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大司寇以肺石（赤石）达穷民，凡远近騑（无兄弟）独（无子孙）、老幼之欲有复（犹报也）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郑玄曰：“穷民，天民之穷而无告者。”
王安石曰：“立三日然后听之，则又恶民之渎其上，则上瞆毛而不渫，虽诚无告，反不暇治矣。”
臣按：先儒谓肺者气之府而外达乎皮毛，惸独、老幼，天民之穷无告者其微弱也犹国之皮毛焉，心之气靡不通之也，不通则疾病生焉，故用之达穷民，其有取于是乎？立于肺石三日者，审究考核得其情实，然后以其辞告于上，罪其长焉。先王之时，民之穷困无告者皆得达于上，牧长不敢遏，左右不能蔽，尽天下之独、老幼，无一人不得自言其情，又岂有无罪而罹于深文密网者哉？
朝士掌外朝之法，左嘉石（文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赤石）达穷民焉。
朱申曰：“嘉石设于左，平罢急之民，使之自强于善；肺石设于右，达穷困之民，使之申其情。”
大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
郑玄曰：“大寝，路寝也，其门外则内朝之中。穷，谓穷冤失职，以达于王。遽，传也。”
王安石曰：“路鼓四面，示欲四方无所不达。大寝之门外，自外至者莫近焉，则欲其闻之速也。”
臣按：吏治不能以皆善，民情未易以上达，是以成周盛时，思所以通幽隐之情、防壅隔之患，于是有肺石、路鼓之设焉。民之穷困者则俾之立肺石之上，使人人得而见焉，见之斯知其为穷矣；民之冤抑者则俾之击路门之鼓，使人人得而闻焉，闻之斯知其为冤矣。肺石设于外朝，大司寇掌之，而听之者朝士也，朝士见有立肺石者则以达司寇，司寇以复诸王；路鼓在寝门之外，大仆主之，而守之者御仆也，御仆闻有击鼓声者则以达大仆，大仆以闻诸王。瑀然其人立于朝着之间无不见者，朝士虽欲不达司寇、司寇虽欲不达诸王，不可也；填然其声鸣诸路寝之中无不闻者，仆御虽欲不闻大仆、大仆虽欲不闻天子，不能也。是以闾阎之幽悉达于殿陛之上，庶之贱咸通乎冕旒之前，民无穷而不达，士无冤而不伸，此和气所以畅达而天地以之而交，治道以之而泰也欤。
汉明帝时，穷治楚王英谋逆狱者累年，系狱者数千人，其人多引列侯皆所未尝相见者，侍御史寒朗上书言其诬，帝曰：“即如是，何故引之？”对曰：“其人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虚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怒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愿一言而死。”曰：“臣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子所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及公卿相会陛下问以得失，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冤，无敢为陛下言者。臣今所言，诚死无悔。”帝意解，后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
臣按：寒朗所言囚人多引贵显者冀以自明，及出之不如入，可无后责，与夫公卿相会口不言而归仰屋窃叹，非但汉时为然，而后世典狱之吏、执事之臣往往皆然，明主所宜深鉴也。
唐高宗时，唐临为大理卿，帝常录系囚，前卿所处者多号呼称冤，临所处者独无言，高宗怪问其故，囚曰：“唐卿所处本自无冤。”高宗叹息良久，曰：“治狱者不当如是耶？”
臣按：前代帝王皆躬自录囚，盖以人命至重故也，虽以高宗之昏制于悍后，犹不废此制。后世一惟法司是信，而有冤者无由得见上而诉之，此狱所以不清，冤气郁而和气为之感伤，有由然也。
武后时，告密者诱人奴告主以求功赏，窦德妃父孝谌妻庞有奴妄为妖异，恐之，请夜祠祷解，奴因发其事，监察御史薛季昶诬奏以为德妃同祝诅庞氏，当斩其子。希瑊诣侍御史徐有功讼冤，有功上奏论之以为无罪，季昶奏有功阿党恶逆，付法司，法司处有功罪当绞，有功叹曰：“岂我独死，诸人皆不死邪？”既食熟寝，太后召有功，迎谓曰：“卿比按狱，失出何多？”对曰：“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由是庞氏得减死。
臣按：武后虽称好杀，然独容徐有功，后世人主，其臣一拂其意即不知其善矣。有功谓“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可为人主断刑之鉴。又曰“岂我独死，诸人皆不死”，可为人臣陷人之戒。
以上伸冤抑之情
▲慎眚灾之赦
《易解》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程颐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为解也。赦释之，宥宽之。过失则赦之可也，罪恶而赦之则非义也，故宽之而已。君子观雷雨作解之象，体其发育则施恩仁，体其解散则行宽释也。”
张子清曰：“雷雨交作则为解，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泽，威中有泽，刑狱之有赦宥也。有过者赦而不问，有罪者宥而从轻，此君子所以推广天地之仁心也。”
