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史氏曰：所谓大政治家者，岂易言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此谋士耳；而非吾所谓大政治家也。威震强敌，望重干城，此大将耳；而非吾所谓大政治家也。至若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此可谓之纯臣矣；而犹非所以语于大政治家也。托孤寄命，忠贞不渝，此可谓之良相矣；而犹非所以语于大政治家也。然则必如之何而后可谓为大政治家哉？必也具有超人之抱负，独到之主张，而又行之以恒心，持之以毅力；故其能以一人之身，而为天下安危之所系，以一代之政，而为世运否泰之所关；其所设施，容或不便于当时，而实有裨于后世；其所作为，容或不理于众口，而实有造于邦家。其始也，必本诸一己之政策，戮力推行，以转移时势；其既也，复持其独具之卓识，力排众议，而奠定邦基；其终也，卒赖其老成之远谋，挽回末运，而泽被宇内。若而人者，殆所谓作中流之砥柱，造时势之英雄；其政绩所被，英主固赖之以图强，庸主亦可因之而免祸，季世固赖之以苟全，叔世更可因之而鼎盛。所谓大政治家者，非此之谓欤？
明乎此义，乃可与论张江陵矣。江陵明之名相；而明之名相，非止一江陵也。前乎江陵者，若夏忠靖，若三杨；与江陵同时者，若徐文贞，若高文襄，固皆卓有建树，俨然有古大臣之风者也。而无如彼其人者，率皆以书生之本色，当钧衡之重寄；虽亦具有纯臣之操守，良相之规模，顾其所抱负者，既以囿于萧规曹随之见，而卑之无甚高论，因之其所设施者，亦遂局于当世一时之利，而政随其人以息。易言之，彼辈殆皆无一定之政治主张，以为其施政之鹄的；充其极，亦仅佐成小康之治，以称叠于一时而已。其影响所及，绝非能与吾所谓大政治家者同日而语也。然则以彼例此，吾不得不服膺新会梁氏（启超）之言，而以江陵为有明一代惟一之大政治家矣。江陵之相业，如辅君、匡政、经武、理财诸端，固亦多步前人之成规，与时贤相伯仲，骤观之，似亦无以大异于众也。然其所以卓然超出于众，自别于一般之纯臣良相，巍然跻于中国以至世界大政治家之列，而能当之无愧者，则以其具有超人之抱负，独到之主张，而又行之以恒心，持之以毅力；故其设施虽不便于当时，作为虽不理于众口，而其影响于天下后世，所以补其阙而匡其失，正其本而清其源者，则至深且巨。无惑乎其终能转移时势，奠定邦基，而末运且赖以挽，宇内咸被其泽也。夫以有明中叶之由盛而寖衰，嘉隆时代内忧外患之交集，而江陵者，乃不恤受揽权之恶谤，被负友之重嫌，冒震主之不韪，干夺情之非议，兢兢焉第求政策之推行，凛凛然惟谋时势之转变。以视诸葛武侯之夹辅幼王，支撑危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后人何必不如前；再以方诸泰西大政治家，如马志尼、俾斯麦诸人者，又宁遑多让乎？至若明代诸名相，如上述之夏、杨、徐、高诸公者，则等诸自哙矣。然而生不见谅于愚昧之同侪，死复获咎于昏庸之幼主，甚且众口铄金，积非胜是，史籍所载，泰半谤言。彼愚昧之徒，惑于世俗斗筲之见，不能了然于江陵匡扶之苦心，而徒执一二微疵，斤斤焉以议于后而掣其肘；而昏庸之主，复狃于安富尊荣之习，不能无憾于江陵诤劝之严规，而遂信宵小浮言，悻悻然以加之罪而没其功；彼以其昏庸愚昧而出此，固自无损于江陵伟大之人格。所不能令人无憾者，则以一代惟一之大政治家，若江陵其人者，而坐令其横遭埋没，饮恨千秋，且与唐之李卫公同其不幸之命运。其所施于天下后世者如彼，而其所食之报顾如此。使人世而竟无真正之是非公论者，则毁誉之加，区区又奚足道；使人世而终有真正之是非公论者，则天下不平之事，宁有更逾于此者乎？然则扫尽浮言，别成信史，明是非而垂久远，拨云雾而见青天，斯亦匪异人任矣，吾又安能已于言也？于是作《张江陵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