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时报馆后，我认识了不少的友朋，除了报馆同人以外，还有许多馆外的同好，也常常到时报馆里来的。这是狄楚青本来是好客的人，而陈景韩与雷继兴，也是友朋很多，他们常常到报馆里来访问与闲谈。时报馆的主笔房，不是像后来各大报馆的严肃整齐，而却像人家里的书房一般，随便起坐谈笑的。
有些朋友，也就喜欢跑到主笔房，但到底有些妨碍工作。而且有些新闻，报馆里往往称为独得之秘，不愿在报纸上未经披露之前泄露了出去。若是为各报馆竞争起见，还恐怕偶不留意，传到了别家报馆里去，被他们占着先鞭，这也是当时报界中的常情。
但时报又是欢迎他这班朋友来的，因此在馆内楼上，辟出一间房子，做了一个小俱乐部，那个名字，就唤做“息楼”。起这个名的意思，无非是聊供休息所需，有许多朋友来访问、闲谈，便请在息楼里憩坐。在报馆里的同人，工作之余，也在息楼中休息一下。或有朋友见访，就可以在息楼中会客。息楼那一间房子，由报馆供给，不取租费；另雇一个茶房，专管息楼内的茶水、差遣等等，备了几份日报，供客流览，所费无多，而得益匪浅。也有朋友们在息楼里吃点心的，好在时报馆在福州路望平街，邻近都是点心店、西餐馆，叫茶房去唤他们送来，自吃自惠钞，很多便利。
息楼里常来的几位朋友，就记忆所及，略述数位如下：
沈信卿，名恩孚，他是我们吴县人，是前清的举人，他现在是上海龙门师范学堂的校长，那时候，公立学堂的主持人，没有监督的名称的。龙门师范，是上海原有的龙门书院改组的，属于地方公有性质的，那时他已五十多岁了，学高望重，我们呼之为信先生，他虽是苏州人，因为他以前久居于嘉定，因此苏州人和他少亲近，而上海人和他较密迩。
袁观澜，名希涛，宝山人，也是前清的举人，他的一位女公子，还是我的学生。他是常常到息楼来的，他一来了，我们老远就听得了他的声音，因为他声带作嘶音，而又很为响亮。辛亥革命以后，他曾一度为教育部次长。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几部教育小说，承他在教育部任上，奖给我几张奖状，无任愧感。他有两位弟弟，袁希濂、袁希洛，都是我的老友。
黄任之，名炎培，川沙人，也是前清的举人，在息楼的三举人中，他的年纪最轻。他在家乡为了闹革命，几乎被地方官（那时松江府知府戚扬审讯）捉去被杀。他的夫人和令妹，都是我的学生，在国民党统冶时代，屡次请他出来任教育部长，他没有应允，只在上海办职业教育社。在这个时候，他正在运动几位工商家办学堂，如杨斯盛等。
龚子英，单名一个杰字，苏州吴县人，也久居上海了，他是前清的秀才，精于算学。他们世代经营金业，在上海金业界中，亦推巨擘。那时候，他正在上海辨一个金业小学堂。他们兄弟四人，他是最小，排行第四。他的长兄龚子瑜是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按买办在当时上海是尊称，后来讳言之，改称为华经理）。辛亥革命初期，曾一度为江苏财政厅长。
林康侯，名祖溍，上海人，前清秀才，游学日本。他自称为半个苏州人，因为他的母夫人是苏州人（上述沈信卿是他的母舅），他现任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校长，他的书法极好。他们是老上海的绅士阶层，他与龚子英，均在时报馆，任本埠新闻编辑。后因江苏、浙江两省，自办江浙铁路公司（沪杭铁路公司的前身），调往铁路上办事，始离新闻界。康侯的履历甚富，渐入银行界。他与我是丙子同庚，后与穆藕初等成立丙子同庚会。我写此稿时，他在香港。
史量才，名家修，他原籍是南京人，他的父亲在上海郊原的泗泾镇开了一家米店，他就成了泗泾人了。他是杭州蚕业学校毕业生，我到时报的时候，他在高昌庙开了一座女子蚕业学校，是有许多人帮他的忙的，我也在他那个学校里当义务教师，他是天天到息楼来的一个人。辛亥革命时，他当了什么松江运副盐务事。他的接办申报馆，是张謇、赵凤昌出力最多。其人有干才，后为国民党特务所暗杀。
吴怀疚，他是上海人，在上海人中，开女学堂的算他最早（除了爱国女学以外），也是办得最发达的人。他所办的务本女塾，学生最多，规律最好，因为那个时候，男女同学，还不曾流行。上海早有一个中西女学，是美国教会办的，但教会气息太重，于是群趋务本女塾，他的学堂，开在西门，是华界不是租界，有许多家庭，为了要送女孩子入学，都住到西门去，以至一时蔚为风气，西门的女学堂也便多起来了。