臣按：“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盖言《易》卦之象如此尔，人君于人之有过者而赦之，有罪者而宥之，亦犹《易》之有是象也。然过有小大，过失之小者固不必问，若事虽过失而事体所关则大，如失火延烧陵庙、射箭误中亲长之类，其罪有不可释者，原其情则非故也，故因时赦其罪以宥之。宥如“流宥五刑”之宥也，所谓罪者过失而入于罪者耳。若夫大憝极恶之罪，杀人不死则死者何辜？攫财不罪则失者何苦？雷雨作解，岂为如是之人哉？
《舜典》曰：眚灾肆赦。
朱熹曰：“眚灾肆赦，言不幸而触罪者则肆而赦之，此法外意也。”
臣按：此万世言赦罪者之始。夫帝舜之世，所谓赦者，盖因其所犯之罪或出于过误、或出于不幸，非其本心固欲为是事也，而适有如是之罪焉，非特不可以入常刑，则虽流宥金赎亦不可也，故直赦之。盖就一人一事而言耳，非若后世概为一札，并凡天下之罪人不问其过误、故犯一切除之也。
《吕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
孔颖达曰：“五刑之疑有赦，赦从罚也；五罚之疑有赦，赦从过也，过则赦之矣。”蔡沈曰：“疑于刑则质于罚也，疑于罚则质于过而宥免之也。”
臣按：此所谓有赦者，赦其有疑者耳，非若后世不问有疑无疑一概蠲除之也。
《周礼》：司刺，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
臣按：赦有二者之义，程子谓赦释之宥，惟宽之而已，盖就其所犯之人品，原其所犯之情实而赦之宥之也，其与后世所颁之赦异矣。《春秋》：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啖助曰：“肆者放也，眚者过也。”
胡安国曰：“肆眚者，荡涤瑕垢之称也。《舜典》曰‘眚灾肆赦’，《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过宥罪’，《吕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未闻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则废天讨、亏国典、纵有罪、虐无辜，恶人幸以免矣。后世有姑息为政，数行恩宥，惠奸轨、贼良民，而其弊益滋，盖流于此故。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为政于蜀，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讥失刑也。”
臣按：后世大赦天下，其原盖出于此。夫鲁所肆者一国之中，而谓之眚则其所赦者过失焉耳，眚而谓之大，意者鲁国向有所肆，皆小眚也，今则并其大者而肆之，然于罪恶犹未赦也，圣人书之以垂戒万世，以此为防。后世赦文乃至遍赦天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大小咸赦除之，甚至十恶之罪、常赦所不原者亦或赦焉，惠奸宄、贼良民，怙终得志，善良喑哑，失天讨之公，纵人欲之私，皆《春秋》之罪人也。
管仲曰：“文有三情，武无一赦。赦者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人之仇仇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无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盗贼不胜则良人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烦，故赦者奔马之委辔也。”
马端临曰：“唐虞三代之所谓赦者，或以其情可矜，或以其事可疑，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议之列，然后赦之，盖临时随事而为之斟酌，所谓议事以制者也。至后世乃有大赦之法，不问情之浅深、罪之轻重，凡所犯在赦前，则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盗贼及作奸犯科者不诘，于是遂为偏枯之物、长奸之门。今观管仲所言，及《史记》所载陶朱公救子之事，则知春秋战国之时已有大赦之法矣。”
秦二世初即位，大赦天下。
臣按：赦之为言，始见于《虞书》，然所肆赦者眚灾而已，未尝泛及于有罪者焉。《管子》之书虽云赦者小利而大害，然仅行于其国中，未遍及于天下。赦而加之以大，始见于史，后世遂以为故事，一遇国家有变革喜庆之事，则形于王言，颁之天下，不问情之故误、罪之当否，一切施以旷荡之恩。呜呼，是何三代之后，君子常不幸而小人常多幸哉？
汉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匡胤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僻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昏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臣按：西汉之世赦令最频数，高帝在位十九年凡九赦，盖汉初得天下，人之染秦俗者深，事之袭秦弊者久，不可不赦，赦之所以与民更始也。文帝在位者二十三年凡四赦，文帝承吕后之后，盖亦有不得已焉者。若夫景帝之十六年而五赦，武帝五十五年而十八赦，昭帝十三年而七赦，宣帝二十五年而十赦，成帝二十六年而九赦，哀帝六年而四赦，大约计之未有过三年而不赦者，数赦如此，何其为良民计也，恒不足而为奸民地也，恒有余哉？
