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铁路联想到前清之祈雨

铁路与祈雨,这两件事情,相去未免太远吧,那么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也有个原故,因为前清光绪年间,有一位官员,因为祈雨的公事,而乘火车,闹的得了罪了。我偶然想起这件事情来和诸君述说述说,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但是未说此事之前,须先把祈雨的事情说一说,才能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说到雨,是不是可以祈求下来?无论在此科学时代,不必辩论,就说在从前,凡稍有知识之人,也没有个人相信他是只凭祷告可以求得的;但是大多数的黎民,都以为可以求得,且到大旱的年头,每一农民,每一天亮,第一眼都是先看天上,有云无云,真是所谓如大旱之望云霓,急的真有要哭的情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安得不祈雨,祈雨下雨与否不必论,总可以安抚安抚他们的心情。但是因为祈雨,往往闹成聚众斗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北方祈雨的办法,是抬着龙王爷,后头敲着大鼓大钹等,且各人头上,都戴着柳枝所扎之圈,到各大街去转,经过谁家门口,谁家就先预备下大桶的大缸的水,浇龙王爷的头,大家都说谁家门口泼的水多,谁家地里就下的雨大。这种龙王神像,与庙中所供之泥胎不同,而尺寸亦相当大,坐像约有五六尺高,又因抬往各处,故须全用木质,因倘非木质,则用水一浇,非散了架了不可,而这种神像,并非各村都有,甲村无有者,则往乙村去借,倘借不到,便偷,因此往往闹成斗殴的事情。人民对于祈雨的心情,这样急切,这样热烈,到时候,倘官员若不替他们祈雨,那是非鼓噪不可,他们说官员不重视人民,不关心农事,所以每逢大旱,知县知府藩台督抚以至皇帝,都是要求雨的。许多官员之中,或者有人以为雨可求下来,但自古的圣君良相,若以为他们认为雨可求下来,我确不敢十分相信,他们绝对不会那样的糊涂,例如李陽冰所书的城隍庙碑乃为求雨得雨而作也,头一句,就是“城隍神祀典无之”,其中又有“五日不雨则焚其庙”等语,这岂是相信雨可求的人所敢说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也要求雨呢,一则为安自己之心,二则为对付百姓而已,所以中国的僧道各门,也都祈雨,而西洋各种教会,也无不祈雨,也就是为尽自己的心就是了。可是大多数民人,总以为雨可下来的,倘民人自己求不下来,和尚道士以至官员求不下来,只面子不好看,还没什么重要关系,不过大家是要说他心不诚,道德不够,不能感动天地的就是了。常记得从前直隶省总督,在保定府求雨,除官员叩头求祝外,还有和尚道士两棚念经帮助,结果没有下雨,于是有人撰了一副对联曰:

婬道邪僧两坛经咒退风云雷雨

贪官污吏九叩首拜出日月星辰

这固然于该官员没什么损处,然由此可知人民之心理是怎么回事了。官员求不来雨,人民对他们,在心理上还没有大的责怪,倘皇帝求不下雨来,不但人民瞧不起他,而他自己也以为太不够面子,何也,因为他自以为是天子,天子者,乃上天之儿子,倘若求不下来,那就不是真正上天的儿子,岂有儿子求爸爸这点事,还不答应的呢?而人民认为他是真龙天子,龙自然能下雨,倘不能下,那就不是龙,当然就不够真龙天子了,所以从前天大旱再求不下雨来,皇帝一定要下罪己之诏,说自己道德不足格天,政治不能尽善,并命言官上诤谏的奏摺等等的这些言语,而民间也会有咏这种事情的诗谣,说:

欲求上帝降甘霖,还得精诚爱万民。

一个昏庸无道主,怎能格得上天心!

因为人民是这种思想,所以古来就有求雨的记载,若说上古时代,天子认为雨可求下或者有之,像从前的唐太宗,以至清朝的康熙皇帝,若说这样人,认为雨可求,恐怕是绝对没有的事,但是为人民的关系,又不能不求,而又怕雨求不下来,面子不好看,所以他创制求雨的程序制度,确非常的有思想,有趣味。他有什么妙法呢?无非设法拖延,要有伸缩力,可以把日期迁延的很长,什么时候下了雨,也可以算是求下来的,现在只把清朝的制度来说一说,就可以知道他用意的所在了。按北京建设的有风云雷雨四个神庙,都在皇城里头,庙的匾额,风日宣仁,云日凝和,雷日昭显,雨日时应,这四个庙,是专预备求雨用的。天气初旱,暂不理会,到了旱得人民沉不住气了,便派亲贵诣时应宫,行礼祈雨,三五天之内落了雨后,当然算是求下来的。倘无雨,则再派亲王敬谨行礼,这次的上谕,一定加上敬谨两字;再无雨,则派四个亲贵,分诣风云雷雨四庙行礼;再无雨,则派亲王贝勒等分诣行礼;再无雨,则派亲王诣大高殿行礼祈求;再无雨,则或由皇帝亲诣行礼;再无雨,则派员到京西黑龙潭行礼祈求;再无雨,则英明些的皇帝,或到天坛去求或派员到邯郸县请铁牌,照旧例须按驿站前往。自北京至邯郸,约须走七八天,在此期内,要落了雨,便不必一定请回,只由该员(钦使)到邯郸行礼致谢,便妥,意思是铁牌敬畏皇帝,逆知派人来请,便赶紧落了雨了。倘此时无雨,则请得铁牌回京,回程又须七八天,在此期中,落了雨,亦算是请牌有灵。倘仍无雨,则到北京,供于先农坛或天坛中,派员行礼,行礼之后,三天之内落了雨,则当然算是神灵。如仍无雨,则再派大员,或亲王贝勒行礼,三日之内,有雨自然也要算是求下来的。如仍无雨,则或再求,或将铁牌贬出,在此时期中,落了雨,则算是铁牌怕充军,赶紧落雨。如此做法,自下上谕请铁牌,至贬铁牌,前后总有一月有余之日期,再加上,以前最初派员诣时应官行礼至皇帝亲到天坛行礼之时,约共行礼七八次,每次行礼,以五日计,亦有三十余日,两数字共合两个多月,到三个月,安有这样长久,会不落雨的呢?倘落了雨,则都可以算是求下来的,于皇帝的面子,都过得去,请看他这祈雨的制度程度,便可以推测,当时制礼的人,不一定是糊涂了吧。

现在,才说因乘火车而得罪的官员。该年因为大旱,皇帝派丁某(好像姓丁,记不太清楚了),去请铁牌,彼时平汉路已修成,丁君不知旧制,乃乘火车前往,把铁牌请到北京,来回不过三天,派大员行礼,而未得雨,又求了一次又未落雨。于是有御史奏参,说丁君请铁牌,不循旧制,私自乘火车,应降以违制之罪,皇帝也因面子关系,果降丁君之罪。可巧不到一个月就下了雨了,倘果能照驿站行走,此时正在求雨期内而落了雨,于皇帝面子有多么好看,因他乘火车,提前了半个多月,闹得皇帝不够面子,这岂不是乘火车的毛病呢?所以皇帝为顾全自己面子起见,而不能不往当事人身上推,但上谕中,又不能说出耽延时日的真情形来,只好说了丁某奉旨,不能诚慎从事等语而已。当时有两首歌谣,以讥讽此事,曰:

奉命原须走驿程,请牌兼要请牌神。

火车虽快牌先到,无票牌神怎得乘?

祈雨极灵是铁牌,如何遇此雨期乖?

过期才得甘霖沛,想是牌神后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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