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了那几句漂亮话，匆匆走进了国民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我在父亲的书房里坐定，心想我这不是在王府里，而是进了虎口。我现在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弄清楚究竟我的处境有多大危险。我临出宫以前，曾叫人送信给宫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让他们从速设法，营救我逃出国民军的掌握。这时，不但他们的奔走情形毫无消息，就连外边的任何消息也都无法知道。我很想找人商量商量，哪怕听几句安慰话也好。在这种情势下，我的父亲让我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他比我还要惊慌。从我进了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好好地站过一回，更不用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语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后来，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请求他说：
“王爷，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办法，先打听一下外边的消息呀！”
“想想办法？好！好！”他坐了下来，不到两分钟，忽然又站起来，“载洵也不露面了！”说了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又来来去去地转了起来。
“得打听打听消息呵！”
“打，打听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转眼又走进来，“外边不，不让出去了！大门上有兵！”
“打电话呀！”
“打，打电话，好，好！”走了几步，又回来问：“给谁打电话？”
我看实在没办法，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这时内务府大臣荣源住进了外国医院，治神经病去了（两个月后才出来），耆龄忙着搬移我的衣物，处理宫监、宫女的问题，宝熙在照顾未出宫的两位太妃，只剩下绍英在我身边。他的情形比王爷好不了多少，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幸亏后来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陆续地来了，否则北府里的慌乱还不知要发展到什么地步。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的消息是最好的：经过他的奔走，公使团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英国公使麻克类、日本公使芳泽已经向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了“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保证了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消息对北府里的人们起了镇定作用，但是对于我父亲，好像“剂量”还不足。庄士敦在他的著作里曾描写过那天晚上的情形：
皇帝在一间大客厅里接见了我，那间屋子挤满了满洲贵族和内务府的官员。……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明三位公使拜访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经从载涛那里，知道了那天早晨我们在荷兰使馆进行了磋商，所以他们自然急于要知道，和王博士（正廷）会见时的情形。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只有醇亲王一人，在我说话的时候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无目的。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跑到我跟前，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了。他每次说的话都是那几句，意思是
“请皇上不要害怕”——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然要比皇帝惊慌。当他把这种话说到四五次的时候，我有点不耐烦了，我说，‘皇帝陛下在这里，站在我旁边，你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呢？’可是，他太心慌意乱了，以致没有注意到我说话的粗鲁。接着，他又漫无目的地转起圈子来。……
那天晚上，我父亲的另一举动，尤其令我不能满意。
庄士敦到了不久，郑孝胥带着两个日本人来了。从“东京震灾”捐款时起，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就和我的“股肽”们有了交际，，罗振玉和郑孝胥来到紫禁城之后，又和日本兵营有了往来。郑孝胥这时和东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性商定了一条计策，由竹本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带着一名医生，假装送我进医院，把我运出北府，接进日本兵营。郑孝胥带着中平大尉和日本医生村田到了北府，说出了他们的计策，但是遭到了王公大臣和师傅们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很难混过大门口的士兵，即使混过了他们，街上还有国民军的步哨，万一被发现，那就更糟糕。我父亲的态度最为激烈，他的反对理由是这样：“就算跑进了东交民巷，可是冯玉祥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结果是郑孝胥和日本人被送出大门去了。
