，见闻不广，想来想去理不出个头绪，解答不出道理，实在没有法子可想。而且一面反复地琢磨吕留良的议论，明确指出华夷之分是今天第一要紧的义理，读书人必须遵守。岂知本朝建国继承大统是十分纯正的，列位先皇拯救中国所建树的功勋，都是自古以来罕有的。这和《春秋》排斥夷狄和管仲抨击的例子，不仅不同；而且用今天状况来套用古代事情，就像用寒与暑、昼与夜相比一样，恰恰相反。现在蒙皇上圣谕开导：“曾静顽固地抱着中国和夷狄的见解，心理乱起疑团，如果没有读吕留良的书，没看到吕留良的众多议论，虽心中畅快。也一定会心存顾忌，而不敢乱写成文字的。”
这真是洞察人的肺肝，百姓的情况是丝毫隐藏不住的。凡这些英明伟大的论断，除非具有大舜那样圣人的智慧，是不能够有这样明察的；如果没有像帝尧那样仁厚的心怀，也不能体恤百姓到这种程度。仁德和睿知交融在一起，神和圣集中到一起，怎能不让听到这事而拍案惊服呢！这是千古以来所有圣明的君主都难做到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遇到这样圣明的皇上，生在世上固然十分荣幸，就是死去也不会有什么遗恨。况且昨日又蒙皇上开恩降旨，说九分不杀，于是犯人马上感激皇上英明睿智的恩德，能洞照一切隐情；又受到高厚深恩，从宽赦免了重刑。能恭逢这样神圣的天子在位，是没有任何恰当的话可以颂扬和比拟皇上的伟大的，只有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而已，还有什么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