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东来书庄开设，他们举我为经理以后，我常常到上海去，因为许多日本的图书，不必从苏州向日本邮寄，上海虹口，已有日本书店，我们可以自去选择。我认识了两家，要什么图书，可以托他们到东京去定，邮寄也很方便。还有日本出品的文具、纸品，虹口也有批发出售。再有的，上海近来新出的书籍杂志也不少，出版、发行的地方，各各不同，他们也有的委托东来书庄为苏州代销处，大概以七折或八折归帐，都是卖出还钱，不须垫本的，那种生意，大可做得，所以也须到上海招揽与接洽。
那时苏州与上海，火车还未通，但小轮已经有了。小轮船苏沪往来，也不过十五六个小时，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船，到明天早晨七八点钟，便可到了。小轮后面有拖船，小轮不载客，后面的拖船载客。有散舱，有烟篷，还有叫做“大菜间”的，房舱比散舱宽舒，一个房舱，可睡四人，所谓大菜间者，并无大菜可吃，只不过比较更宽敞一点而已。烟篷只是在拖船的顶上，头也抬不起来的，得一席之地。当然，价钱也分等级，你要舒服，便不能不多出一些钱。不过在船上只有一夜天，吃完夜饭，即行睡觉，一到天明，便到码头，比了从前苏沪往来，坐船要三天两夜，那就便利得多了。
可是从前旅行，比了现在，还是麻烦得多。第一、就是行李的累赘，像我们出门旅行，至少要有四件行李：一是铺盖；二是皮箱；三是网篮；四是便桶。现代的青年人，恐怕都不知道了，不嫌词费我且琐述如下：
先说铺盖：铺盖就是卧具，从前的听谓客栈、旅馆，都是不备卧具的，客人要自带铺盖。不要说住客店了，在一家商店做店员，也要自带铺盖，所以停歇生意，名之曰“卷铺盖”，南方人称之曰“炒鱿鱼”，即由此而来。比风由来已古，文词中所云“襥被而行”亦即此意。这个铺盖可大可小，要是在严冬，或是年老怕冷的人，还非有重衾厚褥不可呢。
次言皮箱：皮箱即衣箱，以前没有人穿西服，这长袍马褂，皮的棉的，就是一大箱。你如果不带了，天气忽寒忽暖，怎么办呢？而且这衣箱，都是笨重非凡，不似近来的新式的皮箱，可以举重若轻的。直到如今，凡是旅行者，无论到什么文明的地方，一只旅行的皮箱，总不可少的呀。
再讲网篮：这是一种竹制的篮，篮面上张了一个网，旅行家称之为“百宝箱”。所有面盆、手巾、雨鞋、纸伞，一切杂用之物，都安置其中。有些先生们，凡家常用惯的东西，一切都要带了走，茶壶、饭碗，亦在其列。至于读书人，则书籍，文具，也是不可须臾离的。到上海来，总要买些东西，没有网篮，就不可能安放。
最后谈到那个便桶了，便桶就是马桶。庄子所云：“道在屎溺”，苏州人不能似北方人那样上厕所、登野坑，而必须要一个马桶。但旅馆里不备此物，务须贵客自理（那时抽水马桶，尚未出世），于是行李中不能不有此一物了。不但有马桶，有些常常出门旅行的老先生，还要带夜壶箱。苏州出品的夜壶箱，做得很为考究，方方的像一只小书箱，中置青花瓷的夜壶，上有一抽斗，可放笔墨信笺之类。箱门上还刻了字，有一位老先生的夜壶箱上，刻了一句古人诗曰：“诗清都为饮茶多。”我问：“何解？”老先生笑道：“诗字不与『尿』字同音吗？”
这四件行李，刚成一担。苏州那时没有人力车，只有雇一个脚夫挑出去。那时苏州的小火轮，还是日本人创办的，唤作“大东公司”，轮船码头，在盘门外的青旸地日本租界，从城里出去多么远啊。后来中国人自己也办了一家小轮公司了，唤作“戴生昌”，旋在阊门外分设了一个码头，那就便利得多了。至于上海的小轮码头，全在苏州河一带，这些小轮船，都开往苏州、杭州各处。
到了上海，便住旅馆，那时还没有旅馆的名称，只唤做客栈。船抵码头，便有客栈里派出招揽的人，此种人名曰“接客”。对于接客，有一种好处，便是可以把行李交给了他，自己雇了人力车，到住所旅馆里去，不然，你与这些码头小工，搞不清楚，正添不少麻烦呢。我到上海，常常住在宝善街（即五马路）一家客栈，叫做鼎升栈，这家客栈，也未必有什么特别，只不过此较熟一点，茶房与接客熟了，那就方便得多了。
那时的上海，还没有新式旅馆，普通的客栈，每天每人只要二百八十文，食宿在内（二百八十文：等于银圆二角八分）。不过那是以榻位计的，大的房间有四五榻，最少的房间亦有二榻，尽管不相识的人，可以住在一房。否则你除非包房间，以榻位计值也是可以的。每日昼夜两餐，也是照榻位开的，房间若干人，取共食制度，不能分餐。另有一种客寓，专招待官员来住居的，气魄大一点，价钱不免也贵一点。
上海有一种家庭旅馆，那是最舒服的最安适的了。我本来也不认识这家旅馆，那一天，我要到上海去，有一位祝心渊先生也要到上海去（祝亦曾随着江建霞到湖南做学幕看文章，现在苏州开一个私家小学校，是最早的，有名的“唐家巷小学”）。旅行有伴，那是最好的事了。在船中对榻而眠，他家中有不少书，尤其有许多明末清初的禁书，收藏不少，现在渐渐出笼了，此番到上海，大概与书贾有所接洽。
