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迁移到桃花坞后,我的读书发生问题了。因为同居人家以及邻近,并没有一个私塾,而且因为我年纪太小,祖母及母亲不肯放我走出大门去,我那时不过七岁多吧,而生性懦弱,易被同学所欺,于是决定请一位先生在家课读。

  请的那位先生姓何,名叫希铿,这两个字是名是号,现在已记不清了。他年纪很轻,不过二十多岁,还没有娶过亲,是一个长长的身体,瘦瘦的脸儿,说起话来,低声下气的。

  何先生是没有进过学的,从前的文人,以进过学为本位,称为生员(即是秀才),没有进过学尚在考试中的,称之为童生。有五六十岁而尚未考取秀才者,称之为老董生(更有年高者,称之为“寿童”,其名甚可怪也)。从前苏州请先生,也有等级,这等级是根据于科举的。大概未进学的,等级最低,馆谷最少;已进学的高一级;补过廪,文才好的,再高一级;中过举人的,再高一级。至于中过进士的,也不会当一个处馆先生了。除非是那穷京官,在北京的王公大臣家里,教他们的子弟。

  何先生的馆谷,我记得只有三块钱一节。原来苏州致送教师的修金,不以月计,而以节计的。一年分为六节,便是清明、端午、七夕、重阳、冬至、年底了。三块钱一节,质言之,就是只有一块半钱一月,十八块钱一年了。后来父亲又送了他三节的节敬,每节两元。这个三节,又是什么日子呢?便是端节、中秋、年底,那末每年又多了六元,总共是二十四块钱一年。

  中国币制一向没有本位,在官家以银两计算,即所谓生银制度,在民间则都以制钱计算。许多有钱人家,如雇用工人、佣仆们,也都是讲定每月薪工几千几百文。但自从墨西哥银圆流行到中国来后,江南大都是用银圆计算了(俗呼之为“洋钱”)。当初每一银圆(银圆亦作银元),可以兑制钱一千有零,那时以何先生的资格,每年二十四元,待遇不算得太低,因为当时的物价太便宜了。

  并且江南当时的风气,出外处馆,也是一种清高的职务,待遇不靠这一点馆薪,而膳供似更重要。吴中向称文物礼教之邦,对于敬师之礼,非常尊重。家堂里还有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以为人生所最当敬重的五个字,师也占了一位。这正是“论语”上所说的“有酒食,先生馔”,所以人家对于先生的膳食问题,是相当注意而不敢轻忽的。

  有些大户人家,家里请了许多账房先生(大概是管理田地房屋事宜),称之为东席,而所请的教书先生则称之为西席。而东席不能与西席分庭抗礼,西席先生吃饭,往往另开一桌,比较优厚。学生年纪大的,就陪了先生吃饭,若是小学生,往往先生独自一人吃饭。更有人家于吃饭后,命厨子来请问:“师爷明天喜欢吃些什么菜”的(我曾经受过此种待遇,但要我点菜,那是大窘事,只好谢绝他道:“随便什么都好”,真是“孟子”上所说的“待先生如此其恭且敬也。”)

  我们供给何先生,不丰不啬,大概是两荤、一素、一汤。夜饭,苏州人家有饭也有粥,我们就加两小碟粥菜。那是何先生一人独吃,我不陪先生吃。我小时颇娇养,吃东西很麻烦,肥肉不要吃,多骨的鱼不敢吃,爱吃的只有蛋和虾,人也瘦弱,吃得很少,每饭不过一碗,祖母和母亲很以为忧,吃饭似须加以监督。

  我们学堂里,共有三人,一是我,一是姊姊,一是四姑母的儿子,我的姚氏表兄。姊姊比我大三岁,名蓉,祖母说:“给她读一二年书,能识得几个字罢了。”所读的什么“闺门女训”之类,也有好几种吧,她还在习女红,不是天天到书房的。我的姚氏表兄,年纪比我大两岁,但是他的资质太不聪明,我在前章已说过。所以在三个人中,我算是一位主角。

  论何先生的教法,远不及陈先生的认真,我是个小孩子,也自觉得。父亲虽是商业中人,觉得教小孩子只是死读书死背,颇不以为然。他以为小孩子要开他的知识,须从讲解入手,他意思要请何先生给我讲书。但这些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近乎哲理的书,小孩子如何听得懂?不但是我们听不懂,连何先生也有些讲不明白呢?

  于是父亲又去搜购了那种易于讲解的书,如“孝弟图说”(木刻本、有图画、刻得很精致),“儿童故事”之类,使小孩子易于明白的书。何先生讲是讲了,只是呆呆板板,使我们不感兴趣。而且有几段,何先生不讲,我亦懂得。何先生是住在我家的,每隔三、四天,回家住一次,到明天,往往告假一天。到了半年以后,我家方才晓得何先生是患着严重的肺病,照现在说来,只怕他的病历,已到第三期了。

  何先生家境不好,他又舍不得我家这个馆地。在我们家里,他曾咯过一次血,他却对我们的女佣说:“这是鼻衂。”祖母已经起疑心他有病了。及至有一次,他有三天不曾到馆,祖母派了一个女佣人到他家里去问候他,方知他病得很厉害,他的母亲(我的太师母),向女佣人垂泪。女佣人回来一说,祖母连忙命人送钱去,送东西去,并且安慰他,不必急急到馆,多休养几天。祖母又常常送藕汁,什么仙鹤草熬的膏子,说是专门治吐血病的,多方去慰问他。

  后来他的病有些起色了,颇想力疾到馆,我们家里,连忙去劝止他。那是有些私心的,当时也早知道肺痨病是要传染的,如何再能到馆与孩子们日夕相亲近呢?但过了一个月,何先生又病倒了,这一次,病很沉重,苏州人称之为“痨病上床”,意思就是说就是不能再起床了。何先生也自知不起,但他在病中,还怀念他的馆务,怀念我们读书的荒废,他请他老兄大何先生来代馆。这位大何先生其貌不扬,学问也不好,我们的顾氏表姊,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何仙姑”。何仙姑本为八仙中的一位,所以称为何仙姑者,因为他是何先生的哥哥,“仙”与“先”同音,“哥”与“姑”同音也。

  何先生之兄来代馆以后,未及年终,何先生已辞世了。可怜他的年龄,不过二十多岁。那个时期,苏州青年,患肺病者甚多,往往一家兄弟数人,互相传染,全患肺病。大概因为是慢性传染,不知趋避,其次则体力柔弱,失于运动,尤其那些富家子弟,更容易患此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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