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亲内族宗浩，字师孟，本名是老，是昭祖的四世孙，太保兼都元帅汉国公昂的儿子。贞元中，是海陵时的庶人入殿做了一名供差遣的“小底”。世宗在辽阳即位，昂派遣宗浩乘车马疾行去拜贺。世宗见了宗浩很高兴，命令他充实符宝恭敬地侍候。大定二年(1162)冬天，宗浩的父亲昂以都元帅的身份在山东设置营帐，宗浩拜领万户这一军职随行，并授予他山东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遇到父亲丧事，服丧未满，应召任职，承袭因闵斡鲁浑猛安，受授河南府判官。因为母亲丧事而解除了职务，为母亲守丧期满除去丧服，受授同知陕州防御使事。考察他廉洁、才能都是第一等的，晋官一级，迁升同知彰化军节度使事，累迁同签枢密院事，改任曷苏馆节度使。
世宗对宰相大臣说：“宗浩有才干，能够赶上他的没有几个人。”二十三年(1183)，任命宗浩为大理卿，过了一年授山东路统军使，兼理益都府事。宗浩在阶下辞行，世宗告诉他说：“卿年纪还轻，因为卿是近亲，又有治政成绩，所以把这个职位授给卿，卿要体会朕的深意。”又赐给宗浩金带差遣他上路。二十六年(1186)，宗浩被派往宋国作为赐宋主赵慎生日使。归来后，被授为刑部尚书，很快又拜为参知政事。
章宗即位，宗浩出任北京留守，三转同判大睦亲府事。北方有敌情警报，章宗命令宗浩佩金虎符驻在泰州见机行事。朝廷派出上京等路军队万人来戍守。宗浩以粮食未有储备，况且敌军并不敢行动为理由，把军队分散在隆、肇之间就餐。这年冬天，果然没有打仗的危机。
北部有个广吉刺尤其桀骜不驯，屡次威胁诸部落进入边塞。宗浩请求乘着他们暮春马弱的时候攻击他们。当时阻礩也叛变，皇室内族一个叫襄的行省事于北京，皇帝诏令他进宫讨论这件事。襄以所谓“如果攻破广吉刺，那么阻礩没有了东顾之忧”为理由，主张“不如留下广吉刺，用来牵扯阻礩的力量”。宗浩秉奏道“：国家以堂皇的气概，不能扫灭一个小部落，还留恋凭借那个广吉刺来捍卫吗？臣请求先攻破广吉刺，然后调兵向北去消灭阻礩。”奏章再呈上，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并诏令宗浩说：“即将去征伐北部，本来是卿的诚意，更应该谨慎留意，不要最后后悔。”宗浩探得合底忻与婆速火相勾结，广吉刺的兵势必然分散，他们既然惧怕我去征讨，而又有掣肘的仇敌，那么按道理他们一定请求投降，可以去呼唤他们这样做。因此宗浩派遣主簿撒带领二百兵士当先锋，告诫他说：“如果广吉刺投降，可以就地征用他的兵来争取合底忻部，继续侦察他的余部在什么地方，速派人来报告，大军便可进发，和你共同击破他们是一定可以成功的。”这个叫合底忻的部落，与山只昆都是北方特殊的部落，依仗强盛而保持中立，不隶属哪个国家，在阻礩、广吉刺之间往来，连年骚扰边疆，都是这两个部落干的。主簿撒入敌方境内，广吉刺果然投降，于是征用他的兵马一万四千骑，然后派人骑马飞驰向宗浩报告，并待命。
宗浩率军向北挺进，命令专人给军队准备三十天的粮食，通报撒在移米河会师，共同攻击敌人。但是所派的人误入婆速火部，于是东军没按规定日期会师。宗浩的先头部队到忒里葛山，遇到山只昆所统领的石鲁、浑滩两部，把他们击败逃走了，斩下敌人首级一千二百，擒获俘虏，缴获战车、牲畜很多。进军到呼歇水，敌人锐气大减，于是合底忻部落长白古带、山只昆部落长胡必刺以及婆速火所派遣的合伙者都乞请投降。宗浩接受皇上诏令，告诉让释放他们。胡必刺说，所属部落迪列土近日在移米河活动，不肯一起投降，请求去讨伐他。于是转移部队靠近移米，和迪列土的军队遭遇，斩了迪列土军的首级三百，敌军落水淹死的十四、五人，缴获牛羊一万二千头，以及数目相称的车、帐。合底忻等人唯恐大军到来，向西渡过移米河，丢弃辎重逃跑了。撒和广吉刺部落长忒里虎追赶上了他们，在纞里不水纵向攻击把他们杀得大败，婆速火九部斩敌首，赶敌入水溺死的有四千五百多人，缴获骆驼、马匹、牛、羊无计其数。军队凯旋，婆速火乞请归属我朝，并请求在当地设置官吏。皇上诏令表彰宗浩，将他升迁光禄大夫，把所缴获的六千匹马放在牧区饲养。第二年，在东北部排宴，不久拜宗浩为枢密使，并封为荣国公。
