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
《尔雅》：“九河，曰徒骇、曰太史、曰马颊、曰覆釜、曰胡苏、曰简、曰洁、曰钩盘、曰鬲津（吴程曰：九河率在河间之沧州境）。”孔颖达曰：“河分为九道，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
吕祖谦曰：“禹不惜数百里地疏为九河以分其势，善治水者不与水争利也。”
孟子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大也）水横流（不由其道，散溢妄行），泛滥于天下，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瀹（亦疏通之意）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决、排皆去其壅塞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
《史记》：禹抑鸿（鸿与洪同）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然河菑（菑与灾同）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在兰州地），历龙门（在蒲州地），南到华阴，东下砥柱（今陕州三门山），及孟津（在孟县）、雒汭（在巩县东），至于大邳（在今黎阳县），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分也）二渠以引其河（二河其一出贝丘西南，河之南折者也，王莽时遂空，其一即漯川），北载高地，过降水（在信都地）至于大陆（在邢、赵、深三州地），播为九河，同为逆（迎也）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陂，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
臣按：先儒有言，人君以养民为职，凡为民害者必除之。夫民之所资以为养者土也，而土必滋于水然后物得以生，苟水之多而至于荡焉则为害大矣，非徒民不得以为衣食，且不得以为居室矣，民无衣食居室则何以为生哉？是以天地间利于民者莫大乎水，害于民者亦莫大于水。尧舜之世用人以辅世尤重于治水之职，鲧湮洪水则殛之，禹能平水土则用以总百揆，终而禅之以位，圣人之意盖可见矣。中国四大水，惟河之来为最远，其为害亦最大，自汉以来屡为中国害，一时君臣所以治之者亦各随时因势以为之疏塞，无非除民之害而已。吁，民害弗除则民生弗遂，今日为中原民害之大者莫甚于河，有天下者乌可不以治河为急务乎？
汉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兴卒塞之。
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发卒十万塞之，辄复坏。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数不登而梁、楚尤甚，天子既封禅，其明年乃发卒数万人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防，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
初，武帝既塞宣防，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至永光五年，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
孝成建始四年，河决东郡金堤。先是，清河都尉冯逡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九河故道今既灭难明，屯氏河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余郡，然后忧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水十余日，河果大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败坏官亭室庐且四万所。
河平元年，以王延世为河堤使者。延世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堤成。
鸿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平陵李寻等奏言：“议者恒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何欲，居之当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
哀帝初即位，骑都尉平当使领河堤，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浚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诏贾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遗，留也。言川泽水所流聚之处皆留而置之，不以为居室垦植），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答难曰：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通，渠有三利，填淤加肥（一利）、禾麦更为粳稻（二利）、转漕舟船之便（三利），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
臣按：古今言治河者盖未有出贾让此三策者。
平帝元始四年，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其大略异者，关并（人名）言河决率常于平原（今德州）、东郡（今东昌）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秦汉以来河决南北不过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室。韩牧以为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为四五，宜有益。王横言河入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海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禹之行河水本从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世统谱谍）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决河灌之，决处遂大，不可复补，宜更开空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司空掾桓谭典其议，为甄丰言，凡此数者必有一是，宜详考验，皆可豫见，计定然后举事，费不过数亿万，亦可以事诸浮食无产业民衣食，县官而为之作，乃两便。
