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五日，早七时起，洗漱毕，萧丙炎诊脉。八时，郑孝胥讲《通鉴》。九时，园中散步，接见康有为。十时余，康辞去，这张宪及张庆昶至，留之早餐，赐每人福寿字一张，在园中合摄一影。张宪为李景林部之健将，张庆昶为孙传芳部之骁将。十二时辞去。接见济煦，少时即去。余用果品并用茶点，适英国任萨姆女士至，与之相谈。皇后所召之女画士亦至，余还寝室休息。在园中骑车运动，薄暮乘汽车出园，赴新购房地，少时即返。八时余晚餐，休息，并接见结保川医士。十一时寝①。
八月初六日，早八时余起。十时召见袁励准。十一时早餐，并见结保川。十二时接见康有为，至一时康辞去，陈师傅来见。三时休息。鲁军军长毕庶澄及其内兄旅长常之英来谒，少时辞去。少顷吴忠才至，托其南下时代向吴佩孚慰问。六时毕翰章来谒，六时余辞去。余在园内散步，适荣源至，稍谈，余即入室休息。
①萧丙炎是清末都察院御史，任萨姆女士是婉容的英文教师。
从这仅存的一九二七年的一页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日常生活和接见的人物。从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毕庶澄、张宗昌等人是张园的经常客人。除他们之外，我还接见过张学良、褚玉璞、徐源泉、李景林等等奉系将领。第一个和我见面的是李景林。我到天津时，正是刚战胜吴佩孚的奉军占领着天津，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立即以地方官的身份来拜访我，表示了对我保护之意。尽管他和当时任何的中国将军一样，他们的军法政令是进不了“租界”的。
我在天津的七年间，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他们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幻想。吴佩孚曾上书向我称臣，张作霖向我磕过头、段祺瑞主动地请我和他见过面。其中给过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拢最力、为时最长的则是奉系将领们。这是由张作霖向我磕头开始的。
我到天津的这年六月，荣源有一天很高兴地向我说，张作霖派了他的亲信阎泽溥，给我送来了十万元，并且说张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馆里和我见一见。这件事叫陈宝琛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到民国将领家去见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也觉得不能降这种身份和冒这个险，所以拒绝了。不料第二天的夜里，荣源突然把阎泽溥领了来，说张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着我，并且说中国地界内决无危险，张作霖自己不便于走进租界，所以还是请我去一趟。经过荣源再三宣传张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对我表示过的关怀，我又早在宫里就听说过，除了张勋（二张还是儿女亲家）之外，张作霖是对于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没有再告诉别人，就坐上汽车出发了。
这是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花园门口有个奇怪的仪仗队——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槍剑戟和现代的步槍，从大门外一直排列到大门里。汽车经过这个行列，开进了园中。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却没有事先指点给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上将军好？”我就着劲，扶起他，一同走向客厅门。我心里很高兴，而且多少——虽然这已不像一个皇上的心理——有点感激他刚才那个举动，这把我从“降贵纤尊”中感到的不自在消除了。当然，我更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是并不忘旧的。
客厅里摆的是硬木桌椅、西式沙发、玻璃屏风，非常讲究而又不伦不类。我们在一个圆桌边对面坐下，张作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纸烟，打开了话匣子。他一张嘴先痛骂冯玉祥“逼宫”，说冯玉祥那是为了要拿宫中的宝物，而他是非常注意保护古代文化和财宝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不但把奉天的宫殿保护得很好，而且这次把北京的一套四库全书也要弄去，一体保护。他带着见怪的口气说，我不该在他带兵到了北京之后，还向日本使馆里跑，而他是有足够力量保护我的。他问我出来之后的生活，问我缺什么东西，尽管告诉他。
我说，张上将军对我的惦念，我完全知道，当时因为冯玉祥军队还在，实是不得已才进了日本使馆的。我又进一步说，奉天的宗庙陵寝和宫殿，我早已知道都保护得很好，张上将军的心意，我是明白的。
“皇上要是乐意，到咱奉天去，住在宫殿里，有我在，怎么都行。”
“张上将军真是太好了，……”
但是这位张上将军却没有接着再说这类话，就把话题转到我的生活上去了：“以后缺什么，就给我来信。”
我缺的什么？缺的是一个宝座，可是这天晚上我无法把它明说出来，这是显然的事。
我们谈话时，没有人在场，和我们在一起的只有一屋子的苍蝇。我立刻意识到，深夜里还有苍蝇飞，这在租界里是没有的现象。
后来，有个副官进来说：“杨参谋长（宇霆）求见。”张作霖挥挥手说：“不着忙，呆回儿再说！”我忙站起来说：“上将军很忙，我就告辞了。”他连忙说：“不着忙，不着忙。”这时似乎有个女人的脸在屏风后问了一下（后来听说是张作霖的五姨太太），我觉得他真是忙，再度告辞，这回他不拦阻了。
