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留学这六年中都没有写日记，所以有些事情已经记不起来了，到了民国元年这又继续来写，从十月一日起，一直写到现在。但是壬子年十月以前的事情，也大抵年月无可查考了，这些事例如范爱农的一件，幸而有他的亲笔信札和鲁迅的日记，还可知道一点，我自己的往杭州的教育司当视学，在那里“卧治”的事迹，那就有点茫然了。辛亥革命起事的前后几个月，我在家里闲住，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日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壬子元旦临时政府成立，浙江军政府的教育司由沈钧儒当司长，以前他当两级师范学堂校长时代在那里任教的一班人，便多转到这边来了，一部分是从前在民报社听过章太炎讲《说文》的学生，其中有朱遏先钱玄同，（其时他还叫钱夏，号中季，）这就是朱遏先，他介绍我到教育司去的。起初是委任我当第几科的课长，但是不久又改任了本省视学，这时期大概是三月里的事情，所以范爱农在三月廿七日的信里提到这事，但是我因为家里有事，始终没有能够去，一直拖延到大约六七月中，这才前去到差。那时教育司的办公处是租用头发巷丁氏的房屋，这丁家便是刻那“武林掌故丛编”的，在前清咸同时代很是有名，是杭州的一个大家，但是我觉得这住屋并不怎么好。我在教育司的这多少天里，并没有遍看教育司的房屋，我只到过那客厅，饭厅，和楼上的住室，都是很湫隘的地方。客厅里摆列着许多石头，是那有名的“三十六峰”，我却看不出它的好处来，而且那间房子很是阴暗，那时又值夏天，终日有蚊子飞鸣着，这上边就是我的宿舍，因为我到来晚了，所以床位已经是在旁边楼门口，楼梯下院子里是一个小便桶，虽然臭气并不薰蒸，却总也不是什么好地方。视学的职务是在外面跑的，但是平常似乎也该有些业务，可是这却没有，所以也并没有办公的坐位，每日就只是在楼上坐地，看自己带来的书，看得倦了也就可以倒卧在床上，我因为常是如此，所以钱玄同就给我加了一句考语，说是在那里“卧治”。在楼下“三十六峰”的客厅里，有些上海的日报，有时便下去阅看，不过那里实在暗黑得可以，而且蚊子太多，整天在那里做市的样子，看一会儿的报就要被叮上好几口。因此我“卧治”的结果，没有给公家办得一点事，自己却生起病来了。当初以为是感冒风寒，可是后来因为寒热发得出奇，知道是给“三十六峰”室的蚊子叮的发疟疾了。本来疟疾自有治法，只要吃金鸡纳霜即可以好的，但是在那蚊子窝里起居，一面吃药，一面被叮，也不是办法，所以就告了假，过江回家来了。我这回到杭州到差，大概前后有一个月光景，因为我记得领过一次薪水，是大洋九十元，不过这乃是浙江军政府新发的“军用票”。我们在家的时候，一直使用的是现大洋，乃是墨西哥的铸有老鹰的银元，这种军用票还是初次看见，我在领到之后，心里忐忑不知是否通用，于是走到清和坊的抱经堂，买了一部广东板朱墨套印的《陶渊明集》，并无什么麻烦的使用了，这才放心，以后便用这个做了旅费，回到家里来了。
我往杭州的月日，因为那时没有写日记，所以无可考查，但我查鲁迅的壬子日记，却还可以找到一点资料。五月项下有云：
“二十三日，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极安好，可喜，其信十七日发。”上面所说因为私事不曾往杭州去。便是这事情，又因分娩在即，要人照管小孩，所以去把妻妹叫来帮忙，这时她只有十五岁的样子，由她的哥哥送来，但是到得上海的时候，这边却是已经生产了。六月项下记云：
“九日，得二弟信，三日杭州发。”这时大概我已到了教育司，可见是六月初前去到差的。随后在七月项下记云：
“十九日，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幾仲辈为群大蠹。”这样看来，那么我到杭州去的时期，说是从六月一日以后，七月十日以前，那大概是没有大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