臣按：西汉一代治河之策尽见于此，大约不过数说，或筑堤以塞之，或开渠以疏之，或作竹落而下以石，或听其自决以杀其势，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门以杀水势，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或欲寻九河故道。桓谭谓数说必有一是，详加考验豫见，计定然后举事。以今观之，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贾让三策，其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贾鲁疏浚塞之三法焉。
《宋史》：河入中国，行大行西，曲折山间不能为大患，既出大咺东，更平地二千余里，特以堤防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会，不免决溢，而大名、郓、澶、滑、孟、濮、齐、淄、沧、隶、滨、德、博、怀、卫、郑等郡及开封，往往受其害。于是诏命诸州长吏兼河堤使，防塞之法甚备而决溢之患时有，说者谓河随时涨落，自立春后冻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颇为信验，谓之信水，非时暴涨谓之客水，随决随塞，濒河之民苦之。
仁宗至和二年，河决大名馆陶，殿中丞李仲昌请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墶渠，入横陇故道，以披其势。富弼是其策，诏发三十万丁修六墶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举河渠。仲昌塞商胡，北流入六墶，河不能容，明年复决，水死者数千万人。
欧阳修曰：“鲧障洪水九年无功，禹得《洪范》五行之书，知水润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则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势而疏决尔，今欲逆水性障而塞之，夺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也。”
熙宁十年，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
臣按：此黄河入淮之始，然此特其支流由汴入泗至清河口入淮者耳。
又，刘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闭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当疏导，以绝河患。
元至大三年，河北河南道廉访司言：黄河伏槽之时水势似宽，观之不足为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东，土性疏薄兼带沙卤，一失导泄之功，崩溃决溢可立而待。河至杞县三氵义口播而为三，盖亦有年，其后二氵义湮塞，三河之水合而为一，下流既不通畅，自然上溢为灾，即今水势趋下，有复钜野、梁山之意，盖河性迁徙无常，苟不预防，不出数年曹、濮、济、郓蒙害必矣。宜妙选廉干深知水利之人专职其事，频为巡视，谨其防护，职掌既专则事功可立，较之河已决溢、民已被害然后卤莽修治以劳民者不同矣。
至正四年夏，久雨河溢决堤，濒河郡邑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钜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皆罹水患，水势北侵安山，沿入会通运河。其后集群议，都漕运使贾鲁议欲疏塞并举挽河使东行以复故道，丞相托克托韪其策，以鲁为总治河防使，发民丁十五万人，自四月至十一月诸扫诸堤成，河乃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
欧阳玄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浚、有塞三者异焉，酾河之流因而导之谓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谓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谓之塞。”又曰：“贾鲁有言，水工之功视土工之功为难，中流之功视河滨之功为难，决河口视中流又难，北岸之功视南岸为难。用物之效，草虽至柔，柔能狎水，水渍之生泥，泥与草并力，重如碇，然维持夹辅，缆索之功实多。”
余阙曰：“中原之地平旷夷衍，无洞庭、彭蠡以为之汇，故河尝横溃为患，其势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故禹之治河，自大咺而下则析为三渠，大陆而下则播为九河，然后其委多，河之大有所泻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时河始南徙，讫于汉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时受害特甚，虽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业，而一瓠子之微终不能塞而付之无可奈何而后已。自瓠子再决而其流为屯氏诸河，其后河入千乘而德隶之河又播为八，汉人指以为太史、马颊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泻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于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讫东都至唐河，不为害者千数百年。至宋时，河又南决，南渡时又东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为之委无以泻而分之，故今之河患与武帝时无异。自宋南渡时至今（谓元）殆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势然也，建议者以为当筑堤起曹南讫嘉祥，东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则渐可图以导之使南。