朱少屏，他是上海人，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是开了一个“健行公学”，也是在西门。后来他又办了个“寰球中国学生会”，对于中国出洋留学的学生，辅助不少。在上海各文人所组织的“南社”中，他是主干。朱少屏是老同盟会会员，但在国民党中，一向不甚得志。他的夫人岳麟书女士，也是我的学生。在第二次大战前，杨光泩任菲律宾总领事，朱少屏任副总领事，为了抵抗日本，均为日军所戕害。
杨白民，上海人，住在南市的竹行衖，他也开了一个女学堂，叫做城东女学。他因为这一座房子自己的颇为宽大，不似租界里的那些衖堂房子。自已家庭也住在这里，成了个家庭女学校。学生极多，年龄不齐，幼者不过十二三岁，长者则已二十多岁了，许多太太们，就学者甚众。杨白民到息楼来，总是抓人到他城东女学去教书，陈景韩、雷继兴、林康侯，都去教过书，黄任之是基本教员，因为他的太太，即在城东当学生。记得后来当监察委员的刘三（号季平）也去教过。我也曾教过一年多吧。还有一个奇迹，吴怀疚生了五六个女儿，没有儿子；杨白民也生了五六个女儿，也没有儿子。他们都是开女学堂的，大概拚命的在那里为自己制造女学生吧。
杨翼之，名廷楝，他是苏州人，他从日本回来，我便认识他。自从我到时报馆后，他常来访我，便为息楼中的常客。不过他也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和雷继兴等一班学习法政，都是同学。在那时候，上海的一班有志之士，号称维新党，组织所谓宪政预备会，意思是督促满清政府速行立宪，他们皆与其选。还出版了一种“宪政杂志”，大家写文章。那时候，大家还主张君主立宪的，到时报馆息楼中高谈宏论，意兴奋发，不可一世。
管趾卿，无锡人，是上海德国人分设的西门子洋行的买办，西门子洋行，做电机生意的，在中国甚为活跃。息楼里来的人，大概都是学界人，只有他一个是“康白度”（上海洋泾滨语）。他与我们这班人连络，在营业上毫无所益。后来我子可永到德国柏林大学习电机工业（时年十四岁），又在西门子德国总厂实习，甚得管君之助。
叶养吾，他是青浦人。青浦距上海甚近，因此来上海的人很多。上海新闻界中，青浦人也不少。叶养吾有个兄弟，名叶石，也是同在日本留学的，也同在时报馆的。但叶养吾在日本学的是商科，进了商科大学，他家里也很有钱，预备到上海来办商业。那时日本人也都在上海办商业，叶养吾颇认得几位日本钜商，颇思与他们合作，但日本人做生意，很为精刻，没有成功。还是自己从事于电灯事业，嘉兴、绍兴，那两处的电灯厂，都由他创办的。
扬荫孙，他是苏州人，比国大学毕业生。他原先和他的弟弟杨景森，都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他被派出洋，到比利时留学，学的是银行学，回国以后，到上海来，也是息楼中的一客。后来到了北京，便入了北京的银行界。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正遇到杨荫孙也回到了上海来结婚，梅兰芳还没有到戏馆里唱打泡戏，却先为杨家婚宴上唱堂会戏了（荫孙结婚，在上海张园的安垲第），一时称盛。杨荫孙后任北京交通银行行长，我到北京时，常相过从。
杨景森，荫孙的弟弟，他是美国留学生，回国后，即在上海谋事，那时美国留学回国的，已经很多了。他很聪明而好学，可惜是有病的，这病不容说，又是当时中国最流行的肺病了。那时上海报纸，也渐渐注意到外国的新闻与论说，狄楚青即请他在时报翻译此种文字，他译得极快而又极多，但报纸上容不了这许多，他心中大不高兴。他后来为中华书局编辑部请去，另外还卖文译小说。他对了一头亲事（旧式婚姻）其未婚夫人是富家女郎（上海施家，是著名的外交家），为了结婚场面豪华起见，拼命勤劳的写作，虽以病躯，力疾工作。结婚以后，未及数年，病即大发，养疴于莫干山，即病殁于山上。
此外常到息楼来的，还有夏颂来、王培孙、沈叔达、黄公续及其公子黄伯惠，（即后来接办时报馆的），更有苏州来的吴讷士常熟来的吴斯千（曾孟朴的妹婿），不能一一记忆起来了。但狄楚青的许多朋友不来，如叶誉虎、叶葵初、熊秉三以及他的弟弟狄南士，都不到息楼。更有我后来有许多南社里的朋友，也没有到息楼来，因都另有聚会之处呀。上海这个地方，真是人材荟萃之区，而我当时年青，也是一个爱好朋友的人。写此稿时，息楼里的朋友，陈景韩在上海，黄任之在北京，林康侯、黄伯惠，均在香港，余则均作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