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永川到内江，看这地方上的军队，这里的一旅人还算是好，我对他们讲了很多话，不外乎抗战救国的道理。这里的宪兵团长对我说，他们的宪兵近来逃走的太多了。他们的宪兵至少都是中学毕业的，他们愿意到前方作战，不愿意留在后方。因为一到前方，马上就可以当排长。留在这里无论如何是个兵。一个兵当了排长，怎么好抓他回来呢？近来宪兵团没有法子维持，因此宪兵的空缺就太多，逃走了一个不容易再招了来。
内江是出糖的，周围八十里都是红土，种甘蔗最相宜。我以前从这里过，看见做出来的冰糖有三尺直径的，由地下摆到房顶上。听说这里的糖设有专卖局，专卖局局长也是一位与特务有关系的人，大发横财，弄得全四川的人起来反对。起初执政的人拿定了主意，民众们骂，就叫他们骂去，反正不听他们，后来抢钱抢得太不像话了，这才把抢钱的局长换掉。为什么这么办呢？原因是蒋介石要利用谁，无论他多么坏，还是要用他。这真是一件得罪主人的事。从内江到了资中，县长专员许多人欢迎我。正说着话，好多老百姓来喊冤说，他们的孩子去当兵，刚走了八九百人，都是穿着新棉衣的，县长叫他脱下，穿着单衣。冯先生，你看这大冷天还不要冻坏了么？我问县长：“你是怎么办的？”县长说：“请领棉衣上边不发，我怕冻坏了士兵，我用地方上的款给士兵做了一套棉衣。若他们穿着走了，再来了新兵怎么办？不是还得冻着吗？”专员说：“打电报到成都，成都不管；打电报到重庆，重庆不回。好容易得到重庆的回电说，前头的新兵穿着走了，后来的新兵还是冻着，不如把棉衣留下来，反正新兵到营里会有棉衣的。”我问计算计算多少日子这新兵可以到营呢？他们说：“慢着半月，快着要十天。”要说冻死人，别说十天，一两天就可以冻死。我对专员、县长说：“你们赶紧把棉衣送去，好在才出发两个钟头，还赶得上。”专员、县长齐声说：“衣服送走了，钱谁给呀？”我说：“你们可以拿笔记下来，作证向上报销；如果政府不承认，我将来赔偿，可以不可以？”专员、县长都很高兴地把我的话记下来了。那些刚走的新兵们的父母亲戚都感激的不得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的。
从资中到了成都，经过龙泉驿，坡度很大，弯弯曲曲很不好走。听说有好多汽车在那里出了事，有的翻了车，有的自己撞了。这地方一下雨，黄土很黏，汽车最难走。从重庆到甘肃、陕西、成都、川北，这个地方是必经之路，偏偏地弄得这么坏。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在蒋介石手下办事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敷衍，不负责任，并且说是省钱。实在说起来，这些车不值钱么？这些人命就更值得多了。看见小利，看不到大事。这就是蒋介石的病根子。
就在这一天，一位副官对我说，前三天有四辆载重车是押解着两万万元的票子，送到前方去当军费和发饷用的，有的走到成都北边，有的走到龙泉驿，就被押解的人，把款子全抢去了；还开枪打死了人。他们留下的话说：“与其每天吃不饱、穿不暖，给别人送钱，不如我们发个小财。谢谢你们！”这件事弄得蒋介石哭不得，笑不得。
成都城里是贺国光负责任，还有就是邓先生和田先生。我在这里见了很多旧朋友，他们对我说：“我们得快点想办法，我们是加入军统，还是加入党统；不然我们是不能存在的。”
看那样子，人人都在自危。我对他们说：“只有抗日和爱国是最重要的事，若要说到根本，是要拿老百姓做主人。”他们都向我笑了一笑，好像是了解我的意思。我在成都东北角的操场上看军队，人数不多，有一两千人，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样子。我到军官学校去看了一看，也给他们讲了话。成都人民对我说：“军官学校的学生纪律太坏，他们时常不断的手里拿着手榴弹往鱼塘里扔，炸弹一响，鱼死了，浮在水面上，军官学生就捞回去吃。百姓们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成都城里的戏院和电影院子，军官学生今天逛这个戏院子，明天逛那个，谁也不敢管。”不久以前有一期军官学生毕业，分发到前方去，他们的川资被军需人员给剥削了。学生们气愤极了，把军需人员打伤，屋子也给破坏了。军官学校里有好多很好的教官，我请他们来，问是什么缘故这样做，他们说：“校长是蒋介石，一年也来不了一次或二次。负教育责任的，用人用钱，都不能做主，如何不坏呢？”他们又说：“蒋介石一身兼着军官学校校长，步兵学校校长，炮兵学校校长，交辎学校校长，工兵学校校长，骑兵学校校长，航空学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军医学校校长，中央政治学校校长，又曾任过一度中央大学的校长，还有许多军官分校也是蒋介石当校长，只有一个兽医学校校长不兼。大概算起来，蒋兼了三十七个校长，教育长都当不了家，事情怎么不坏？军纪怎么不坏？”我看那些教官们都忧愁极了！
在华西坝给五间大学学生讲抗日的事情。那天本来预定的在一个大讲堂里，临时来的人比屋子能容的多了十倍。没有办法，就在大院子里临时来了一个电灯，在一个桌子上站着讲的。学生们听了我的话有时落下泪来，有时大笑起来，有时鼓起掌来。青年们是有血性而且又纯洁的，他们只知道爱国家、爱人民，因此就容易受感动。散会后，有几个学生对我说，他们可怜得很，很受压迫。我问他们什么缘故？他们说：“学校里布满了特务，谁说了不满政府的话，不是失踪挨打，就是被开除。还有念书好的，就称他是共产党，更有那些吃苦耐劳而帮助人的学生，那就是红色帽子戴上了。”我听见他们报告的这一切实情，真觉得难过。
我曾到过华西大学教授费尔普先生家里，他是美国人。这里有三对美国夫妇都是很好而又热心的基督徒，共同写了一本《为人的耶稣》。这个意义很高明，既然是基督徒，当然基督还不是老师么？真是很平正，很公道的说法。但谣言却因此出来了，说他们不该说神话，一定是共产党。我想连美国人写一本书都拿红帽子给他们戴上，中国人那还得了！
成都西门外，一二十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特设的党务训练班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说：“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先生说，什么叫民国？民国就是人民的国，人民是主人，公务员是仆人，仆人要服侍主人，仆人要处处讨主人欢喜才对呢！你们大家受了训练之后，是做主人呢？还是做仆人？我希望大家做个真正的仆人，时时刻刻要为老百姓服务，那样你们就没有白受训练了。”散会后，有人对我说：“先生这种讲话很像共产党的论调。”我说：“是那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