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自南京高等学堂停办后，由蒯礼卿先生留在他公馆里的，约共有五六人。现在我所见的，一位是汪允中，他是安徽歙县人；一位是陈宜甫，他是镇江人；一位郭肖艇，他是安庆人。苏州人本有两人，一位是戴梦鹤，一位是余同伯，梦鹤有病不能来，而同伯则另有他就，已向别处去了。但另外有一位苏州人，是王小徐，他并非是南京高等学堂学生，他是吾苏王绂卿先生的次公子，他的哥哥王君九（季烈），也是我所熟识的人。大概蒯与王绂卿为甲榜同年，所以小徐呼蒯礼卿先生为年伯也。
我所下榻的地方，就在那大庭院的翻轩里，这个翻轩，一排共有五间，我便占了两间，一间作为卧房，一间作为起居，壁间也悬有什么书画之类，沿窗安置了一张有抽斗的书桌，以供读书写字之需。在我所住的左首，有一个月洞门，走进去却是另一个小庭院，也有三间宽大的屋子，那便是汪允中、陈宜甫、郭肖艇三人所住的。我到蒯宅的时候，王小徐还没有来，他在北京当小京官，蒯先生约他来，就是拟聘请他在十二圩盐务督办差上当一位文案，实在绂卿逝世后，他周恤故人之子也。
到了明天晚上，吃过夜饭以后，他果然到我的室中来了，一谈就谈到了深夜。他问我近来喜欢看点什么书？主张那一种学说？这一问，可就把我问窘了。我虽然也看看书，然而我的看书，是毫无系统的，杂乱无章的，俗语所谓“抓到篮里就是菜”。而且有许多书看了以后，老实说“不求甚解”，甚而至于过目即忘，从未有深入堂奥，加以深切研究的。现在要问我学说不学说的话，我更茫无主张，无词以对了。
我只得坦白地说：“实在孤陋浅薄得很，因为家贫不能购书，只不过从亲友处借来看看，所看的也都是芜杂的一类，至于正当有系统的书，看得很少，以后要请先生指教。”他似乎颇喜我的坦白，便说：“你要看书，我这里有个小小藏书室，书虽不多，但求学上应看的书，约略均备。现在新学盛行，据梦鹤说：足下颇喜新学，我这里上海近来新出的书，我觉得可观的，也随时托人添购一二，不过有许多简直是胡说白道。你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明天你自去选择就行了。”
原来他所说的小小藏书室，就在我所住的房子的隔隣。不是我说的我的下榻地方，是一排五间的翻轩吗？我所住的是东首的两间，而最西首的一间，便是他的藏书室，里面排列着七八具大书橱与大书架，都装满了书，其余的桌子上，柜子上，也堆满了书，那当然都是线装木版书，虽然也约略分类，可是不大整齐。我进去展览一过，真是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起初想随意取数册携归房中阅读，但是史类呢？集类呢？那是我性之所近而容易看得懂的。既而想从前无书可读，偶有所获，不加抉择，今有如许可赞的书，不能再乱七八糟，要定有一个方针，且与蒯公淡淡，他是个有学问的人，或能开我茅塞也。
一日，偶与蒯公谈及诸子，他说：“看看子书也好，可以开发思想。我们营逐于科举，博取功名，死守儒教，只知四书五经，而不知尚有许多学说也。”于是我在藏书室，选取一部庄子，一部墨子。庄子，我在以前也曾看过几篇，浮光掠影似的也都忘了。墨子我不曾看过，但我读论孟时，曾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现代作家，常引用墨子的学说，好像很时髦的一部书。我预备先读庄子，后读墨子。谁知这部庄子，还是明末版本，纸张既薄且脆，我一不小心，翻书时用力一点，便扯破了一页，问他们有别的庄子吗？一时也找不到。我觉得这是名贵的书呢，不要损坏了它，草草看过，还了藏书室。
蒯先生又要索观我的诗文，以我的自卑心理，实在觉得拿不出去。而且我又不大留稿，在南京来的以前，梦鹤就关照我，“怕蒯公要看吾兄的大作。”我就怪他，必是你为我捧场，梦鹤说：“蒯公很肯教导我们后进，给他看看何妨。”因此我就抄录了几篇，又默写了几首诗，还给他看。他第二天晚上来谈天的时候，就袖之而去。到了明天，他来还我的时候，说道：“你近来很在读龚定庵的诗文集吧？所以写出来的诗文，都有龚定庵的气息了。”
提起了龚定庵，我又有插话了，约在四五年前，我在护龙街旧书店获得“龚定庵补编”两本，木刻大字本，但有文而没有诗，心窃好之，以其文气奇兀，不同几俗也。因思有补编必有正编，向护龙街各旧书坊竭力搜寻，均无所获。后闻祝心渊先生存全集，拟向借观而尚未果。会戴梦鹤至南京，我托他向南京书坊问讯。后来梦鹤自南京归，道经上海，写信给我说“南京无龚集，而在上海觅得一部，是杭州版，其中有数页已断烂空缺，而索价须五元，计六册。”我覆书谓无论如何，请弟购之归。自此以后，我得读了定庵“己亥杂持”等诸诗。那个时候，上海书贾，尚未有龚氏诗文集出售。及至我居住在上海时，在邓秋枚（实）先生处，得到了“定庵集外未刊诗”一册，我请人用精楷石印，在“秋星社”（小书店）出版，销行了一千册，此是后话。
