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岁的春天，便到人家去当西席老夫子了。这个馆地，是吴伟成表叔所介绍的（伟成叔是上海现在名西医吴旭丹的父亲）。祖母的母家，不仅是桃花坞吴宅一家，还有史家巷吴宅一家，他们都是所谓缙绅门第，贵族家庭，我记得那时张仲仁先生（一麐）尚馆在他家。其实，我们在桃花坞与史家巷亲戚关系是一样的，不过其问略有亲疏之分罢了。
在新年里，伟成叔来向我祖母拜年，便谈起了这事，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张检香，他家里要请一位教读先生，曾经请他物色。他们有三个男孩子，大的不到十岁，小的只有五六岁，刚才上学。他想介绍这个馆地给我。虽然他们束脩出得少，但他们是个缙绅人家，一切供应，都是很优待的。祖母听了很愿意，不过说：“年纪轻，交新年不过十八岁，要是他父亲不故世，自己还在学堂里呢。”伟成叔说：“不妨事！表侄年纪虽轻，我觉得他很老成持重，况且那边的学生，年纪都小，正在开蒙时候呀。”谢谢伟成叔的两面说合，我这个馆地便成功了。谈定每年束脩二十四元，三节加节敬，每节二元。
如果我在家开门授徒，所入可不止此数，因为已有几个学生，在去年说定，要来就学，至少每月也有三四元。但是祖母和母亲的意思，宁可让我到外面去处馆，第一是为了吃的问题，因为到人家去处馆，就吃了别人家的了，所谓适馆授餐，苏州人家请先生，对于先生的膳食，特别优待，以示崇敬，正合乎论语上所说：“有酒食，先生馔”了。我家也请过先生，知道这个规矩的。
我的馆主人张检香，他们住居于因果巷（苏州人念为鹦哥巷），在城的中心点。这个宅子很大，而他的父亲也是两榜，做过京官的，现在已经故世了而只生下检香一子。检香也是读书人，也曾进过学，所谓书香门第。但现在不求上进，做一个保产之子，人极规矩，一点嗜好也没有。苏州的有产阶级中，像他这样的人很多。这种人，大家说他真能享福的。
选定了正月二十日为开学日期。同时他们用轿子来接，举行拜师之礼，仪式颇为隆重。还端正了一席菜，请了几位陪客，伟成表叔当然列席，而先生则坐了首席（苏俗敬师，家有宴会，老师总是坐首席的）。那个书房，也很宽敞，是一个三开间的厅堂，用书画窗隔开了一间，作为先生的卧房，其余两间，都是书房，倒也窗明几净。卧房预备先生住宿，卧具非常精洁，那可以住宿在馆里，不必天天回去了。
膳食的确是很好，每天三荤一素，饭是开到书房里来，我一人独食，学生们都里面去吃，不陪伴先生。最初几天，在吃饭以后，他们的厨子，到书房里来问道：“师爷明天想吃些什么菜呀？”这可使我窘极了，我在家里，从来不会点菜，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那时母亲知道我的口味，向来不问我的，我只得说道：“随便，我什么都吃。”那个厨子还不肯走，报出许多名目来，说道：“炒腰虾好吗？鸭杂汤好吗？韭芽炒肉丝好吗？”我说：“好！好！随便！随便！”那个厨子走出书房门，还开了我的玩笑道：“师爷说随便，这个随便，教我到那里去买呀？”这是他们讲给伟成叔听，伟成叔告诉我的。
后来又常常来问：吃什么菜？我只得向年长的一位学生说：“我想不出什么菜，但是什么菜都吃，请不必来问了。”他进去向他的母亲说了，以后厨子也不再来请点菜了。我想：他们三荤一素，即使有一样我不吃的，也有其余我吃的呀。有一次，他们烧了一样鳝糊，我当时还不吃鳝，没有下箸，他们知道我不吃鳝，以后就不进此品了。