当初，朝廷在泰州设置东北路招讨司，距离边境三百里，每逢有敌军入侵，很快出兵追踪袭击，敌人已逃遁离去。到现在，宗浩奏请将招讨司迁徙到金山，用来占据要害之地，并设副招讨二人，分别驻扎在招讨司左右两方，于是敌人不敢进犯。
适逢中都、山东、河北屯驻军人而田地不能供养，官田多数被百姓所冒占，圣上命令宗浩去查处此事，宗浩到各道把军人户籍分别括进去，这样屯驻军队大概总共得到田地三十余万顷。宗浩返回，因为有妓女相随被问罪，由于被宪司纠查，派出任知真定府事。后来迁任西京留守，又任枢密使，进拜尚书右丞相，超授崇进。当时惩治北部边境的不安宁，讨论建筑壕垒用来戍守，朝廷大臣的意见多数不一致。平章政事张万公极力主张不可以这样做，宗浩坚持认为这样做很方便，于是圣上命令宗浩去行使这件事，监督这项工程。大功告成，皇上赐诏表彰他，赏品很丰厚。
撒里部长礫括里进入边塞，宗浩带兵追踪，和仆散揆的军队联合攻击，敌人逃遁离去了。皇帝诏令宗浩回朝，表彰他，逾越等级提升他仪同三司，赐玉束带一条、金器一百两、重币二十端，进拜左丞相。
宋人制造事端，破坏联盟，金国军队南下讨伐，不巧平章政事揆正在生病，于是皇上命令宗浩兼任都元帅去总督南下进讨的事。宗浩乘马车到达汴京，摆开兵势，亲自赴襄阳视察前线军队之后归来。宋人极为恐惧，这才命令枢密院事张岩带书信来乞求和解。宗浩以他们的书信中语意不顺而拒绝了，宋人仍然来告诉要向金国称臣、割地、绑送元谋奸臣等条件。张岩又派遣方信孺带着他的君主赵扩的誓言前来，并且说赵扩同时派出三位使者，将要贺天寿节以及道谢，仍报其祖母谢氏逝世，向都元帅宗浩致书说：
“方信孺回去，远贻报翰及所承钧旨，仰见以生灵休息为重，曲示包容矜轸之意。闻命踊跃，私窃自喜，即具奏闻，备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载之仁，与都元帅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遣信使通谢宸庭，仍先令信孺再诣行省，以请定议。区区之愚，实恃高明，必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垂听焉。
“交兵的开端，虽然是本朝失于轻信，然而痛恨罪恶奸臣的蒙蔽欺骗，也不是觉悟的不早。自从去年五月，放逐了邓友龙，六月又诛杀苏师旦等，那个时候贵大国尚不曾出一次兵，本朝就捐出已经得到的泗州，屯驻在境外的军队命令他们全部向南撤出戍守，我朝悔改的决心，从这里可以看得出。只是名分的说法，现在和过去的情况不一样，本朝皇帝本来没有好用兵的意思，况且关系极其重大，做臣子的又怎么敢说发兵？
“长江以北之地，依仗它是屏障可以遮蔽，倘若来传谕，拿什么来卫国？大朝还是应当理解体察。至于首先肇事的邓友龙等人犯了误国之罪，本来没有地方可逃，如果让我们捆绑了他们送过去，因为本朝是臣下不得自行处罚。所有年内应交钱币，前封书信里已表示增加大定年间所减下来的数目，这些对于上国来说当初何足以为轻重，特此借手来表示谢过的诚意。倘若上国谅解这种至诚的情意，贡物的多少，一定不会计较。况且兴兵打仗以来，连年遭受损失，赋税收入屡次减少，如果再从百姓那里加收，难道让百姓永陷无穷的贫困？私下认为大朝也一定有所不忍啊。在通谢礼品钱币之外，另致微诚，差不多拿这些去换那些不足。