蒯先生那时却说：“文字亦随风气为转移，龚定庵近来颇为入时，早年大家提倡桐城派，此刻渐觉陈腐了，一读龚定庵，似乎眼前一亮，尤其是他的诗词等，显出惊才绝艳，青年人更为喜欢它。不过究非诗的正宗，有人甚至说它为野狐禅，真要学诗，非从古诗入手不可，仅仅读近代人的诗是不够的。作文亦然，必须多看书，多研究，并非说古人的话全对，不过多阅览以后，引起了你的思想，便有了一个抉择。”
这时候，民主思想，渐入人心，虽没有打倒孔家老店那种大炮轰击，但孔子学说，已为新学家所疑问。为了“论语”上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句，于是哗然说这是孔老夫子的愚民之术。据说这还是到中国来传教一位教士，研究了中国书后，倡此说的。于是信奉孔子者，为之辩护，说这两句书为宋儒所误解，这个句读，应当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偶与蒯先生谈及此，他说：“这是孔子的明白国家的政冶，世界各国，无论那一国号称民主的国家，都是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不必用句读给他辩护。说到传教士倡此说以诋孔，尤为可笑，他们的教会，就是一个『可由不可知”的大本营。”
蒯先生的谈锋真健，可说无所不谈，从宗教到社会，由哲学至时政。他颇研究佛学，常和我们谈佛学，他常赞叹：佛学是广大圆融的。王小徐、汪允中，他们于佛学是有点研究的，但是我却一窍不通。可是他不管你懂不懂，总是娓娓不倦的讲下去。我问：“如何于佛学有一点门径，可以摸索进去呢？”他教我去看“大乘起信论”，于是我便去买了一部“大乘起信论”。这时南京有一家“金陵刻经处”，专刻佛经，流通各地，是杨仁山老居士所办的。但是我看了仍不明白，难起信心，大概我是一个钝根的人吧。
蒯先生既好健谈，又能熬夜，我们都不敢早睡，他常常吃了夜饭，甚至在十一二点钟，到我们屋子里来了。一淡常常谈到半夜，当然都是他的说话，有时竟至鸡呜。他自己往往不知道，直到他太太令仆人来催请。有时淡至深夜，上房里送出了些茶食糖果等类，与我们同食。我想送茶点出来的意思，也有警告他时已深夜，可以休息的意思。不过来谈时，总是在我星子里的时候多，后院竟不大去，这是因为我屋子离上房近。听讲的也是王小徐、汪允中与我三人为多。
本来我到南京来，原是由戴梦鹤介绍，教蒯先生的最小两个孩子的，但来此已多日，竟不提起教书的事了，每天只是教我看书。他既不提起，我也未便询问，后来得到了梦鹤苏州的来书，他说：教书的事，仍由陈宜甫蝉联下去了，本来这两个小孩乎是宜甫教的，一时偶思易人，现在不调动了。陈宜甫是研究小学的，为人沉默寡言，但他一口镇江话，也觉得很不易听。据说：这两位世兄，也很聪明，有一天，讲日月两字，先生说：“这两个象形字，在篆文上，日字像个太阳，月字像个月亮。”学生道：“这个我们明白了，但在读音上，为什么日字不读月字音，月字不读日字音呢？”这不知陈宜甫如何解释，若是问到我，我可就无词以答了。
在那里不到半个月，他们的帐房，便送来了十二块钱，说是我的月薪，这使我问心有愧了。我来到这里，既不是教读，又没有其它名义，终日间除白天看书，夜来听蒯先生谈话，并无别样工作，岂不是无功受禄吗？在那时候，也不能轻视这十二块钱，一位举人先生，在苏州家乡教书，每月也不过十二元的馆穀呢。我因此问问汪允中诸君，他们说：“我们也是如此的，这是蒯先生乐育英才的意思。”不过王小徐，他在十二圩另有职务的，他的月薪是二十元。那真使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我在那里，差不多住了有一年，在笔墨上，只不过做了几件事。有一次，有一位先生（忘其为谁），刻他的诗文集，请蒯先生给他做一篇序文，他便将诗文集给了我，教我给他代拟一序。他说：诗文都不甚高明，你只恭维他一下好了。我便当夜写成，交给了他，不知他用了没有？又有一次给人家题一幅山水画，也教我来题句，我写了两首七绝，请他选一首，他说：“很好！”也不知用了没有，倒是有些对联，我做得不少，以挽联为多，那都是用了，因为他是请人来写的，我都看见。这都是应酬之作，他只给我一个略历，或这人有行述，加以参考，这些谀墓之文，更为便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