到了次日，北府的门禁突然加严，只准进，不准出。后来稍放松一点，只许陈、朱两师傅和内务府大臣出进，外国人根本不许进来。这一下子，北府里的人又全慌了神，因为既然国民军不把洋人放在眼里，那就没有可保险的了。后来两个师傅分析了一下，认为历来还没有不怕洋人的当局，王正廷既向三国公使做出保证，料想他不会推翻。大家听了，觉得有理，我却仍不放心。话是不错，不过谁知道大门口的大兵是怎么想的呢？那年头有句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黄郛和王正廷尽管如何保证，离我最近的手持凶器的还是门口的大兵。万一他们发作起来，就怕一切保证都不顶事。我越想越怕，后悔没有跟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出去，同时心里也埋怨父亲只考虑自己，却不顾我的安危。
正在这时候，罗振玉从天津回来了。他是在冯军接管内城守卫的时候乘坐京津国际列车①到天津求援去的。他到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司令部的金子参谋告诉他，鹿钟麟已进了宫，日本司令官叫他去找段祺瑞。这时段祺瑞也接到了北京竹本大住转来郑孝胥的求援电报。段祺瑞发出了一封反对冯玉祥“逼宫”的通电。罗振玉看了那个电稿，明白了段祺瑞马上就要出山，觉得形势并不那么严重，不过他仍然要求日军司令部出面“保护”。日军司令部告诉他，北京的竹本大往会有办法。根据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指示，他返回北京找到竹本大住，竹本大住叫他告诉我，日本骑兵将在北府附近巡逻，如国民军对北府有什么异样举动，日本兵营会立即采取“断然措施”。陈宝琛也告诉我，日本兵营想把日本军用信鸽送进北府，以备报警之用（后来因为怕国民军知道，没敢收），于是我对日本人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这样一来，罗振玉在我心里得到了与郑孝胥相等的地位，而王爷就被挤得更远了。
①内战中，火车常被军阀扣留，京津间交通很不正常，因这趟车是根据东交民巷的意思组成的，所以交战双方都不敢动它。——作者
我看到了段祺瑞指摘冯玉祥“逼宫”的通电，又听到了奉军将要和冯军火并的消息，这两件事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此同时，陈宝琛给我拿来了日本兵营转来的段祺瑞的密电，上面说：“皇室事余全力维持，并保全财产。”接着门禁有了进一步的松动，允许更多的王公大臣以至宗室人等进来，甚至连没有“顶戴”“功名”的胡适也没受到阻拦，只有庄士敦还是不让进来。
不久，北府所最关心的张、冯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传来了冯玉祥在天津被奉军扣押的消息。后来虽然证明是谣传，但是接踵而至的消息更鼓舞了北府里的人：国民军所支持的黄部摄政内阁，在北京宴请东交民巷的公使，遭到了拒绝。北府里乐观地估计，这个和我过不去的摄政内阁的寿命快完了，代替他的自然是东交民巷（至少是日本人）所属意的段祺瑞。果然，第二天的消息证实了罗振玉的情报，冯玉祥不得不同意张作霖的决定，让段祺瑞出山。过了不多天，张、段都到北京来了。那几天的情形，郑孝胥的日记里是这样记载的：
乙巳廿六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作字。日本兵营中平电话云：
段祺瑞九点自天津开车，十二点半可到京。偕大七（郑的长子郑垂）往迎段祺瑞于车站。……三点车始到，投刺而已。……
丙午分七日（二十二日）。……曹纟襄衡（段的幕僚）电话云：段欲公为阁员，今日请过其居商之。答之曰：不能就，请代辞，若晤面恐致龃龉。至北府入对。泽公，亻斤贝子、耆寿民（龄）询余：就段否？余曰：
拟就其顾问，犹虑损名，苟不能复辟，何以自解于天下？亻斤贝子曰：若有利于皇室，虽为总统何害？……
丁未廿八日（二十三日）。……北府电话召。入对。上（溥仪）赐膳，裁两器、两盘、数小碟而已。段派荫昌来，守卫兵得其长官令：不禁止洋员（指庄士敦）入见。涛贝勒云：顷已见段，求撤卫兵，但留警察。使垂访池部（日公使馆书记官）。上云：今日已派柯助志、罗振玉商购裱褙胡同盛昱之屋，将为行在。……
戊申二十九日（二十五日）。……至吉兆胡同段宅晤段芝泉（棋瑞），谈久之。至北府，入对。……
己百三十日（二十六日）……召见，草赐张作霖诏，罗振玉书之。诏云：“奉军入京，人心大定，威望所及，群邪敛迹。昨闻庄士敦述及厚意，备悉一切。予数年以来，固守官中，囤子闻见，乘此时会，拟为出洋之行，惟筹备尚须时日，日内欲择暂驻之所，即行移出醇邸。俟料理粗定，先往盛京，恭谒陵寝。事竣之日，再谋游学海外，以补不足。所有详情，已属庄士敦面述。”……北府冯军撤回。冯玉祥求免职，段批假一月。闻冯已赴西山。……
段、张合作的消息一传出，北府的气氛就变了。王公们首先给张作霖秘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庇护。张、段入京后，王公们派了代表和郑孝胥一齐表示欢迎，然后又分头进行活动。由郑孝胥去找段祺瑞，北府的管家张文治去找他的盟见张作霖。让北府最高兴的，是张作霖托张文治特别邀请庄士敦去一趟。结果庄士敦去了两趟。张作霖找庄士敦的目的，是想通过庄士敦探一探东交民巷对他的态度，而北府里则希望通过庄士敦探一探张作霖对我的态度。我让庄土敦带去了我的一张签名照片，一个大钻石戒指。张作霖留下照片，退了戒指，表示了同情。与此同时，段祺瑞向郑孝胥表示了，可以考虑恢复优待条件。既有了东交民巷的“同情”，又有了这两位当权人物的支持，虽然冯玉祥的国民军还在北京城里，而北府的人们已经敢于“反攻”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大门上的国民军撤走、冯玉祥通电辞职的第二天，北府里用内务府的名义发出了致国民内务部的一封公函：
……查法理原则关于刑律之规定，凡以强暴胁迫人者，应负加害之责任，其民法原理凡出于强暴胁迫，欺罔恐吓之行为，法律上不能发生效力。
兹特专函声明：所有摄阁任意修正之五条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认为有效。
……
与此同时还发出了向外国公使们呼吁支援的公函。对摄阁成立时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虽清室代表已参加开了几次会，现在也否认了。
这天，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记者来访问我，我向他发表了谈话，与出宫那天所说的完全相反：
此次国民军之行动，以假冒国民之巡警团体，武力强迫余之签字，余决不如外间所传之欣然快诺。……①
①这是记者报道的文字，登在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顺天时报》上，基本和我当时的思想一致。——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