住在馆里的时候，除了午饭、夜饭两餐之外，还有两顿点心，即是早点晚点。有时也来问吃什么点心，但我知道他们早上也是吃粥的（苏州人家早上总是吃粥的，一粥二饭，称为三餐），便对他们说：“我在家里，早晨是吃粥的。”以后他们便送粥进来了，常有很好的粥菜，如火腿，熏鱼、酱鸭、糟鸡之类。晚点不能吃粥，那就无非馒头糕饼等等，不再问我，随便打发了。
最初住在馆中，白天教书，夜来便觉寂寞了，因为学生不读夜书，吃过夜饭后，只有在油灯之下（当时苏州既没有电灯，而有些人家，为了防火烛，也不点火油灯）看看书而已。因此我也规定，住在馆中两天，便回家中住一天，没有特别事故，我是概不放假的。因为馆址在因果巷，离观前街很近，放夜学时候早，偶然也到观前街散步（苏人称为“荡观前”）或到护龙街旧书店巡礼一回，不过要早些回来吃夜饭，不教人家等候。
苏州人的吃茶风气，颇为别处的人所诟病，有吃早茶的，有吃晚茶的，因此城厢内外，茶馆林立。但当时的茶馆，是一种自然的趋势，约朋友往往在茶馆中，谈交易也往往在茶馆中，谈判曲直亦在茶馆中：名之曰：“吃讲茶。”假使去看朋友，约他出去吃一碗茶，那末谈心的地方，就在茶馆里。好在那地方点心也有，零食也有，说高兴了以后，便从茶馆而转移到酒馆，到老义和喝三杯去。
饮茶喝酒，一个人就乏趣了，一定要两三朋友，我那时朋友很少，除非从前在朱静澜师处时有几位同窗，否则便到我姊丈许杏生处，他们住在史家巷西口，和因果巷很近，一同到观前街吃茶，有些人是他的朋友，而我也渐渐地熟识了。记得有一位顾子虬君，是他的朋友，我也与之相熟，后来知道他就是顾颉刚的父亲，那个时候，苏州学校风气未开，顾君也在家里开门授徒，教几个学生呢。
夜饭以后，我的馆东张检香，偶然也到书房中来谈谈。那位张先生，真是保家之子，为人端谨，他的年齿，差不多比我长一倍，而与伟成叔是好朋友，我所以呼之为叔，而他则恭敬地仍呼我为先生。他非常节俭，常穿布衣，一无嗜好，连水烟也不吸（其时中国香烟尚未流行）。他见我也布衣，不吸水烟，似引为同志。实则我常穿布衣，是为在孝服中，不吸水烟是年轻，亦不喜此。这位张先生得青一衿，即在家纳福，人颇羡之。
实在我这位女居停张太太，操持家政，极为能干。张先生娶于永昌镇的徐家，永昌徐氏是苏州著名的一家“乡下大人家”，拥有田产甚多，在近代说来是个大地主。张太太上无翁姑，持家井井有条，待人接物，处理得宜，儿童辈畏母而不畏父，婢仆辈亦都请命于夫人。伟成叔私语我道：“不要笑他！张检香是陈季常一流人也。”我笑道：“我叔曾做过苏学士吗？”
我在张家处馆有两年，但我觉得我的性情，实不宜于教书。我和朱先生犯了一个毛病，我对于学生太宽纵，不能绳之以严格，学生见我如此，也就疏懒起来了。张家的三个孩子，其中间一个，资质较钝，也有些顽劣，他的母亲很不喜欢他。那天，送进一块戒尺来，要教我施以夏楚，但我觉得责打学生这件事，我有些弄不来。因为我自从上学以来，一直到出学堂门，从来未被先生打过一下手心，便是祖母、父亲、母亲，也从未打过我，我不相信打了人，就会使这个人变好。所以他们虽送进了戒尺，我也不肯使用，他们实在顽劣，我只有用“关夜学”的一法，在别人放学，他不放学，至多我牺牲自己，也不出去，陪他坐在书房里罢了。
我在张家两年，宾主也还相得，然而我总觉得这种教书生涯，好像当了一个保母。学生在书房外面闯了祸，也要抱怨先生；偶然迟到早退，更要责备先生，找觉得担这种责任，很是没趣。而他们也有些嫌我对于学生太宽容，先生脚头散，他们对人总说：“我们这位先生，到底年纪太轻了。”因此我觉得第三年不能蝉联下去了。我只得托伟成叔转达，只说：“学生们年岁渐大了，我的学力，不够教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