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功力之事），以比追（逐寇）胥（伺盗捕贼），以令贡赋（施政令以贡赋之事）。
郑玄曰：“用，谓使民事之也。伍、两、卒、旅、师、军皆众之名，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农事而定军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义足相救，服容相别，音声相识。”
臣按：此即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旅，五旅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之制。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有夫有妇为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饶也），唯田与追胥竭（尽也）作（行也）。
贾公彦曰：“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者，一家兄弟虽多，除一人为正卒，正卒之外其余皆为羡卒。唯田与追胥竭作，非直正卒一人，其羡卒尽行也。”
吴澂曰：“以田赋出军，古法也，今则难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乡之中，近止数十里，远则数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无畏惮，室家无怨恩。秦汉以来，万里长戍，民之惮行如往弃市，于斯之时，乃假《周官》之说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农既分，制虽非古，然兵受廪给，不耕而食，虽劳而不怨；民出赋税，免于征行，虽贫而不劳。若夫募兵之法，悬以重赏，使自应募而又使之二十备戎行、五十免军役，斯尽善矣，此斟酌之得宜。”
臣按：成周因田赋而出军，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遍知其人丁之多寡，又于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强弱能任其事与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人为正卒，其余为羡卒也。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编次为一伍，积累而上，阶级相承以为伍、两、卒、旅、军、师之制，因地剂而起则人无贫窘，非任事不用则士无疲懦。此制一定，遇有征伐则起之以为军旅，当教阅则作之使趋田役，遇有盗贼则比之使与追捕，遇夫闲暇则令之使出贡赋，盖有事则随时起调，无事则依旧输纳，每正卒之外皆有余丁以为之副贰，随阙而随补。军伍无有空也，多用则多起，分数无不足也。先儒谓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非无兵也，用之则布满于行陈，不用则收敛而归之田里，此万世无弊之军政也。后世舍无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永不可复，可慨也夫。
大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吕祖谦曰：“一军之制，为人万二千五百，损一人则不足，增一人则有余。大国之三军也，地方百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三军也；次国之二军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二军也；小国一军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一军也。地有限则人有限，人有限则军有限，虽欲僭侈其人，亦窘于无人而不得骋矣。王纲上举，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强不犯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军有常军，虽欲如晋之僭，岂可得哉？”
吴澂曰：“伍一比也，两一闾也，卒一旅也，旅一党也，师一州也，军一乡也，家所出一人，将、帅、长、司马其师史者也。成周寓兵于农，方其无事为农，则万二千五百家而为一乡，乡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为兵，则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军将皆命卿，即乡大夫之卿也。”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则属之大司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则皆前日之农也，士不待迁皆吾民，将不改置即吾吏，居则联其家而为比、闾、旅、党，出则联其人以为伍、两、卒、旅，六乡之官皆折冲御侮之人，六乡之人皆敌忾伏节之士，有事则驱之于行陈，事已则归之于田里，父死而子继，无招收之繁而数不阙，自耕而自食，无廪给之费而食自饱，兵无屯戍之劳，将无握兵之患。先王之时，所以守则固、战则克，内足卫中国、外足威四夷，岂非制军之得其道欤？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国曰：“作丘甲，益兵也。为齐难作丘甲，益兵备敌重困农民，非为国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刘敞曰：“鲁不务德而务广，力不务益义而务益，兵以王者之制论之，则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诸侯不得擅赋税其民，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为准，必乱之道也，是以圣人禁之。”
臣按：先儒谓兵制之变始坏于齐之内政而家一人焉，继坏于晋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长勺之战，桓公自谓带甲十万、车五千乘，叔向亦谓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则兵制之增益于古可知矣。循袭效尤，鲁遂作丘甲，厥后楚为乘广、魏为武士、秦为戎卒，古制亡矣，兵农遂分，更历千载，永不可复。《春秋》作丘甲之书，其垂戒后世，意深切矣。
班固《汉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税为田租）有赋（赋谓发赋敛之财），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薛氏（失其名）曰：“周制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六军七万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总计六十四万井之田为五百一十二万家，家之一夫为五百一十二万夫，以此夫众而供万乘之赋，是为七家而赋一兵，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给军，则王畿之内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赋，故有乘马之法，后世骑战不复用车，姑备其制于此。说者谓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时，百年之中兵不三四举，是以其兵虽设而其人老死而不试者多矣。然先王立法周而虑患远，固未尝好战，亦未尝忘战，制为立武足兵之法，凡七家而给一兵，七征而役一次，先儒谓先王忠厚之至，更劳均逸，不欲穷兵之力也有如此夫。