我问他到了上海，住在那一家旅馆里？他说：“住在雅仙居”。我觉得雅仙居这个名字很别致，上海客寓，总是什么平安、高升等名字，因问：“雅仙居是何型式，有何特别之处？”他笑道：“一个小客寓耳，不过是苏州人开的，于我们苏州人很相宜，店主还是一个女老板，我到上海，住在那里，贪其可以吃苏州菜，价钱也和别的旅馆一样，不过小账我们多给一些。你倘然没有一定的旅馆，也住到雅仙居来，我们可以谈淡。”我闻言欣然，因为心渊先生比我年长一倍，也是个才识开明之士，可以随时请教。并且雅仙居是苏州人开的，也可以一尝家乡风味。
原来这个雅仙居的女主人，是一位年近四十的苏州女人，她嫁了一位湖州丝商（从前经营生丝出口的，很多湖州人）。他们本来住居在上海的（有人说是黑市太太，那也不去管它了），后来那位丝商故世了，遗下了她，还有一个女儿，这女儿名字唤作“金铃”，现在也十八九岁了，生得很为美丽，也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丝商故世后，无以为生，母女二人，便开设了这家雅仙居。
雅仙居开在近福州路的市区，是上海所谓弄堂房子、石库门三楼三底，他们把这房子隔成不少间数，便做成一家客寓。这是一家小客寓，但特别是家庭式的，不用什么男茶房，男的只有一个打杂的，女佣人倒有两人。关于客人的饭食，女主人亲自下厨房；女儿略知文墨，便做了简单的账房。最使人赏识的，就是开饭开在客堂里，店主东的母女和客人共同进食，而苏州菜的合乎旅客口味，尤其是女主人的拿手。
住在雅仙居的都是熟客，陌生的难于问津。它那里有两帮客人，一帮就是做丝生意的，也许是与女店主已逝世的丈夫是同业，他们住很久，常是包月的。一帮便是苏州客人，也是老客人，深知底细，爱吃苏州菜的。那不过到上海来有点业务上的关系，或者游玩一次，至多不过一星期，那是短期的客人。
生长在上海的女孩儿，当然比在内地的要活泼伶俐一点，何况她是一位俏丽的女郎。吃了苏州菜，还想一餐秀色，但她的母亲管束甚严。我友吴和士，从日本留学回来，和我同住在雅仙居，他是一位翩翩佳公子，对于金铃颇为倾慕，捉空儿便与金铃作絮语。可是其母从不许金铃踏进客人的房间。和士乃与金铃隔着窗子谈话，一在窗外，一在窗内，但一闻母唤，如惊鸿之一瞥去矣。我调以诗曰：“茜窗玉立自亭亭，絮果兰因话不停。安得护花年少客，敢将十万系金铃。”和士叹曰：“在日本，房东家女儿，虽共相调笑，了不足怪，中国妇女，总是那样闭关自守呀。”
但我难得住雅仙居，因为它码头上没有接客，许多不便，除非在苏州有伴，同来上海，他们是住惯雅仙居的。我最初来上海，好像是为了到南洋公学（到现今交通大学的前身）来考师范生的，虽然在七八岁的时候，为了父亲的病，来过上海一次，以后一直没有来过，隔离了十余年，当然大不相同了。这个时期很早，似还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正提倡兴学。兴学应当是小学、中学、大学，层层向上，但中国兴学，却自上而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开学校必先有师资，而中国师资没有，教那班从事八股八韵先生们去当教师是不行的，只有这一班高材生，到国外去学习师范，然后可以回来当教师呢。
我到南洋公学去考师范，是和马仰禹一同去的，那时主持南洋公学的是胡二梅，也是一位两榜先生。他出了一个题目，总之是轻史上的，很古奥的，现在我已完全不记得了，我胡乱做了一篇，自己也不满意，明知是不能取中的。及至揭晓，我与马仰禹俱名落孙山。因为这个师范生，考取以后，不但不要学费，而且还有津贴，并且有资送出洋希望，因此大家趋之若骛。但在未考之前，便有一种谣言，说所取的名额少，而报考的人数多，非有关节嘱托不可，这也是一个无从证实的谣言。这次录取的记得有刘厚生（垣）诸君，后在上海，亦为老友。
我最初到上海去，住旅馆是“满天飞”，总想找一家洁净些，安静些的，可是住来住去，都是一样。而且我又不惯与那些陌生人同房，倘然自己包一个房间，又未免费用太大。那时我在上海朋友很少，只有杨紫驎，我到上海，必定去访他，他还在中西书院读书，难得同他吃一次番菜。这时上海戏馆已经很多（都是老式的），我一个人也没有这个兴致去看戏。至于什么女书塲、夜茶馆，更不敢踏进去了。那个时候，苏州人家，不让青年子弟到上海去的，他们说，上海不是一个地方，好似一只黑色大染缸，堕落进去便洗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