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以后，我进步倒也不慢，每天认识方块字，约近二十个字，不到两个月，已认识了一千字了。这些方块字，坊间是依着一部“千字文”而刊印的，倘再要认识生字，那就有一种在千字以外的方块字了。这些认方块字教法，只认识它的字形、读音，而不加解释它的意义，这是中国旧式的幼稚教育。
认识了一千字后，陈先生便给我读了一本“三字经”，因为三个字一句，小孩子易于上口。“三字经”读完后，先生便给我读一本“诗品”，这诗品是司空图著的，也是四个字一句，如“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坐，时闻鸟声”之类，比之“千字文”，似乎更易上口。读完“诗品”后，先生说：可以诵读长短句了，便教我读一本“孝经”。
照平常的启蒙书，那些私塾里，总是先读三、百、千。所谓三百千者，乃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三部书。但我却读了一本“诗品”。一本“孝经”。三字经不必说了，“百家姓”与“千字文”，在实用上也很有效力的。以识字而言，也要识得人家姓什么呀，读了“百家姓”，那就便当得多了。“千字文”里，一千个字，没有相同的，于是人家便以此排列号数了，譬如“天字第一号”和“地字第二号”以次排列下去。不但如此，这与读书人也很有关系，在小考、大考、乡试、会试，也都以“千字文”排号的。假如在乡拭场里，你的号舍是标明一个“来”字，你如果读过“千字文”的便知道有“寒来暑往”的这一句，你的号舍，就在“寒”字与“暑”字之间了。
读完“孝经”就读四书了。照例四书的顺序，先读“大学”，次读“中庸”，然后读“论语”与“孟子”。但是陈先生却不然，教我先读“论语”，并不教我先读大学、中庸。可惜的是论语还没有读完，就离开了这位可爱的启蒙教师陈先生了。
陈先生的爱我，筒直同于慈母。我身体小，爬不上椅子时，他便抱了我上去。每次到学堂去，母亲总吩咐我小便一次，然后进去。放饭出来进去，也是如此。偶尔忘记了，在学塾里内急了，面孔涨得通红，先生却已知道了，问我：“可是要小便了？”便引我到庭院壁角里去小便。这位先生，真像一位褓母。
但这位赖世兄赖少爷，却常常侮弄我。把湿纸团装在笔套管里，做了纸弹射我。又用水盂里的水，洒在我身上。因为先生是个近视眼，他避了先生之眼，就如此作弄我。我生性懦弱，怯不敢响。有一天，我临睡的时候，母亲给我脱衣服，却见我后颈里一个个的纸团，向我问起，我说：“这是赖世兄把湿纸团塞在我头颈里的。”现在那些湿纸团已经乾了。母亲说：“那些湿纸团塞在头颈里不难过吗？回来又不告诉人。”母亲告诉了祖母，祖母恨极了，后来和赖大少爷的母亲三大太说了，三太太把她的儿子骂了一顿，责令他到我家向祖母陪罪。
约在二十五年以后，有一位赖丰熙，做了我们吴县知县。我有一位盟弟李叔良（名志仁），在县考时，赖知县取了他为“案首”（即第一名），非常赏识他，要把他的女儿配给叔良（后来没有成功）。据叔良所谈，我疑心这位我们的“父母官”，就是塞纸团在我后颈里的赖大少爷。他是福建汉军，又说住过刘家浜，更无疑虑。后来他就调任了，叔良进学以后，留学日本，也和他疏远了，不曾问他。
我的离开我的陈先生，为了我们是迁居了。我家那时从刘家浜迁居到桃花坞。为什么要迁居，我不知道，大概是家庭经济紧缩之意。自从这一次离开了陈先生以后，从此就不曾见面。我不知道陈先生的学问如何，但是启蒙的时候，陈先生教我读一本“诗品”，又教我读一本“孝经”，是企望我将来成一诗人，又企望我为一笃行之士，我虽不成器，陈先生可知是有学行的人了。
后来知道陈先生做了外交官，颇为奇事，不知道那一位驻美钦使（当时无公使之称，官书称钦使俗称钦差）到了新大陆去，陈先生当了随员。难道陈先生懂得外国语言文字吗？一定是不懂得的，他教我识字读书的时候，年已三十多岁了，那里懂得什么外国文？不过当时的出使外国大臣，也不必要识外国文，即如苏州的这位洪状元洪钧，也出使外国，他何尝懂得外国文，其余的随员，更不必说了。
据说：陈先生到了美国，在使馆里终日闭门家居，不大出来。有人说：他到了美国，好似没有到美国，仍旧在自己家里。又听说他回国以后，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痛骂美国，从政治到社会。中国有许多谙洋务、讲新法的人，都以陈先生的出洋为笑谈，说他不通世务。我虽不曾读到陈先生痛骂美国的文章，但不是我回护师门，必有精刻之抢，至少比了那些“月亮也是外国好”的人，多少有些见识。
在辛亥那一年，陈先生放了新加坡领事。这时我的一位朋友毕倚虹（名振达，号几庵）做了他的随员。刚到上海就武昌起义了。陈先生不能到任，回到苏州去了，而倚虹也到中国公学去读书。我起初不知道先生的行踪，经毕倚虹谈起才知道，我那时已住在上海，几次想回苏州去拜谒陈先生，都蹉跎了，先生乃不久即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