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篇小文是庚戌（一九一〇）年十月所写，这提醒我其时还住在本乡的西片町，铃本亭在这条街的尽头，便是我们时常去听落语的“寄席”（杂耍场）。在十一月中我们便又搬家了，这回却搬出了本乡区，到了留学生所极少去的麻布，那里靠近芝区，只有在庆应义塾读书的才感觉方便，其次则是立教大学了。但其时在庆应读书的似乎不大有人，立教则以前只有过一个罗象陶，不过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里了，虽然似乎他还在留学，却不知道在干什么。他是龚未生陶冶公的朋友，大概也是在搞革命，民国以后听说他因此很失意，我曾给他遗札题字，表示悼惜之意，这手札是陶冶公所藏的。其文云：
“光绪末年余寓居东京本乡，龚君未生时来过访，辄谈老和尚及罗黑子事。曼殊曾随未生来，枯坐一刻而别，黑子时读书筑地立教大学，及戊申余入学则黑子已转学他校，终未相见。倏忽二十年，三君先后化去，今日披览冶公所藏黑子手札，不禁怃然有今昔之感。黑子努力革命，而终乃鸟尽弓藏以死，尤为可悲，宜冶公兼士念之不忘也。民国廿三年三月十日，识于北平。”
这时候我侨居异国，据理说对于侨居国的政治似别无关心之必要，这话固然是不错的，但这回的事殆已超过政治的范围，笼统的说来是涉及人道的问题了。日本的新闻使我震惊的，此外还有一次，便是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大震灾的时节，甘粕宪兵大尉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夫妇，并及他的六岁的外甥橘宗一的这一件事。日本明治维新本来是模仿西洋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根本是封建武断政治，不过表面上还有一点民主自由的迹象，但也逐渐消灭了。这一桩事在他们本国思想界上也发生不少影响，重要的是石川啄木，佐藤春夫，永井荷风，木下奎太郎（本名太田正雄，奎太郎的奎字本从“木工”二字合成），皆是。石川正面的转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永井则消极自承为“戏作者”，沉浸于江户时代的艺术里边，在所著《浮世绘的鉴赏》中说明道：
我们迁居的地方是麻布区森元町，靠近芝公园与赤羽桥，平常往热闹场所去是步行到芝园桥，坐往神田的电车，另外有直通赤羽桥的一路，但是路多迂回，要费加倍的时间，所以平常不很乘坐，只有夜里散步看完了旧书店之后，坐上就一直可到家门近旁，虽是花费工夫，却可省得走路，也是可取的事。因此之故，虽然住在偏僻的地方，上街并无不便之处，午后仍是往本乡的大学前面，或晚饭后上神田神保町一带看书，过着游惰的生活。可是在这期间，却遇见一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这是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一月廿四日的事，那时正在大学赤门前行走，忽然听见新闻的号外呼声，我就买了一张，拿来一看，不觉愕然立定了。这乃是“大逆事件”的裁判与执行。这是五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日本有没有共产党虽然未能确说，但是日本官宪心目中所谓“社会主义者”，事实上只是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和急进的主张社会改革家罢了。这一案里包含二十四个人，便是把各色各样的人，只要当时政府认为是危险的，不管他有无关系，都罗织在内，作一网打尽之计，罪名便是“大逆”，即是谋杀天皇。他们所指为首魁的是幸德传次郎（秋水）和他的爱人菅野须贺，其实幸德是毫不相干的，因为他最有名，居于文笔领导的地位，所以牵连上了。原来是只有四个人共谋，内有宫下太吉与菅野须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想合炸药炸明治天皇，目的是证明他也是会死的凡人，并非神的化身，所查获的证物只是洋铁罐和几根铁丝，火药及盐酸加里少许，——我想当年陶冶公说要到长崎跟俄国人去学的炸弹，大约也就是这种东西吧。差不多同时候，有佛教徒内山愚童，单独计画谋刺皇太子，发觉了也随作为同党，并案办理。他们与幸德当然也有往来，官下太吉曾同幸德到熊野川舟游，这便说是密谋，大石诚之助松尾卯一太曾到平民社访问过幸德，便说是率死党若干人赴会，这些都是检事小山松吉的杰作，其实也正是政府传统的手法，近年的三鹰和松川事件就用了同样的方法锻炼成功的。他们将二十几个不相统属的人做成一起，说是共谋大逆，不分首从悉处死刑，次日又由天皇特饬减刑，只将一半的人处死，一半减为无期徒刑，以示天恩高厚，这手段凶恶可憎也实在拙笨得可怜。当时我所看见的号外，即是这一批二十四个人的名单。
“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要之只是外观罢了，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则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写这文章的时候为大正二年（一九一三）正月，即是“大逆事件”解决两年之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