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国会开会数月后，而加相国遂长逝。相国毕生之志事亦既十就八九矣。虽然，国之进步靡有穷，人之希望靡有穷，故爱国志士之责任之怀抱之缺憾亦靡有穷，于是加富尔遂自觉遗下无量数未了之缘，赍志以殁。其最大者则有二端：一曰尼布士善后问题也。尼布士虽合并，然其民未能同化。尼布士人久伏于专制政府之下，不知有法律，近以民气大动之后，流于嚣张，动辄以反对政府为事，于是廷议有欲以严峻之手段治之者。加富尔大忧焉，常语人曰：“若妄下戒严令，以威力治国，以军政临民，虽有智者，必不能善其后也。”加富尔深惧彼捐馆舍之后，执政者以此坠其业也。其在病床，如梦魇然辄喃喃自语曰：“勿下戒严令，勿下戒严令。”如是日数十次，盖忧之深矣。二曰教皇权限问题也。罗马教皇，以千年来掌握意大利之大权，其权不徒在宗教教育而已，而兼及于政治。使教皇而认此半岛（即意大利）为彼所辖之土地，则意大利王决不得为国民的政府之元首。其事理至易明也，然以教皇之尊严，固非能以待尼布士王之法待之也，而欲彼之甘自退让，将千年固有之权力，拱手以畀意王，又事之至难望者也。于是乎意廷不得不穷。当1860年，罗马康达之地之合于意也。教皇固已大怒，宣言屏逐其民于教外，夫使英玛努埃、加富尔即见绝于教皇，亦不足以为二子损，无如彼君臣者，皆热心于教会之人也。故常兢兢焉，不欲有所犯。虽然，无一国之大计，又安得含忍以终古也。加富尔深知乎改革之业，非通于全局而不能为功也。彼常言曰：“凡择一国之京师，不可不因人民之感情。罗马者，实适于为大国之首都。征诸历史上、智识上、德义上而皆然者也。为今之计，宜使教皇知教会之威力，不必依于政权而能独立。教皇脱离政权，然后教会益以光荣，吾有一主义欲宣布于意大利，即‘建设自由教会于自由国’是也。”云云。加富尔怀此主义，屡与罗马宫廷恳笃协议，而事与愿违，意大利每进一步，则教皇之执拗愈深一层。此等梦想，来往于此大政治家之脑者，殆数十年，而卒怀此梦想以入于地。吁，可悲矣！
加富尔三十余年之生涯，历人类所不能历之勤劳，荷人类所不能荷之忧虑。其晚年所经历，至可喜之胜利，与至可悲之失败，循环相续，而彼铁石比坚金玉失莹之躯体，亦销磨尽矣。王英玛努埃于其弥留前十日，寸步未曾离侧，易箦之时，无一言及他事，惟疾呼曰：“下戒严令于尼布士，臣期期以为不可，期期以为不可。惟清彼等，清彼等，清彼等！”（Lilavi,lilavi,lalavi）
最后之一刹那，犹顾其旁侍之爱弟而言曰：“吾弟乎，吾弟乎，自由国中之自由教会！”（Brate,brate,Iibera chiesa in Iibera stato）
1861年6月6日，意大利独立大政治家宰相伯爵加富尔薨，上自王，下至士大夫、农民、商贾、儿童、走卒，莫不悲恸，如丧考妣，朝为罢朝，野为罢市，全意大利国民沉于烦恼海者数月。呜呼！意大利人之桎梏，加富尔解之；意大利人之荆棘，加富尔锄之；意大利人之常识，加富尔教之；意大利人之自由，加富尔畀之。意大利非加富尔之妻，而加富尔之儿也。加富尔之弃意大利也，年仅五十一，使更假以十年，其未竟之业可以竟，其未偿之愿可以偿，吾敢信意大利之国势，不止于今日也。加富尔之造意大利，与俾斯麦之造德意志同，而俾斯麦之死后于加富尔殆三十年，此德之所以能如彼，而意之所以仅如此也。此吾所以不得不重为意大利人悲也。虽然，加富尔亦可以瞑矣。林肯以放奴为一生大事业，南北美之难甫定而林肯逝；加富尔以统一意大利为一生大事业，第一国会甫开而加富尔逝。呜呼！加富尔其亦可以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