“那些归顺投降的人，都像麻雀和老鼠一样苟且偷生，一时逃窜藏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然没有任用他们，难以去来为意。在隆兴时候(1163)，固然有大朝名族贵将到南方来的，等到和议签定，也曾经约定各不索取，况兹琐琐，诚何足云。倘若大朝一定要追求，尚容拘刷。至于像泗州等地方驱逐掠劫人，全部应当护送回去让他们安居乐业。
“缔结新的友好条约的人不要再记住旧的怨恨，大功告成的人不要再计较小的利益。希望大力赐予畅开陈述的机会，放弃以前的罪过，宽恕那些小事，玉帛交驰，欢好如初，海内宁谧，长久没有兴兵打仗之事。功烈昭宣，德泽洋溢，鼎彝所纪，方册所载，垂之万世，岂有既乎。重要的事只有大金皇帝寿诞之节日即将来临，应当重礼祝贺，又兼因为本国多事，又说合在一起派人来祝贺，连续从津地出发，已经全部运在途中，企望按时取接。伏冀鉴其至再至三有加无已之诚，亟践请盟之诺，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无极。誓书副本虑往复迁延，就以录呈。”
起初，信孺到来，自以为和议就会成功，则自称通谢使所参议官。大定中期(1174)，宋人请求议和，派王扌卞为通问使所参议官，信孺援引这件事作为例子。宗浩恼怒他的轻浮狂妄，把他囚禁起来并传报到朝廷。朝廷也认为他的行为不能孚两国之情，打算留下他，派使者去问宗浩的意见。宗浩说“：现在信孺的任务既然没有完成，自知回去一定是要获罪，我们拘留他反而会使他们日后以此为借口。不如苟且释放让他回去，他自己无言去告诉他的国人，那么赵扩、..胄一定选择谨慎厚重的人再来。”于是让信孺回去了。宗浩并且写信回复张岩说：
“方信孺庄重地拿着信函前来，详细品味其中的言辞，在请求议和的意思方面虽然像是委婉谦逊，但是对所计划的事并没全部服从，只说是应当归还泗洲等掠夺的地方而已。至于责贡币，则企图在旧数上增加一些；追叛逃，则企图按横恩的例子去做，而称臣、割地、缚送奸臣三件事，则是一并掩饰虚说，不肯像约定的那样。难道以为朝廷过分要求有可以不服从的，而要衡量一下自己的德望、力量而背离都城借一方之地，与我军争一日之胜负吗？既不能比我朝强，又不甘比我朝弱，不深思熟虑来计划将来的利害关系，白白拿无情的话，表现在信函中而频繁邮传，为什么呢？
“兵器是凶器，对于美好的人来说它不吉祥，然而圣人往往不得已而用它，所以三皇、五帝也在所难免。难道不以生灵为念，犯顺负义有不可饶恕的罪行。往日你们国家违犯盟约，侵犯我国疆场，我军帅府奉命征讨，虽然没来得及出兵，暂且拿各处戍守部队根据情况捍卫和抵御，所指之处全部摧破入侵敌军，没有能阻挡的，抓获斩首的不可胜计，剩余的众兵士受到震撼和威慑纷纷溃散逃命。所以你们所侵犯的疆土旋即就被扫平，影响到泗州也不劳动兵而收复。今天却自称损失的已经又得到，缩减军队撤出戍卫，作为悔过的表现，难道这是诚实之言吗？据陕西宣抚司申报，今年夏季宋人侵犯我边境达十余次，并且被我军击退，杀头的、俘获的要以亿计。那么你们以悔过罪责歉疚为名，在往来传书请求讲和的过程中，仍然暗中派遣贼徒突袭我军防线，企图乘我方不备，以侥幸捞点毫末，然而这样你们来请和的所作所为，道理在哪里？
