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稿既写成，沈君怡先生为介绍于中华书局刊行，幸承接受。会余中止返沪，复逐篇检校，为最后之修正，忽忽又一年矣。其中经过，更多可述者，作编辑再题记。
许长卿君归自甘肃。一日者，因王君绍斋之导，偕余访见柳亚子先生。谈及余是稿，极承嘉许。越日，赋诗记之： “星轺驰许劭，史笔重秦嘉。双美忽然合，咸来集寓斋。长谈销永晷，逸事述名家。多谢王摩诘，招邀与子偕。”原注：“长卿自兰州来，颇谙左季高故实，而翰才方写季高评传，其稿有十余册之巨云。”嗣长卿就旅甘两年之所闻见，参考余藏书，写成《忆兰州》一书，并为余述左公佚闻，余以辑入轶事篇。
黄伯樵先生知余是稿，为介见曾公后人约农先生。先生索观原稿，并畅谈曾左关系，谓左公晚年，虽与曾公绝交，然仍善待曾公之后。又谓左公为人，虽传其暴戾，实则尚不如言者之甚。因余欲得左公若干未见著作，嘱余往晤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先生。盖许夫人湘潭周氏，左公夫人之再女侄也。余初不识地山先生，往则一见如故，欣然谓余，周氏藏书本在彼处，比已移往湘潭，然当为余致之。逾数日，以电话见告，已得《慈云阁诗钞》一种，余亟走其校中取之，而先生忘携书，则复以电话嘱其男女公子取来。余得书，就左公夫人及诸女公子所作，录为一帙。还书之日，地山先生又欣然谓余，适在马季明先生(鉴)处，见有若干关于左公资料，遂引余晤之。季明先生藏清人笔记甚夥，余从而抄得左公轶事数则，乃曾不逾半载而地山先生忽焉殂谢，可胜悼叹。
约农先生又嘱余与左公之曾孙景鸿先生通讯。余发为问题若干求答。适景鸿先生病，由令十三叔罗隐先生代复。此次最珍贵之收获，为左公中式举人时之礼经文一篇。此作在当时甚驰誉文坛，并曾进呈宣宗皇帝御览。始余读陈夔龙氏花近楼诗，知左公乡试墨卷十四篇，犹存左氏。试求之，果幸获如愿。
余所需参考书，犹以在上海所得为多。此则悉仗陈仲瑜、姚仲良、王维文诸君搜求之力。余又默揣，余所需参考书，多属湘贤著作，还求之湘中，或易得当。爰托石君树德在衡阳刊报征求，顾杳无回响。石君转以浼左君余孟，左君为左公族裔，慨然承诺。时左君宗人以长沙之家毁于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之火，散居宝庆、茶陵等处。左君广为征询，得书多种。尤为余欣慰者，为文襄仲兄之《慎庵文钞》，余往者仅得其诗钞，而文钞则久访未得，今得之左君，不禁距跃三百。余于左公功业，大致已了然，独于其家庭，所知尚感不足，今以是书合之《慈云阁诗钞》，又增加不少认识矣。
余在长沙所购书，已运至重庆，及来香港，不便携带，斥其一部分，托沈君振仁让售于人。嗣余仍需参考，而求之香港，无所获。复托沈君以原价收回，邮递至港，幸无遗失，是亦可喜者。
余表弟吴君缵先在福州，为余访获文襄祠照片两帧。其一为文襄塑像，犹是民纪二十年(一九三一)所摄。未逾月而福州沦陷，公私损失，当不可以数计，是此影者，吉光片羽，弥可宝贵。
余常欲使此稿得一二人前后遍阅一过，指示其得失，顾以篇幅繁重，字迹潦草，大抵仅能略一翻检。后曹君伯权由沪来港，君尝研史学，强于记忆。余恳以吹毛求疵方式，始终一阅，君诺之，提出推敲之处数点。其最重要之一点，为余记刘锦棠破金积堡马五寨事，一处谓在刘松山已故之后，一处谓在刘松山未故之前，显为矛盾。余覆校来源，则由于《中兴将帅别传》两刘传中原有此歧误，按之左公奏稿，乃在刘松山未故之前，即据以改正。
黄任之先生知余所作，屡屡询及。三十年(一九四一)五月，至自重庆，相见握手甚欢，题赠诗一首：“一几林荫度十春，天涯重许话情亲。德门三代兼师友，遗恨君其问海滨。”并以是稿为问。余因持以求正。既回陪都，复来函问已否付印，且云前诗第二句改为“等身著作更无伦”，盖指是稿也。惟余未敢窃窥著作之林耳。
当余搜集左公故实时，发见若干哀挽左公之联语，因念曾、李两公之薨，均有挽词之集刊，独于左公未有所见。于是辑为一起，名曰挽辞，列入附录。后以询之左君余孟，见寄《左文襄公诔词》四本，内涵祭文、挽诗、挽联等数部门，始知当日固已有汇编刊行。以余所辑，与诔词所录互勘，仅有三数则为诔词所无，又有数则，文字颇有不同，似经点窜。惟既有诔词在先，则区区挽辞，已无多大价值，遂悉删去。
是稿叙战事处，每思辅以地图，指明动向，顾以余素不谙制图，未敢率然有作。且自辛亥(一九一一)革命，清代行政区域，迭有更易，而清代之府厅州县等地方行政单位，至今已仅存县之一种，其名又有若干改变，非得清代地图，亦无从着手。然以此事商之友好，均言必要。中华书局编辑所长舒新城先生来港，谓如有稿本，局中可以代制，最后余乃决意为之。邹郑叔先生之曾祖叔绩先生(汉勋)与左公为至交，尝随李公续宾与太平军战皖北，殉三河之难。其嗣沅先生(代钧)，即郑叔先生之尊人，则为清季地学专家，在武昌首创舆地学社，始以西法制印中外地图。余知郑叔先生箧笥中尚藏有沅先生遗著，商承慨允惠借清代疆域图两种，遂参之申报馆所印中华民国新地图等，先勉为设计，再由中华书局制图家按之绘正。既于言战事各篇，均补一图，更于言水利各篇，亦均补一图，竭月余之力，构成图三十四幅。此工作原为按文作图，然行文时，只求简要，作图时难以贯串，于是有一部分不得不重检原始材料，先作为图，再按图将文改作。顾制图之意，仅在显示大势，故不甚求精确，只期免于重大之错误而已。
余为文论事，好纵横兼至，纵则穷源而竟委，务求其透彻，横则旁搜而远绍，务求其周密。余作是书，亦持是旨，虽是否能如所期，不敢自信，而固尝如是致力，则不敢自欺，然微友好之直接间接予以匡助，亦不能及此，敬附志谢忱。
三十年(一九四一)十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