庙堂从之，非以南为壑也，其虑以为河之北则会通之漕废。予则以为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则汶水必微，微则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书》所谓‘浮于汶，达于河’者是也。盖欲防钜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复千乘然后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臣按：天地间为民害者，在天有旱潦之灾，在地有河海之患，然雨旸之为旱潦也有时而人犹可先事以为之备，若夫河海之患则有非人力所能为者矣。虽非人力所能为，而人君有志于为民者，其忍坐视而付之无可奈何哉？中国之水非一而黄河为大，其源远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质浑而浊，其为患于中国也，视诸水为甚焉，自禹疏九河之后，迁史《河渠书》述之详矣。臣请探厥本原，自张骞使西域之后，说者咸谓河出昆仑，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笃实者西穷河源，得其源于吐蕃朵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间有泉近百泓，汇而为泽，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译音所谓鄂端诺尔也。其地在中国西南，直四川马湖府之正西三千余里、云南丽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较之昆仑殆为近焉。自西而东，合诸河水，其流浸大，东北流分为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誊格哩哈达，即昆仑也。绕昆仑之南折而东而北而西，复绕昆仑之北，又转而东北行约二十余日，始入中国，自贵德、西宁之境至积石，经河州东北流至兰州，北绕朔方、上郡，又东出境外，经三受降城、东胜等州，又折东南出龙门，过河中，抵潼关，东出三门析津为孟津，过虎牢而后奔放平壤，吞纳小水以百数，势益雄放，无崇山巨矶以防闲之，旁激奔溃，不遵禹迹，故虎牢迤东，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方禹之导河，其河盖自西而东，又转而北之东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汉元光三年河徙东郡，更注勃海，继决于瓠子，又决馆陶，遂分为屯氏河二河相并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于博州，屯氏河始塞，后二年又决于平原，则东入齐、入青以达于海，下流与漯川为一。宋熙宁十年，河又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时淮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开封北卫州决入涡河，以合于灌旧河，在开封城北四十里，东至虞城，下达济宁州界。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之黑阳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项城，经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永乐九年，复疏入故道。正统十三年，又决荥阳，东过开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东南经陈留自亳入涡口，又经蒙城至怀远东北而入于淮焉。抑通论之，周以前河之势自西而东而北，汉以后河之势自西而北而东，宋以后迄于今则自西而东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随之，恤民患者乌可不随其所在而除之哉？《礼》曰四渎视诸侯，谓之渎者，独也，以其独入于海，故江、河、淮、济皆名以渎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黄河之全，盖合二渎而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为濒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归于淮也哉？曩时河水犹有所潴如钜野、梁山等处，犹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类，虽以元人排河入淮而东北入海之道犹微有存焉者，今则以一淮而受众水之归而无涓滴之渗漏矣。且我朝建国幽、燕，漕东南之粟以实京师必由济博之境，则河决不可使之东行，一决而东则漕渠干涸，岁运不继，其害非独在民生，且移之国计矣。今日河南之境，自荥阳、原武由西迤东，历睢阳、亳、颍以迄于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视而不顾欤，则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则日甚一日，或至于生他变；设欲兴工动众，疏塞并举，则又恐费用不赀，功未必成而坐成困毙，然则为今之计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古今治水者要当以大禹为法，禹之导河既分一为九以分杀其汹涌之势，复合九为一以迎合其奔放之冲，万世治水之法此其准则也。后世言治河者莫备于贾让之三策，然历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于上、中二策盖罕用焉，往往违水之性、逆水之势而与水争利，其欲行也强而塞之，其欲止也强而通之，惜微眇之费而忘其所捐之大，护已成之业而兴夫难就之功，捐民力于无用，糜民财于不赀，苟顾目前，遑恤其后，非徒无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因之以召祸乱亦或有之，顾又不如听其自然而不治之之为愈也。臣愚以为，今日河势与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则兼治淮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则兼资其用矣，况今河流所经之处，根本之所在、财赋之所出、声名文物之所会，所谓中国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所可比，乌可置之度外而不预有以讲究其利害哉？