“你们信函中所谓名分的说法，现在和过去不同，并且和大定年间的做法根本不同。本朝对于宋国，恩深德厚，不可能全部陈述，从皇统年间的谢章中可以看出大概情况。至于世宗皇帝俯就，三十年间你们沐浴的恩泽，怎么能够忘记。江表旧臣于我，大定之初(1161)，发现已在正隆年间失去关系，致南服不定，所以特意施予大的恩惠，改换为侄国，以便镇抚他。现在以小犯大，错误在于你们，既然断绝了大定年间确定的友好关系，那么要恢复旧的关系以臣相称，从道理上讲还是合适的。如果是非臣子所敢讲的话，在皇统时期为什么敢说而现在独独不敢，这又是有诚意吗？又说长江以外之地将作为屏蔽，割这片地则没有可以作为国家的立足之地了。门户的巩固，要看是否守信义，如果不守信义，虽然是长江天险，也不能仗恃，区区两淮之地，又怎么足以作为屏蔽而护国呢？从前江左六朝的时候，淮南曾经屡次属于中国。到后周显德年间，南唐李景献出庐、舒、蕲、黄，划江为界，这样做也都能各自成为一国。既然有这些典故史实，那么，割地的事情，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自从我军出师边疆，所攻克的州郡县镇已经归我朝所有，尚未攻克的地方就应当割献给我们。现在方信孺送到的誓书说疆界依照大国皇统年间即你们的隆兴年间已经划定的为准，如果是这样，那么既不说割你们的地，反而又想得到已经归我国所有的地，真是岂有此理！又来信说通谢礼金之外，另外准备一百万贯钱，折合金、银各三万两，专门拿来应付再增币的责任，又说年金添五万两匹，他的话没有准头。况且是否和议没定，则前面说的都写成条约，拟为誓书，又三番派人通报直谢，自专到这种地步，难道符合协议的礼仪体统吗？这是方信孺以求成作为己任，猜度臆断上国，说如此行径，事情一定可以办成，这是轻侮亵渎、欺骗、谎言，理不可容。
“寻具奏闻，钦奉圣训：‘昔宣、靖之际，弃信背盟，我师问罪，曾经割三镇以乞和。今既无故兴兵，蔑弃信誓，虽然献出全部江、淮之地，还是不足以赎出自身之罪。况你国曾经自己说过，叔父侄子与君臣父子相差不远，如能依应称臣，即同意在江、淮之间取中为界。如果打算世代当子国，就应当全部割献淮南，直接以大江为界。陕西边疆地面我大军已占领据守。元谋奸臣一定要派人绑缚送来，根据你们想自己惩罚他们的恳求，可以命令人把他们的头颅包裹献来。另外年金虽然添加五万两匹，只是恢复皇统年间所定旧额而已，怎么说是增加了？可以命令再添五万两匹，用来表示悔过请罪的诚意。你们向汴阳请求议和时曾进献犒赏军队的东西，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表缎裹绢各一百万匹，牛、马、骡一万匹，骆驼一千匹，书五监。现在就是江表一隅之地，和从前不一样，特加矜悯，只限量交银一千万两作为犒赏军队之用。方信孺言语反覆无常不足听取，像李大性、朱致知、李璧、吴王官之辈似乎忠实，可差遣他们在军前禀议。根据方信孺的诡诈之罪，超过了胡窻，然而自古两国交兵，容许使臣在中间传话，姑且放了他回去禀报。’
“伏遇主上圣德宽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钦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倘若还是有所拖延或违背，那么和好之事，不再有什么希望。宋朝的安危存亡，将系于此，更希望审慎考虑，不要留下遗憾！”
泰和七年(1207)九月，宗浩在汴京逝世。之后宋人竟然请求将原来向金称呼的“叔”改称“伯”，增加年贡金，备下犒劳军队的钱物，封献奸臣韩..胄、苏师旦的首级请求联盟。宗浩逝世的讣告传来，圣上震惊，深痛哀悼，退朝，命令自己的儿子宿直将军天下奴奔赴丧所，并且命令安葬完毕后把宗浩画像带回都城，自己将亲临祭奠。南京副留守张岩作为敕祭兼发引使，莒州刺史女奚列孛葛速当敕葬使，并且挑选军前武士和司旗鼓笛角各五十人，外加随行、亲属、官员、亲军等护送宗浩灵柩到下葬的地点，皇上赠予办丧事的财物很厚重。宗浩的谥号是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