我每逢外出，驻张园的日本便衣警察必定跟随着，这次也没例外。我不知道张作霖看没看见站在汽车旁边的那个穿西服的日本人，他临送我上车时，大声地对我说：
“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汽车又通过那个奇怪的仪仗队，出了曹家花园，开回到租界上。第二天日本总领事有田八郎向我提出了警告：
“陛下如再私自去中国地界，日本政府就再不能保证安全！”
虽然张作霖说他会治日本小鬼，虽然日本领事提出这样的抗议，但是当时任何人都知道日本人和张作霖的关系，如果不是日本人供给张作霖槍炮子弹，张作霖未必就能有这么多的军队。所以由这次会见在我心里所升起的希望，并没有受到这个抗议的影响，更不用说陈宝琛那一派的反对了。
我的复辟希望更被后来的事实所助长，这就是以提出“田中奏折”①出名的田中内阁，于一九二七年上台后所表现的态度。田中奏折返于一九二九年才揭发出来，其实它的内容在一九二七年就露出来了。这里我引述一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上对当时情势的叙述②：
①“田中奏折”是田中上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奏折说：“吾人如被征服中国，要先征服满蒙，吾人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所有亚洲国家及南洋诸国，均将畏惧于我，投降于我。……当吾人得以支配中国全部资源之后，吾人将更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又说：“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现皆实现，惟第三步的灭亡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
②判决书于一九四八年公布。
田中首相所提倡的“积极政策”是借着与满洲当局、特别是与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及满洲、热河的行政首长张作霖的合作，以扩大和发展日方认为已在满洲取得了的特殊权益。田中首相还曾声明说：尽管日本尊重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并愿尽可能的实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但日本具有充分的决心，绝对不允许发生扰乱该地的平静和损害日本重大权益的情势。
田中内阁强调必须将满洲看做和中国其他部分完全不同的地方，并声明如果争乱从中国其他地方波及满洲和蒙古时，日本将以武力来保护它在该地的权益。
给我磕头的张作霖，在得到田中内阁的支持之后，成了北方各系军人的领袖，做了安国军总司令，后来又做了军政府的大元帅。当蒋介石的军队北上的时候，“保护”满蒙地区“权益”的日本军队，竟开到远离满蒙数千里的济南，造成了惊人的“济南惨案”。日本军队司令官冈村宁次还发了一份布告警告过蒋介石。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官为表示对我的关切，曾特地抄了一份给我。蒋介石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刚杀过了共产党和工人、学生，看见了这份布告，又恭恭敬敬地退出了济南，并禁止民众有任何反日行动。
在此同时，我和奉系将领之间也进入了紧张的接触。
公开的酬酢往来，是从我见过张作霖之后开始的。我父亲的大管家张文治，在奉军将领中有不少的把兄弟，这时又和张宗昌换了帖，成了奉军将领的引见人之一。前内城守卫队军乐队长李士奎，这时也成了奉军人物，褚王璞和毕庶澄就是他引进的。胡若愚还给我带来了张学良。这些将领们到张园来，已和从前进紫禁城时不同，他们不用请安叩头，我不用赏朝马肩舆，他们只给我鞠个躬，或握一下手，然后平起平坐。我给他们写信，也不再过分端皇帝架子。我和奉军将领交往的亲疏，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最先使我发生好感的是毕庶澄，因为他比别人更热心于我的未来事业，什么“人心思旧”、“将来惟有帝制才能救中国，现在是群龙无首”，说的话跟遗老遗少差不了多少。他是张宗昌的一名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曾请我到他的军舰参观过。我对他抱着较大的希望，后来听到他被褚玉璞槍毙的消息时，我曾大为伤感。他死后，我的希望便转移到了张宗昌身上。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我在天津见到他的时候，他有四十多岁，一眼看去，是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如果一细看，就会发现这个彪形大汉的紫膛面皮上，笼着一层鸦片中毒的那种青灰色。他十五、六岁时流浪到营口，在“宝棚”当过赌佣，成天与地痞流氓赌棍小偷鬼混，在关东当过胡匪的小头目，以后又流落到沙俄的海参崴，给华商总会当门警头目。由于他挥霍不吝和善于逢迎勾结，能和沙俄宪兵警察紧密合作，竟成了海参崴流氓社会的红人，成了包娼、包赌、包庇烟馆的一霸。武昌起义后，南方革命军派人到中俄边境，争取胡子头目刘弹子（王双）投效革命，双方谈判成功，将刘部编为一个骑兵团，授刘为骑兵团长。张是中间的介绍人，一同到了上海，不知道他怎么一弄，自己成了革命军的团长，刘弹子反而成了他下面的一名营长。“二次革命”爆发，他投了反革命的机，以屠杀革命军人之功，得到了冯国璋的赏识，当上了冯的卫队营营长，以后层层运动，又得到了十一师师长的位置。不久在江苏安徽战败，逃亡出关，投奔张作霖，当了旅长。从此以后，他即借奉军之势，从奉军进关那天起，步步登高，由师长、军长而山东军务督办、苏皖鲁剿匪总司令，一直做到了直鲁联军司令，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由于他流氓成性，南方报纸曾给了他一个“狗肉将军”的绰号，后来看他打仗一败即跑，又给了他一个“长腿将军”的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