臣愿明诏有司，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征赴公共汽车，使各陈所见，详加考验预见，计定必须十全然后用之。夫计策虽出于众而刚断则在于独，择之审、信之笃而用之专，然后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傍，甲是乙非，又岂能有所成就哉？臣观宋儒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从低处下手，下面之水尽杀，则上面之水渐浅。”臣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深信贾让上、中二策以为可行。盖今日河流所以泛溢以为河南、淮右无穷之害者，良以两渎之水既合为一，众山之水又并以归，加以连年霖潦，岁岁增益，去冬之沮洳未干，嗣岁之横潦继至，疏之则无所于归，塞之则未易防遏，遂使平原汇为巨浸，桑麻、菽粟之场变为波浪、鱼鳖之区，可叹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泄，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国家诚能不惜弃地、不惜动民，舍小以成其大，弃少以就夫多，权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议，择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权，俾其治河流，相地势于其下流迤东之地，择其便利之所，就其污下之处，条为数河以分水势，又于所条支河之旁地堪种稻之处，依江南法创为圩田，多作水门，引水以资灌溉。河既分疏之后，水势自然消减，然后从下流而上，于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荡涤之，或挑而开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则中有所受不至于溢出而河之波不及于陆，下有所纳不至于束隘而河之委易达于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规置有法，积以岁月，因时制宜，随见长智，则害日除而利日兴，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无故捐数百里膏腴之地，其间破民庐舍、坏民田囿、发人坟墓不止一处，其如人怨何？呜呼，天子以天下为家，一视同仁，在此犹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土，顾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尔，为万世计不顾一时，为天下计不徇一方，为万民计不恤一人，贾让有言：“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足以业其所徙之民，大汉方制万里，岂与河争咫尺之利哉？”臣亦以谓开封以南至于凤阳，每岁河水渰没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数十万顷，今纵于迤东之地开为数河，所费近海斥卤之地多不过数万顷而已，两相比论，果孰多孰少哉？请于所开之河偶值民居则官给以地而偿其室庐，偶损民业则官倍其偿而免其租税，或与之价直，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宽闲之乡，或拨与新垦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劳动乎我者非为私也，亦何怨之有哉？矧今凤阳帝乡，园陵所在，其所关系尤大，伏惟圣明留意万一，臣言可采或见之施行，不胜幸甚。
大德中，河决杞县蒲口，河北、河南肃政廉访使尚文建言：“长河万里西来，其势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为中国患不知几千百年矣。自古治河处得其当则用力少而患迟，事失其宜则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论也。今陈留抵睢东西百有余里，南岸旧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于水计六七尺或四五尺，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概南高于北约八九尺，堤安得不坏，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决千有余步，迅疾东行，得河旧渎，行二百里至归德横堤之下复合正流，或强湮遏，上决下溃，功不可成。揆今之计，河西郡县顺水之性远筑长垣以御泛溢，归德、徐、邳民避冲溃听从安便被，患之家宜于河南退滩地内给付顷亩以为永业，异时河决他所者亦如此，亦一时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从之。会河朔郡县、山东宪部争言不塞则河北桑田尽为鱼鳖之区，塞之便，复从之。明年蒲口复决，塞河之役无岁无之，是后水北入复河故道，竟如文言。
臣按：河为中原大害，自古治之者未有能得上策者也。盖以河自星宿海发源东入中国逾万里，凡九折焉，合华夷之水千流万派以趋于海，其源之来也远矣，其水之积也众矣，夫以万川而归于一壑，所来之路孔多、所收之门束隘而欲其不泛溢，难矣，况孟津以下地平土疏，易为冲决而移徙不常也哉。汉、唐以来贾让诸人言治河者多随时制宜之策，在当时虽或可行而今日未必皆便，元时去今未远，地势物力大段相似，尚文所建之策虽非百世经久之长计，然亦一时救弊之良方。宜令河南藩宪每年循行濒河郡县如文所言者，相地所宜，或筑长垣以御泛滥，或开淤塞以通束隘，从民所便，或迁村落以避冲溃，或给退滩以偿所失，如此，虽不能使频河州郡百年无害，而被患居民亦可暂时苏息矣。
以上论除民之害。臣按：天下之为民害者非特一水也，水之在天下非特一河也，流者若江海之类，潴者若湖陂之属，或徙或决，或溢或溃，堤岸以之而崩，泉源以之而涸，沙土由是而淤，畛域由是而失，以荡民居，以坏民田，皆能以为民害也。然多在边徼之堧、宽闲之野、旷僻之处，利害相半，或因害而得利，或此害而彼利，其所损有限，其所灾有时，地势有时而复，人力易得而修，非若河之为河，亘中原之地，其所经行皆是富庶之乡，其所冲决皆是膏腴之产，其为民害比诸其他尤大且久，故特以民之害归焉。使凡有志于安民生、兴民利者，知其害之有在，随诸所在而除之，而视河以为准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