《国语》：齐桓公任管仲作内政以寓军令，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同）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福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匹也），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视，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犹横也）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也。”
苏轼曰：“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法要以不可败而已。管仲欲以岁月服天下，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
李觏曰：“管仲相桓公，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福祸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目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然则军之法固尝试之矣。”
臣按：管仲内政谓得此士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天下大国莫能敌。后世之兵动以十百万计，而往往不能成功而反以取败，此无他，所以什伍之者无定制，所以教养之者无成法，所以通融而使之相保卫者无常心，此其所以虽多而不得其用也。内政之作，犹有三代乡兵之遗意，后有作者于兵农既分之后，略放其意而制其兵，是亦可以足兵矣。
《汉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祓曰：“汉之兵制莫详于京师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是时兵农未分，南北两军官调诸民，犹古者井田之遗意，北军番上，与南军等，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
林駉曰：“汉制，南军卫宫，卫尉主之；北军护京，中尉主之。南军则有郎卫、兵卫之别，如三署诸郎、羽林、期门则皆郎卫也；如卫士令丞、诸屯卫侯则皆兵卫也。是卫也，非南军守宫之卫乎？北军则有调兵、募兵之分，如三辅兵卒，则是调兵而卫，如八校、胡骑则是募兵而卫，是卫也非北军护京之卫乎？此汉人南北军之制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见于《周官》者可考也。自迁、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数言者附见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谓兵乃刑之大者，如《虞书》“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而掌于皋陶之刑之意。虽然帝世纯用德化而汉以战争得天下，岂其伦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无所于考，可慨也。抑考古制，王前朝后市而王宫在南，故汉卫宫之兵在城内者为南，宫城之军既谓之南则京城之军谓之北，所以别也。本朝设锦衣旗手等十二卫亲军指挥使司，即汉南军卫宫之意；立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即汉北军卫京之意。
汉调兵之制，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二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陈；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迭为之，一月一更，为更卒也。
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践更者以钱雇直代行者也，过更者亦以钱雇直，不行者输之县官以给代者也。”臣按：以上汉一代军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广骑，广骑又废为方镇之兵，及其末也，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
臣按：唐一代军制大略具于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为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车骑府统之，六年废十二军，既而复之，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太宗贞观十年，总置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
杜牧曰：“为国者不能无兵也，居外则叛，韩、黥、七国、禄山、仆固是也；居内则篡，卓、莽、曹、马以下是也。使外不叛、内不篡，兵不离伍，无自焚之患，将保颈领，无烹狗之谕。古今已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
欧阳修曰：“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兵，夫兵岂非重事哉？然其因时制变，以苟趋利便，至于无所不为，而考其法制虽可用于一时，而不足施于后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颇有足称焉。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其居处教养、蓄财待事、动作休息皆有节目，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臣按：史谓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源也。呜呼，太宗远矣，而子孙不能守，唐遂因以衰而至于亡，后之世主其于祖宗之法固不可轻改，而于兵尤当加慎重焉。
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二十万，号“长从宿卫”，明年更号曰“广骑”。