光武建武二十年，吴汉病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惟愿陛下慎无赦而已。”
臣按：吴汉，武将也，犹欲其君以慎无赦，赦不可以轻而数也明矣。
章帝元和二年，以祀明堂大赦天下，系囚在赦前减罪一等，勿笞，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发觉者。郭躬奏曰：“圣恩所以减死使戍边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毋虑万人，又自赦以来捕得甚众，而诏令不及，皆当重论。伏惟恩宥，死罪以下并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臣以为赦前犯罪死而系在赦后者，可皆勿笞，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边。”帝善之，即下诏赦焉。
臣按：赦固非国家之美事，然死罪既赦而独不及亡命，不可也。盖自古所以起祸乱者多犯罪亡命之徒也，朝廷一持以法而无所贷，彼固无辞而甘心焉，苟施旷荡之恩而彼独不与焉，能无觖望乎？郭躬之虑可谓远矣。
王符曰：“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何以明之？谨饬之人身不蹈非，又有为吏正直不避疆御，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陷而能至阙庭自明，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十六七矣，其轻薄奸轨，既犯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蓄愤，而反一概悉蒙赦释，令恶人高会而夸咤，老盗服赃而过门，孝子见仇而不得讨，遭盗者睹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轨者贼良民，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也，贵威奸惩恶，除人害也。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寇贼奸轨，难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与之更新，颐育万物，以成大化。非以养奸活罪，放纵大贼也。夫性恶之民，民之豺狼，虽得放宥之泽，终无改悔之心，旦脱重梏，夕还囹圄。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宜数赦以解散之’，此不昭政乱之本源，不察祸福之所生也。”
臣按：此王符《述赦论》也，观此则赦之无益于治可见矣。
荀悦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臣按：当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则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当危疑之时，赦不可无，无则反侧不安而祸乱不解，荀氏谓赦为权时之宜，而后世乃以之为常典，何哉？
汉帝禅延熙六年立后，大赦，孟光责费諲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轨之恶。”諲谢之。初，丞相亮为相十四年才两赦，时有言公大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陈寿曰：“诸葛亮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胡寅曰：“赦之无益于治道也，前贤言之多矣，而终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于其间有吉庆、克捷、祥瑞、祈祷之事则又颁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后世之制，是何也？始受命则赦，改年号则赦，获珍禽奇兽则赦，河水清则赦，刻章玺则赦，立皇后则赦，建太子则赦，生皇孙则赦，平叛乱则赦，开境土则赦，遇灾异则赦，有疾病则赦，郊祀天地则赦，行大典礼则赦，或三年一赦，或比岁一赦，或一岁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负者蠲之，有滞者通之，或得以荫补子孙，或得以封爵祖考，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则赦希而实，昏乱之世则赦数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尽去也，数者则意在邀福而归诸己也，实者有罪必除、有负必蠲也，文者虽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泽也。”
臣按：赦之为言释其罪之谓也，后世之赦乃以蠲逋负、举隐逸、荫子孙、封祖考，甚至立法制、行禁令皆于赦令行焉，失古人眚灾肆赦、赦过宥罪之意矣。臣愚以为，赦令之颁，宥罪之外，蠲逋减税、省刑已责、弛工罢役、宽征招亡，凡宽民惠下之道因赦而行可也，非此属也一切付之有司行焉。凡夫赦文之初作，条件之初拟也，必须会集执政大臣各拟所司合行条贯，从公计议，必于律例无碍，必于事体无违，必于人情不拂，断然必可行，的然必无弊，如蠲逋也，其物必可除后决不至于复追，如宽征也，其事必可已后决不至于再作，其文意必不至解而两通，其前后必不至言而相戾，既处置其事宜，复讲解其文理，明白切当，然后著于赦文，行于天下，则上之所颁者无虚文，下之所沾者皆实惠矣。