臣按：欧阳修谓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盖以唐之子孙骄弱，不能谨守高祖、太宗之法，屡变其制，驯致于天子弱而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以为措置之势使然。呜呼，兹岂独势之使哉，盖亦人谋之不臧也。
德宗与李泌议复府兵，泌因为上历叙府兵兴废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陈，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渐堕，为人所贱，百姓耻为之。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边将效之，诱戍卒以缯帛寄府库，昼则苦役，夜絷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戍卒还者十无一二，其残虐如此，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自张说募长征兵谓之广骑，李林甫为相，又奏募人为兵，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自生，至今为梗。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复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当与卿议之。”
臣按：李泌此言可见府兵之善，三代以后所仅见者也。盖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所顾惜者，然后不敢恣肆，有所系累者然后不肯弃舍，凡民皆然而兵尤甚。自井田之法废而兵农遂分而不可复合，惟唐府兵之制稍近于古，然行之未久而遂废，李泌当上陵下替之时，思欲复之，然终不能复，可慨也夫。
穆宗之初立也，两河略定，萧俯、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销兵，请密诏天下兵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诏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皆临时召募乌合之众。
臣按：安不忘危，天下不可一日无兵备，宁备而无用，不可欲用而无人，此国家之大戒也。
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炼，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又有蕃兵，其法始于国初，且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其后分队伍，给旗帜，缮营堡，备器械，一律以乡兵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班屯戍，以捍边圉。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而无所施于其间。咸平以后，承平既久，武备渐宽，仁宗之世，西兵招剌太多，将骄士惰，徒耗国用。神宗更制，联比其民以为保甲，崇宁、大观间增额日广而乏精锐。建炎南渡，收兵卒、招群盗，其初兵不满万，光、宁以后募兵虽众而土宇日蹙。
臣按：宋一代军制具于此。臣尝因汉、唐、宋之军制而论之，汉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鉴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师，然亦多因其旧，本朝虽接元之后，而未尝因元之旧，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简略，不可为法故也。我祖宗得国之初，在内设锦衣等上十二卫以卫宫禁，设留守等四十八卫以卫京城。上十二卫为亲军指挥使司，番上宿卫，无所隶属，而京城之卫分属五军都督府，遇有征行则调发之。今天下都指挥使司凡十六处而为行都司者四，近又于湖广添一行司为五焉，内外卫凡若干处，其所设军士俱有定数，大率以五千六百名为一卫，一千一百十二名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名为一百户所，卫分军数或有多寡，而千百户所统则一，每一百户内总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领钤束以成队伍，此则本朝军伍之制也。窃考历代兵制，前后多有变更加减，惟今日立制一定，百世不易，盖前代之制多因胜国之旧，或临时制宜，或因时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处置、臣子之建请，惟我圣祖久历戎行，洞烛古今之利病，断自宸衷，制为画一之法，可以经久，遵行万世无弊。故自开国至今百有余年矣，圣子神孙恪守成规，以为宗社不拔之基，其间固有军伍悬空之处、将领积多之患，惟在设法填补调停之则尽善矣。
苏轼应诏作策，别其一曰定军制：“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于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知农，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余所，而屯于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不惟以自赡养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楚，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恐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于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是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且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馈运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