南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裴子野曰：“郊祀天地，修岁事也，赦彼有罪，夫何为哉？”
唐太宗尝谓侍臣曰：“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静，礼义兴行，数赦即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当须慎赦。”
臣按：三代以下称贤君者必曰唐太宗，太宗之于赦也，其慎也如此，则赦无益于治道也明矣。
宣宗大中元年，以旱故，命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大理卿马植奏称：“卢商等务行宽宥，凡抵极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赃及故杀，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含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也。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卫旱，讨邢而雨降，是则诛罪录奸或合天意，雪冤决滞乃副圣心也。”
臣按：五代晋天福中，张允进《驳赦论》曰：“以水旱降德音，宥过放囚，冀感天心以救灾，非也。假有二人讼，遇赦则有罪者幸免，无罪者衔冤，冤气升闻，乃所以致灾，非弭灾也。天道福善祸淫，若以赦为恶之人而变灾为福，是则天助恶人也。”观于此言，则赦无益于救灾明矣。
五代时，温韬发唐诸陵，唐庄宗时入朝，赐姓名曰李绍冲，韬多赍金帛赂刘夫人及权贵，旬日遣还，郭宗韬曰：“温韬发唐山陵殆遍，其罪与朱温相埒耳，何得复居方镇，天下义士谓我何？”庄宗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胡寅曰：“罪人不可不诛，赦令不可不守，二者将何处？必于未赦之前，揆情法、审轻重而区别之，使预赦者无可诛之罪，被刑者无可恕之人，则一举而两得矣。”
臣按：事几多端，变故不一，人之所为所犯，赦文所条具者，岂能一一该尽之哉？然闾阎之幽、郡邑之远，事出于一时，或有反常殊异者，上之人固无由周知而豫料之，若夫干纪乱常之事，关于人伦，入于大恶，昭昭于天下耳目者，岂应用事秉笔之人无一人知哉？如温韬发诸帝陵以窃取宝玉，虽妇人走卒亦或知之，若是者宜于群臣计议诏条之前，明举某人某事决不可赦，豫有以处之，使吾诏条颁布天下，有司奉行之无有妨碍，不至犯万世之义、失一时之信，则得之矣。
宋自祖宗以来，三岁遇郊则赦，此常制也。世谓三岁一赦，于古无有，景祐中言者以为：“三王岁祀圜丘，未尝辄赦，自唐兵兴以后，事天之礼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荡乱狱，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愿罢三岁一赦，使良民怀惠，凶人知禁。或谓未可尽废，即请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过误者引而赦之，州县须诏到仿此。”
臣按：人君为天之子，奉天之祀则当体天之心，以惠天之民，天之民不得已而误入于罪，赦之可也，不幸而为人所害焉，为天子者不能恭行天讨，使天之民冤苦莫伸，岂天意所欲哉？盖赦之初设为眚灾也，后世相承既久，不能复古，然旷荡之恩如雷雨之施，不时而作，使人莫可测知可也。宋人为之常制而有定时，则人可揣摩，以需其期，非独刑法不足以致人惧，而赦令亦不足以致人感也。
仁宗嘉祐中，学士张方平言：“中外官多发人积年罪状，数按人赦前事及奏劾事，辄请不以赦原减，快一时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自今有类此者以故违制书坐之。”御史吕诲亦以为言，乃下诏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过失，外视公言，内缘私忿，诋欺暧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而有司多按赦前事，殆非慎命令、重刑罚，使人洒然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讯之。”
臣按：无事而赦，固非国家美事，有事而赦而又不能守，使失信于人，尤非国家善治也。盖国宝于民，民宝于信，上之出令一有不信于民，异时再有所言则民不信之矣，是以善为治者必不轻于出令，命既出矣而必守之以信，非但欲其令之必行，盖欲其事之可继也。
元西僧岁作佛事，或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哑而饮恨。
臣按：赦宥出于上，识治体者犹以为非，元人信胡僧之言，每作佛事辄纵罪囚，以希福报，恩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人不感帝之恩而感乎僧，是以每遇将作佛事之先有罪在系者辄赂僧以求免，遂使凶顽席僧势以稔恶，善良抱冤屈而莫诉。异端所为无足责也，中国之治乌可尤而效之哉？
以上慎眚灾之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