臣按：苏轼此策于汉、唐、宋军制之得失了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论之，宋之禁军不如汉之践更，汉之践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复，必欲复古之渐以壮国势、以省国费，皆莫若唐府兵之尽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变者，何也？盖府兵之制，无事则番上宿卫京师，有事则调发出征四远，虽曰寓兵于农，暇则耕稼，然军府杂郡县之中，士卒混编民之内，其他徭役科征未能尽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废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时，非法征求分外驱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终不能以无弊也。设使当时知其弊之所在，补其罅、举其偏而振其所废坠，虽至今存可也。惟今圣朝建国幽燕直隶八府之地，盖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谓山东、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鸷，多材力、重许可、耐辛苦、敦五种、本兵矢，他不能荡者，复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唐自天宝末失此地，其后罄天下之力以经营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有敢窥者。必欲使生人无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是兵杀人无有已也。”由牧此言观之，则今日京畿之形胜、物力，天下莫敌焉可知已。彼区区叛将以逆犯顺，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师，况居万乘之尊、有万方之众而又据形势之便者哉？文皇建都于此余六十年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备不无少弛，往时一卫以五千六百名为率，今一卫有仅及其半者，甚则什无二三焉，朝廷非不时加整饬，岁遣御史分部清句，而法司亦往往谪有罪者戍边，然终不能复国初之旧。臣愚过为远虑，窃恐自兹以后日甚一日，失今不图，恐后愈难于今矣。请于国家常制之外，于京畿之中别为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变其常制，不识可乎，请试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顺天、保定、真定、河间、永平五府实居辇毂之下，所辖十七州八十九县，若见丁尽以为兵，可得四五十万，使今日京辅之间有此劲兵，则国势自尊、国威自壮，视彼列屯坐食之众、游手豢养之徒盖有间矣，万一臣言有可采者，请敕大臣集议，若于旧制无碍、治体有益、民情不拂，即委有心计知治体之臣专主其事，讲求利害，的然有利而无害，然后见之施行。每县因其原设里社制为队伍，一以所居就产为定，里社丁户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数，每一里百户分为二队，队五十名，立二总甲（视军卫总旗），每队分为五小甲，甲十名（视军卫小旗），又合十队为一都甲（视军卫千百户）而属之州县，州县属之府，其十年轮当之，里甲咸仍旧焉。凡民差役如皂隶、柴夫等类，科派如岁办、和买等类，一切蠲除之，岁惟养焉、纳粮二事，他赋役皆无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旧例，其兵籍每岁季秋一造籍，不以户而以丁，丁以二为一，单丁则合诸他，每丁自备军装器械如军伍制，有司岁时阅视，有不如度及顿坏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尪羸笃废者除其名，秋粮量减其额，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粮不调运，岁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郡（谓顺天等五府）之兵分属五军，州县各为教场，月一点操之，每府又辟平衍地为一大教场，孟冬农隙，兵部奏遣该府都督一员带领将率于此召集民兵，依京场操练，分命御史监督之而纠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马政，工部遣官阅兵器，事竣各具实开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调（又见“京辅之屯”条）。所谓养马之政，计村庄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马厩，不及数者合诸其邻，每三丁备一种马（俗所谓骡马），并力养之，昼则分牧，夜则合饲，择其中有物力材干之人立为群长，每春种时督其民计丁种粟取秆、种豆取料，至秋成时按亩以收，预为仓场，积草料于近厩之地，以为牧养之费，民无地者官给之，凡境中原额草场为势家奏取为庄田者一切查理还官，分给于民，非但养马兼蓄驴骡以为驾车运递之用，孳生之马有壮健者，印烙毕即俵散壮丁，俾其骑操，官时点视，有疲损者罪其人。如此，则国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马矣（详见“牧马之政”条）。或曰五郡切近京师，应内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罢免，从何措注？请下各部查勘，顺天等五府每岁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计该费若干，然后行下户部，计算天下秋粮、夏税、盐钞、坑冶、课程等项名色之数，岁入凡几何，旧积凡几何，经费之外、预备之余，酌量多寡足以备用无阙，其有羡余者别为收贮，以为此五郡雇役之直、买物之费。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为计工定直，出此钱雇闲民以代之当（此即宋人雇役法，但宋人取钱于民，今取于官，凡雇民役必先使之当过，然后逐月予直，如当过正月于二月朔日予之）；凡此五郡每岁各办物料，官为先事计算，出此钱随时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宽民力以足兵备，亦可以收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实用，官吏不多科扰民矣。然则国计仅足不能有余，则如之何？曰设法措置，随时通融，损有余以补之，捐不急以足之，大约计顺天一府一岁所费不过用二十万，其余每府不过十万或五七万耳，土宇之广、民物之众，国家岁入夏秋税粮见今二千六百二十三万余，其他盐粮、课钞亦不下千万之数，捐此五六十万之赀以宽今日畿甸之民，以复古人府兵之制，以壮国势，以张国威，内以固京师、外以慑夷狄，其于国计亦无大损。或曰昔宋韩琦剌民兵于陕西，亦谓得唐府兵法，而司马光六上章以为不便，其后不十年果以之运粮戍边大为民害，皆如光所言，窃恐既籍民为兵之后，而州县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为此议，惟仍州县之旧，而不属之军卫，所谓点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频数也，农隙教战，朝委将帅，惟于冬月一行，必与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粮不调运，惟于三时农事之隙开通沟洫、筑堤引水以备旱涝，或修筑京城以为急切之备，或干运京储以实近边之阙，除此之外不许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况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优闲，如出汤火以就清爽之地，上感国恩沦肌彻髓，其欢欣鼓舞、铭刻思报为何如哉？此法傥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以省费，内可以壮中国之势、外可以慑外夷之心，立法既定，行之久而成俗，随时制宜、补偏起废，又有待于他日之良臣贤辅焉。
以上军伍之制